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

　　佳作选读

　　预备役

　　姚鄂梅

　　原载《天涯》2014年第5期

　　

　　孩子们都大了，带着银行卡到外面读书去了，终于闲下来的这帮二十多年前的老同学忙不迭搞起了聚会，聚会也没别的事，就是打麻将，打完麻将吃饭，吃完饭接着打麻将。虽然坐中不乏政府要职、商界新贵，以及著名中学的著名教师、三甲医院的一把刀，但细一看，中学同学那会儿的二百五表情就藏在脸皮底下不到一微米的地方。

　　那天的聚会定在中午，政府办公室首席秘书差不多一点才来，错过了饭前麻将，进门就爬上饭桌，却久久不肯动筷，一个劲地燃着手上那根烟。追问之下，秘书说：你们猜我来的时候碰到谁了？老余。

　　说到老余，刚才还笑嘻嘻的女生们严肃起来，就连她们身上的珠翠宝石都收敛了不少光芒。秘书叫郭展，初三的时候，曾打过班主任老余一个耳光，那时老余大概四十出头，如今应该六十几了。郭展说：“毕业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他的目光越过满桌菜肴，看似无意地跟我碰了一下。

　　老余教我们语文，他的教学并没给我们留下强烈印象，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他履行班主任一职的种种。

　　我们是三（二）班，三（一）班班主任是个文质彬彬的瘦高个，中山装的封领扣严严实实，里面细细一线衬衣领，洁白而挺括，跟他相比，我们这位余老师简直就是个伙夫，头发乱七八糟不说，后脑勺那里还结了一个大“草”团子，从没梳直过，又爱抽烟，上课前，万分不舍地在门外大抽三五口，扔掉烟蒂，走上讲台，一声“上课”，嘴里冒出一团蓝烟，男生们私下里说：“什么鬼烟！分明是在烧辣椒树叶子。”着装也奇奇怪怪，一件绿不绿蓝不蓝的外套，春秋单穿，冬天塞进一个棉内胆，三九天再塞一件棉背心，本来就不直的背显得更驼了，正面看，胸前像揣了一面小鼓，在黑板上板书时，我们一起冲他孕妇肚子般滚圆的后背哧哧发笑。他捏着粉笔，使劲扭过脑袋，皱着眉头问：笑什么呢？得不到回答，又专心去板书，再转过身来时，黑板上添了两个大大的字：痴笑！

　　他敲着那两个字说：“愚蠢的人，无知无识的人，才会发出这样的笑声。”

　　刹那间，教室里鸦雀无声。

　　一节课他大概讲了三十五分钟，剩下来的十分钟，他开始讲我们的寝室。

　　“男生寝室一股臭脚丫子味，被子滚作一团，也不怕晚上一脚伸进去，捅到一窝老鼠。女生寝室也好不了多少，被子是勉强叠了，但地上的头发比山上的松毛还要厚，当心着火哦！”

　　就在当天晚上，余老师毫无预兆地跟郭展打了起来。

　　余老师晚上例行检查寝室。他走路有个孩子气的习惯，喜欢斜斜地伸出一只手，若即若离地依着墙壁走。依墙走到男生寝室时，还在门外就听见郭展正在里面发表演说：“老余还嫌我们寝室脏！我亲眼看见他早上起来去厕所倒痰盂，臭哄哄，苍蝇一路围着他飞，他居然在自己吃饭睡觉的地方拉屎，他比我们脏一百倍。这还不算，他倒了痰盂，手都没洗，直接去了食堂，拿两个馒头出来，一路啃得津津有味……”

　　余老师在一片哄笑声中大喊郭展的名字：“你给我出来！”

　　隔了好一会，郭展才不情不愿地挪出来，余老师因为正对着窗户，没看见门口的郭展，继续大喊：“你听到没有？给我滚出来！”

　　郭展是班上个子最高的男生，比余老师足足高出半个头，此时也不示弱：“你眼睛是出气的？我在这里站半天了。”

　　余老师一愣，突然朝前伸出食指：“你还骂人？有娘养无娘教的！我比你爸爸年纪还大。”

　　“你先骂的，你叫我滚出来，还骂我有娘养无娘教。”

　　余老师逼近两步，手指戳上郭展的胸口，郭展想拿开那只手，反被老余牢牢捉住腕子，两人你推我挡，你进我退，过招一般，突然啪的一声，余老师的脸像陀螺般滴溜溜向后转去，又迅速弹回，空气瞬间凝固，又在瞬间奔腾，余老师愤怒地挥出一只老拳，郭展轻轻一蹲，余老师的拳头在空气中划出唿的一声。

　　就像有人在半空中喝了一声似的，余老师的胳膊停在弧线的末端，整个人定格在那里。半分钟过后，余老师收回胳膊，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打你，猪喂壮了自然有人来杀。我等着！”转身就往回走。

