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 野

　　鸦片战争以降，众多英国人来华，传教士、外交官、旅行家、商人或探险家，身份各异，留下了一系列记录中国的文本材料，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的珍贵史料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随着各大出版社编选翻译，北京图书馆陆续推出的“亲历中国”丛书，南京出版社推出的“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游记丛书，以及各大机构出版的零散的同类著作，信件、游记、出使报告等一系列外国人旅华材料不断丰富和规模化。虽然译介增多，新材料不断被发掘，但是其研究却并不完备。一方面，这类文本面临学科归属不明的尴尬处境，对中文学科而言，外国人的旅华游记理应归属外国文学的研究范畴之内；而在外国文学学科来看，它又不属于纯粹的外国文学作品。因此，许多研究者将它视为“海外汉学”的应尽之责，造成了其在国内的研究中一度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境遇。另一方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研究一直以来倾向于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或他国眼光下的中国观，局限于中、英一方的单边研究，缺乏整体观照，在很长一段时间陷入萨义德所言的西方与东方的“支配关系、霸权关系”①中，研究方法落入套用文化殖民解读中国境遇的窠臼，以至于过度强调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国家的单向影响。一些学者关注到这一研究局限，李永东提出“半殖民性的现代中国文学”②，指出近代中国不同于印度等英属殖民地，它从未整体沦为殖民地，始终具有半殖民性，这预示着中西方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协商互动的关系。半殖民性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心理、趣味，成为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样也影响着来华英国人的情感、记忆、身份，内化成游记中丰富而纠葛的中国体验。

　　在双向视野的互动中观照中西文化协商互动的发展进程无疑是重要的。而游记是一种特殊的体裁，它“既能渲染出‘我眼中的风景’，又可以描摹出‘我心中的风景’”③。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描绘“我眼中的”和“我心中的”两幅风景，既有历史真相又有个体的情感体验。除此之外，游记又是“地理扩张的产物”，这种双重性使它比小说更具深意，能“更直接地显示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④。以此，游记无疑是考察英国人在华体验及中英交往的有效路径，而本文的游记“不拘泥于一种体裁、一种内容”⑤，包含回忆录信件等纪实作品。

　　本文选取1840—1911年这一时间段来进行考察。在这一阶段，中西之间发生由正向变异—负向变异—正向变异的转换，西方眼中的中国文化形象从傲慢与偏见渐渐回暖⑥。1840—1911年是中英之间接触交锋转换的阶段，在此期间，英国一方面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拓展殖民地理地图；另一方面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华的此消彼长，大英帝国在华势力逐渐式微。而在这段历史进程中，英国如何建立起一整套西方权力话语？又是如何转变如何衰落？权力机制的转换运作背后关乎国家政治经济矛盾和个体文化心理的变化，落实到英国人的个体情感体验，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本文旨在以游记为依托，以条约为路径重回历史现场，以此还原帝国经历的一个侧影，分析这一时期英国人的中国体验与书写。

一、发现中国：绘制殖民地图与帝国主义权力建构

鸦片战争以降，中英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伴随条约的签订，英人在华权力和准入限度的逐步扩大，来华英人逐年递增。他们开始着手绘制大英帝国殖民地图，建立地理权威，并通过书写蕴含权力意味的特殊“风景”，构筑大英帝国的在华势力。

　　英人旅华路线与中英条约关系密切，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为时间节点，将旅华游记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860)为审视探索期。1842年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协定中方割让香港岛并开放五个通商口岸给英方，因此这一阶段来华英国人，游历地点集中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以及香港岛。他们多为传教士、公职人员、商人，目的在于“择时择地访问中国所有五个开放港口城市”⑧，考察传教经商等活动的路线、方式，“使命当属探索性质”。施美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英国教会向中国派遣的最早的两名传教士之一，于1844年来华，先抵达香港进而考察各地通商口岸，所写的《五口通商城市游记》中便以《南京条约》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为路线游览中国。施美夫之后，大批传教士纷纷来华考察，建立中国传教团，这均得益于《南京条约》。但事实上这一时期旅华英人入城受限，尤其是广州，即便是通商口岸，也只能远观，其他未开放的内陆地区更无法进入。正是因为地理条件受限，英国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其中增开牛庄(营口)、台湾、登州(烟台)、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处通商口岸，允许“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⑨。以此进入英人旅华第二阶段(1860—1900)扩张反观期。其间英人游览地点扩张至内陆地区、京津地区、东北地区，目的更加多样。新闻记者、摄影师、画家、驻京使臣、海关关员等纷纷来华，旅游冒险或工作定居。第三阶段(1900前后—1911)为反思衰退期，这一阶段的英国人热衷于探索未曾到达的领域，1898年来华的伊莎贝拉到往“长江上的万县和成都平原北部的灌县之间”，而这片土地“还没有英国旅行家或传教士公开报道”⑩。1907年来华的利德尔和1909年来华的丁格尔游览范围叠加起来几乎涵盖整个中国。前者为东南北上路线，从香港、澳门、广州去往上海，游访苏杭地区，进而北上到达京津地区。后者为西南跨境路线，从上海出发，途经南京、汉口、重庆、四川，到达云南昆明、楚雄、腾冲等地，深入内陆腹地并描绘西南边境线。

