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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的生动再现和深度剖析——评柳长青《娘要回家》

时间:2023/11/9 作者: 长江丛刊 热度: 17811
夏元明

  家庭伦理的生动再现和深度剖析
——评柳长青《娘要回家》

  夏元明

  重读柳长青的中篇小说《娘要回家》(《芳草》2014年第2期),又一次被感动。

  《娘要回家》是柳长青乡土系列“伍房湾凡人纪事”中的一篇,这篇小说无论是主题提炼,还是情节结构,还是人物塑造,还是语言表达,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小说。

  首先是小说主题。写的固然是凡人小事,但折射的却是重大的伦理主题。著名作家孙犁说过,伦理是小说最重要的因素,写好了伦理,就写好了人性,写好了生命存在的意义。《红楼梦》之所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与其深刻的伦理描写不无关系。如宝玉挨打一节,就因为牵涉父子、夫妻、母子等伦理关系,而触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弦。此言不虚,因为文学既是人学,而人际间的伦理关系,是人在社会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系。文学既要表现人,就不能不涉及普遍存在的伦理,更何况中国是一个以伦理、血亲为主的宗法传统观念甚深的国度。开掘伦理题材,表现伦理主题,便是柳长青“伍房湾凡人纪事”系列的主要目标,而《娘要回家》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佳构。

  《娘要回家》的故事并不复杂。小说主人公田春苗的婆婆万美蓉二十多年前到汉口黄家当保姆,先料理卧病在床的女主人,几年之后,女主人去世,万美蓉又同男主人结婚,61岁当了人家的后妈。万美蓉老年再嫁,遭到亲族众人的反对,但万美蓉一意孤行,希望过几天自己愿意过的舒心日子,一去不回头,二十多年硬是没有回过老家一次,哪怕是自己的孙子出世,小儿子结婚,大孙女出嫁,她都没有到伍房湾踏一个脚迹。可是二十多年后,后夫去世才不到半月(尚未满二七),黄家的儿女就要赶她回家。小说就是围绕要不要老娘回家展开叙述,成功塑造了儿媳田春苗这一乡村女性形象,表达了深刻的伦理主题。

  人们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而家务事中,婆媳、姑嫂关系又是最复杂,最说不清道不白的。田春苗同万美蓉之间就是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论理,田春苗没有什么过失,错处全在婆婆一方。还在田春苗与刘志新谈恋爱的时候,万美蓉就不待见田春苗,不同意儿子与田春苗的婚事,认定田春苗是“白虎星”,娶回来于家族不利。威胁儿子,要娶可以,得建房另过,不许在老屋结婚。这实在有些蛮横不讲理,但田春苗答应了,硬是同刘志新将新屋做起来,等了三年再结婚。田春苗生下头胎,是个丫头,婆婆只料理出月,多一天也不肯料理,并对田春苗为女儿取名“刘阳”不满。称“羊都是一群群的,生了个女伢还不够,还想生一群呐”?后来婆婆要到汉口打工当保姆,不在家带孩子,田春苗是死劝活劝,万美蓉就是不为心动,甚至撂下狠话,一辈子再不回伍房湾。后面田春苗的儿子出世,婆婆不回;女儿出嫁,婆婆也不回;小叔子结婚,婆婆还是不回。应该说这样的婆媳关系几乎是一个死扣,简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如今婆婆在黄家受到了冷落,黄家的儿女要赶婆婆回来,婆婆也流露了要回来的意思,别说田春苗有可能不接受,就是田春苗的丈夫刘志新以及两个亲舅舅,都没法在田春苗跟前开这个口。用田春苗的话说:荞麦馍赶寿生里头唱了的,菜花女不养娘不犯律条。我田春苗也要说不管那狠心的婆婆我也犯不了律条!田春苗有理由理直气壮。但是田春苗还是没有拒绝婆婆。她同情婆婆的遭遇,理解婆婆的处境,原谅了婆婆的过错,劝老公养娘是做儿的本分。她不仅亲自收拾出家里最好的屋子给婆婆准备着,而且安排人到汉口去接婆婆,还反复叮嘱老公,千万不能开口问人家要钱,就是人家主动给也不能要。一定要放硬周(肘)些,莫失了做人的骨气。我们都有一双手,未必还养不活一个老娘?说实话,听到这样的话,不要说刘志新流下了眼泪,就是读者也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才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好媳妇!

