钱道波

　　我在干校的童年

　　钱道波

　　钱道波，女，武汉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本科毕业，曾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1985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散见于《长江》丛刊、《长江文艺》、《湖北作家》等刊物，短篇小说《为什么情到深处却是离别时分》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爱的选择》收集，散文《彩云南》被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纸上光阴》收集等。

　　

　　在干校的童年生活早已镂刻成心版，四十三年过去，一次故地寻访，我的心幕砉然开启，往事纷至沓来。

　　那年我七岁，在武昌阅马场小学读一年级。突然间，所有省直机关单位都关闭了，几乎所有干部职工都要下放到干校。父亲是省文化局副局长，首当其冲地列在了劳动改造的第一批名单中。就这样，我随家人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沙洋“五七”干校。

　　童年的沙洋是遥远的，但童年的心充满想往，倒是喜欢沙洋的新奇。沙洋，顾名思义，沙的海洋。满地深灰色的沙子细腻柔软，走在上面如同踩在羊毛毯上，特舒服。随便下点雨是不用穿胶鞋的，雨水落下来马上被沙土吸收了，布鞋的鞋帮也不沾一点儿水气。常常看到的情景是，人们戴着斗笠，穿着布鞋，行走在雨中。

　　沙洋除了当地百姓，既是好人改造的地方，也是坏人改造的地方；好人住干校，坏人住劳改农场，两处没有太多区隔。刚到干校时，有一部分劳改犯还没来得及迁走，他们在机耕队大晒场上晒花生，一次，我随父母从那儿经过，一个犯人突然伸过手来，吓我一跳，慌忙躲到大人的身后，探头去看，原来他手里抓着一把花生要递给我，我们谁也不敢接。这之后，妈妈交待我们姐弟几个，不能要他们的东西，离他们远点，以防拉拢腐蚀。童年的心里从此就多了一分警惕。

　　跟文化局干部同时去沙洋的还有省文联的叔叔阿姨们，同样拖家带口。大家作为文化战线的人编在同一个团里，起初他们是六团九连，我们是六团六连，后来统一合并成二团二连。合并后，学校和食堂也随之搬到二团二连，我们家离连部多了小半里路程。

　　干校是简陋的，大部分干部及家属住在用芦苇杆搭建的草棚里，少数家中有老、弱、病、残者的，可照顾住进砖瓦房，我父亲是爱国民主人士，也属于照顾对象，所以住进了砖瓦房。砖瓦房是红色的，一排两栋，共有四排，第四排房子后面有一片小毛竹林，公共厕所在毛竹林的外面。我家住一排一栋，左边紧挨机耕队，那里有一个大仓库，仓库前面就是那个晒花生的大晒场。晒场周边有好多个垛子，花生藤的，麦秸的，棉杆的，就像一个个大蒙古包，我们常在垛垛之间躲猫猫。砖瓦房右边是一口两级台阶的水井，水井旁放着一只打水的吊桶。用吊桶打水是一门学问。有一天，我去井边打水洗鞋，水桶怎么都沉不下去，急得不行，一位过路的叔叔见了，上来帮忙，只见他娴熟地将绳子摇晃两下，手用力一抖，三两下就拉起一桶水来，让我很是惊讶。接着，又发生了一桩令我至今想起来忍俊不禁的趣事：这位叔叔一边往我的盆里倒水，一边问：“倒满吧？”我说：“我是道波，道（倒）满是我弟弟，您认识他？”我的回答让他茫然愣住，而我即刻意识到了误会，连忙说：“倒满倒满，谢谢叔叔！”

