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小波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丰富着中国文学的版图。一般而言，海外华文文学有三种基本的样态。第一类是反映华人在海外的生存状态，描摹海外华人的一种离散之感与怀乡之情，这也成为这类文学的普遍主题，比如聂华苓、张翎、黎紫书的书写；第二类作品主要是书写一些充满伤痕的历史记忆，多以一种猎奇化表达，满足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想象，比如严歌苓、虹影的部分书写；第三类作品表达了人性与人类共通的东西，比如哈金、陈永和的书写。当然，三种写作主题上的分类界限并不明晰，很多作家都是涉及多个主题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一代代海外华文作家的努力，呈现出每一代际不同的风景。

　　年轻一辈作家中，张惠雯的海外华文文学书写显现出一种移民书写的新形态。她的写作既具有传统移民书写的一般特性，又开创了一种新的书写样态，这体现出年轻一代书写者们的共同特性。从华人海外打拼与生存状态的描摹，到全球化浪潮中个体生存现状的写照；从身份认同的焦虑①，到世界公民的想象与实践，是新生代移民写作呈现出的新形态。在年轻一代的作家们这里，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人们的出走是全球一体化中的常态行为，如留学、就职、经商、婚姻、旅行等，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为应对生活而迫不得已的离开。张惠雯的书写正是新生代海外华文书写的典型，她的写作中身份的冲突和焦虑已经淡化，因而具有议题普遍化、书写在地化、形态年轻化等新的特征。

一、身份主题的演变：赋形与袪魅

任何文本都有身份，没有文本身份，文本无法表意。文本身份是艺术符号表意的重要维度，身份主题是海外华文文学书写的首要且重要的主题。可以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生、定义、命名及学术化、规范化、经典化，首先都是立足于于作家的身份。具体包括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中的身份主题包括这些“身份”如何表意，如何影响作者创作、如何影响作品接受等。身份在文本中的表达具体来说有多个面相，如“我是谁”的自我确证，“我来自哪里”的身份源头找寻，“我归向何处”的身份归属思索，等等。这些在每一代的海外华文作家那里都体现得十分明显。不过，新一代的作家们笔下身份主题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裂变，海外华人的身份依然可以给作品赋形，奠定叙事的基调，但在书写中也开始了不同程度的身份袪魅。

　　作家自我身份的追寻与确证是这些作家们反复表达的主题，离散的身份彰显出一种认同的焦虑，这种离散的身份从其自母国出走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作家的多重身份是作品身份主题彰显的直接原因。张惠雯最早的具有习作性质的作品《古柳官河》就是因身处异乡的孤独和乡愁而产生的。张惠雯的代表作小说集《在南方》就是一部典型的探寻身份主题的作品，她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写道：“当人不再需要和饥寒作斗争，那他的敌人就变成了生活的庸俗和麻木，对于移民来说，还有孤独感和自我身份的认知。”②由此也可见作家首先表达的，还是一种移民的离散感，进而引出身份问题。张惠雯是因为留学而定居海外，用汉语写作，才获得了这样的身份，她笔下的作品自然也绕不开身份问题。《在南方》中所谓的“南方”，是指美国南方以得克萨斯州以休斯敦为中心的地区，也是作家迁居美国后居住的地方。张惠雯祖籍河南，先是移居新加坡，又移居美国，在美国也先是在美国南方，后来又来到美国东北的新英格兰。正是这一连串的迁徙，让其身份不断发生改变，漂泊离散之感既是一种诗意化的描述，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作家们通过文学书写的方式，试图在想象的原乡中定位自己，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而“在历史的坐标中重新寻找位置，建构身份”③。张惠雯的小说集《两次相遇》(2013年)、《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2015年)、《在南方》(2018年)、《飞鸟和池鱼》(2021年)，散文集《惘然少年时》(2017年)等作品都流露出这样一种情结。在其绝大部分作品中，叙述者都是一位旅居国外的人，无论是国外华人生活世界的书写，还是返乡遭遇的书写，都有这种身份的强调。在其近期的小说集《飞鸟和池鱼》中，小说多为返乡书写，其中仍不乏身份问题的探讨。《昨天》《天使》等篇目都提到主人公的返乡境况，已经无法找到归处，虽然人的躯体可以返乡，但是身份发生了改变，故乡已经无法获得认同，很快就会出走。