　　“我也等着！”郭展冲他的背影喊。

　　并没见学校对这事作出反应，后来也没见余老师公报私仇，为难郭展，看来余老师真的寄希望于郭展变成一头待宰的猪了。

　　这事之后，余老师在我们心目中的威信不知不觉降了许多，课余谈到他的时候，无人再叫余老师，一律叫他老余。据说有一次他们在厕所里讨论老余抽烟的事。“老余完全是个烟枪，我去过他寝室，蚊帐都被他熏黑了。”“老余是个穷鬼，瘾大又买不起烟，所以就抽辣椒树叶子，不然不会那么呛人。”没想到这个老余就在隔壁蹲坑里，不失时机地接了一句：“你去抽一口辣椒树叶子试试！”

　　凭心而论，老余对我们这些首次寄读的学生还是很关心的，尤其是对女生。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的最后十分钟里问：“女生委员，女生寝室还有人哭吗？再哭你把名单给我，我来给她们的父母写信，领回去算了，免得把眼睛哭瞎了，将来不好出嫁。”

　　轰地一片响，窗外树上的鸟惊得扑愣愣飞了出去，四十多个少男少女的笑声，加起来足以把屋顶掀翻。老余却不笑，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

　　女生委员就是我，管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开始在震耳欲聋的笑声中暗暗清点因为想家而哭泣的女生。

　　笑声未停，他又说：虽然这几天下雨，袜子还是要换，没干的袜子拿到我这来，我有烘箱。

　　他的烘箱就是一小盆炭火，上面扣个篾编的架子。

　　下了课，他叫住我，小声问：“现在还有没有人不洗澡？”

　　本来对他的烘箱之说还有点感动，但他不该单独问我女生洗澡的问题，急于知道答案的表情也让我反感，何况他还压低了声音，他倒是知道他碰了不该碰的隐私。我脸上热烘烘的，一声不吭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那是八十年代初的区中学，当时的学制比现在短，小学只有五年，多数地方没有幼儿园，孩子长到五六岁，留在家里没人管，尽早送到学校了事，因此我们当中，很多人才十二三岁，最小的一个才十一岁多。个头普遍不高，少数女生发育到一半，大多数女生还是懵里懵懂的中性人，但不管生理发育程度如何，心理发育都差不多，那就是无原则的害羞。开学第一天，女生们拎着从家里带来的水桶，从开水房打水回来，倒在盆里，搁在脚边，这才想起来，这个澡根本没法洗，因为谁也不敢第一个解开衣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身体。直到水都快放凉了，才有人嘀咕着俯下身，说今天没出汗，不用洗大澡，边说边绞起毛巾擦脸，然后径直把双脚插进盆里。

　　第一天就这么挺过去了，第二天下雨，也将就过去了，第三天，我们上了体育课，人人都出了汗，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第一个挺身而出的女生，是我们的班长。

　　大家打好水，像前一天一样，为难地坐在各自的床上。

　　“我不管了。”话音刚落，就见班长哗地一声，扯开早就解掉扣子但还拢着衣襟的上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同龄人的乳房，让人怀疑是不是皮肤底下出了什么古怪，一个圆而小的隆起物，一副还在继续隆起的架式，粉红的突起像寿桃上染红的桃尖。班长有点胖，加上刚吃过晚饭，又是坐姿，圆圆的胃部甚至高过那对寿桃。然后才看到，班长的脸红得要滴出血来，跟白白嫩嫩的身体不相干似的。我至今不觉得那样的身体是好看的，后来我想，我们在那个时期过分的害羞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那个时期的身体实在不宜被外人看到，它正处在化茧成蝶的过程中。

　　我猜大家跟我的感觉相似，匆匆扫过一眼之后，再也没人看班长第二眼。

　　班长的勇敢到底是有限的，她也就是拧一个毛巾把子后，躲到蚊帐里面去擦洗身体，擦完一个，探出两条光胳膊，再拧一个，再进去，再出来。

　　她的姿势启发了我们，原来蚊帐可以成为我们的遮羞布，脱下来的衣服又可以高高地堆在胸前，实际上，我们暴露的身体非常有限，我们早该这样洗澡了。洗屁股反倒没那么羞涩，一来上衣已经穿好，二来门背后有个小小的角落，那里成了我们轮流去洗屁股的好地方。洗澡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我猜是班长向余老师报告了女生们不肯洗澡的事情，后来我问她，为什么没有及时告诉余老师，我们已经想出了好办法，或者我们终于克服了羞涩呢？但班长说：“我什么都没说过，肯定是化学老师告诉他的，她对我们的情况一清二楚。”

