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有个古钟楼，位于武威城东北角的海子巷里。
　　
　　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破旧的小巷进去，走到尽头，有一座巍峨的建筑物，这就是古钟楼。在12米高的灰砖台基上，矗立着一座檐牙高翘，彩绘辉煌，雄伟壮观的木质楼阁。据说里面悬挂着一口大铜钟。传说大铜钟是由一名殉情的忠贞女子化身的，那一声声钟鸣就是她对心上人深情的悲泣，钟声一响，响彻千里。
　　
　　在古钟楼下过来过去，我从没有上去过，我也没有听到过大铜钟鸣响的声音。我经常抬头望着这座雄壮的钟楼，脑海里总是有几个疑惑在萦绕：能声震千里的大钟该有多大多重呀！什么样的绳子能够吊得起这么重的铜钟？
　　
　　古钟楼下，经常走过一位面容清秀，梳着短发，衣着朴素整洁，走路利利索索的女子。这就是我的表姐。
　　
　　在小巷走到古钟楼的地方，有个拐弯处，是海子巷和另一条小巷的交叉处，那是一片开阔的地方。一棵有些历史的老槐树挺着一身翠绿默默地耸立在那儿，像一把雨伞，又像一个翅膀，遮蔽着守护着一个安静的小院。这就是我表姐家。
　　
　　巷子里是青砖铺地，年头已久，不知有多少人从这里经过，那青石板已是凹凸不平，泛着青黑色。那石板一直铺到了姐姐家小院的门口。院内砖块铺地。勤快的表姐每天早上总是早早起来，打扫庭院，然后洒水。路过的人总是能看到这个小院的洁净，感受到它的阴凉；从虚掩着的门里还可以看见小院里闪烁在绿色中的花。
　　
　　一进小院里，满目花红草绿。在一长块用砖头垫起的青石板上，摆满了鲜花。在灿烂的阳光下，粉红色的夹竹桃花摇曳着淡淡的芳香；石榴细碎的嫩绿的叶片间，闪烁着一朵朵红艳艳的花，像一盏盏小灯笼似的……
　　
　　我也看到了无花果。细长的枝条上缀满了手掌宽的叶子；浅绿色的叶子上一道道纹路像一条条血管似的。没有见过无花果开花是什么样，只是看见扁扁的、圆圆的果实。小时候，经常想：叫“果”的都可以吃吧，像苹果、人参果等，这无花果怎么只见结果，不见熟呢？它可能只是一种观赏植物吧。十多年后，在喀什的街头，有维族小贩在喧闹的街头大声地用生硬的汉语叫卖着：“无花果！无花果！一块钱三个。”像磁石一般，这叫卖声吸引了我的目光。花砖铺就的地面上，一个柳条筐子里，绿色的叶子衬底，摞着一层又一层圆圆的扁扁的黄黄的果实。那熟悉的树叶和果实的形状告诉我，这是无花果。我递过去一块钱，那年轻的皮肤黑黑的小贩麻利地用筷子夹了三个无花果，放在一张翠绿的无花果叶子上，递给我。隔着叶子，我还是能感受到这初秋炽热的南疆的果实的热度。这果子真的熟透了。
　　
　　我轻轻地咬了一口，绵软的果肉，甜津津的，一股甘甜清香的味儿在口腔里蔓延开来。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意犹未尽，久久地在回味着这种异样的味儿。哦，这就是童年时，在古钟楼下，我表姐家的无花果。原来它是可以吃的。无花果是几千年前，从西域传到中原的水果。武威，历史上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不知有多少植物途经这儿传入内地，也不知有多少植物在这儿落地生根。这几个小小的无花果，使我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回响和岁月的延伸。
　　
　　在高大的夹竹桃的花影下，表姐蹲在潮湿的砖块地上，手持榔头，在木板上给鸡砸骨头吃。那骨头被砸碎，砸成细末，拌在鸡食里，给鸡增加营养。这样，鸡下的蛋既多又富含钙。墙角笼子里的鸡知道它们即将要享受一顿美味，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它们慈爱的女主人，发出“咕咕”的快乐的激动的叫声。表姐当时的头发是黑黑的；她穿着绵软的白色的短袖的衬衣，和这个整洁，朴素，清凉的小院特别协调。
　　
　　童年的表姐家是我的乐园。我一到表姐家，我就钻进储存东西的那间屋子里，一个人静静地看书。书可真多呀！有《儿童时代》，《小朋友》，《少年文艺》，《儿童文学》，《大众电影》，《电影之友》等。没有人打扰我，我可以静静地在屋子里看上一整天书，我沉浸在美丽的丰富的奇妙的世界里。屋子里静静的，弥漫着一股食物的味道，有蒸熟的馍馍的淡淡的麦香味，有凉州熏醋的令人迷醉的气味，还有其它的不知名的食物的味儿。还有一些陈旧的家具上漆的淡淡的味儿。