　　大部分的海外华文作品都有寻找的主题，这其实是寻找身份的隐喻，寻找也是寻求认同的进一步深化。无论是语言上的异乎寻常还是结构上的错综复杂抑或人物命运的纠葛无不如此。比如在黎紫书《告别的年代》中，作者用三层结构叙述三个故事，讲述三个人物不同的命运纠葛，这是人物对寻找的痴迷，既然要寻找，必定失落了什么。作家也曾提及，“之所以会对如此的结构入迷，我想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对‘寻找’这一主题的执迷。寻找本身有个必然的前提，那就是‘失落’。显然我总是怀疑我们从生下来便一直遗失着什么”④。综合其书写可以发现，遗失的明显是他们的身份，身份的飘忽导致作家与故国隔海遥望，与新土格格不入，悬置的身份导致主体的飘忽，这种寻找主题几乎遍布在每位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之中。张惠雯的作品也有比较相似的表达，在她的很多作品中，叙述者都要返回过去的时光，找寻曾经的点滴，这当然也包括叙述者的身份。虽然每每不能有所收获，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已经透露出一种迫切的找寻愿望。

　　由于普遍存在一种关于母国和原乡的美好想象，于是有了返乡后的巨大反差。作品中出现众多关于原乡的想象和追寻本身就是他们身份焦虑的体现。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是一种抵抗失语的族群记忆书写，是一种国族文化和历史的自我诠释与重审，世界华文文学可以看作是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对于族群想象共同体的一种文化建构⑤。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作家庄伟杰有一段话专门讨论移民书写和身份及其他诸问题，他说：“作为现实中的个体，在理论上常常存在着多重的社会身份，诸如语言、性别、阶级、宗教、民族、种族、族群等多重认同。但是不管是从属何种身份，在转换成具体叙事身份的过程中，主要取决于作为个体的作家的自主选择。尽管身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写作主体，在书写中有时可能会凸显出某种身份，或者不断地逃离潜在的文化身份，或迷醉于后现代书写，但这只能看作是艺术追求呈现的分流或差异……个体认同的多元化所带来的是文学书写的多样化形态。”⑥这种选择的主要手段就是采用身份认同，或是向某一个文化圈回归，书写自己认同的文化圈，可以是自己的文化圈，也可以是另外的文化圈。既可以是认同，也可以是逃离，如很多东南亚华语作家选择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母文化，一些欧美裔作家则选择英语文化作为自己的母文化。不过，这种多样化的形态，在新生代的作家们那里更加明显了。很多作家在身份书写中呈现的超脱意识以及对世界公民的想象和书写，显现出新的样态来了，张惠雯就是典型的代表。

　　身份与自我相关，是社会对个体的确证，同时也是自我的认同。自我与身份实际上是对“主体”这一哲学意味较浓的术语的置换。身份可以被建构，那么作为创作者的他们就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份，建构自己的属地身份和文化身份，并借助文本表达出来。不过，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出走成为常态化之后，身份主题也开始发生演变。整体来看有一种从身份为作品赋形到作品中身份袪魅的趋势，移民身份开始向世界公民身份靠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公民”的提法逐渐浮出水面，作家们也开始了世界公民的想象与表达。张惠雯的《在南方》获得第五届中山文学奖时，评委们对她和作品的评价是：“……展现了移民生活的多个侧面，这是一部开放的、具有国际意识的优秀作品。”⑦虽然作品展现的仍是移民生活的多个侧面,但“国际意识”已经暗含了世界公民的意味。