　　化学老师是个漂亮的女老师，她用一个银白色的玻璃发卡把两条小辫子扭在一起，看上去无比端庄。据说她的丈夫是个军人，她一个人带着个刚刚断奶的孩子，就住在我们寝室隔壁。这学校一共只有三栋房子，一栋是教室连着男生宿舍，一栋是教师办公室连着男教师宿舍，第三栋就是我们女生宿舍连着女老师的宿舍了，学校总共才两个女老师，另外一个女老师住在镇上家里，长年住校的就只有化学老师了，她的宿舍与我们寝室仅一墙之隔。

　　“你们还记得老余的两个女儿吗？”郭展还沉浸在碰到老余的情绪震荡中，扫了大家一眼说：“现在两个人都没了工作，老余已经开了口，不帮一把是不行了。”

　　于是便一起回忆老余的两个女儿。一般来说，老师的子女在学校里都有高人一等的架式，那里毕竟是他们的地盘，但老余的两个女儿完全不一样，甚至相反，她们处处显得小小心心，比我们这些离家在外的学生还拘谨，她们的这种状态可能跟她们的妈妈有关，据说她一直住在山上某间小屋里，以种土豆和玉米为生，她很有远见地把两个女儿从自己怀抱里放开，让她们跟着老师爸爸混日子，所以她们的头发像水草那样自由自在地披散着，长年穿着耐脏的深色衣服，瘦得像两块小纸片。她们有时冷不丁站在教室门口，从我们的角度看过去，逆光效果把她们变成了两个没有脖子的人儿，圆圆的小脑袋危险地漂浮在细瘦的身子上方，她们伸出细如鸡爪的手：“爸爸，钥匙！”老余拿着半截粉笔走到门口，高扬起一只胳膊，撅起屁股，把裤腰上的钥匙暴露给她们。

　　这不是什么难搞的事情，我们当中有人办企业。国企改革的时候，那个人瞅准政策机会，做了一道金蝉脱壳，一家国营大厂硬生生变成了他私人的。大家都觉得他完全可以帮帮老余，那人也痛快地答应：话不多说，明天此时，叫上老余，再聚。

　　第二天，我去的时候，他们全都在桌边座好了。老余在他们当中特别扎眼，不光是因为年纪大，还因为他身上那股破败相，头发衣服牙齿什么的就不说了，放在桌边的那双手也跟他曾经的职业不相称，关节粗大，褶皱与纹理布满陈年的污迹，还有他的神态，即便已经退休，即便我们已不是当年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半吊子，也没必要如此谦恭。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跟郭展客气：“多谢您的盛情！”他居然对郭展称“您”！。

　　出于某种复杂的心情，我大步走过去，站在老余面前，恭恭敬敬鞠了一躬，他似乎吓了一跳，忙不迭地站了起来：“不敢不敢，……都是领导。”

　　谈妥两个女儿的事情后，就没有更多可谈的了，毕竟老余只教过我们一年，然后又一直没有联系，我们聊着聊着，就聊起了老余从没听说过的人和事，为了照顾他，又刻意将话题扯回来，回到八十年代初，回到我们初三那一年。老余察觉到了，连声说：“不要照顾我，你们聊你们的，我喜欢听。”听到后来，他终于失去了兴趣，索性关掉耳朵，一心一意吃起饭来，他似乎很喜欢吃那盘红烧肉，肥油和浓汁顺着嘴角流到下巴上，他浑然不觉。他旁边的女生看不下去，递给他一张餐巾纸，示意他擦擦下巴，他接过去，胡乱揩了一把，没揩干净，女生迟疑了一下，拾起餐巾纸，替他擦了。这个小小的细节，再次让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老余身上来，老余重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他突然抬眼望着我。“我大女儿有一次说要来找你，不知她找到没有。”

　　“找我？”我下意识地站起来，屁股刚刚抬起，又坐了下去：“没有啊，她找我，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她不知从哪里听说，你一个亲戚是教委的领导，她想请你帮帮忙。你们那一届毕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上过讲台了，我被安排去做校工，一直做到退休。其实，不教书也好，在松树坪那个地方，做什么都一样。松树坪是我走麦城的地方，这么说似乎也不对，哪有走一辈子麦城的？反正，松树坪是个凶险之地，我刚去报到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虽然我不是风水师，但我有感觉。你们现在都要记好，单位也好，家也好，一定要选一个你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其实我原本可以不去那里的，我是老师范毕业生，除了松树坪中学，我还有别的地方可去……不说了。”

　　难怪他有一双那样的手，难怪他会那么谦恭。

　　松树坪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只是这个盆地非常小，人在里面，真如坐井观天。在盆地的西北角，有条货运铁路穿山而过，松树坪煤矿的煤就从那里运往外地。除了这条隧道，松树坪与外面的联系就是一条盘山公路了，公路很窄，几乎不能错车，也不用错车，因为这条路上的汽车一天只有两趟，上午一趟，下午一趟，没有错车的可能。