  田春苗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好媳妇,但田春苗身上更涵蕴了深刻的伦理主题。田春苗的意义在于,她既保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孝”义,但同时又不囿于传统,敢作敢当,富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万美蓉老年再嫁,亲族中所有人都反对,儿子、女儿、兄弟无不唇焦舌敝地苦苦相劝,甚至下跪请求,但万美蓉不为所动。万美蓉的理由很简单,她守寡养大三个儿女,而今想过几天自己的舒心日子,为什么不可以?田春苗自然也不同意婆婆再嫁,但当婆婆去意已决,几乎就是她一个,为婆婆说话,劝说众人,还偷偷为婆婆办理了结婚证明。田春苗的理由也很简单,不能因为婆婆的事,而让几家人不得安生,明知劝不住管不了,还非要那样死卡着,除了让自个难受,让亲戚六眷跟着难受外,再就是让两个老的难受。这又何苦呢?不就是婆婆想再找个爹爹吗?那就让她找好了,她称心如意了,舒舒服服多活几年,不是让我们少操几年心吗?一番话看起来出于无奈,背后隐藏的却是当下所说的 “以人为本”的精神。田春苗能够站在婆婆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能够力排众议,不顾陈腐的道德约束,这种勇气是令人钦佩的。听她如何对丈夫说:你自个把腰杆挺直些。别个说么事,你就当面抵他,这是我屋里的事,与他们有么相干!简直比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很明显,作者设置婆媳这对复杂的关系,塑造田春苗这样一个敢作敢当的儿媳形象,就是在倡导一种新的伦理道理观念。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孝”文化在新的时代下的阐扬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体现。田春苗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就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的思考。”(《小说的艺术》第103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故人物是小说的关键。小说不能仅有好的主题,如果没有鲜活的人物,好的主题也只能是空洞的说教。小说对生活的思考和发现,只能通过人物加以表达,这也是柳长青自觉遵守的原则。《娘要回家》,除了主题深刻外,更让人感动的就是人物塑造,这是该小说第二个方面的特点。

  《娘要回家》的主人公是田春苗,田春苗性格的鲜活和丰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田春苗不是窦娥式的小媳妇,也不是刘兰芝式的受害者,更不是传统道德的化身,而是活生生的个体存在,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田春苗显然来自于生活,但又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集中。田春苗的性格不是扁平的,而是有棱有角,光芒四射。田春苗性格的突出特点是泼辣,敢作敢当,语言锋利,不怕得罪人。但她又并非无理取闹,将自己混同于一个泼妇。她总是有理有利有节,对于她看不惯,同时又不在情理的人和事,她是敢于抨击和奚落的。比如志新八十多岁的二伯说的阴曹地府的一番话,分明是无稽之谈,是传统的封建意识,背后隐藏着陈腐的“女不二夫”的道德观念,是对妇女的压迫和歧视。对于这样的话,对于这样的长辈,田春苗丝毫不客气,她揶揄道:“二伯,你老说的这些是哪个戏里头唱的呀?我怎么没看过呢?这不是真的吧?”惹得二伯不满地横了她一眼。二姆妈嗔怪春苗不懂事,不该不听二伯的话:“当长辈的总是在为你们好,你们莫好心当了驴肝肺就是的。”春苗哼哼一笑,说:“我听湾里老人说,当初我婆婆他们孤儿寡母的时候,并没得到大伯二伯他们几多救济照应,她们娘伙四个冇吃过哪个屋里一口饭冇喝过哪个屋里一口水。倒是大姆妈二姆妈都跟我婆婆打过架,这该是真的吧?”这种“犯上”的言论,也只有田春苗说得出来,也只有田春苗敢说。田春苗并非得理不饶人,也不是故意要与长辈过不去,田春苗实际维护的还是婆婆做人的权利,是生活中的公平正义。所以田春苗外表虽然凶狠,内心却是善良和孝顺。婆婆再嫁既成事实后,为了避免湾中人飞短流长,她干脆先发制人,借到门口塘洗衣到菜园弄菜的机会,故意泼妇骂街一样高声喧嚷:“我婆婆要找个爹爹,我们这做儿做媳妇的没说什么,没去阻挡,何必要别个咸叫萝卜淡操心做么事!”有人开玩笑,说“你婆婆跟你找了那有钱的一个爹爹,么时候叫婆婆带回来给湾里人看下子啊”,春苗也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汉口有钱的爹爹多得很,你要是羡慕,就叫你老娘也去找一个不就得了。”有力的反击,终于闭住了众人的口,再也没人拿这事嚼舌头了。这就是田春苗的厉害!大姆妈说:“你这伢是冇吃倒亏,生在过去这个样顶我们,多时就拖到祠堂里去跪着挨板子了。”田春苗回答得干脆:“现在不是没有祠堂么?就是有祠堂我也不得怕!”多么坚定和自信啊。试比较一下《白鹿原》中的田小娥,田春苗对自己命运的把握多么令人钦佩!