　　冯祉艾在研究张惠雯的书写时提及，新移民文学往往会更强调西方化的开放性书写，张惠雯在她的写作中却显现了更多的自我意识觉醒以及女性通达独立。而除此之外，移民带来的时空错位乃至身份多元视野的跨越也自然而然地在其作品中有所显现。张惠雯擅长在虚无的场域中拓展情感上的共性，借此缔结更为多元的美学张力⑧。开放性和拓展情感上的共性，都有一种去身份化的趋势以及世界公民想象的意味。去身份化体现在多个方面，除了族群身份，张惠雯的书写去女性身份也比较明显。在她的作品中，叙述者基本都是男性，这种身份的错位也有去身份化的意味。去身份化使得作品中的议题也发生了改变，普遍化的议题成为书写的主要着力点。张惠雯的经历，是年轻一代移民作家们相似的经历，文本自然也呈现出近年来移民书写的共性。

二、去身份化书写：旧主题的改造和新议题的设置

从身份认同的普遍焦虑，到世界公民的想象与实践，是新生代移民写作呈现出的新形态。在他们这里，地球早就已经成为“地球村”，他们的出走并非为了讨生活而不得不离开，而是留学、就职、经商、婚姻、旅行等全球一体化状态下普遍的行为所致。他们普遍呈现出世界公民的想象自己的经历与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可谓移民书写的年轻形态。具体来讲，他们的写作具有议题普遍化、书写在地化、形态年轻化等特征。在身份主题驱散之后，作家们的书写涉及更多的议题，在旧主题的延续改造中，提高了现实问题的关注、人性丰富性的探索、在地化的返乡书写、人的存在的思考等议题的比重，改变了传统思维中的海外华文文学书写格局。

　　形态年轻化的最大特质就是一种去身份化的写作。传统的海外华文书写中，作家往往将自己的身份凸显，甚至无限放大。在传统的海外华文书写中，文化冲突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写作预设。“新移民文学”的大量文本承载着厚重的文化意蕴，表现东西文化从冲突到融合并最终走向超越的嬗变历程，构成了“新移民文学”独特的存在价值⑨。虽然最终达到了融合超越，但是这些早期的书写仍有一种东西方文化以及家国和离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到了近年来的年轻一代的海外华文书写，东西方的文化冲突逐步消失。在他们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世界似乎已经融为一体了，无论生在何处，身在何方，都是世界公民的一员。“新移民书写”的“新”，是更为年轻化的写作，这些新生代作家有很多属于自己的写作形态，年轻态的一种书写。

　　考察张惠雯的创作经历也会得到进一步印证。从文学媒介的角度来看，在创作早期，张惠雯是因获奖而立足文坛的，她先后获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多个小说及散文奖项，如2003年凭小说《徭役场》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中文小说组首奖，2005年因小说《水晶孩童》蝉联金笔奖中文小说首奖，等等，这与黎紫书等作家有着较为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张惠雯不光在国外获奖，在国内也曾获得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新人奖等奖项。她的作品多次入选中国的各种选刊、选本与年度小说排行榜，而且她的作品大部分是直接发表在中国主流的期刊，小说集也在中国主流的出版社出版，相对来说，海外华文文学的印迹并不是那么明显，这也从某种侧面印证了其关注的是新的议题。

　　在这些更为年轻的移民写作中，通常具有普遍化的议题设置，而非局限在身份认同、离散书写这些传统主题之中。去身份化的状态，让他们所写的主题呈现出普遍化。也即是说，他们的写作并不彰显他们的身份，而是一种普通作家的一员。既是强调这种身份，也是一种现实的关切，这也是当下海外华文文学书写的共性。身份书写在张惠雯的写作中长期存在，但是不断在淡化。从《水晶海通》《迷途》等早期作品，到后来连续出版的小说集，张惠雯写作的主题不断在流变，既有怀乡书写、海外生存艰辛等传统的写作主题；议题也呈现普遍化的趋势，主要是一些小人物所面临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伦理，对生命的关注，对人性良知的拷问，对人的存在的思索。“(张惠雯)之前对艺术、人性等宏大命题的思考，逐渐脱离抽象的轮廓，而在日常生活的波澜不惊中找到了依托。”⑩脱离抽象的轮廓的日常生活化叙事就是议题普遍化的直接呈现。