　　我们这些寄读的学生，每周回家一次，往返都要步行穿过隧道，除非你有勇气并且有力气顺着盘山公路爬到山顶，又从山顶一路俯冲到山脚，有人做过试验，一双半新的布鞋，如果从山顶到山脚走一趟，鞋头一定会因为抵挡不住往前冲的脚趾而开裂。

　　但走隧道也是需要勇气的，我们一般会在隧道口等着，不聚齐六七个人不敢开步。里面漆黑一团，要走很久很久才能看见洞口在远方露出针尖大的一个白点。我们都没有电筒，我们需要亮光，但最惧怕的也是亮光，亮光一来，意味着火车来了，火车喷着浓烟，地动山摇，呼啸而过，令蜥蜴般趴在隧道壁上的我们索索发抖，近乎崩溃。后来我在书上看到关于地狱的描绘，觉得那情景正好跟我们当年穿隧道时差不多，先是一束火红的光出现在前方，那光越来越近，越来越强，强到你什么都看不见，强到你以为你已爆炸，化作那炫目的亮光，与此同时，鸣笛声像三万只老虎一起在你耳朵边咆哮，从入口一直咆哮到出口，一心要把你的耳膜震破。

　　火车通过之后，留下浓重的烟雾，伸手抓一把，能把它拢起来团成球似的。我们从隧道壁上爬下来，一边摸索，一边大声唤着同伴的名字，浓烟冲进喉腔，引起阵阵咳嗽。好不容易把人喊齐了，重新排成纵队（人行道很窄，只够排成纵队），朝洞口摸去。第一次从洞口钻出来时，大家都笑得直不起腰来，因为每个人脸上都黑漆漆的，像上了一层乌漆。

　　出了洞口，再走几百米，就是我们学校了，我们习惯在食堂后面的水龙头下洗把脸再进教室，脸上那些黑黑的东西，摸起来滑腻腻的，用肥皂才洗得干净。

　　惊险无比的隧道穿行过后，每个人的身心都会有点捉摸不定的变化，有人神思恍惚，有人喋喋不休，有人急速奔跑，有人呆怔不语。到了下一个周末，人还坐在教室里，心已开始别别直跳，互相以纸条和眼神约好：待会儿千万千万一起走！因为这个，全班很少听说有闹不团结的，大家都和和气气，互通信息，尤其在周末回家和次日返校时间方面。

　　松树坪的煤是好煤，生意越好，火车便跑得越勤，煤矿工人也就越多，他们穿得黯淡，走在路上却很醒目，大约是长年待在地底下的缘故，他们浑身上下往外释放着一股寒气。有天做早操，我们无意中瞥见，几百米外的铁轨上，高高矮矮一动不动伫立十几个戴矿工帽的脏兮兮的男人，他们全都阴气森森地直盯着我们。

　　也许是隧道里三万只老虎般的火车鸣笛在我们心底经久不散，也许是不动声色逼近我们的“矿工帽”传达给我们某种恐惧的信号，我们的神经一天天紧绷起来，至少我们女生是如此。有一天，一个女生神秘兮兮地说：“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些矿工已经越过铁轨，站到河沿上来了。”河边离我们的校园只有几米远，我们几乎可以闻到他们身上又冷又臭的煤炭味道。

　　终于有一天，天刚麻麻亮，第一个醒来的女生发出一声尖叫，她结结巴巴地说：“你们看，门，门是开的。”微暗的光线中，我们的寝室门轻轻掩着，留着一条刚够一人穿过的缝，仿佛某个干了坏事的歹徒刚刚离去。尖叫声顿时蔓延成全寝室的惨叫。隔壁的化学老师闻讯赶来，她也刚刚起床，穿着睡衣，小辫子毛毛的，因为她不教我们这个班，我们看她就有一层隔膜，她开始现场调查此事，问有谁半夜里起来过，结果竟无一人承认，化学老师说：“不可能，肯定是有人忘了关门。大惊小怪！”她草草下了结论，就气愤愤地回自己房间去了。

　　但我们真的没有忘了关门，我们的锁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下课回到寝室时，门是严严实实关着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门在白天是没有问题的，它只在夜晚才出问题。这个推理令我们毛骨悚然。

　　一连几天，我们都在暗暗留意，几乎天天早上门都会斜斜地开着一条缝。我们已经不像刚发现时那般尖叫了，我们决定夜里轮流派人值班，我们相信，总有一次，我们会亲眼见证门是怎样打开的。