　　
　　姐夫经常带着老花镜，盘腿坐在炕上看报纸。他看我那么喜欢看书，开玩笑地对我说：“张百垠，你那么喜欢看书，也试着写点东西呀。”
　　
　　表姐像一团火，温暖着周围所有人的心；她又像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向她靠拢。她经常让我给我妈妈带话：“闲了让舅母到家里来喧喧。”妈妈每次来就带着我。记得中间的屋子里有一盘炕，占了那间屋子一半的面积。那个炕上经常睡着很多人。那炕烧得是煤，冬天的夜里，那炕烧得暖烘烘的。冬天的早晨，我们还在睡觉，勤快的表姐已经起来开始忙活了。等我们起床时，表姐已经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炉子上百合汤也煮好了，从锅里冒出的热腾腾的水汽又给这间小小的屋子增添了融融暖意。沸腾着的清清的水里面，片片洁白如玉的兰州百合在自由地轻盈地跳着舞。全家人围着火炉喝着百合汤就着馍馍吃早餐。嫩嫩的百合嚼起来绵软甘甜，那汤带着一点清香。
　　
　　古钟楼下，经常走过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穿着干净朴素，乌黑的头发扎成两个羊角刷，黑幽幽的眼睛里是严肃的端正的目光，这是那个年代的孩子们共同的眼神。这就是爱花，我表姐的最小的女儿。每天，爱花都要背着书包，迎着初升的太阳去红旗街小学上学。
　　
　　我和爱花一同岁，但是她的辈分比我小，她应该叫我舅舅，可她每次见到我，就叫我“闷头”。我小时候，总是撅着嘴，皱着眉，尤其是突出的额头显得我傻乎乎的，好像对任何事都琢磨不透。因此，我的小名就叫“闷头”。她那样叫我，我也觉得没什么，小孩子幼小的心里还是非常单纯的。
　　
　　一天早晨，爱花起床起晚了，一想到要迟到，她就急得坐在被窝里哭，表姐气得骂她自己不操心。爱花气得边哭边用双手使劲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妈妈赶紧起来，劝住了爱花，快快地给她梳好了头，帮着洗漱完，又准备了一点干粮塞在她的书包里。爱花这才急急忙忙地跑着去上学。
　　
　　当时一部名叫《排球女将》的日本电视剧风靡全国，那个长发飘飘，像小鹿一样灵活敏捷的小鹿纯子成为了我们那一代人的偶像。爱花也做了一个排球。她把一个塑料袋塞满棉花破布和废纸，把口扎得紧紧得，拴在晾衣服的铁丝上。放学后，爱花回到家里，一放下书包，就来到院里的拐角处的晾衣绳下打排球。后退，助跑，起跳，口里喊着“晴空霹雳”，“啪！”高扬着的右手重重地打在了球上，圆圆的塑料球绕着铁丝翻了好几个圈。我和爱花经常比赛打排球。小院的上空回荡着我们的欢笑声。
　　
　　上高中时，有一天，我在海子巷巷口和同学聊天，看到了爱花。她和她姐姐爱玲拉着满满一架子车西瓜进巷子。身材略壮，皮肤较黑的爱玲拉着车子。她低头看着地，身子向前倾着，缰带深深地勒进了她的肩膀。看到我，她镜片后面那双细长的眼睛里漾出了微笑。爱花在车后面推车，她弯着腰，双手扶着车尾，使劲推着车。两只羊角刷朝天晃着。看到我们，她擦了擦涨得通红的脸上的汗水，不好意思地笑了，那双黑幽幽的眼睛笑成了弯弯的月牙儿。
　　
　　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出意外。爱花在她姐姐家帮着擦玻璃时，不慎从四楼上摔了下来，一朵花一般的生命刚刚绽放就很快凋谢了。在给爱花送行时，我没有去殡仪馆。爹爹和二哥过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可以想象那场面是多么得凄惨。爱花的后事料理完后，我们全家去表姐家安慰表姐姐夫。几天功夫，表姐姐夫仿佛苍老了许多。爱花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惠华后来见到我说：“我还以为那天在殡仪馆里你也会来。”我知道她在委婉地责备我应该去送爱花一程。
　　
　　我知道惠华批评得对，作为从小在一块长大的童年的朋友，作为在武威二中校园里相处了三年的同学，作为我表姐的最小的兄弟，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去送一送爱花。这只能说明了我还小，不懂事。