　　总的来看，张惠雯关注的始终是较为普遍化的主题，《水晶孩童》书写艺术家在俗世的命运，《徭役场》书写现代化进程。《怜悯》书写的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犯人保外就医在手术后离世的故事，而负责送往医院的人员之一的叙述者，饱受着良心的煎熬。这样的故事，并不是海外华文书写专属的，而是涉及对每个人的良心的拷问。小说名为《怜悯》，书写的却尽是冷漠，是集体人类对犯人生命的漠视。即使是叙述者的怜悯，也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他的良心与良知只停留在心理层面，并未付诸行动。整个小说探讨的就是关于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安放人的良知。《街头小景》也是一篇关注生命的小说，作家书写的是回乡后的见闻，这个作者家乡的小城依然还是那样的愚昧和落后，而这位出走者依旧无力改变。面对一个流落街头的残疾人，大家都是漠然的，这种对生命的冷漠让叙述者深深反思着人性。《对峙》中原本是叙述者警察因冲动杀人而面临法律制裁，轮番心理博弈中，道德理智终占上风，遂选择死亡作为赎罪和解脱，这些都是对生命和人性的拷问。

　　从人性善恶的思索到生而为人的存在困境书写，也是张惠雯小说的一大主题。《飞鸟和池鱼》也是一部回乡之作，因为母亲患病，作为儿子的叙述者不得不从“更好更广阔的地方”，回到这个小地方。“飞鸟和池鱼”这样的题目就是一种关于存在困境的隐喻，很明显，“飞鸟”指向的是无限广阔的世界，是自由的象征，而“池鱼”则是被围困、被束缚的表征。患病的母亲如同“池鱼”，为了照顾母亲不得不返乡的儿子亦是如此。这种书写隐喻了人的存在困境。《天使》更是如此，回家奔丧的主人公，却面临着兄弟姐妹间的遗产纠纷，而这时候“天使”出现了：主人公从与中学爱恋的对象发生的爱欲经验中，体验到出从未有过的欢愉。这种突然的情欲书写更加反衬出那种存在的无聊与无奈。

　　而这种主题遍布了张惠雯的小说。这种存在困境，并不分地域、人种、民族，对这一主题的凸显，也是一种身份的弱化和袪魅。小说集《在南方》收录的虽然是移民小说，但重点则回归到个人身上，这些生活在华人社区的人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都有着各自的烦恼。《飞鸟和池鱼》集中的小说大多运用人物的内视角，或从人物自身出发，或从旁观者角度，小心翼翼地探入人物的隐秘内心，撕开世俗表象之下各种无法言说的人生困顿。《玫瑰，玫瑰》就是以叙述者上帝般的眼光，展现了一对夫妻压抑而无奈的异域生活。表面上看，这对夫妇拥有令人羡慕的生活，别墅、花园、树林，以及不菲的收入。但是，当叙述者在她家小住几日之后，总是感受到一种难言的压抑。随着双方交流的步步推进，内心的苦涩终于打开。《临渊》通过两个陌生人的互相讲述，表现得也十分明显，“临渊”垂钓的老人，一定要对陌生人讲自己已故女儿还在美国好好活着的故事，而“我”也只有对这老人，才讲得出埋藏在心底的情爱，把记忆里凌乱的事实剪辑成一个还说得过去的美满故事。再比如，《涟漪》中的教授陷入情爱和责任的两难抉择，《旅途》中结伴出行的闺蜜窥见了朋友的出轨，《华屋》里的台湾两姐妹一起结伴居住终归难以逃脱欲望的诱惑。这些相关书写已经不完全是移民才有的困惑了，而是作为人的一种状态。