　　所谓值班，也就是挪到最靠近门边的那张床上去睡，比大家睡得稍微迟那么一会儿。

　　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值第一班，就在这天，我们找到门被打开的准确时间了，原来是在火车鸣笛那会儿，当火车拖着长长的笛鸣从学校旁边呼啸而过时，大地发出轻轻的颤抖，床也跟着微微起伏，就连窗外路灯的光晕都跟着摇晃起来，等火车终于走远了，我们拿开堵耳朵的手，从被子里探出头来，一起向房门看去……一秒钟过后，我们一起尖叫起来，门不知何时已经开了，比平时开得大得多，几乎开了一半。

　　我们的叫声，再次掀起了整个女生宿舍的半夜大合唱，每个人都在往墙边缩，恨不得能在墙上挖个洞，把自己嵌进去。

　　化学老师最先赶过来的，她很生气，因为她的孩子还很小，我们这一叫，她好不容易哄睡的孩子又给吵醒了。

　　当她再三确认我们当中的确没有人起夜，睡觉前确确实实关了房门时，脸上掠过一丝紧张的神色，但她很快就生起气来：你们还学过物理呢，门怎么可能自己打开，说！昨晚谁是最后一个上床的？

　　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最后上床的，化学老师严厉地看了我们一会，就出去了，她的孩子在那边哭得厉害。

　　我们无法再次入睡，一个个披着衣服，坐在床上，在黑暗中分析、猜测，最后，居然有人说她在火车呼啸而过的时候醒来过。“我听到过响声，夹在火车的鸣笛声中，比火车的声音小，而且跟火车的声音不一样，有点像开门的声音，但我不敢看。”

　　说这话的是睡在门边的值日生，从她的位置来看，她的话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在我们的仔细追问下，值日生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她听到的声音：“先是咯吱咯吱，像在扭锁，然后就是刷——刷，好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因为不敢走得太快，所以脚板在地板上轻轻地拖、拖……”

　　这一夜的最后两三个小时，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反正起床铃响的时候，我们是从熟睡中醒来的，并非像我们打算的那样，坐在床上迎接黎明。

　　吃早餐的时候，化学老师，还有余老师，都到我们寝室来了，他们再三试验我们的房门，看看那把弹子锁能不能在不反锁的情况下，从外面推开。结果证明，我们的锁没有坏，我们的门也没有坏，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我们睡觉前忘了关门，尽管我们心里绝不承认。

　　我们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尤其我这个女生委员：你不仅没有制止她们，你还叫得比她们都响！

　　但我并不清楚是否我的声音最响，我只知道，集体尖叫平息好久之后，我的身体还在发抖。

　　一个说法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说一年前有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下夜班的煤矿工人，以火车经过时的动静作掩护，闯进女生寝室，用刀比着强奸了一个女生，女生完全被吓傻了，坏蛋走了好久她才叫出声来。

　　听说这事的当天晚上，我们做了防范，我们抬来一只木箱，抵在房门后。这一招果然有效，接下来的几天都非常安静，接下来我们又做了第二道防范，我们把满满一盆水放在木箱后面，万一有人进来，万一他连木箱也推开了，还可以一脚踩在盆里，摔他个四仰八叉。

　　我们后悔早没想到这一招，接下来大约一个多月，夜夜平安无事，一觉到天亮。有人说，肯定是天气的原因，有天气帮忙，大家可以放心睡了，滴水成冰，坏人也是人，也会怕冷。于是我们取消了放置水盆的防范，觉得一只装满东西的木箱尽够了。

　　但有天深夜，一种特别的感觉将我从熟睡中叫醒，我感到我面前躺着一个人，那个人像我一样侧身而卧，背对着我，我听到脑壳里一炸，人就僵了，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以便确认清楚，我动了动最靠近那个人的左手手指，我觉得我碰上了他（我直觉那是个男人）的脊背，硬硬的，略瘦，这时我还是清醒的，我准备悄悄起身，去把灯打开，我想，只要灯亮了，我们就看得清你是谁了。但我刚一动，他也动了，一定是想翻身抓住我，我用尽气力，不要命地喊了起来……

　　黑暗仿佛一只功率强大的麦克风，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寂静的深夜里，像一只正在挨宰的母羊。与此同时，庞大的伴奏响起，那是我的室友们，也许还有隔壁的室友，她们一边喊一边跳下床，往有门的方向摸去。谁也没想到开灯这回事。

　　最多不过一分钟，寝室的人全都衣衫不整地逃了出来，一直跑到操场中央，最空旷的地方，还不敢分散站着，要筷子般挤在一起，多数人只穿着单衣，还有人只穿了一只鞋，这是深冬的夜，树叶上，水槽里，都结着一层薄冰，我们却不觉得冷，我们拉在一起的手滚烫地发着抖。恐惧能使人体温升高。