　　简言之，英国人以点—线—面绘制殖民地图，开拓权力空间，以主要聚居城市为中心向口岸城市扩张，从周边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进而描绘边界，意图占领整个中国。地理空间内蕴权力空间，地理空间的不断拓展是英帝国在华权力的逐渐深入。

　　英国人在环顾审视中国地理空间中绘制殖民权力地图，“并以一种地理主权、一种帝国主义的地理主权，代替另一种权力、当地的权力”，以此树立母国的在华地理权威。建立地理权威从改写他国的地理历史开始，英国人寻访条约中的开放口岸、准入地区，游览租界场所及战争遗迹，借异域之景回溯帝国经历，强调帝国侵略史的同时模糊当地历史，借此建立地理主权。汤姆逊游览被殖民者统治的香港时，将这个“维多利亚城”看作“东方文明一个新纪元的诞生地”。新纪元的诞生即意味着旧历史的消亡，英人自许新文明的开创者，从而抹除香港的东方文化记忆。这种情形不止于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香港，租界城市在“短短二三十年间”“成长起来”，典雅大气的建筑、平整宽阔的道路或是精心打理的花园景观都是“西方的景致和品位”，而本地人密密麻麻的房屋“挤在一起，就好像特意为移植到城市中间的更先进的文明让路”。叙述中蕴涵着审视和检阅殖民成果的傲慢姿态，话语之间隐含着对殖民事业的赞扬。不仅如此，炫耀式书写侵略事迹也成为其彰显权威的手段。《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中尤为明显，上海是“最大的条约口岸”，厦门是在“我们的军队”登陆后才“安静了下来”，对地理空间的再叙述，组合成一部英帝国的对华侵略史。

　　“帝国主义意味着对土地的谋划、占领与控制，而这些土地是遥远的、不属于你的、由别人居住并占有的。”英帝国的权力建构始于谋划中国土地，整体勾勒殖民地域版图树立地理权威，进而深入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英人热衷于游览寺庙、长城、江河等中国风景，这些风景显然不是随意选择的，这些地方可以概括为交通枢纽、宗教文化、军事要塞、经济贸易，是隐含着权力意味的特殊景观。英人对特殊含义事物的统一书写与反复强调，意图正在于从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入侵中国，使帝国“权力无孔不入的流动”(鲍德里亚)。

　　从寺庙说起，旅华游记中的寺庙是“喧哗的”“乌烟瘴气的”，僧人所诵佛经本为古印度巴利文所撰，转换为汉字拼写毫无意义，而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圆寂”只是一种渺茫的心愿，难以实现且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现实的幸福。在英人眼里，广州上百座的寺庙道观是“邪教异端”，中国人“需要真正的宗教”，而真正的宗教就是基督教新教。英人通过对外在环境的负面描摹和对寺庙承载的内在精神的讽喻来宣扬基督教新教。然而此种诋毁方式和理由牵强又毫无信服力，尤其是对汉字所书佛经的诘难，书写者似乎忘了，所谓“辉煌的《福音》”却也并非汉字所著。足以见得，所谓“真正的宗教”，也不过是侵略行动的幌子，意在以播撒文明和拯救人类的名义，开拓英帝国的殖民权力。如果寺庙是宗教文化的象征，那么，长城便是军事要塞的标志。自秦筑长城以来，它便是中华帝国边界、权力和威严的象征，而长城在汤姆逊眼中“工程质量一般，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坚固”。密福特一行人在游览长城时，将长城取下的城墙砖作为战利品带回英国。长城成为肆意嘲讽的对象和把玩驰骋的景致，对城墙的拆解正象征着对中华帝国权威的摧毁。以此可以说，殖民者眼里的“风景”并不纯粹，它“与帝国主义的话语密切相关”，并“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这些权力隐喻的景观共同构成了殖民话语系统，具有政治效力，除了长城、寺庙还有牌坊、扬子江、鸦片等，这些特殊意象“在特定的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拥有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组织方式”。