　　在地化书写也是一种移民书写的新形态。张惠雯明显表现出海外作家的在地性，她的很多作品在中国出版、得奖，获得中国读者的关注。《飞鸟和池鱼》这本小说集可视为作者大洋彼岸回望故乡的独特叙事文本，基本都包含着还乡的主题：主人公或从外国回到故乡，或从外地回到故乡，或从“现在”回到一个记忆中有着特殊意义的地点，回到记忆中的童年场景，抑或感受一种离开故乡之后的命运，等等，贯穿始终的是归来者面对故乡的复杂情绪。本书写的都是地道的、纯粹的中国故事，而且大多数是故乡县城的故事，也为读者展现了中国式县城的现实生存图景。宋明炜在论述这部新小说集时特别指出，张惠雯近期的写作，不只是返乡书写，就是在地书写。主人公从外国回到故乡，从“现在”回到一个记忆中有着特殊意义的地点，回到记忆中的童年场景。以张惠雯作为海外华人作家的身份，这些作品也都可以看作关于“本乡本土”的故事。有出走，当然也有返乡。《欢乐》中的男主人公在国外无时不感到孤独和悲凉。他的母亲在他多年的疏忽之后去世，失去了母亲的他，在家里也得不到妻子的关爱，家庭冷漠而乏味，甚至萌生了“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的念头。很多返乡后的书写基本上就是在地化的描写了——虽然移居海外，所写之事仍与本土有关。

　　书写在地化即并非远在他乡的遥想，而是回归故土的感受呈现，呈现返乡书写，至少在叙述上就如此精心安排了。比如《昨天》就是典型的回国后的经历书写。小说中仅能从人物口中得到叙述者在海外生活的一些信息，绝大部分内容已经是寻常书写了。这是一段发生在青年时代的故事，只是一段关于青春的记忆，一段未遂的感情，似乎与海外书写没有多大关系。关于小县城的整体描摹，同学多年后的重逢场景以及人物细腻的心思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一首经典歌曲《昨天》将这种岁月的追忆引向了高潮，是典型的时光重现的书写。但越是期待曾经的那个人，越是感觉到落差。一个坚持理想的人，总是与社会格格不入，完全不会世俗的那一套，而这位记忆中的女孩，现实中已经完全跌落神坛，不复当年的理想寄托。一段失败的爱恋，隐喻的是理想的求而不得，知音难觅，无法与世界达成和解。回忆之中，是对世俗社会的蔑视、理想的坚持。小说主人公也是一个外来者身份，因此也有一种离散之感。多年后的重逢，并不意味着重新找到如初的人，这些在记忆中重现的时光，印证了小说所引用契诃夫的话：“大卫王有一个戒指，上面刻着几个字：‘一切都会过去’……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来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真实的状况似乎就是这样，任何事情都不回过去，主人公并没有对从海外归来有明确的答复，这是一种无奈的逃离，从种种语气中，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环境带给他的不好印象。

　　有研究者提到自己阅读张惠雯的作品时不止一次想起鲁迅的《彷徨》——虽然年轻的作家尚无法与鲁迅并列，但是这种直观的阅读感受也足以说明张惠雯所涉及主题之深广，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海外华文书写的主题。海外作家们的写作是一种想象，同时也是一种实践。他们本身就是从身份焦虑到世界公民的想象，其具体表征就是“地球村”的书写、世界公民的想象和实践、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除了张惠雯，近年来，从老一代的作家到新生代作家，都有这样的一种趋向。

