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定坤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散文言，取得白话文主导地位的全面胜利后，文学史书写的目光便集中在白话文领域。伴随着当代全民主体精神的失落，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刻反思近代文化的变迁，在焦聚于价值精神的传承中反思语文的现代性，渐归于对语体形式承载文化意涵的再审视，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重续文脉的态势。这一背景导致诗古文辞创作获得了新的时代意义，更因辞赋“润色鸿业”①彰显大国情怀的文学功能，应和了当代国人追求国家富强接受心理，使得这一领域的创作自2007年《光明日报》推出“百城赋”起便异彩纷呈，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当代文学现象。十余年过去了，回视或可稍作省思。

　　在文言的世界里，会须作赋始能“成大名士”②，盖以赋为“一子之学”③，“必读万卷书”④方可为之。此即赋资才学以为体，以这一特征考量当代白话文语境中的辞赋创作，毫无疑问会凸显出学人辞赋创作的重要性。质言之，学人赋是考察当代辞赋创作无法回避的焦点。按学人赋语本学人诗，学人诗是清人方东树、陈衍等总结出来的诗学观念，导源于宋人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⑤，自黄山谷上溯韩、杜，要归于学问，而融贯有清一代考据之学以入诗的诗学路向；揆此以论，称为学人赋，即在于它既渊源有自又不离时代，可以置之于文学史来加以考察。学人以治学本色决定了其创作态度，2015年8月，中国赋学会副会长、学者易闻晓先生《会山堂初集》出版。此书以正体竖排，凡七卷，以文类次序先后，内容一律加自注，其中前四卷为此前所作辞赋，是该书的主体部分⑥。仅从体例和注释来看，即知作者著此书具有等同于学术著作的严肃审慎态度，故而此书出版后在业内屡获好评。而从作品影响力来看，也不容小视，比如其代表作《海口赋》便引起了海南省相关方面的注意。为此，2020年4月海口广播电视台《海口大讲堂》还专门请作者去作了《我与〈海口赋〉》的四堂在线讲座，以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创新性发展的案例来加以表彰。实际上，作者踵武其事，在2017年成为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的他又将自己的旧作加上新作《孔学堂赋》《巴蜀全书赋》等汇为《易闻晓赋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此书按传统古籍排版，一函二册，正文大字，注文小字双行⑦，注重收藏和阅读的双重价值，一仍此前对创作的审慎态度。其实，当前已有不少学人以诚挚的态度投入了辞赋创作之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而此书作者早年作《海口赋》誉满海内，其时正在“百城赋”运动渐次拉下帷幕之时，考虑到作者兼有学者的双重身份，亲身经历辞赋运动且有着学者的反思和反拨，其辞赋作品也已经受了一定的时间检验，故本文以易闻晓先生的辞赋创作为例，来考察当代学人赋的创作倾向，借以衡之于文学史的考量。

一、研究影响创作的交互性

按古代诗文的创制，无不始于严辨体制⑧。当代学人赋的独为标格，正在于学人的治学倾向，不管他们是否直接治赋学，但俱以文言文本为研讨对象，故其创作在经验上具有必先返归于经典文本的宗法取向，因之学人赋最有可能在研读古赋中把握其体制特征；反过来，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严肃的辞赋创作实践则可能深入体察到赋家的良苦用心，和赋文的书写策略。这共同构成了他们研究和创作的双向互动。

　　易闻晓先生的创作和研究很明显具有这种倾向。其《会山堂初集》收有《相如盛览问对赋》《临邛赋》《学苑春秋赋》《周公赋》《钱宋金婚赋》《哀闻一多辞》等，其中前三篇是大赋体制，用字考究，苦心经营篇幅，尤能体现其赋体观。试观《海口赋》：

　　其地则一城带水，三面环渤，北挹神州，南镇广陌。方其碧波千里，蓝天一色，舞鹤振羽，翔鸥奋翮，乃有虾蚌娵隅、龟甲蟹贝，或群戏于浅海，或相忘于晴沙，或暂憩于礁屿，或漫游于渚涯。又有鲳鲍鲛鱿，蛤蚧蠘蟮，海扇张绮，海葵放瓣，沉伏海参，潜游海鳗，藻带缥缠，珊瑚枝蔓，万状陆离，八采璀璨，共斯宇之空明，乐兹域之灏瀚。⑨