　　起初，干校里没有我们小孩子的学校，大人们一时忙着为我们搭棚建校，我们玩得不亦乐乎。在这个新天地里，一切都让我们欣喜。很快，我知道花生是生长在土里的，棉花里面还有籽粒儿，大片大片的绿苗不是韭菜而是麦苗。我们还学习电影《小兵张嘎》成立了儿童团，拿着自制的红缨枪站岗放哨，防止阶级敌人（劳改犯）搞破坏。每次我都要带着弟弟玩，他比我小一岁，虽然口齿不清，但他非常聪明可爱。为了做一杆红缨枪，他把妈妈的红手帕剪了当红缨，把家里的晾衣竿锯了当枪杆，妈妈严厉教训他时，我缩在一旁，替他辩解说：这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差点没把妈妈气晕过去。不久，小学教室搭建好了，松散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开学了。弟弟依旧跟着我，上学也不例外。在新草棚教室里，没有课桌，我们每个人从家里自带一个大板凳和一个小板凳当桌椅。弟弟带去一个小板凳，我上课时他就坐在旁边看小人书。老师都是从干部中临时调来的，很随和，有时弟弟会去老师的办公室画画，他画的不是国民党军官就是解放军战士，课间休息时老师们就逗他玩，指着国民党军官问这是什么，他立刻伸出小拇指说“坏的”，如果指着解放军战士，他就伸出大拇指说“好的”，他的奇特发音和童真惹得老师们捧腹大笑。

　　第一批到干校的孩子不是很多，学校让一年级新生和我们这些一年级老生合并在一起上课，加起来也就20多人。一年级老生在武汉上过半学期学，课堂上讲的内容都学过，大家就开小差，不是低头玩沙子，就是抠糊在芦苇墙上的泥巴，有时互相交头接耳讲小话、彼此逗逗打打，整个教室里闹哄哄的。我干脆趴在大板凳上画小娃娃。有一天，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我抬起头，一下子傻住了：一位年轻女老师站在我们面前，白净秀气的脸庞，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一对长辫子很随意的垂在肩的两旁，自然卷的发梢，穿一件蓝底白花的上衣——好别致好漂亮啊！这位漂亮老师就是我们班新来的吴芸真老师，教算术课。以后，只要是吴老师的课，教室里总是异常安静，同学们都听得非常认真。一次吴老师启发式问1+2等于几、2+3等于几，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对了，接着问3×3，同学们稀稀落落地回答等于6，吴老师一顿：“嗯？我说的是乘3，不是加3，等于几？有哪位同学知道？”我平常最怕被老师点名的，这次却把手举得很高，希望被吴老师点名，吴老师看到了，高兴地让我回答，我起立后不太自信地小声说：“等于9。”吴老师鼓励道“别怕，大声地告诉同学们。”我便大声说出：“等于9。”记得这堂课之后，吴老师亲自复写了20多张乘法口诀表，发给大家，要求每个人背得滚瓜烂熟。

　　莫名的，自从见到吴芸真老师那一刻起，她的漂亮就印在我的脑海里，拔也拔不走。这是一种怎样的美，那么让人着魔？后来，我一直相信那是与生俱来的高雅气质，是由内而外的。也就是从那时以后，这种美一直生长在我心里，遗留在我的生活中，以至于对蓝底白花衣也情有独钟，我姐曾送给了我一件旧的蜡染的蓝底白花棉袄，我拿它当宝，穿了几十年，褪色了，露花了，也舍不得扔，至今保留在衣柜里。

　　在干校小学，教我们语文的是张忠慧老师，也是一位令人羡慕的漂亮女老师。吴芸真老师和张忠慧老师当年都是《长江文艺》的编辑，后来，当我讲起我的启蒙老师时，有人说我的起点高，也有人开玩笑说：那是高射炮打麻雀呢。幸运的是，若干年以后我居然跟吴芸真、张忠慧两位老师成为了作家协会的同事。当年跟父亲一起去干校改造的，还有文学界德高望重的徐迟、碧野、骆文、洪洋、欣秋、刘岱、田野、吴耀崚等前辈，自然后来我也是他们的同事，并在工作中为他们服务。他们的优秀品质和工作作风值得我一辈子学习。

　　其实，在“干校”那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家中只有我们姐妹仨（三姐、小姐和我）。父亲下放“干校”不到半年，又被送到省委统战部参加学习班，我妈既要照顾我父亲，又要照顾我们姐妹，常常是带着弟弟在沙洋武汉两头跑，有时跑不过来，就给我们姐妹仨寄10块钱生活费。家中的大小事务就由14岁的三姐掌管；小姐10岁，负责养鸡种菜；我8岁，承包“三臭”——臭鞋子、臭袜子、臭痰盂。