　　由此可见，英国人以地理—空间—话语—权力为路径，逐步构建帝国主义权力体系。一方面，英国通过军队、战争、文化等殖民手段树立了帝国权威，并经由地理环视、话语体系等形式反复强调，有效构建了帝国霸权。参考法国、美国、德国等其他国家的旅华游记，不难发现，在19世纪中后期的这些游记对英国的提及最多。法国人卡斯塔诺在来华时，目光所及之处是雅致的英国车，特别美丽的英国聚居区。美国人怀礼游览南京时回顾侵略战争，称这是“英国人强迫中国人服从他们提出的和平条约的地方”；美国人海伦在宁波传教时，“最甜蜜的回忆都与英国圣公会差会的高富夫人有关”。德国人戈尔德曼的聚会在“英国上海俱乐部酒吧”，刮胡子在英国的“美容俱乐部”。这也足以见得另一方面，英国的帝国殖民权威也并非由英国一方构建，而是在多种眼光中共同形成的。当然，这一况遇随着多国权力的不断涌入而逐渐改变。

二、遭遇中国：西方履历与中国境遇

1840—1842 鸦片战争

　　1841年5月 三元里抗英

　　1851—1864 太平天国运动

　　1853年9月7日 小刀会起义

　　1856—1860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 “亚罗”号事件

　　1870年 天津教案

　　1879年 中俄《里瓦几亚条约》

　　1894年 甲午中日战争

　　1900年 庚子事变(义和团运动)

　　1911年 辛亥革命

　　以上是从旅华游记中大致归纳的几个反复提及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内含或外显于文本之中，真实反映了英人的他乡境遇：置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面临“内忧外患”。可见，“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单向’的现象，而是一个充满交流、互换和矛盾的复杂过程”。英人的帝国经历遭遇了中国抵抗、多国势力涌入，以及民族内部罅隙，强权之下实则四分五裂。

　　英人的在华处境并不如预想中的一帆风顺和八面威风，相反，他们在中国遭遇了冷眼、另类待遇和暴力抗争。中国民众对英人常有敌视态度，经常赋予其“洋鬼子”“红毛”“洋狗”等侮辱性称谓，并伴有围观、扔石子等非友好行径。英人在遭受心灵上的欺辱之外，还要承受金钱上的损失。小商贩会因其异国身份收取超出商品本身两三倍的价钱；搭载船只时，如果船工发现载的是个外国人，即便提前谈妥了价格，也会临时加价；请来的仆役也想方设法地坑骗他们的钱财。英人不仅随时处于不平等对待的境地，还须担心和忧虑生命安危。在英国侵略中国的同时，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民间反英势力暗流涌动，组织性或非组织性的运动和事件间或发生，大规模的如三元里抗英、小刀会起义、义和团运动，小范围的如各地教案。

　　中国不同于英属殖民地印度，半殖民地的属性决定了其统治权和治理权仍属于清政府而非西方列强。最重要的是，英国人无权遣使中国军队，其在华安危需要清政府保驾护航。然而清朝末期，清政府大势已去，“无力约束民众”，“不能确保享受豁免权者不遭袭击”。两广总督耆英张贴“普天之下皆应和睦友好相处”，随后广州的府衙就被民众焚毁。地方官员出门都会受到当众凌辱，更何况外来入侵者们，“即使在广州，欧洲人尽管享有《南京条约》的诸多便利，出了城也难保生命安全”。《清末驻京英使信札》也进一步证实了广州的状况，“欧洲人胆敢越出商行一步，轻则会被抢劫、挨砖头，或许还可能遭受酷刑，千刀万剐，丧失生命”。不仅是广州，慌张和混乱弥漫在各个地区的英国人中。杜格尔德在《奉天三十年(1883—1913)》回忆录中言及奉天的境遇，奉天人民“公开痛骂外国人，并对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大肆吹捧”，“焚烧外国人建筑”。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叙述了中国西部的反洋人暴动，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的上卷叙述了“拳匪”来时的北京城危机。杜格尔德在总结三十年中国遭遇时说道：“三十年过去了，时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人们出于敌视和迫害，烧毁了我们的房子和所有的生活用品；我们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致命的鼠疫，以及我们同行的悲惨死亡；我们把孩子送回国内，让他们远离父母，过着艰难的日子。”这不仅是杜格尔德个人的感受，也是大多数在华英国人的真实写照。