  田春苗性格的另一面就是不记仇,不念旧恶,善于体贴人,善于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讲道理,懂孝道,是个十足传统意义上的孝顺儿媳。论理,田春苗有充分的理由恨婆婆,不是她田春苗不仁,实在是婆婆不义。她还没过门,婆婆就认定她是个白虎星,不同意儿子同她的婚事,设法刁难她。嫁过来后,不帮她带孩子,连女儿出嫁这样的大事,婆婆都不回来打个照面,这样的婆婆田春苗完全可以拒之门外。所以,包括丈夫刘志新在内,所有人都知道婆婆的不是,都知道田春苗的委屈,婆婆要回家,大家连跟田春苗商量都不敢。黄家打来电话,刘志新只能偷偷接听。但是田春苗的作为大大出乎众人预料,她不仅同意婆婆回来,而且主动收拾房屋,浆洗好被套,派人到汉口接婆婆。田春苗也不是没有检过婆婆的过,甚至婆婆落难她多少也有点幸灾乐祸,但说到底婆婆还是婆婆,长辈就是长辈。她对丈夫说:“你老娘把话都说到了这个程度,也实在是可怜。说明她在那边真的待不下去了,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也对那边的人灰心了。你赶紧想办法把老娘接回来。”通情达理,充分体现出善良品质。既泼辣坚韧,又通情达理,既传统,又现代,这样的性格,这样的形象,可以说近年乡土伦理小说中少见。

  除了田春苗,其他次要人物,比如田春苗的丈夫刘志新,刘志新的姐姐志红,还有隐于后场的婆婆万美蓉,都写得很生动细腻,呼之欲出。为什么作者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前文说过的,作者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之外,再就是作者善于从现实的伦理关系中挖掘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内心的曲折,使人物的一言一行既有现实的生活依据,又有内在的心理动机,每一个人物都合情合理,每一个人物都体现出现实的伦理情感,使人物成为真正有根的存在,而不是拼贴出来的画片。这一点是《娘要回家》在艺术上成功的第三条经验。

  首先是田春苗,她的纠结在于,婆婆于她有过,她有理由恨婆婆,但婆婆是长辈,且守寡养大三个儿女,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况且婆婆也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所以她虽然对婆婆有所不满,话语中对婆婆的现实处境多少有些幸灾乐祸,但说到底,同情和孝顺战胜了狭隘,最后还是欣然接回了婆婆。田春苗的性格张力就来自于这种内在的伦理冲突。所以田春苗逮住机会也要发点牢骚,当志新勃然大怒,质问春苗为什么要笑话他老娘时,田春苗得理不饶人:“你老娘就是生得贱,就是心太狠,就是自作自受!当年我那样请她求她,她都不回来,如今人家不要她了再想回来,没门!”但这只是田春苗激动时的气话,而事实上,在说这话之前,她就做好了迎接老娘回来的准备。而且就在当年老娘再嫁的时候,有人说老娘既然将自己嫁了,就不能再要她回来,田春苗就留下了活话:“吃萝卜剥一截吃一截,将来的事将来再说!”所以田春苗同意婆婆回来,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是早有心理准备。而面对丈夫的责备,她又不妨耍点小脾气,两面都合乎情理。这就是从生活出发,深入体贴人物的结果。如果作者一味要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儿媳妇,处处写她的懂事、孝顺,写她的不计个人恩怨,那才叫脱离生活,胡编乱造。