　　起句即骈对，似乎作者要以骈体入赋，但下至“舞鹤”“翔鸥”“虾蚌娵隅”“龟甲蟹贝”，渐多铺陈，及至“鲳鲍鲛鱿”“蛤蚧蠘蟮”“海扇”“海葵”“海参”“海鳗”的纷至沓来，才知作者是要恣肆铺陈，同类联边以穷写海底动类，进而造成了一种大赋气势。当知这正是作者论赋反复强调的“凭虚铺陈”，其《汉赋凭虚论》谓：“大赋‘凭虚’，要在铺陈，其本质要义是显示炫耀，其叙述视角则假托虚拟，其主导倾向为夸丽藻饰。”⑩赋中描摹海底动类看似写实，但如果联系开篇序中以“巧舌”“飞辞”来“广说琼山、漫夸海口”，即知这一段描写应对了作者论大赋所强调的“假托虚拟”，当属作者“凭虚”的想象。作者认定赋体之要在于铺陈，以为舍此无以名赋，故而在《赋亡：铺陈的丧失》中，作者历论赋体演变，认为铺陈的丧失是大赋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借此以观其大赋创作，则发现资于“凭虚”的铺陈手法无处不在，如《相如盛览问对赋》：

　　此篇借《西京杂记》中著名的盛览问司马相如作赋之记载而敷写。原文仅百余字，文称：“司相相如为《上林》《子虚》……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所载具小说意味，其真实性已为后代所疑。而广为包含赋论的数千字大赋，自是“凭虚”推衍。选段是借司马相如之口教盛览识赋，而直接将铺陈方法归纳为“类辑繁难”“同旁”“并类”“重字”“叠音”等方式，以下的铺写则依此而推衍，这正可见出作者将铺陈视为作赋必然手法的创作观念。

　　作者将自己的诗赋研究集命名为《诗赋研究的语用本位》，所谓“语用本位”，指基于创作的语言使用视角，据此则一切理论研究终将落入到句字的切实考较上。如论“铺陈的可能和丧失”，则体现于“句式、属对、用字及其演变”上。先从句式别出铺陈不同于骈句的“联对构结”，而是四言一顺，语意连贯一气直下，舍弃虚字连带，“四字为读，直接呈现名物，无需句法成分的组合，形成缜密的铺陈效果”。在“用字”上，则明确指出：“大赋铺陈，用字鱼贯，多取难僻之字，则显朴厚拙重。鱼贯则联边相从，字形整饬，绵密紧凑。”这是本于谢榛“多使难字，堆垛联绵”的赋体推衍，而广为多种用字之法。由此语用本位的考较，得出明确的赋体之辨：“若以堆砌视为滞窒，是惟不识体制，盖厚实拙重，正是本于大赋体制的自觉追求，以为博识炫耀，爰使览者惊骇。”这种用字和句式之论正应对于上述所引作者大赋的特征：用字“类辑繁难”，或用“同旁”“并类”、或用“重字”“叠音”，以之铺陈而四言一顺，层出不穷又乐此不疲，显属有意为之。可以说，如果没有创作赋与骈文的细心体察，恐怕作者不会得出这样的论断；或者说，如果没有这一理论发现，作者的赋体创作追摹不可能“深得赋体之三昧”。

　　而此外作者由赋学源流考论得出的“赋体颂用”观、赋用联绵字、赋用名物特征等方面，无不呼应其赋体创制，兹不详论。这种“语用本位”，既是研究方法论，又是创作体验。惟其研究，才能将赋博取事类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惟其创作，才能敏锐地捕捉到赋体本质，开辟出基于创作中语言使用视角的独特研究路向。从逻辑上来说，基于学人的身份是研究影响了创作，事实上创作之途一旦开启，便和研究发生了交互性的影响，所以才能取得有影响的赋学业绩：自创作看，易闻晓除了《会山堂初集》所收辞赋外，还有收入《易闻晓赋集》的大赋《孔学堂赋》《巴蜀全书赋》，皆不让古人；自研究看，则其《汉赋凭虚论》《论汉代赋颂文体的交越互用》《汉赋为 “学”论》《赋亡：铺存的丧失》《辞赋联绵字语用考述》《大赋铺陈用字考论》等篇，新见迭出，莫不从“语用本位”切入而有所得。需要指出的是，这与作者早期沉浸于理论融合创作的“实践诗学”研究路向一脉相承，体现了学者和诗赋家的双栖身份在创作和研究上交互为用的独特表征。