　　在此之外，英国还须面临其他帝国势力不断涌入，与其争夺在华势力范围。起初，英国在西方列强中占据霸主地位，但随着美国、法国、日本等国侵华行动的展开，一国权力独享转瞬变为多国共享，英国与其他列强之间敌对仇恨的情绪与日俱增，他国的恶劣行径也引发英人的愧疚反思。英人早先的游记中几乎没有别国身影，然随时间推移他国表述逐渐增多，较为明显的是1865年的《清末驻京英使信札》。其中涉及众多国家及事件，包括俄国人修建电报和铁路，法国人对其他强国在中国的作为持观望态度，英美两国对中国贸易极有兴致，葡萄牙人在澳门生意兴隆，西班牙正在起草条约，比利时有海运贸易，丹麦人出口中国的贸易量很小。虽然涉及国家众多，但这时的英国人仍然保持着傲慢的霸主态度，对别国的“动作”不屑一顾。至1900年《庚子使馆被围记》，英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从傲慢、不屑转为厌恶、不齿和痛恨。虽然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欧洲军队暂时联盟共同镇压义和团，但列强之间却十分不和，各国使馆“相互猜疑、各怀敌意”。威尔的叙述中无不显露着对别国军队的蔑视，其中，法国军队公然抢劫禽兽不如，印度士兵不仅劫掠女教徒还起淫乱之心，德国官员意图领导多国军队占领中国的想法自大且令人痛恨。冲动的情绪化表述中蕴藏着反思和愧疚，持续入侵的多方帝国势力远超出了英国人的想象。同时期作品《我的北京花园》更为直接地表露了英人的反省，意识到正是英国“将日本、安南、印度、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奥地利和俄国这些国家一起招到了皇城北京，并直抵它的心脏、它的禁地”。

　　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与多方帝国势力涌入是英人在华遭遇的一个方面，更要紧的是英人自身的内部矛盾。值得一提的是，《中英关系史话》中言及英国国会关于鸦片战争的决策，“英国国会最终仍以271对262的多数票同意英政府发动侵华战争”。侵华战争的发动与否仅仅相差九票，不相上下的票数就决定了侵华战争注定矛盾重重。

　　旅华游记中英人的骄傲感和愧疚感并存，反思与内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早初的反思仅是浅层面的，源于人类善意的本能。1844年来华的施美夫游记中记录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悲惨现状，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们流离失所，可英军并没有做什么，反而是“印度士兵干了许多过分的事……印度士兵的行为给这一事件蒙上耻辱”。施美夫意识到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却以为母国逃脱罪责这一方式来宽慰自己。

　　深层的内省涉及经济、政治、宗教等多个方面，触及英国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需要从点到面潜入剖析。从两个关键点说起。关键点之一：鸦片。鸦片是中国与英国战争的起始和症结所在。旅华游记中有不少与鸦片相关的叙述，这些叙述多是非正面的批判性的。鸦片馆里吸食鸦片的烟客简直是“恶梦中的景象”，吸食鸦片足以毒害和摧毁一个人和家庭，在“最难根除的恶习”下，一个相貌英俊工作体面活力健康的年轻人，变成两眼无神对生活无望的“老人”。而“有良知的英国人”会时常抗议并“真诚地反对政府的鸦片政策”。客观审视鸦片所带来的罪恶，反对鸦片政策并同情沉迷鸦片者的表述，是英国人的内省之一。

