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莽

　　善哉刘兄

　　野莽

　　认识刘益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始，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紧接着又要发表第二篇小说的时候，距今已经三十多年。他是《长江文艺》的诗歌编辑，我是《长江文艺》的小说作者，我被小说编辑刘耀仑引领着，在武昌紫阳路215号编辑部的每间房子里走了一遍，走到诗歌组的门口，刘耀仑把门敲开，对一个毛发卷曲的年轻人说，这就是《这车好炭》的作者！又对我说，这就是刘益善！这个口气，是想让我们从中听出此前我们都是知道对方的，甚至还互相打听过。

　　于是我们就开始握手，握手时我羡慕地看着他卷曲的毛发，心想诗人就是比小说家勇敢。我这么想是因为那个年代，烫发、留胡子、穿喇叭裤，统统都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班时往往有人戴着红袖章把守在路口，发现目标就用剪子进行修改，就像编辑修改作者的文章。因此我们身上都穿着中山装，我是黑呢子的，刘耀仑和刘益善的我已忘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胎里带的卷发，即所谓的自来卷。

　　

　　野莽与刘益善在全国作代会

　　那时候《长江文艺》有三个刘，以年龄排序是刘岱、刘益善、刘耀仑，但在我心里的排序却是刘耀仑、刘岱、刘益善。这是为什么呢？刘耀仑和刘岱是管小说的，前者初审，后者终审，刘岱是副主编，地位仅次于作协主席骆文的夫人，跟随丈夫一道从延安来的王淑芸主编。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刘耀仑的责任编辑，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小说又是刘岱写的评论文章，那时我年方二十多岁，刘岱称我是“有才华的新作者”，十分想用他高大的身材把我捧上天去。而诗歌编辑刘益善与我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想必在他的心里我也被排在很多诗人的后面。

　　我记得在前一年的 《长江文艺》上，发表了后来当过我两年领导的李建纲的一篇小说，名字叫《三个李》，我曾想过，何时我也写一篇《三个刘》。

　　倒是在我离开湖北以后，发现诗人刘益善的小说写得比诗更好，有一篇还选进了我办的选刊，接着又收进了我编的选本。不过我们的关系仍然不即不离，不如我和刘耀仑一样睡在一张行军床上胡说八道到天明。在我的眼里，刘益善温厚，沉稳，谨慎，中庸，或者也可以说是有点儿圆滑世故，言谈声气不大，举止动作也小，似乎从没有过一次高呼和狂笑，即便在讲黄段子的时候也风平浪静，风格与张牙舞爪的刘耀仑形成反差。

　　

　　野莽，原名彭兴国。湖北竹溪人。毕业于武汉大学。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荒诞斯人》、《陈谷新香》、《禁宫画像》、《纸厦》、《行色仓皇》、《云飞雨散》，中短篇小说集《野人国》、《乌山故事》、《乌山人物》、《乌山景色》、《世上只有我背时》、《黑梦》、《京都人兽》、《窥视》、《死去活来》、《独乳》、《不能没有你》、《人活一世》等，外文版《开电梯的女人》、《打你五十大板》、《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电视电影《高爸再见》，学术著作《诗经选译》、《史记选译》、《评点何典》等，主编丛书《中国文学宝库》50卷，《中国作家档案书系》30卷及《中国当代精品文库》、《新世纪长篇小说丛书》、《中国当代才子书》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

　　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更愿意与率性的人做知心朋友，我假想着在我的身边如果发生一场大是大非，刘耀仑会像李逵一样露着肚皮杀奔而来，而中庸或者也可以说是有点儿圆滑世故的刘益善则会转过身去找黄色的土壤，在脸盆里用水和成糊状，这边抹一下那边也抹一下，轻言细语地说是算了。

　　这当然是假想，很多年里，我以为刘益善是这样的人。

　　几年前，我的家乡请我组织一个中国作家采风团前去采风，湖北我的朋友最多，却一个也没被我列进名单，原因湖北的一干精英，无一不是我早年的朋友和同学，请一个不请一个会得罪人，若是全都请来岂不成了湖北作家采风团。后来在这支小型队伍里出现了刘益善和方方，是因为省文联的老乡单请了刘益善，而我请的韩少功从海南途经武汉，受到女地主方方的接待，韩少功替我做主，封方方为此行的副团长。

　　这是我与刘益善分别二十年后的第一次重逢，而且是在我的家乡。相聚一周，一起出行，一起饮酒，一起下榻，我终有机会看到他宽衣解带，然后露出白的肌肤和真的性情。

　　其实在此之前，我已试过了他一次，那年武汉一个未名作家寄我一部书稿，先说自费出版，又说没筹到钱，接着又求我帮他想办法。因是同乡，我被他的执着感动，真的帮他找到一家文化公司。不料书出版后他说不该有两种封面，一意要状告出版人，还不得不把我列为连带被告。为了澄清真相，我将此人写给我的十三封书信复印下来，寄给湖北作协的领导，由于一时想不起主席是谁，就寄给刘益善请他代转。