　　这种表征在学者中多有呈现，如已故的饶宗颐先生赋学研究之先路，在创作上有《宋王台赋》《马矢赋》；而中国赋学会会长许结教授则有《栖霞山赋》，刘永翔教授有《召稼楼赋》，已故钱明锵先生有《盘龙湖赋》，侯文学教授有《盛览献修相如赋》，王晓卫教授有《百年贵大赋》，彭红卫教授有《长盛川赋》等，他们各自研究的视角不同，所作赋呈现出不同的赋体趣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赋大致都可以与作者的研究交互印证，因而大都具有明确的体制意识，属于当代辞赋创制中的精品。换言之，这也鲜明地指呈了学者是最有可能写好赋这种文体的。

二、高雅文脉赓续的必要性

当代学人文言创制所面临的最大困境，便是白话文定于一尊的文学话语叙事，这决定了学人的文言创制不得不面对千年文脉承续的深沉思考。1917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宣称以活的白话取代死的文言，此后新文化运动取得压倒性胜利，文言则被当作“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彻底扫出日常生活使用的领域。百余年来，间有的几次文白语体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也只是落在了文章表达的趣味上，认为白话文本身的随意化、生活化、直白化、世俗化，或多或少消解了传统文言所具有的张力；但由于语言形式本身是作家襟怀和趣味的呈现，致使这种文白之争隐含了“雅”“俗”判然对立的文化立场。深入考察，随意而缺少内在指呈的白话口语的确和竞相言利的时代语境互为呼应，即是说，这一语体使用很难让人秘响旁通于语言背后的意蕴，在言行间躬省人的精神德行；相比之下，精简的文言作为千古文化的承载，不仅能引发补阙意想的诗意情怀，更能激起读者思接千载的文化想象，借此闲暇的慢节奏可以或多或少地超脱当下功利，这正是传统文言具高雅魅力和诗意情怀之所在。按胡适溯源白话文学的语体，始于佛书传入之翻译，兴于唐宋，以元明为高潮。事实上，唐宋变文、话本、元明小说等以白话为语体的文学形式虽在社会广为流传，但仍不足以对周秦两汉以来的高雅文脉造成任何伤害，二者是互为补充、彼此发展。充满文化意蕴的文言固然是白话的丰富语言资源，生鲜活泼的白话也刺激了文言的文章发展和体制通变，这种雅俗互动的语言实践原则保证了传统语文不断发展的蓬勃生机。只有到五四这里，文言和白话才形成了你死我亡的对立冲突；所以白话文的压倒性胜利，也就意味着文言文的式微，以及依附于此的传统士人雅怀的衰落，由此而造成了某些人眼中的“斩断文脉”现象。

　　作为浸润于文言世界的学人，崇尚高雅趣味是应有之义，面对定于一尊的白话语境，选择文言创制则必然或多或少具有赓续文脉的自觉和责任意识。对于严肃审慎的学人来讲，这种重返雅言的文脉赓续，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创制，必须在语体上追求“修辞立其诚”，辨析体制以正本清源。据此以论，辞赋创作必资于才学，使学力不够而作之，则其体制更易混淆，雅言不古，则易陷入俗体。易闻晓先生《书钱公涵天楼辞赋后》说：

　　虽文运陵替，其体固在，雅俗不淆也。然今之作者，大言赋写当代，浪谑调笑，俗语村言，街谈巷议，拉杂成篇，或乃一时标语，殊方白话，凑合为句，讵云古道复兴，实则瓦缶雷鸣，可为扼腕。……

　　或以今人撰作，当求通俗，是不识尊体耳。盖赋为雅制，必尚古雅，而今世浅薄，安可媚俗！惟以拔俗之高标、超凡之逸格，方可救世溷俗，振古绝学。所云雅道复兴，其义固在于是。

　　这是2007年10月作者与钱明锵先生讨论当代辞赋创作现象的通信，其时“百城赋”运动正如火如荼。文中明确指出了“文运陵替”的文脉延续，而讨论的目的显然是欲呼唤同道以创作来“振古绝学”，“复兴”“雅道”，是为赓续文脉。落实到雅言趣味上，则强调体制之辨——“赋为雅制，必尚古雅”，这是尊体之要义。此外，这封信也判然别出了学人赋与指向“百城赋”背景的“今人”“通俗”之赋两者间的差异。作者《海口赋》初出，声名鹊起，钱明锵先生曾评为“效法汉、魏，绳趋班、马，网罗操括，笃志为文”，而“深得赋体之三昧”，是“当代难得之奇文”，同时批评了“当下媒体文坛，急功近利”，故此信可以看作是钱、易二人的声气相求；考虑到此前“百城赋”运动的背景，那么，别出 “今人”的“拉杂成篇”率意作赋、而欲呼邀学人并起力矫赋坛之弊的用意则是很明显的。这种用意无疑体现了学人们赓续高雅文脉的诚意。

