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光芒

　　继颇具思想冲击力的专著《“打倒孔家店”研究》问世八年后，杨华丽教授又完成了这部题为《中国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现代转型(1898—1927)》(以下简称《家庭伦理叙事》)的厚重之作。从两部著作的研究主题来看，后者较之前者具有显著的延展性与开拓性，体现着内在的理论深化与实践上的转向。同样是以五四前后为节点，同样是挖掘现代转型的逻辑规律，但《“打倒孔家店”研究》是从思想史的层面还原历史的复杂面相，而《家庭伦理叙事》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构叙事世界背后的历史脉络；前者从客观存在的话语口号着手去勘探主观世界的思想谱系，后者则从主观审美的叙述流程切入以萃取真实及物的伦理存在。理论是灰色的，惟有生命之树常青。如果说“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尚带有灰色的成分，那么，丰富鲜活的小说叙事所形成的审美世界正是生命的广袤森林。从华丽教授研究重心的转移中，从《家庭伦理叙事》细腻深微条分缕析的句子中，不难看到她多年来孜孜不倦始终如一的学术目标、上下求索探求真理的学术足迹、挑战权威攻关难题的学术勇气、文史互补长于思辨的学术风格，以及胸有千壑永志不俗的学术情怀。

　　《家庭伦理叙事》一书所涉猎的话题及其观点论述已居学术前沿，本来我没资格撰序置喙，而华丽教授之所以力邀我写几句话，也主要是因为我对她相关研究的推进过程比较熟悉。说起来，华丽教授《“打倒孔家店”研究》的定稿与出版，以及《家庭伦理叙事》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恰恰都是在2013至2014年她计划着来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当时，她已经是一名成熟学者，怀揣数十篇重要期刊论文，且在原单位担任职务。但她依然义无反顾地以一个全日制学生的姿态做起了南大的访问学者，过起了宿舍—餐厅—图书馆三点一线式的生活。清淡而枯燥的校园生活，对于华丽来说，却不啻是某种慷慨的馈赠，是心无旁骛遨游学海的难得时光。教室里沉静笃实的身影、读书会上活跃敏锐的思维、讨论中对于问题的究根追底的执着，都在表明这样一个道理：一个纯粹的学者，必定是一位苦行僧式的攀登者。

　　学界中人都深知，现代文学研究多年来之所以是一门显学，这与它的跨学科性质、社会文化的综合交织及思想解放价值是分不开的。惟其意义巨大，晚清至五四的现代转型期及其蕴含的核心思想与文学命题，集聚了研究界时间最长热情最多的学术能量，这一领域的成果积累了一代代学人的汗水与智慧。也因此，年轻一些的学者在选择主攻方向时更喜欢“绕道走”，去开辟相对不那么拥挤的属于自己的处女地。但是华丽教授却不避艰险地投身于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成绩。

　　《家庭伦理叙事》首要的学术意义即在于它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新时代的宏阔视野重新确立了该题域研究的逻辑基点。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伦理中心主义，而伦理中心主义的中心则是家庭伦理。在本书绪论中，作者着重指出，一方面，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庭伦理秩序是伦理秩序中尤为重要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和基础；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相对稳定，是造就中国文化超稳定的重要基石。究其根源，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部伦理道德都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演化、展开，而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规定的正是重要的家庭成员——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君为臣纲不过是家庭关系的推演；五伦中的父子、夫妇、兄弟意在调节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且君臣伦理不过是父子伦理的推演，朋友伦理不过是兄弟伦理的推演。

　　作者在强调家庭伦理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以及作为中国文化超稳定的“基石”这两个关键词的时候，特别论证了个中究竟，是有其良苦用心的。这不但涉及本书对于论述题域范畴如何框定，也意味着内在逻辑合理性的获取，以及全书分析方法的可行性问题。我想，如果将其置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以更为形象简明的表达方式，几乎可以作如此判断：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男女平等，那么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父上子下。西方文化的所有伦理关系与秩序都是由男女平等推衍而来，兄弟、君臣、父子、长幼之间都自觉地以男与女的关系为准则。而且，这里的男女平等不局限于夫妇之间的平等，而是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平等意识。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父上子下惟其原生于家庭伦理，推衍开去，从政治到经济，从日常到政治，从民间到庙堂，贯穿于社会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便历史地形成了超稳定的文化结构。

　　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由伦理中心主义，进而凝固为家庭伦理中心主义，这其间的差异及其复杂的环节，直到我们今天也许并没有充分勘探到底。而家庭伦理之于文化结构的超稳定结构功能，内在地决定了在现代文明与现代性思潮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必要性、艰巨性乃至反复性等多元历史样态形成的必然规律。意识到这一些，也许会帮助我们重新理解那个时期“打倒孔家店”运动中先驱者们何以会不断呐喊又很快无助地彷徨；“全盘西化”的呼声亦非以意气用事可以解释，亦不是不可思议；至于“群己观”的提出、“个人”的发现、“非孝”话语的介入等，更是因其对于家庭伦理改变的针对性，获得了远远超越家庭伦理关系的现代启蒙价值。