　　信件寄走后我忽然感到后悔，我担心会让这个中庸或者也可以说是有点儿圆滑世故的人从中作难。接着我又假想，如果把这份材料压在堆积如山的作者来稿中，却告诉我已经转交作协，这或许是一个两难人的首选，我将永远也不知道其中的秘密，当今之世，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都是这么做的。秘密解开是在不久，我忠实的朋友欧阳忠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刘富道看了我寄去的十三封信，对他说那个人的起诉不会取胜。我这才知道刘富道是作协的党组书记，他看到的自然是刘益善转交的材料。

　　刘富道的预见基本上是英明的，那场官司两败俱伤。未名作家付了律师费和诉讼费，最终却撤诉了，不然身子会败，名也会裂。我付出的是车旅费和反诉费，后来也没有精力再打下去。但他至少输掉了人格，而我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失去了对湖北文界朋友的判断力和继续助人的勇气与信心。

　　作家采风活动结束以后，我们聚而又散，其间刘益善来过一次北京，同行的还有十多年不见的刘醒龙。大家在一起研究共同做一件事，中国工人出版社的李阳请我主编一套当代作家长篇小说评点绘画本丛书，规矩是选一位作家的原著，再选一位作家评点，再选一位作家配图，后面这位作家要求是会画画的。

　　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十部，再往下我选刘醒龙一部长篇，刘益善评点，配图再找湖北某个会画的作家。刘益善二话不说，一口答应，又建议别找人画了，就让刘醒龙的女儿画！我问刘醒龙的女儿是作家还是画家？刘益善说，都不是，才八岁，三年级，叫刘晚，刘醒龙晚年所生。我用眼睛看刘醒龙，寄希望于他谦虚推辞，这事就取消了，但是刘醒龙比他更加坚定地说，她会画！画得好！

　　两人一唱一和，像是在来京的火车卧铺上研究好了。副总编兼副社长李阳还在犹豫行还是不行，我怕他提出拿到编委会上讨论，立刻代他作了主说，行，父女合作，这个创意不错，只是别把刘晚的稿费寄到学校去了。

　　都是作家，都写小说，一个要放下自己的小说而去评点另一个的小说，这样的事，一百个作家里有五十个会说很忙，四十九个会说评不好，然后学着孔融的样子让给那些做这事滚瓜烂熟的评论家，二话不说一口答应的只有一个，这一个就是刘益善。他是因为一生都在为人作嫁衣裳，为很多人都做了，其中不乏永远的陌生人，何不再为自己的好朋友做一件呢。所以他不仅本人要做，还主动提出要与八岁的小女孩儿为伍。

　　说到作嫁，我原以为他在裁缝案前会极其的谨慎，极其的胆小。有一次他对我说，因为喝酒他把胆囊给摘除了，他已经是一个没有胆子的人了。这话曾经被我认为是他对自己编辑作风的隐喻，但是后来，通过我的两篇文章我发现真是小看了他。现在我可以老实坦白，那两篇文章中的一篇《一个老县长的生母和养父》，是别家刊物要删去一段话我没同意才转寄给他，而《一个时代的见证》则是一篇删去十段也没人敢发表的东西。后者是我为杨献珍的秘书萧岛泉老先生新书所作的序言，文中有不少率性的句子，仅有作者的骨气而无编者的勇气，那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幸存于世的。

　　萧岛泉老先生还乡郧阳，返京时绕道武汉，提出要见见他。终于见了，回来对我大谈感想。老先生说，内在勇敢正直的人不一定是表面血气方刚的人，人的本质往往要经过一件重要的事情才能暴露出来。

　　这是一位坐过三年监狱的老人，杨献珍哲学思想的追随者，一双鹰隼一样的眼睛阅尽人间，看透万象。这话很快就应验了。

　　一年前的冬天，我的母亲因患阑尾炎住进家乡医院，做手术前主任医师居然不按规定给她会诊，手术后也不戴监护仪，当晚零下4度的寒天，院里本来有20度恒温的监控室，却把我八十高龄的母亲推进一间没有暖气的房间，一个名叫吴旭的非正式护士连空调也不会开，几小时后母亲被冻发心梗，悲惨离世。

　　我写了长文发表在朋友的博客上，一时被各家网站转贴，引起数十万人的关注和声讨。医院却组织一些人进行反扑，诬蔑我追究罪医罚款救济贫病的行为是想发死人财，一个姓周的女人像白骨精一样变化各种网名骂我流氓，反而要我拿出自己的稿费来从事慈善事业，并且勾结另一个闲汉说我母亲都八十岁了，死了还想找谁！两人扬言要把我变成十四年前家乡一位被精神病的检举贪官者第二，也送进精神病院去关十四年。