　　这种诚意完全可与学人的辞赋创作态度互为呼应。按易闻晓先生《海口赋》《相如盛览问对赋》《临邛赋》《孔学堂赋》《巴蜀全书赋》纯主大赋体格，兹观其内容，悉皆一丝不苟：就篇幅看，每篇动辄三四千字；各篇在结构上都力求有所变化，《海口赋》以“述客主而首引”写都邑城市，《相如盛览问对赋》以问答式铺写夜郎地域特征，后三篇则直接铺写；在句式上一律以汉大赋四言为主，辑类繁比，一顺而下；在铺写上穷尽名物和形容，冥搜苦索；在用字上联绵堆垛，祖述汉大赋的同类之用，多取古雅僻字。不难想到，作者在每篇大赋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真可谓“殚精于是，竭虑于是，废寝忘食，槁木死灰，龃龉不安，辗转反侧者，亦无往非是”！这样的深情投入，自然也旁通于其诗古文创作，试看他论“文言不古”：

　　近世白话兴而文言废，惟学者或用，顾以拘牵学理，濡染白话，遂援泰西文法，撮合文言旧辞，或以古文文法，运诸舶来名物、俗世语词，视古文殊不类，虽学高如大师者，不免也。……于今世学人之文为滥觞，衍流渚屿，率以长句欧化，惟存之乎者也，以为延喘拖沓，乃视白话为高，尤大不类。虽然，劫余奚取雅言！

　　在辞归古雅的文言轨范中，明确批评了“文言不古”的问题所在。只是近世时局变易，惟有在对流俗时弊生造古语的反拨中，徒然留下“劫余奚取雅言”的慨叹！

　　我们不应该轻视作为学人的这一缕情感的慨叹。这既呼应了面对诗、古文、辞赋严肃的诚意，又是文言语体孕育的主体情怀，隐然连接了传统文人的本真性情与雅怀趣味，舍此不仅无以作好抒情小赋，更无法自觉生出一种文化忧患意识和赓续文脉的自觉。故而在其短制中，既有《哀闻一多辞》的深沉悲恸，又有《钱宋金婚赋》的辞采情韵。即便在其不主情感的大赋体制中，也间有性情的挥洒，如《相如盛览问对赋》结尾“歌通冥杳，舞悦神灵，乃荐枕席，玉露宵零，牂牁一梦，旷野山青”的风情和诗意，亦应和于《临邛赋》歌辞“人情有契兮，旷古相逢”的情性之痴。以此推而广之，在《会山堂初集》卷八“稗说”中，可以不断读到类似的性情短篇，适为佐证；而浸润于这种雅言创制，情之所钟，必求同类以通声气，如《跋孙余良水调歌头六首后》：“然以三覆之献而不昭世，则罪同厉武；当片语之论而乃因私，抑恕其莽荡。”推荐民间学人的拳拳之心则跃然于纸上。

　　其实，长期浸润于文言雅怀世界里的学人不在少数，这种“拔俗之高标、超凡之逸格”，也就不难找到同调。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学者凡钟情于诗、古文、辞赋者，率皆或多或少具有赓续文脉的自觉和情怀。反过来，由于汉字雅言的“六书”源起而承载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意涵，其使用则必自经典祖述传承。故凡作一高雅之文，必是建立在“阅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的基础上，方能“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这一创作者雅怀趣味的呈现，正形成了赓续文脉的过程。而古代文学的研究，由于对象主要限定为20世纪前的文言，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古感和隔膜感将会越来越强，古代文学文本作为经典的鲜活性也随之有枯竭的可能；如果我们放开心胸，站在宏阔的文学史长河中，为后世研究者负一点责任，那么，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学人既已以古为业，则不仅应当发扬辞赋乃至诗古文创作、从而赓续文脉的这一行为，而更应呼唤同道参与之。即使退而言之，这种行为也指向于重新激活雅俗互动、言文互补的传统语言实践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恢复民族语文的生机活力、有效提升现代白话表达提供语言资源和实验途径。