　　尤为重要的是，在本书的逻辑基点所形成的恢宏视野之下，家庭伦理之任何层面或者任何环节的现代转型探索，都几乎命定地牵一发而动全身，都潜在地涉及整体文化结构的转型问题。而只有在整体性的视野下观照它们，才能够真正挖掘出对象文本的历史特质与阐释价值——无论是从历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共时性的角度，都是如此。因之，本书把研究对象划定为1898—1927年间的家庭伦理叙事，是建基于深思熟虑的论证之上的。宏阔的理论视野与独到的历史意识，可视为本书的第二个研究特色与学术价值。

　　华丽教授清醒地看到，从1898至1927年，晚清与现代作家“有幸看到了宗法封建性家庭漫长的解体过程，感知到其中尖锐或钝重的痛苦，并且以其具有时代特色的笔墨，为我们留下了独特的家庭伦理叙事的现代转型史”。这是一段鲜活的灵魂史，也是一段环环相扣的历史链条，是一段相对完整的转型史。前人的研究抬高了后续研究的起点，但她发现，立足于史学、哲学、社会学，尤其是伦理学学科来研究中国家庭伦理问题者，较少把1898—1927年间中国家庭伦理的嬗变问题视为一个相对独立而重要的学术题域来对待。在文学研究界，古代文学研究者多将研究下限确定为辛亥革命，而又因多重视宏观论述而相对忽略了对1898—1911年间小说的研究。即使近年来，清末十年的新小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仍因下限的设置问题而依然不能将家庭伦理的现代转型过程推向深入。

　　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在此论域中，或者多将研究上限确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更为重视此期的两性伦理而相对忽略父子伦理问题，因之，中国家庭伦理现代转型的历史流变轨迹难以清晰地加以呈现。在此背景下，本书系统地打通清末、民初、五四高潮期及五四退潮期，以独到的视野实现了历史阶段与逻辑链条的深度契合。我们看到，在家庭伦理的叙事转型中，五四小说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在历史链环中表征着发展特质的一个环节，只有在动态的逻辑观照中，其历史的局限性与突破性、文学魅力与思想特质方得到客观丰富的还原。

　　本书的第三个学术特色，也是在通读书稿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方面，在于贯穿全书的细腻绵密环环相扣的逻辑建构性，以及于深微复杂的分析中展示出的思辨能力。从华丽教授近年发表的许多论著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她建立的学术形象中，善于从小切口突入较大命题，擅长以某个细节或某种表相挖掘背后的本质，乐于在文本细读中体验并阐释微言大义，习惯从史料辨正中发现文学史问题。比如她从赵五贞自杀事件或者从《非孝》事件还原五四新思潮的某些特点，从战时重庆经济生活论述张恨水的散文书写，从进步作家的“钻网术”反观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文化统制，从具体作品的不同译本弥补茅盾研究的不足，等等，都是她学术个性的具体呈现。

　　但从《家庭伦理叙事》的字里行间，我们仍能发现一位成熟学者自我突破的极大潜力。华丽教授在考察1898至1927这三十年间小说家庭伦理叙事嬗变的过程中，不但将前后的观念变革进行统一观照，更注重对具体的文本加以详细、对比式考量，从而将其间的继承与新变、温和与激进、新质与旧核或冲突或杂糅的复杂状态，进行清晰的呈现与有力的透射。

　　以本书对于父子伦理叙事的考察为例，作者不但深知父子伦理之于乡土中国“至为重要”的特性，也关注到前人相关研究中对于父子关系的深刻论述，比如认为父子关系本身至少存在着血缘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三个层面。但华丽教授仍然不满足于此，她在具体考察文学文本尤其是晚清民初的文学文本所呈现的父子关系时发现，父与子之间的家庭关系固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然而处于历史大变局中的那些父与子们，往往都被置于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之中，其家庭关系由此具有了与此前颇具差异的一些特点，血缘关系也得到别有意味的凸显，而社会关系也因国势陵夷的背景而得到了多层面的体现”。由此，在作者笔下，父子关系叙事被置于这种复杂的时代境遇中，被赋予了一系列伦理关系与文化关系的多面向和多层次性。

　　比如对1915—1927年文本的具体分析中，作者通过何慧心《父亲的狂怒》、翟毅夫的《一个杀父亲的儿子》、庐隐《一个著作家》、叶灵凤《女娲氏之遗孽》等大量文本分析了“专制之父与反叛之子”的结构模式。通过鲁迅《故乡》《药》，一岑《三年前后的父亲》，醒生《二年前后的父亲》，张兆骧《父亲的忏悔》等则概括出了“爱子之父与爱父之子”的伦理关系。而通过许钦文《父亲》、叶圣陶《母》、庐隐《何处是归程》等文本，则让我们看到当叛逆之子成为新一代之父后更为复杂的伦理关系与文化意蕴。伦理叙事背后反叛之子出现的路径、遵从与反叛之间的裂隙、父辈与子辈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等现象，都得到了鞭辟入里的阐释，给人以深刻的文化启示。

　　杨华丽教授深刻地意识到：“从家庭伦理角度来考察小说的现代转型及其后的发展史，本身也就是在走近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史。”其实当我们阅读本书，又何尝不是在感受21世纪学人突破自我和某些禁锢的精神生活史。尤其是最近，拐卖妇女儿童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这其中的家庭伦理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倾全力去关注和反思么？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虽以百年前的审美世界为研究对象，却无疑是百年后心灵震撼下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