　　余老师来了，他还穿着白天的衣服，脸上毫无睡意，难道他到现在还没睡？他是从我们寝室的方向走过来的，他一定是听到我们的叫声后，第一时间冲了过去，发现寝室没人，又顺着喧闹声找了出来。

　　余老师从上衣兜里掏出自己的水杯，他一直有把水杯放在兜里的习惯，他的上衣因此长年门襟歪斜，扣眼个个向一边呲着。他把水倒在杯盖里，递给我，说：你是在做梦吧？

　　不可能！我受了侮辱般跳起来。

　　“走走走，我送你们进去。明天再说这事。”

　　余老师一动步，大家全都紧紧跟上，把他围在中间，恨不得贴到他身上去。

　　灯光下，寝室里乱得像刚刚被抢劫过，被子掉在地上，鞋子东一只西一只，放在墙脚边的木箱踢翻了，开水瓶倒在地上，木塞松了，水流了一地。余老师仔细察看我的床，问我头冲哪边睡的，“那个人”在哪里。

　　我指指自己的枕头，又指指枕头边的一小块空地。“他就在这里。”余老师眼带笑意：“这里看不出有人睡过的痕迹呀。”

　　这时，睡在我上铺的李昌红小声说：“席小容，你忘了吗？今天是我们俩值日，我就睡在你脚那头，你说的那个脊背，会不会是我的腿呀？”

　　我一愣，随即大声道：“你放屁！我的脸都碰到他头发了，好大一股子头油味，你腿上有头发吗？有头油味吗？”

　　要在平时，我们就要笑了，但今晚不同寻常，紧张的空气一直像锅盖一样严严实实地罩着整个寝室，我们笑不出来。

　　余老师说：“好了，现在全部、马上给我睡觉，我会在对面一直监视你们这边，我向你们保证，不会再有任何动静。”

　　余老师的寝室在操场那一边，正对着我们女生宿舍。

　　李昌红后来又跟我说过一次：“我总觉得那是我的腿，你肯定是睡糊涂了。”但我坚持用我蹭到的头发和闻到的头油味愤怒地反驳她，直到她哑口无言。时至今日，我已经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年人，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天夜里我蓦地醒来，感到面前横着一个男人的脊背的感觉，我对自己说过很多次，那也许就是李昌红的腿，我在战战兢兢中碰触到的可能正是她小腿的胫骨，但是，那头发和头油味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人的意念也会急中生智，为了反驳李昌红，十分火急地从我以往的经验里拉出了头发的触感，以及头油的味道？我记得在叫喊之前，我也是有过一点点搏斗的，我说服了我自己：硬硬的脊背，头发，隐约的头油味，我用这些证明了自己的推测，我面前的确躺着一个男人，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啸。

　　出事第二天，以郭展为首的男生们在教室里给我们出主意：弄点稀泥巴抹在门口，让他留下脚印，公安局的人可以凭脚印破案。

　　另一个男生说：“留了脚印又怎样？又没有人真的被强奸。”

　　话刚说完，郭展一掌抽了过去：“放屁！这叫精神伤害，懂不懂？”

　　被抽的男生之所以没有回击，可能跟一阵轰隆声有关，那是桌椅碰撞出来的声音，一听到强奸两个字，女生们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

　　教室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我红着脸硬着头皮站在他面前，听他分析女生寝室门这桩疑案，他说他要来当一回秘密侦探，在他得出结论之前，叫我先不要声张。

　　也就是这一年，我的初潮到来了，我自己并不知道，下课铃响，我们蜂涌而出，直奔操场。老余在后面叫住了我，他一手拿着教材，一手指着我的裤子：“快回寝室处理一下。”

　　我低头看了一下，什么都没有。他说：“后面。”我转过头，还是看不见，伸手一摸，有点潮，我觉得奇怪，一看手指，天哪！我差点晕了过去。

　　我知道该怎么处理，早在一年前，母亲就把我叫到一个角落，详细演示过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后来，陆续有同学在身边神神秘秘地操作这些事，看也看会了。这节课我不想上了，虽然我已处理妥当，但我就是无法走出这间宿舍，巨大的羞耻感吞噬了我。中间，有女生进来，说老余叫我快去上课。我差点脱口而出：正因为是他的课，所以我不想上，从今以后，凡是他的课，我都不要上。

　　不仅是他的课，他这个人，我都不要再见了，一想到他看到过我被弄脏的裤子，一想到他知道我的身体正在出血，知道我在怎样处理那些血，我就羞愤交加，好像被迫在他面前脱光了一样。

　　但我什么都没说，只有眼泪在源源不绝地奔流。那个女生看了我一会，一声不吭地走了。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人敲门，拉开一看，竟是老余。