三、当代文言创制的尝试性

按“文变染乎世情”，学人赓续文脉的严肃和深情作为一种主体精神，必然在创作上指呈为赋写当代的内容考量。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衡之以时代内容而进行的体制因革，对当代物事的书写，当代地域性的突显。从现象上作客观的考察，可以谓之为雅言抒写当代的诸种尝试，而这，同时也是学人辞赋创作应然具有的严肃态度和开创魄力。

　　文言创制虽准之以体制，但以时代内容济之，仍有姚华所论“文章体制，与时因革”的斟酌 “通变”。细察易闻晓先生的辞赋创作，便可发现这一点。按章太炎对比中西文学观指出大赋体制不主情感，而以“奥博详实”为“能事”，易闻晓先生《赋亡：铺陈的丧失》在论证汉赋“铺陈”本质时曾予以认同，但他在《海口赋》序中却又明确提出了作赋的观点：“衍马、扬之缛藻，援江、鲍之婉思。”“马、扬之缛藻”指向“奥博详实”的名物铺陈，乃大赋之所长，“江、鲍之婉思”却系六朝小赋之所胜，显然作者是要摄小赋之情思入大赋之铺陈。考虑到今人文学观受西学影响一以情感内涵为指标，作者此举应是兼顾了今人读赋的接受心理，故谓属于当代文言在体制上的新尝试。只是该赋的“婉思”并不多见，仅在结尾“抽琴命弦”的歌辞中“一梦兮恍惚，十载兮彷徨”有所呈现；恰如《相如盛览问对赋》结尾“舞悦神灵，乃荐枕席，牂牁一梦，旷野山青”的风情和诗意。相对于四千余字的篇幅来说，这只不过是蜻蜓点水，可见作者并不欲以“婉思”破坏汉赋铺陈为主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尝试是很恰当的。此外《相如盛览问对赋》的立意也呈现为一种本于体制的创新和尝试，此赋以盛览和相如问对赋家心法一事敷衍立意，前面六段是问对赋论。按以赋写赋论，汉班固《两都赋》之序肇其端，唐白居易《赋赋》、清潘锡恩《六义赋居一赋》皆更进一步，属以赋论赋义的骈赋短制，后者篇幅稍长。此篇又有所突破，一是在其中阐发自己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赋所获得的理论认识；二是就司马相如论赋的“苞括”“总览”和章学诚论赋吸收先秦诸家终为“一子之学”这两大著名赋论展开敷衍；三是突破传统骈赋作法，以赋体铺陈手法的类辑故实、联边字形等来写赋论，由于有了足够的空间以供骋辞，阐释赋家心法可谓淋漓尽致，相比《赋赋》的枯燥理论陈说，更见赋体文学之美。此外，像《周公赋》的尽用上古典奥之辞，当是考虑上古时代而取佶屈聱牙的风格；又如《学苑春秋赋》《第十届国际辞赋学术研讨会邀请函》这样的短制，也都具有一定的尝试性，尤其是后者，纯以骈文写成，注重“辞”的缛藻功能，叙事描写妥帖，很能见出作者的苦心孤诣。