　　另一个关键点：宗教。英国主要传入基督教新教，首先新教倡导天职观，指明个人应安分地履行“现世中所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来华传教士均坚信，“不列颠受到上帝恩宠，成为向全世界传播基督教新教教会纯洁光芒的工具……不列颠的法律、制度、帝国的永久性与传播福音真理紧密相连”。在这种不列颠天职观下，拓展殖民帝国疆界的侵略行径成了传播文明和福音的神圣使命。其次，新教中蕴含着禁欲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资本主义英雄时代”塑造了人们“规范刻板、勤劳刻苦和严谨端正的性格”。这种性格鼓励教徒履行日常工作，为理性的利益服务，并取得社会成就。也正是这种新教精神激励着英国传教士到往远东完成神圣使命，也激励着商人企业家们以诚实、守时、勤俭、节约的“至善”美德开拓海外市场积累财富。新教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和富兰克林式的道德态度，换言之，就是“自我实现”和“美德”。但在实际情况中，来华英国人对“上帝使命”和美好理想是否合乎美德产生怀疑，并且认识到“信奉基督的投机者们”“攫取和垄断了”中国全部的“自然财富”，进而讽刺母国侵略者“虔而不诚”的宗教态度。

　　“如果在听我讲述‘耶稣道理’之后，中国人问我，明明知道鸦片让众多的中国人沦为瘾君子，为何还要搭乘运载鸦片的船只来华？那时，我该怎样回答？”这是来华英国人普遍的疑问，对鸦片和宗教的质疑直接指向侵华战争的道德观和正义性正当与否。鸦片和宗教对应着侵华战役发动初衷和目的，前者在于经济侵略，计划将中国变为商品倾销地，使其成为资本主义产业链条中的一环，形成英—印—中生产消费流通的循环模式。后者在于文化政治侵略，意图以推行新教策略侵占他国资源和财富。这两个关键点的反拨，揭露出战争的阴谋，即以文化策略辅助经济占有，是一场侵略性质的非正义战争。这场战役也因此失去了它的道德观和正当性。

　　这场战争由非正义性的反思衍生为一个悖论性的命题，即发动战争的理由已不成立，而战争共同体的瓦解直接致使大不列颠民族国家共同体产生罅隙。大不列颠民族国家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是新教和战争。众所周知，英国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爱尔兰还未独立的19世纪，英国是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及周边群岛组成，在上帝的名义下，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上帝的名义”即新教，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立以新教为基础，并在一致对外中愈加紧密，战时英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团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起来压迫远方的殖民地”。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人从欧洲战场到亚洲战争，以新教信仰的名义抗争和扩张。战争是英国得以形成的基础，并促使民族国家共同体愈加紧密而坚固。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经写道：“再也没有什么途径，比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更能有效地把彼此分离、惶恐不安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战争促进了英国国家的形成以及民族共同体的构建，而对战争行为本身的反思，一方面解构了民族国家共同体，另一方面重现了战争掩盖的英国国家内部分歧。以此，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坚固性逐渐消散。

　　总的来说，英人的帝国经历内忧外患，异域体验四分五裂，不仅要遭遇中国人的冷眼、另类待遇和暴力抗争，还要与其他列强明争暗斗，然而令他们真正挣扎和纠缠的是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崩塌和信仰的溃败。

三、文明的交锋——合作的进化

英国人的在华势力在内忧外患中走向式微，伴随着中国体验与经历的深入，中英双方统治者从冲突对抗转向有限度的合作。赫德的转变是这一过程最好的例证。赫德在中西方的交往中身份特殊，大清朝的公务员和英国驻华使臣赋予他双重身份，既使他成为沟通中西的桥梁，也使他成为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之一。西方对赫德多为赞扬，而中方评价褒贬不一。伦敦《泰晤士报》言及他的中国事业是“所有的英国人的天才和劳绩所能创造出来的纪念碑中最杰出的一个”。在中方评价中，他“阴鸷而专利”，“内西人而外中国”，是“侵略分子”，用“隐蔽的手段”“迷惑”的方式，插手和协助了西方的对华侵略活动。但《清史稿》中却称其为“客卿”，任职“总税务司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皆能不负所事”。且有《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卢汉超)、《赫德爵士传》(王宏斌)、《大清王朝的英籍公务员》(赵长天)等赫德传记给予高度评价。我们探究这种褒贬分歧的原因，中西方的评价分野源于其分属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两种立场，以非对等的眼光单方面强调西方侵略中国这一史实；以中英国家身份进行简单区分，忽视了中方对西方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英之间从交锋走向有限合作的交互关系。中国内部大相径庭的评判源于评价角度，而角度的差异是出于赫德中国经历的内在转变。史学家多从其前期事务着手，而传记者的评价中心在1900年后，尤其注重义和团运动中赫德的话。不论如何，赫德的确代表了众多英人的在华体验，而具体的过程从赫德的两个转变说起。