　　干校的不幸和惊恐不安是我必须独自隐瞒一个“污点”——

　　一天下午，我经过那片房子后面的毛竹林，发现林地里长出许多小细笋，不由联想到小时候去咸宁姨妈家，表哥带我上山挖竹笋的情景，好兴奋的，就随手在地上捡起一根竹条刨起来，然后一支支掰掉……忽然，林子外一声大吼：“好哇，终于让我抓住了，你是谁家的小孩？哪个班的？你这是破坏公共财产，是犯罪知道吗？”一个中年男子将我手里的竹笋夺下，抓住我的手就往外拉：“走！找你家大人去，我还要告诉你们学校，把这件事记在你的档案上，让你走到哪儿，这个污点就跟到哪儿！”我一下子吓蒙了，连哭声都没有，只知道死死拽住一根竹干不走，带着哭腔央求：“叔叔放过我吧，我真的不知道这里的竹笋是不能掰的，下次再也不敢了，千万不要告诉我们学校……”那根竹干帮助我坚持了很长时间，直到天快黑，那个叔叔才放我回家。

　　回家后，我不敢吭气，闷闷不乐地傻呆着，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一直想着：那个叔叔万一告到学校，怎么办？那些天，真是吃不香睡不安，整天蔫不拉唧的。妈妈以为我生病了，带我去校部医院看病，我不敢说出自己的“污点”，只好跟随，结果还真瞧出了一点毛病：可能是因为受到惊吓，多日没有好好休息，医生说我肝脏稍微偏大！肝大要多吃糖，妈妈破天荒给我买了一斤奶油硬糖。要是在平时，这就是因祸得福，肯定让我高兴坏了——我可是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糖果的！但是，这一次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嘴里含着糖，一点也感觉不到甜味，因为每天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被老师单独找去谈话。

　　为了洗清“污点”，我在学校拼命表现，由于每次课间广播体操都做得非常认真，老师表扬了我，还选我在班前做领操。积肥劳动也很积极，我拎着箢箕，到处寻找鸡粪、猪粪、牛粪。弟弟道满像侦察员一样，帮我到处侦察，发现路边有头牛正在拉屎，就大叫“好的”，如果遇上别的同学为了“表现”去抢，我就向老师讲过的先进人物那样，赶紧用手去捧。

　　有一次，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到农村听老支书讲革命家史，在屋场上，各班级同学席地而坐，我所在位置正好有一滩溏鸡屎，本想挪动一下，又怕被同学看见，心想前面的“污点”还没洗掉，又加上一条“资产阶级思想”可怎么办？正犹豫着，突然听到老师点名，吓得我一屁股就地坐在鸡屎上，一动不动。听完革命家史，接着吃忆苦饭，很多同学连一个粗糠野菜团都吃不下，而我一口一口地猛咽，硬是吃了两个，噎得直翻白眼。这天列队回去的路上，我身后的同学因为总是掉队被老师点名批评，而我心里知道，他是闻到了我身上的鸡屎臭味呢。回家洗裤子可苦了三姐，打了三次肥皂，用开水烫了两次，还是去不掉鸡屎的臭味，气得她说我真是“三臭”又加“一臭”。

　　臭味总比“污点”好，我得继续努力。不久，学校组织野营拉练，每个人背着背包徒步行军十几里路，路上还要不时搞防空演习，警报一响全体卧倒，这时老师就抛出一个用粉笔灰做的沙包，沙包落在谁身上，谁就是伤员，接下来用担架抬着走。沙包不曾落到我身上，但我每次都会抢着去抬担架。那时我个子小，抬起担架得弯着胳膊往上提，一会儿，胳膊无比酸痛，时间长了，手上又快磨起水泡，好几次想放弃，但一想到“污点”，总是咬牙坚持住。最后一次次卧倒时，我感到头重脚轻，生怕站不起来，在心里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终于硬撑着站了起来。