　　“哭什么哭啊，走，去上课。”他几乎是吼着说的，吼完又过来拉我的胳膊，我用力一甩，手打在他身上，他趁势捉住我的手：“这是好事，说明你身体健康，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不要碰我！”我实在无法忍受他提到我的身体，我痛恨他提到身体两个字。

　　也许我眼里的怒火吓住了他，他悻悻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背着手走了。

　　下一节课还是语文，我又没去，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连旷两节课。

　　再下一节课是物理，我板着脸去了教室。

　　郭展把我叫到一个旮旯。说实话，站在郭展面前，我很紧张，也有种莫名的欢喜，郭展是班上少数几个高大英俊的男生之一，鉴于他打过余老师一巴掌，以及他身上那种别人没有的盛气凌人的气质，小个子男生们不敢得罪他，女生们则以跟他亲近为荣。

　　“用不上课来抗议？你怎么这么傻？你交了学费的，凭什么不去上课？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击呀！忍气吞声能解决什么问题。”

　　跟勇敢者在一起，就是不一样。我迅速振作起来。

　　有天早上，我们还在熟睡，一阵吵闹声蓦地响起，我们听见窗外夜宿的鸟纷纷离巢，翅膀在空气中扇出扑愣扑愣的声音。

　　似乎就在隔壁，男人又粗又狠的骂声，夹杂着七里哐啷稀里哗啦的声音。

　　早就被寝室门吓成了惊弓之鸟的我们，不仅不敢起床去看个究竟，反而把头缩进了被窝里。直到起床铃响了，宿舍区重又喧闹起来，我们才从床上一跃而起。路过化学老师家门时，我们发现她的房门破了一个大洞，边缘参差不齐。难道以前骚扰我们的流氓这次到她家来了？难道她跟流氓发生了冲突？

　　三（一）班那个瘦瘦高高文质彬彬的老师成了我们的临时语文老师，班主任则由其他老师兼任。至于余老师，我们间接听到的消息是，他受了点伤，人在医院。

　　中午，两个陌生人来到校园，径直走进校长办公室。

　　有人很快就打听清楚了，那两个人是为我们学校综合治安问题而来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一定，或者不光是为余老师受伤的事而来。

　　上课的时候，有个老师把我叫了出去，一直把我带到女生寝室，那两个陌生人正站在我们寝室里。

　　见到他们的一瞬间，就像火柴嚓地划燃了一样，我知道他们要问我什么了。

　　果然，他们就寝室门为什么会无故敞开的事问了我一些问题，他们看待事情的角度跟我们略有不同，比如你们站在操场上发抖的时候，余老师过了多久才出现，他是从哪边出现的，余老师平时跟什么人来往，化学老师家平时有些什么客人，等等。从他们发问的情形来看，我觉得他们是相信我们的，至少不认为我们是在说梦话。

　　这种认识让我感到温暖，并且恢复了自信，我曾经怀疑过自己，比如那个脊背，我几乎就要相信那是李昌红的小腿胫骨了，还有那轻轻拖动的脚步声，我也曾经怀疑那不过是老鼠出来觅食，现在我一点都不怀疑了，他们的盘问让我找回了自己的感觉，没错，我当时就是那种感觉，我有权利也有义务向他们说出我的感觉，我告诉他们，当火车经过，寝室门在巨大的噪音中被推开的时候，我明明白白闻到了一股烟味。

　　问我话的人掏出一根烟，点燃，抽了一口，问我：“是这种味道吗？”

　　我点头：“是的，不错，就是这个味道。”我突然福至心灵，补上一句：“有点呛人，像烧着的辣椒树叶子。”

　　两个问我话的人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个说：“好了，你可以走了。”

　　这事发生在初三毕业前夕，我们集体转入一所高中学校的时候，余老师还没从医院回来。

　　我们在繁忙的高中学习中，渐渐忘了那所伴着剧烈的火车长鸣和半夜尖叫的学校。

　　我们又聚餐了，召集人是郭展，但他说，这回是老余请客，答谢私营企业主对他的帮助。我们表示不忍心让老余破费，郭展说：“放心吧，一切由我来安排。”

　　是冬天，下班时天已擦黑，我们陆续赶到指定地点时，老余早已到了，偏偏他又不打麻将，只好坐在一旁看电视。终于要吃饭了，餐馆老板进来万分抱歉地说，因为电路出了问题，我们得换个包间了。

　　新的包间在另外一栋楼里，要下楼，穿过空地，再上楼。

　　声控灯坏了，楼梯上很黑，不过这不妨碍我们拾级而下，说说笑笑地往外走。

　　走了一截，回头一看，不见了老余，赶紧回去找，快到楼下的时候，抬头一望，老余扶着楼梯，摸索着一寸一寸地往下蹭，他的头昂着，眼睛睁得老大，很明显，那样的眼神表示他没有视力。