　　其一，从“谋划中国”到“为中国谋划”，体现在两个转移中。首先是情感态度的中国迁移。赫德1854年来华，1854—1855年的日记中所记录的中国乡村恶臭熏天，中国官员丑陋又邋遢，异域生活就是经受“磨炼”，无不是对中国生活的排斥和对爱尔兰的思念。而在1863年的日记中赫德态度出现明显转变，沿途的中国风景变得优美，中国官员的房间十分“高雅”，日记中还会提及与中国官员的相处趣事。其中有一件是关于恒祺睡觉把辫子放在被单上面还是下面，对生活细节的记述足以见得赫德与恒祺、董恂等中国官员之间产生情感联系，并且越来越适应且喜爱中国生活。事实上，1858年12月6日到1863年6月6日的赫德日记是整整四年半的空白，这期间应该是他情感迁移的关键时期，但无从考察。其次是赫德由英国公民向中国公民的身份转移。赫德来华之初的目的是协助帝国事业，督导条约款项的落实，并从中获取利益和报酬。他的年薪从1854年的200英镑，到1863年的3300英镑以上，并且在1863年接替李国泰成为海关总税务司，事业“登上顶峰”。其中不难看出他作为英国公民，服务于大英帝国协助谋划中国以期获取功名利禄的心思。而在1900年之后，赫德却热衷于剖析中国问题，并提出“在考虑全部问题时，理应使中国充分受益”。他提出改变中国宪政的三种选择，瓜分、建立一个新王朝以及充分利用清王朝。“瓜分”的发展模式在赫德看来已经失败，因为60年来都“达不到第一个条约的制定者所预言的目标”，而后两种发展考量与众多晚清知识分子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的路径不谋而合。从条约的执行者变为条约的否定者，从自身受益转向中国受益，在中国建立西方到以西方建立中国，赫德的立场发生了明显变化。当赫德在为中国利害担忧时，意味着他公民身份发生中国倾斜。

　　其二，从“建功立业”到“道德至善”。不论是“谋划中国”还是“为中国谋划”，新教是赫德的精神支撑和思想指导，赫德对新教的态度经历了从“建功立业”到“道德至善”的转变。赫德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他在来华的第一篇日记中就写到了包含祷告、规范言行、适度饮食在内的十三个规划，赫德“安守本分”的“按上帝的旨意行事”和“生活”，而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奉源于基督教能给他“带来希望和特权”。但到1863年和1864年，赫德开始对这种特权和希望产生反思，赫德看到这种特权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污点”，而“它们却受到别人称赞”。他从反思中认识到这种“是非颠倒”必须“改弦更张”，并意识到“是非颠倒”源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宗教的改写，宗教不是“过于冗长”的布道，也并非“相互矛盾”的叙述，在对《圣经》真实性的怀疑和对教徒盲目迷信的反思中转向真正的宗教，即使人“无私无我”“有益于人”。赫德的宗教立场在反思中模糊，剥离建功立业的政治化宗教并转向“道德至善”的普适性价值。

　　以此可见，赫德的转变关乎政治和文化，前者关系帝国民族主义和爱国民族主义，后者与文化民族主义相连。民族主义包含政治意识形态和公共文化、政治宗教形式在内的多层面含义；帝国民族主义和爱国民族主义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民族主义，是一组政治对峙的概念。大英帝国在以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帝国民族主义的聚合下发起侵华战争，刺激了爱国民族主义的生长，成为一种激荡在“每一个成员身上”的“中国人的情感”。帝国民族主义是理性的，爱国民族主义具有非理性的情感力量，而“民族主义永远不可能是对集体利益的理性追求，它是对族群—民族的热爱”，因此，偏离民族主义真义的帝国民族主义注定会走向分裂，与之相反的爱国民族主义天然具有人民和大众情感，更加牢固。文化民族主义指向一个民族的内部聚合力量，它是天然的气候、地理养成的民族品性或在时间的累积中形成的民族精神或文化，换言之，文化民族主义即一个民族从外在风貌到内在气质的共同特征。中西相较而言一方面区分于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前者趋于“道德力”后者倾向“物质力”。长期的政治专制将儒家伦理根植于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使中国人带有不需要自律的道德潜能，“这里穷人乘渡船免费(冬天在重庆，住店吃米饭不收钱)”，宗教成为非目的性情感力量给予大众一个不易分裂的“真正的国家观念”，但这也使他们相较而言缺乏自我约束力。而新教伦理带来的理性精神驱使不列颠人民创造出了现代科技、工业和文明，赋予其先进物质力，但也使他们缺乏一以贯之的情感力量。另一方面有别于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确为不列颠人民带来了法律、制度、科技，但是工业文明下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日渐凸显，现代化的创伤弥漫在英国人的精神深处。而农耕文明天然的具有人类童年时代的迷人特征，未被破坏的自然能安抚心灵，精美的手工业较之千篇一律的机械化生产更加精致。然而，不论是儒家伦理还是新教伦理，工业文明或是农耕文明，其间关系绝非纯粹矛盾而是互为补充。随着交往的深入，中国“显现出某种帮助西方反省现时文明之弊，启发人们寻求精神新境的文明价值”，而西方毫无疑问为中国提供了工业文明社会的发展模式，双方在文明的演进中相互补充。