  再说春苗的丈夫刘志新。表面看刘志新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妻管严”,什么都听春苗的,一切均由田春苗作主。而在对待老娘回家的问题上,他似乎也有些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其实他的性格也是棱角分明的。他理解春苗的委屈,敬重春苗的人品,所以处处随顺着春苗。但当他发现春苗对自己的老娘有所不恭的时候,他也是敢于勃然大怒的。他对老娘,一方面有抱怨,甚至有恨,另一方面又深为老娘的现实处境忧虑。他清楚老娘在黄家,虽然饿不死也冻不死,但肯定会被活活气死。老娘几十年没有向人低过头,而现在却活得没有尊严,他做儿子的焉能放心得下!他能够将老娘的现实生活处境提高到人格尊严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只要伤及老娘的人格,哪怕是田春苗,他也是决不宽容的。所以刘志新也是富于性格张力的形象,而他的张力也是来自于现实伦理。如果不是受到现实伦理的双重挤压,刘志新的性格魅力也不会得到如此精准的表现。

  还有刘志新的老娘万美蓉,这也是不得不说几句的形象。万美蓉的所作所为看似不可理喻,但如果从其多年守寡,含辛茹苦养育子女这个角度来考虑,她的乖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寡居的生活,会造成她性格的扭曲。她无法信任她不了解的女性,放心将儿子交给她;而一旦认识到这种局面无法扭转时,她只有寻求自己的安逸。这也是现实伦理对她性格的锻造,并不是作者刻意为之的结果。所有这些都说明,《娘要回家》不仅生动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关系,挖掘出伦理关系中深层的道德精神,而且人物也是在现实伦理关系中得到合情合理的刻画。伦理是一张网,网住了人物、主题、心理,使小说成为一个艺术整体,不枝不蔓,不牵不强,有如流水一样的自然。

  最后要说到语言。《娘要回家》的语言极富特色,既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又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有极强的表现力。记得有一位北京的编辑,批评下面的业余作者不善于用普通话写作。其实这个编辑的批评是似是而非的。真正意义上的普通话是什么话?有谁能够用标准的普通话写作?哪部作品可以成为普通话写作的范本?我看找不出来。这方面我同意于坚的看法。于坚将语言分为软硬两种,普通话就是一种干枯生涩的硬语言,他只要操普通话写作就会变得思维僵硬。而方言却是软性的,可以让他感到生活和生命的温度。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我甚至要说,真正富于生命和文化的语言只能是方言,而不是普通话。普通话可用于交际,却不适宜于艺术创造。鲁迅的越东方言,沈从文的湘西方言,老舍的北京方言,都成为文学史上的杰作。所以方言运用得当,是一定会创造出艺术精品的。柳长青是鄂州人,他写小说带有浓厚的鄂州味。除了极个别方言词不大会让人明白,比如“硬周”,也就是有骨气,大部分方言词不仅不会影响理解,甚至还会带来特别的效果。比如“硬周”一词,我想作者可能写错了,如果写作“硬肘”,不仅可以理解,甚至比有骨气更有效果。再比如志新说的:“你说不把老娘接回来吧,我又怕老娘在那里受人揣,被人欺负。”“揣”当是“踹”,也就是推搡不尊重之意,比欺负更形象。还有老二伯说的:“你怎么总是撮反手呢?”说田春苗与人对着干。“撮反手”当作“搓反索”,是拿搓绳子作比方的,即与常人两样,也很形象。这些都是方言的魅力。但《娘要回家》真正令人欣赏的,更多的是从口语中提炼出来的生动语言,对刻画表达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春苗婆婆的话:“你硬要把个白虎星娶进门,那你就单另去做个屋,我不和她在一个屋里进出。”“进出”就很有表现力,比某些书上的“不与你同处一个屋檐”要新鲜得多。又如婆婆不给春苗带孩子,春苗都跳起来了,说这孩子又不是我带来的。老娘说:“你莫弹莫跳。我管了一代人,各管各一代。”“莫弹莫跳”多么生动,富于幽默感,当时吵嘴的场景历历可见。很多作家都谈到向生活学习语言,生活语言是最鲜活的,是最富表现力的,《娘要回家》的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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