　　这期间我正写着恩师的传记，按照出版社的约定必须要在年内完稿，翌年出版，悲伤愤怒再加紧张辛劳，我几乎快要按照他们的期望心力交瘁，然后不得不咽下这一口气。但是网上的战斗仍不能停止，有激进的网友警告说我如果妥协，他们就连我一起讨伐，罪名是有被暗中收买的嫌疑。

　　我特别希望有思想深刻的作家同行能站出来，以理性的文字客观公允地对这一事件进行剖析，我错了就批评我，院方错了就批评院方，然后提出可行的建议。因为我此时的第一身份不是作家，而是受害人家属，无论怎么说都会让罪医和他们的保护者找到反扑的借口。网上已经有人化名留言，说野莽如果是为别人的母亲，就是一位正义的作家，如果是为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自私的儿子。

　　还有人把这事与热爱家乡联系起来，骂我是为家乡抹黑。一位过去搞过文学创作，后来当了市卫生局党委书记的朋友用文学的语言教导我说：“母亲死了，另一个母亲还在，她是我们的家乡，儿不嫌母丑，纵然母亲是有过错的。”后一个母亲，指失责杀死我母亲的医院，他教导我要像爱我母亲一样去爱这个杀死我的母亲的母亲。

　　阅尽人间看透万象的，八十三岁的萧岛泉先生的话开始应验。我的许多作家朋友出于以下考虑保持沉默：

　　一，担心我是坏人，诬赖好人；

　　二，担心共产党是坏人，将说真话的人满门抄斩；

　　三，担心网友是坏人，利用公众人物的言论攻击和谐社会；

　　四，担心自己是——在做坏事，至少不是好事、正经事、有政治意义的事和有经济效益的事。时间就是生命，鲁迅说：“浪费他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无异于慢性自杀。”在政府尚未设立华佗文学奖或白求恩文学奖之前，不能白白地死在他人或自己的手里。

　　老先生的话继续应验着，到底有作家朋友在沉默中暴发，或者说他们最初就没有沉默，而是仅限于人之常情的慰问，安抚，此时随着网事的发展而变成了讨伐。

　　湖南的聂鑫森第一个撰文，以怀念我母亲的形式谴责置她于死地的罪医。这个温良恭俭让的老夫子是所有作家中唯一见过我母亲的人，三年前去我家乡采风，身穿红衣与我父母合影，别时相约再会。

　　公安部的穆玉敏第一个转贴文章，第二个撰文声讨。

　　河北的谈歌在网上痛骂罪医是“王八蛋”，康志刚换一个骂法叫做“人渣”。

　　山西的周正旺，北京的蒋泥和黑丰。

　　河南的孙方友不会上网，他让80后的女儿孙青瑜替父代笔。

　　杨献珍生前秘书萧岛泉老先生以自己的八十三岁高龄，写信质问罪医和保护他们的贪官，如果零下4度的夜晚手术后把他扔在寒室，冻发心梗而死难道也是活够八十该死了吗？

　　更多的讨伐者则是网名，便是对我也不现真身。

　　而在我的家乡湖北，最先说话的恰是这个三十年前曾经被我认为温厚，沉稳，谨慎，中庸，或者也可以说是有点儿圆滑世故的刘益善。他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但他不会把他的文章贴在网上，他一不做二不休，居然选择了全世界公开发行的、1949年创刊的、被称为新中国文学第一刊的《长江文艺》。

　　他的胆囊被摘除了，壁内空空，也就无所谓胆大与胆小，以上四种担心随着他的胆子而去，此时的他已是一个无胆的英雄。

　　法院最终判决医院败诉。我仍余恨未消，决定用罪人的钱购买子弹最后一次射向罪人，拿出全部赔偿款在网络上举办一次“天使为什么不穿黑衣”的征文，请国内六位作家担纲义务评委。必须是义务的，因为我要把明细账目通知新的院长，不留给他们任何口实。网络讨伐之后，第一任院长病发身亡，第二任院长退居二线，只能由第三任院长替他的前任偿还孽债。我写信征求刘益善的意见，新中国文学第一刊的主编，愿意屈尊担当此项活动的评委否？刘益善毫不三思而后行地发来回信：“我很愿意！”

　　他摆开做主编的架势，一篇一篇地看，一篇一篇地审，全部获奖文章确定之后，这位评委幽默地评论说：“骂你是文化流氓的那个女同志，她还是有点儿才华的哦！”

　　于是我们给这个“还是有点儿才华的女同志”评了一个最佳参与奖，奖品是一册全部获奖文章汇编的打印本。

　　没有了母亲的大年初一，四面八方的贺岁短信却一如往年，欢乐，祝福，吉祥，如意。我收到天下无二的一条，我的眼泪滴在这一条上，刘益善说：兄弟龙年平安，并在令堂大人灵前一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