　　援当代物事以入雅言是赋家不可回避的问题，毕竟“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只是当代物事如声、光、电、化等，率多工业文明产物，其源起本就处于诗化自然的对立面，故消解诗意而难入雅言。但赋之为体要求穷尽铺陈，时代书写亦要求对现实有所反映，故不可尽弃此类，这必然需要一种挑战性的尝试。易闻晓先生辞赋于此似乎极为慎重，如《海口赋》写特区设立和打工者云集的实情：“诞移星斗，时世代易，岁在戊辰，建省是纪，厥有其治，兹邑是恃，鼎运肇启，特区为制。于是率土风动，一境云乐，万众趋骛，群氓踊跃，或挟巨金，或负宿学，或资品秩，或抱然诺，或担橐囊，或掇斤凿，或裹糗粮，或荷瓢镬……断柳枝于灞岸，决衣袂于咸阳，怅碧渌于南浦，愁萱椿于北堂。”完全不以俗语拉杂拼凑，而是穷形尽相，化入古语，时杂入诗化的意象 “柳枝”“霸岸”“南浦”“萱椿”，加以抒情化的渲染；特别是描摹各类打工者的行为，明显见出了一种现代物事抒写的尝试趣味。我们看到，引现代物事入辞赋，作者除了兼顾雅语系统而化入古辞之外，还有意援用了诗情的点逗，似有以此来化俗为雅的用意，这可能与作者研究诗法且亦擅诗词有关。《会山堂初集》卷八“稗说”亦有描写现代物事，可为佐证：“各得其所”条论男女着夏装：“今侍者西装领带，虽夏热不解。或尊者训示，用示威严。课徒，令男生毋露，禁拖鞋，女则吊带受凉，短裙曝肉，既已为常。”用古文法，精洁有趣，慎入虚字，“受”“曝”二字必有推敲，颇见风情，非作诗词者不能办。它如“身体消费”条论“文胸挺越，高跟拔地”，“曝以其宜”条以“深领之诣腹、开叉之及腰”描写现代美女着装，无不将现代物事体现得情韵摇曳。可以说，现代物事是学人赋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饶宗颐先生的《马矢赋》，以贾生赋法写潮州大饥荒，悲恸动人；侯文学教授《盛览献修相如赋》，以今日尚流行于黔中的腊肉特产为赋写对象，援取了今人制肉食美味的工序；许结教授《栖霞山赋》写旅游景点的现代规划，只以结尾点逗，以赞语归于雅正，必慎于对流俗的警省，俱见作者的良苦用心。

　　赋家们还特别注意凸显当代地域特色，从城市化进程和地方经济建设抢占高地的时代政治特征的角度来看，这正是赋写当代的必然内容。如《海口赋》花了两段大写海口的椰风海浪和游人风情，应对于椰岛旅游城市的“名片打造”，使人一观便知写的是海口。上引侯文学教授的《盛览献修相如赋》，开篇言辞即具有地域特征的暗示：

　　牂牁盛览少慕相如，日诵《子虚》，歆慕不能自已，乃涉越山川，负笈徒行至成都，请谒相如。……既见，相如视其颜色黧黑，形容憔悴，衣履甚敝，讶然曰：“先生何以疲困若此？”览曰：“览虽生于僻陋，亦闻圣人之言：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今览来，遵先哲之诲，谨献土仪为质。”

　　文法高古而颇有趣味，“颜色黧黑，形容憔悴，衣履甚敝”是身处“僻陋”一域的人物特征，而“谨献土仪为质”则明确体现了作者借土特产立意的赋法，这暗合于今日“多彩贵州”以“原生态”民族风俗风情为中心的地域形象。又如易闻晓先生《相如盛览问对赋》写古国夜郎狩猎：

　　于是玄冬之月，北风栗烈，鹰隼高飞，狐兔觅穴，尔乃呼合侏离，纠集鳖鳛，胆过任鄙，力称乌获，左肃慎之楛矢，右宜臼之铜镈，揭褐为旗，削木为铎，画鳖为令，钻燧为爝，结绳为纪，占龟为猎。……尔乃攀跻崄巇，登降峛崺，出入窍穴，展转岖崎，循豨迹于千仞之崿，万丈之津，蕙茝为食，江蓠所馨，甘泉为饮，兰若为茵。

　　语辞虽多取自两汉狩猎赋文，但场景有所不同，那种鸿蒙时代围狩的盛大场面，在声韵句式的转换、铺陈的密集、用字的高古间展现得淋漓尽致，自非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处无此盛景；尽管是借故实而凭虚想象，可仍然紧扣住了今日“多彩贵州、神秘夜郎”的地域形象。这应当与作者客居贵州十余载，切身体验西南的独特风景和神秘魅力有关。在《会山堂初集》中此类抒写随处可见，诗如“古洞藏灵蛟起后，苍崖驻雨水流长”，辞如“若乃黄果飞瀑，玉崩弘祖之笔；赤水汩醁，香荐高皇之觥；芦笙奏阙，雾锁蚩尤之野；牛角吹寒，歌起峒苗之乡”。作者写贵州喀斯特地貌、名胜黄果树、名酒茅台、侗苗之乡的习俗等，简洁有力而具诗意，准确妥帖地勾勒出了贵州今日的旅游胜境和少数民族风情。再如其《临邛赋》对盐铁商贾的铺写，亦应对于“天府之国”的地域特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代学人的辞赋创制，西南特别是贵州占有一席之地，除了上引二人的贵州书写以外，尚有贵州大学王晓卫教授的《百年贵大赋》，曾任贵州师范学院的刘长焕的《多彩贵州赋》，贵州师范大学杨朝蕾的《瓮水赋》，贵州师范大学唐定坤的《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赋》《飞龙湖赋》，遵义师范学院徐钰的《遵义赋》《天牛赋》，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马黎丽的《牂牁苗女赋》，等等，网络上尝称之为“黔中赋派”。作者或生于黔地，或寄居黔中，俱能紧紧围绕独特的黔中风物而发为辞章，且多有精品。何以至此？或许赋史渊源有自，一代赋圣司马相如本成都人，问赋家心法的盛览是黔人；而以赋体铺排名物，必以广搜奥博为胜，在这方面，西南名物庞杂雄奇，尽可刺激和资于赋家抒写，真可谓文学得江山之助了。