　　
　　1988年，妈妈去世时，我18岁。姐姐在炕上，趴在妈妈的身上哭得爬不起来。望着妈妈的遗体，我却没有多少泪水，只是心里有些难受。在乡下给妈妈出殡时，姐姐和二哥痛哭失声，而我，三哥，四哥却没怎么哭。我们都还小，我们都不懂事，不知道妈妈的离去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1995年过年的一天，平时从不进厨房做饭的三哥一反常态，买了一些菜，在厨房里炒菜。我看得有些纳闷，但我没有去问。我和三哥关系不好，在家里一年说不上几句话。姐姐问三哥为什么要炒菜，三哥面色悲戚，默默地说：“我给妈妈做个菜。”菜炒好后，三哥把菜端到妈妈的遗像前，点了三株香，一个人在那间屋子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
　　
　　2007年元旦那天早晨，我们学校进行了庆元旦全校环城越野赛跑。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所有老师以年级组为单位，被安排到泽普县城的各个十字路口，拦截车辆，看护学生。我们高二年级组被安排在人民医院门前的十字路口。比赛都快开始了，方老师才急急忙忙地跑来，跑得气喘吁吁，呼出的热气像丝丝白色的轻纱在她头顶袅袅飘扬。她一过来，撅着个嘴，对我们解释：“都怪我妈！早晨把馒头蒸好稀饭熬好后，打电话非要我去吃。我说我要参加越野赛，来不及，不去了，她不愿意，非要我去吃一点。我赶快跑到我妈家，急急忙忙地吃了一个馒头喝了半碗稀饭，放下碗就往这边跑。这不，来晚了。”责怪的话语里掩饰不住被亲人关怀的满足和得意。
　　
　　不知怎么回事，这些话突然像块块石头撞击着我的心，一阵痛彻心肺的痛苦席卷了全身：在这远离家园的异地它乡，在这冰天雪地的寒冷的新疆的小城有谁还会关心我是否吃得上饭？我朝着家乡的方向，仰面望着布满阴霾的天空，用心底里最深沉的声音说：妈，我想你了！我面对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那积压了19年的泪水像泛滥的洪水，在我的心头肆虐地流过。
　　
　　在今天，在已是到了不惑之年的这个年龄段，在经过了一些人和事的时候，我想我应该懂事了。我觉得，失去亲人的这种痛苦就像风湿一样，平常的日子里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有那么一刻，它会突如其来地袭来，钻骨入髓般得疼。想到古钟楼，想到爱花，此刻，我的心里就就是这样一种痛。
　　
　　巍峨的古钟楼，千百年来一直矗立在这儿，像一个年迈的生命力旺盛的老人，它挺过了一系列的天灾人祸。1927年的大地震没有把它震倒，同年的洪灾没有把它泡倒，1928年的兵乱没有把它烧毁，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它今天依然是英姿挺拔。我没有听过它的声音，但是冥想中它的声音应该少了许多清脆悦耳，而多了许多深沉激昂；那声音里氤氲着一种岁月弥久应有的沧桑和苍茫。从它下面走过的人来了，去了，又来了，又去了。有许多人从黑发走到白发，还在继续走，还在陪伴着这座楼；有的人暂时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像我，在消失了3600个日日夜夜后，今天，又会来了；有的人从白发走到消失，但是我相信，他的魂灵还在萦绕着这座楼，静静地聆听着它的声音。古钟楼下大槐树的叶子绿了，黄了，枯了，落了，来年，又是周而复始。只有这棵大树知道，它身上曾经掉过多少片叶子，因为每一片叶子就是它的一个孩子；只有它知道它身上的每一道年轮是哪一年的记忆。正如我，只有我知道，我内心的树叶是怎么一片一片凋零的。
　　
　　今天，我的年迈的表姐姐夫早已搬出了海子巷，在离海子巷不远的一套楼房里安祥地度着晚年。头发花白，老态龙钟的他们，和古钟楼一样在渐渐地变老。他们和古钟楼一样，是凉州历史的见证者。在我的心目中，表姐姐夫就和古钟楼一样，和爹爹妈妈一样，是离家在外的我的永远的情感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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