　　拉练解散，三姐让我回家拿饭菜票准备打饭，我回家后倒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什么时候，小姐的同学丫丫洗完头来找我，抓着我不停摇晃，让我起来帮她梳头，我睁开眼，感到房屋在旋转，头痛欲裂，禁不住放声哭了起来。隔壁腿脚不便的舒阿姨听到，拄着拐杖过来，见我满脸通红，连忙折回家拿了体温表给我量，量完一看，吓得惊呼：“妈呀，高烧42度！”就急忙让丫丫去附近水院医务室把杨大夫找来，向他求情，给我打了一剂退烧针，开了一些药。水院医务室平常只给水院的老师看病，不对外的，这回得亏了舒阿姨。三姐没等到我送去饭菜票，赶回家一看，见我病得这么重，顿时急得大哭。因为手头没有多的钱给我看病，三姐只好托人给临时回到武汉的妈妈发电报。妈妈还没回来，三姐既要上学又要照顾我，每天就含着眼泪背我去学校，将我放在二连收发室，托执班的夏伯伯临时照看，到了晚上再背回家。收发室有一张床，我每天躺在床上等三姐放学。那些天，我特别脆弱，想起身上的“污点”这么害人，委屈得默默流泪。夏伯伯以为我想妈妈了，拿糖哄我开心，可不管他怎么哄，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眼泪。直到有一天，妈妈出现在面前，我抱住妈妈放声大哭，妈妈摸摸我的头，见我已退烧，不知原由地说：“真是老话说的，孩子遇到娘，无事哭三场。”

　　生病在家掉下十几天的课，再去上学碰上了默写新课文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下课后，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吓得我两腿打颤，浑身冒冷汗，心想准是掰竹笋的事被告到了学校。可是，当我磨磨蹭蹭地走进老师办公室，得知是我默写的课文全对，老师不相信，让我单独再默写一遍，不由暗自长舒一口气。我把《七律·长征》默写完了，交给老师，老师很高兴，摸摸我的头，问：“你的病是不是还没好？”我想，一定是老师看见了我头上的汗珠。几天后，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带病坚持自学的精神。我为此既窃喜，又窃忧，因为这首毛主席诗词在我上学前就会背诵的。

　　开春了，学校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每个班都做一个“百宝箱”，同学们捡到什么东西，先交给老师，再由老师放到“百宝箱”里。那段时间，班上几乎每天都有同学捡到东西，不是硬币就是钉子，还有扣子和缝纫针。捡到东西的同学受到老师的表扬，还会在墙上的名字下贴一朵代表拾金不昧的小红花。两周过去了，眼看同学们的名字下都贴了小红花，有的贴了好几朵，而我一朵都没有，不由着急起来，心想别人怎么都能捡到东西，我怎么什么都捡不到？于是，每天上学或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低着头，瞪大眼睛，像雷达似的满地探寻，绝不放过每个角落。几天下来，仍没捡到东西，就转而跟在得到小红花最多的同学后面走，向先进学习。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终于一无所获，后来焦急地向先进请教，经先进提示，回家在抽屉里翻出一颗扣子，带去学校交给老师，总算得到了一朵小红花。不过，这事让我欠了三姐的一个人情，因为那颗扣子是她衣服上掉下来暂时放在抽屉的，要钉扣子时，她找遍了抽屉和床底下，怎么也找不到了，而我，当时必须向她隐瞒这个秘密。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老师推荐我第一批加入红小兵，我当上了优秀少先队员，还被同学们选为了班长。直到1972年，我将随抽回武汉的父母离开干校，去学校办理转学手续时，特意向老师问起我的档案，老师奇怪地望着我说：“小学生只有成绩单，哪来的什么档案。”那一刻，压在我心里的石头陡然落地了，我茫然无措，眼泪汹涌而出……好像要把所有的压抑和委屈都用眼泪冲走。这年，我11岁，上小学四年级。

　　四十三年过去，往事记忆犹新。的确，当时我所有的表现，所有的坚持，只是想减轻压在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我在干校的童年一直面对着这块石头，它降临在童年的欢乐中，搁浅在童年的心头，而我，一直都在默默地跟这块石头战斗。我的努力或许本该不是这样的，但这样努力毕竟也是努力——因为它从来没有失去天真和向上！如今回首童年，那过去的都是亲切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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