四、当代学人赋的文学史考量

当代辞赋创作是一个大课题，学人身份要求其书写必然肩负起“质文代变”的文学责任，因此尝试尤显重要。尝试并不全然是成功，上引“黔中赋派”的某些作品就经不住深推，即如易闻晓先生的创作，在大赋中悉用骈句，或多或少消解了大赋高古之味，这或许是受后代骈赋的影响，故如名篇《海口赋》亦稍失之于流美；又学人赋中，赋颂之篇多，抒情怨刺小赋少见，稍乏体类的多样性和时代抒情的深刻性，如当下的抗疫大事件，深刻而有人文关怀的作品就鲜见。或者我们不必苛求本就不以抒情为天职的赋体，一定要如“诗可以怨”一般去承担起深刻的当代抒写功能，按照传统丰富的以文体为中心的文章之学，不管如何，这些赋作都已留下了时代的文学印迹。

　　如果将学人赋置于当代的文学书写语境，则将获得文学史视角这一维度下的新意义。按学人赋的意义生发，首先必须要参照近十余年来辞赋创作高潮的大背景。这一高潮的掀起，源自中宣部和《光明日报》在2007年3月7日起推出的“百城赋”专栏，专栏先后刊登了百余篇城市辞赋，由此而激发了异彩纷呈的辞赋创作。大略言之，此后的辞赋创作呈现为三种形态：一是网络辞赋运动，如继而推出的“千城赋”活动，着力刺激各类地方作者抒写当地城市，打造“润色鸿业”的地域名片；二是专业辞赋平台的建立，如2008年创刊并公开出版发行的辞赋类杂志《中华辞赋》，更多的是如中国辞赋网、中华辞赋网、中国骈文网等各类网络辞赋平台的纷纷涌现，此外还有专业的辞赋研究机构如中华辞赋研究院、洛阳辞赋研究院等的陆续成立；三是以赛事为主的实体活动，包含一些诗赋社团，依附上述平台，各类辞赋征文竞赛活动、辞赋论坛让人应接不暇，著名的有自2011年开始的中华辞赋高峰论坛、历届中华魂全国辞赋大赛、2013年全球华人《周公赋》大赛等等。这些现象足以表明，辞赋运动已产生了持久的全国性影响，成为当代文学创作耀眼的景观之一，赋体也成为书写当代影响最大的文体之一。不管这一波持续的辞赋创作产生了多少精品，在参与当代政治、文化以及文学的建设上，它都有着自己的位置。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未来文学史叙事，如果不是偏持于白话语体领域的话语独占，那么，这一文学现象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最少，当代辞赋创作业绩为文学史留下了丰富的语料。但此语料的时代价值与文学史价值，我们必须抱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来考量。就时代价值而言，它作为记录这一时代的重要载体，给后人提供了一份观察21世纪之初新中国经济崛起大背景下文化动态的史料。只是结合文学的本位判断，阐释它之所以出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史价值，才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本来，当代辞赋创作的异彩纷呈与独占风景，在很大程度上与赋之体制有关。按司马相如所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大赋为赋体正宗，在于敷写宇宙之大、名物之盛；溯源汉赋，总是指向都城的繁华、宫苑的盛美、疆域的辽阔、行游的侈丽等，对之“润色鸿业”而“宣上德”，以“赋体颂用”呈现出一种大国豪情和盛世梦想，故而成就一种以铺陈为手段的宏大体制。“百城赋”兴起之初，正是改革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效，而转型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治导向时期，这一导向要求以文学手段来打造都邑名片，宣传城市地域文化及人文景观，则必然促成有“润色鸿业”功能的赋体成为首选；嗣后追求国家强盛的国民呼唤以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导向，使得这一现象得到延伸，发展态势强劲持续；时至今日，举国提倡文化自信，便于教化的律赋则渐有兴起之势，此点我们另文并叙。然而，从学人严肃的赋体观来考察，赋体能“自成一子之学”，正在于它的内容广博，要求对名物、形容穷尽铺陈，形成赋资才学的必然特征。诚如谢榛所言，赋家必须“读万卷书，以养胸次”，才能创成赋文的奥博纷呈。以此为标准略加点检，就会发现当代辞赋率多轻浮无物，泰半纠结于口号的堆积和白话的混写，难有赋体的苞览气势。究其实，作者率多行政部门宣传干事或退休老干，学养不足之外，尚多以挺进官媒来博取声名的功利心态作赋。所以尽管可以从现象上把“百城赋”界定为“盛世作赋”文化传统的一种“自觉的集体赓续”，可究其内容却大都是时代政治意识形态导向的口号书写，只适合保存时代印迹。然而恰也正因为如此，以学问为天职、占有语料先机的学人，其辞赋创作才会别出一格，并由此而生发了赋体观念的争论和分歧。以“百城赋”为例，前后共计162篇，其间以高校为主的学者参与的创制约有20余篇，比例固然很小，但这些篇章却是“百城赋”中相对的雅制精品；此后，研究院的成立和部分学人不断加入到了辞赋创作的队伍，不仅充实了辞赋精品，更重要的是，其创作态势乃至观念大致都具有反拨“今人”“通俗”之赋的倾向。从这一点来讲，上文引钱、易二位赋家的共识，其实也是当代作赋学人共有的观念倾向。