　　帝国民族主义的内部矛盾和爱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使双方政治对峙的处境得以缓解，加之文化民族主义的交互影响，中西之间由文明的冲突走向合作的进化。这一转换绝非一朝一夕，而是随着帝国权力的建构、矛盾、解构三个时段逐渐变化，赫德的转变就是最好的注解。值得强调的是，1900年尤为关键，赫德在义和团运动被困于使馆时写道：“今天的这一事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幕，是远东未来的历史基调。”的确，义和团运动极大地展现了爱国民族主义的情感热情，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帝国列强，加之来华英国人长期身处异域得到文化感染，赫德从1864年开始“每日花一个小时背诵《四书》”，主动接触儒家文化，我们不能否认儒家文化对赫德转变产生的影响。不仅是赫德，这种转变体现在众多来华英国人的游记之中，具体表现在游记文本中常存有前后矛盾之处以及文本中隐含的叙事断裂，这无疑是英国人自身情感体验的矛盾挣扎和双重文化身份纠葛的体现。当然，个体行为的情感转向也与英国人在华时间的长短以及个人的身份地位相关，比如，小斯当东来华数次，却始终没有对中国产生好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其来华时期较早，不属于1840—1911年的交锋转换期；另一方面，对于真正的侵略者来说，对殖民地产生情感偏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从政治的对峙转向文化的合作，从文明的交锋转向合作的进化，这无疑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极好模式。但于身处其间的英国人来说，一方面，英国人在转换和偏移中陷入对理想国家和理想民族的构想，期望寻求一种不可能的互补式结果；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使英国人陷入双重身份之中，英国人绝不会在转向中丢弃英国性与英国身份，而是在转移或“合作的进化”中获得双重身份，这是众多来华英国人的相同境遇。这一变化不仅仅存在于赫德身上，大多数的来华英国人的记录文字中都或显或隐地体现了这种转变和纠葛。异域经历赋予他们双重身份和独特体验，也正是这种矛盾纠葛冲突与转向共同构成了英人的在华体验。

结 语

1840年，“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句话早已耳熟能详，鸦片战争开启了中英之间历史的牵绊。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在战争中走向统一和觉醒，而英国在战争中面临衰落和分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不再处于军事和经济的霸主地位，没有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普通的英国人在异国的经历可谓“水深火热”。1911年以后，仍旧有无数的英国人留在中国，他们面临的情形依旧复杂，德日意军国主义势力迅速弥漫，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独立和解放运动逐步兴起，他们处于中国问题和母国问题的双重挤压之间。历史是错综复杂的，无数个体参与赋予它内在生命力和丰富面向。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逐渐形成，历史也早已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眼光去看待和评价，重新关注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真实体验，从平凡人身上发现历史遗漏的细节，无疑可以获得新的学术生长点和当下启示。

　　注释：

　　①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页。

　　②李永东：《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③林非：《关于散文、游记和杂文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0年第1期。

　　④王小伦：《文化批评与西方游记研究》，《国外文学》2007年第2期。

　　⑤叶向阳：《英国17、18世纪旅华游记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⑥参见姜智芹：《变异学视域下的西方之中国形象》，《中外文化与文论》(第38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6～56页。

　　⑦施美夫著，温时幸译：《五口通商城市游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原序第2页。

　　⑧黄月波、于能模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页。

　　⑨伊莎贝拉·伯德著，卓廉士、黄刚译：《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⑩托马斯·霍奇森·利德尔，画家，来华一年(1907—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