　　可他刚才明明在看电视。

　　我们都没上去牵他，而是在他面前轻轻地集体后退，我们想再观察观察，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被一个放在楼梯拐角处的搁物架绊倒了，我们一涌而上。

　　饭桌上，老余告诉了我们一个埋藏多年的秘密，他是个夜盲症患者，他的外婆、母亲、姐姐，都是夜盲症患者，这毛病在当地尽人皆知，所以他去了松树坪，那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也没人知道他有这个毛病。他在那里安了家。松树坪离他老家有五百多里。

　　老余又对郭展说：“那年差点就被你们知道了，就是你打我一巴掌的那次，我正要回击，突然想起来，只要一动手，我的秘密就会暴露出来，所以只好说两句狠话，赶紧溜走。”

　　郭展赶紧拿起老余的手，一脸激动地说：“您现在还回来吧，我算您利息，太多年了，我也算不清了，您随便打，打到手软为止。”

　　“岂敢岂敢！”老余赶紧抽回了手。

　　隔了一会又说：“当年，我跟兰正英好过一阵的事你们都知道吧？现在说一说也不怕你们笑话了，反正是张老脸皮了。连兰正英都不知道我有这个毛病，我保密工作做得好吧。”

　　兰正英就是女生寝室隔壁的化学老师。

　　“说起来，我最对不住的就是你们这些女生，因为看不见，我手里的锯条子好几次都开错了门，又不能给你们关上，碰锁的声音太响了。话说回来，你们也太胆小了，不过是门没关好，就大呼小叫。”

　　没有人应声，场面有点尴尬。我想了又想，小心翼翼地问：“您就是因为这事被学校停课的？”

　　老余难为情地点了点头。

　　“这多冤哪，您为什么不跟他们讲清楚呢？”

　　“怎么讲？说我跟兰正英有私情？万万讲不得，她丈夫是军人，破坏军婚，要坐牢的。”

　　不知为什么，气氛突然一松，满桌的人都笑了起来。

　　我却笑不起来，我听见老余在哧啦哧啦挠他花白的头发茬子：“都怪那个火车，现在想想，那火车真是邪门，好多次我想罢手，可一听到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心里就像窜出了一只老虎，忍不住要去拉门把手，就算外面漆黑一片如同万丈深渊也要往那边走。”

　　老余被同学们送走了，我借口要散步，谢绝了同学的小汽车。

　　郭展从后面追上来。我们并肩而行。

　　很多年没有这样并肩而行了，只是在近几年，我们才打破坚冰，允许对方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跟自己同时露面。我们是彼此的初恋，恋爱持续了五年，那是胆战心惊的五年，我甚至秘密为他打过胎，但最终，我们还是分手了。分手时并没吵架，可我们却再也无法正视对方。

　　恋爱初期，他听我哭诉了那些胆战心惊的夜晚的遭遇，他相信那一切都不是做梦，他相信躺在我面前的不是李昌红的腿，而是某个坏蛋的脊背，如果有人不相信坏蛋做了坏事还要躺下来睡一觉，那么他就是不相信在夜里无缘无故洞开的大门这一客观事实，那可是全寝室的女生都见过的。总之，他相信我所说的一切，以及我的恐惧。他说，他们不会管的，只要没出人命，他们就不会管，我们得自救。他说的是我们，他把我的困难和恐惧一古脑儿扛了过去，我为之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说出一个计划，让我震惊，也让我崇拜，我抬起眼睛迎接他心有成竹的视线，觉得他高出我的那部分，不是肉身，而是智慧。

　　他根据我的讲述，以全班同学的名义写了一份事实经过，对于那个男主角，他说，我们可以暂且不写真名，万一他们不理我们的报案，或者把这份材料直接转给学校，我们就倒霉了，等到真的有人来调查，我们再告诉他们不迟。很显然，在我们心目中，是认定了那个男主角的，我们把全校的男老师，包括炊事员，全都挑出来，翻来覆去分析了很多遍，最后确定了我们认为嫌疑最大的那一个。

　　事实证明，我们的推理没有错。

　　如今，我再次问他：“你真的不是在借帮助我的机会报他诅咒你的仇吗？”我已记不清究竟是第几次问他这个问题了，但我相信这是最后一次。

　　他沉吟了一会，给了我一个不同以往的回答：“后来我才明白，他那句话不是诅咒，而是警钟，如果没有那记警钟，我很可能继续暴躁下去，跋扈下去，那就真应了他那句话了，某一天，我被喂得壮壮的，不是给人灭了，就是在某次严打中抓了。”

　　“可我却做了这辈子唯一的一次伪证，我对那两个人说，我闻到了那种烟味，其实我没有。”

　　他一笑：“无碍于事实嘛。”

　　我停了停，加快脚步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