　　学人参与辞赋创制，并且隐然判别了与“今人”“俗语”之赋的创作观念，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其间隐含了文学史的意义。按学人赋的标识首先在于赋体观念，这种赋体观体现了他们重唤雅言、而欲以自身行为反拨流俗来正本清源的执着意识，对于当前中国深受西方文体四分法之害，逐渐遗失久远的文章之学传统这一现象来说，颇具示范性的标格意义。如上文所见，这种赋体观是严肃而深具诚意的，更因为其研究和创作的交互性影响，学人赋最可能接近古代赋制。其次，从语体上看，一方面，学人赋提倡雅言，反对以俗语村言、白话骈语“拉杂成篇”，本身就是重续文脉的行为；另一面，当代学人一旦参与雅言创制，他们在政治边缘化后，由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转化为不可或缺的“人间情怀”，这种情怀作为主体精神则天然指向重续文脉的责任意识。再次，从内容上看，学人赋同样指向“赋写当代”的时代担当，只是基于文脉的重续和文言雅制的自觉，而呈现为一种对当代物事的斟酌书写，以及“时运交移”下的文体通变，正可谓古代文学的当代传承。这三个方面不仅是学人赋的重要内涵，而且也隐含了学人赋的学术脉络。按学人赋的重心在“学人”二字，正以学识为其指标，但就精神理念而言，却不能将之看成简单的文言复古。所谓“复古”，本意就指向重返经典寻找思想和文化的资源，再借以解决当下问题而“与时偕行”，这是它本身就有的“与古为新”的含义，体现了思想史和文化史强大的连续性；如果拉长时段来考察，民族文化延续不绝，那么当下的“文脉斩断”其实只能算是或大或小的裂隙。自此而观，学人赋正是古代文学的当代传承，其学术脉络，正在于赓续千年文脉，以形成文化的连续性。

　　注释：

　　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页。

　　②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47页。

　　③章学诚著，王重明注：《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④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75页。

　　⑤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8页。

　　⑥易闻晓：《会山堂初集》，齐鲁书社2015年版。

　　⑦易闻晓：《易闻晓赋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

　　⑧此为古代文学常识，如张戒《岁寒堂诗诗》：“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元佚名《文章欧治序》：“不知体制……失于文体，去道远也。”胡应麟《诗薮》：“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分别见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9页；张健：《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

　　第八届全国人像摄影十杰的评选，首次引入网络评选手段，采用线上与线下、网友与专家相结合的评选方式，经过数月的评选，共有300多万人次在线投票，产生了新一届的十杰摄影师以及提名奖获得者。其中既有影楼从业者，也有新闻工作者和摄影爱好者。

　　⑨易闻晓：《会山堂初集》，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8页。

　　⑩易闻晓：《诗赋研究的语用本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