　　其实老一辈作家近年来也有新的书写，张翎始终将自己的老家作为自己的文学原乡，很多作品在地痕迹已经很凸显了。《廊桥夜话》以位于浙南和闽北的交界处的“廊桥”为中心地标，书写杨家三代儿媳的命运，也涉及流散的主题，但基本上归于一种本土化的家族叙事。虹影的在地化书写趋势也十分明显，《燕燕的罗马婚礼》通过童年、成年两条线的叙事，勾勒出了燕燕昏暗的童年，因为童年的遭遇，恐怖感一直弥漫在她的生活中，特别是不少梦境书写对此表现更深入，小说秉承女性关怀的普遍主题。《月光武士》虽有海外书写，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回到历史原点思考的意味。严歌苓的作品也开始以历史寻觅到的姿态回归故里。即便是黎紫书这样的始终书写离散华人的作品，在身份主题之外也有了更深的思考，其后期的小说集《野菩萨》和长篇《告别的年代》等作品更多的是对小说本身创作的注重而不是纠缠自身身份；具体到实际的创作中，便不再纠结以什么身份书写的问题，而是不断锤炼语言，编织故事、精心安排结构，采用迷幻叙事、后设小说等技法，和一般的作家追求并无二异。到了最新的作品《流俗地》就更加明显了。小说取了一个十分俗气的名字，其实就是在强调这种个体命运的关注。《流俗地》告别了炫技式的书写，用平和的笔法写一群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蜷缩在一个叫“楼外楼”的居民楼里。除了华人，也涉及其他少数族裔的人群。小说流水账一般记录下了马来西亚小城的生活点滴。《流俗地》娓娓述说一个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思索马来西亚社会的命运。《流俗地》以作家特有的温情关注马来西亚华人，特别是女性群体。小说主要聚焦在女性命运上面，不过与最近流行的女性写作又有所不同，既有生活的艰辛和磨难的描摹，也有蓬勃向上的坚韧，笔下更是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柔情。整体来看，作品是对整个人类和作为个体的人的关注。黎紫书“喜欢在不同的小说中，进行不同的探索，似乎很少重复，每一篇都在文字、形式、叙事结构上弃旧换新”。采用新的书写模式，或者说用流行的新叙事手法实则也是摆脱地域身份、进行世界公民想象的努力。旅日作家黑孩的书写介于两者之间，出走不完全是为了讨生活，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依附性。黑孩的“东京三部曲”以人物的情感为中心展开叙事，有海外生存的艰辛，但已经不是其主要的落笔处。

　　更为年轻一代的海外华文书写，有着他们自己的主题和表达模式。他们笔下更多的是一种融入书写，普遍呈现出一种世界公民的状态。除了张惠雯，二湘的书写也是如此，她的《暗涌》将海外留学、工作和生活的背景融入写作之中。但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漂流，而是有着明确指向的海外发展。小说以辗转于国外的主人公吴贵林的人生际遇为书写主线，阿富汗喀布尔，美国硅谷，中国上海、深圳，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都有他驻留的痕迹。这种经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外生存史，而更多的是由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剧，世界的联系紧密了，一切辗转都是极为平常的出行。作者关注了个人遭遇与战争、经济环境等大议题的碰撞，失误之痛、爱之欢喜，人生的起伏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下更显得扑朔迷离，下一刻命运不知将人挟向何处，故事在平静的表象下暗流涌动。小说的主题也和全球化紧密相连。

三、结语及反思：一体化书写会让海外华文文学走向消亡吗？

当前社会语境的变化引发了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转型和转向。“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对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融入，不仅改变着本土国人的生活，也对全球的华人移民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华人移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都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着这种变化。他们通过回国定居、回国创业和参与同故国的经贸文化往来活动而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到故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变迁之中，这使得他们在生存状态上成为‘跨国华人’。……华人移民的跨国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跨域经验，对于新移民文学的发展自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仅从移民出走的原因分析，就可以一窥其中的变化。每一代移民出走的原因不尽相同，传统的移民活动，往往是生存得不到保障的讨生活。聂华苓、张翎、严歌苓这些写作者基本上集中在海外华人早期生存史，多以艰辛的打拼为主。而张惠雯这里，华人已经不再从事那样的工作，不少人混出了名堂，成了医生、教授、研究员。他们收入稳定，家庭教育有方，有的孩子进了海外名校，多数家庭已步入中产。总而言之，当下的大环境是全球一体化浪潮中的商业、贸易的一体化，出走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机会，是一种生活的新尝试。另外，随着国家民族的强大，华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那种常见的屈辱性遭遇很少再出现，因其身份带来的自卑感会减弱，相应的自我身份感知也会弱化。

　　从大的理论背景来看，世界公民的想象与后现代理论的勃兴有关。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后女性”“后移民”“后黑人”“后殖民”等对身份袪魅的提法也浮出水面，中心的消失使得流散作家们对身份的焦虑有所缓解，更多的是考虑融入世界的写作。因此引发了身份的流动性，最终引发了书写主题的流变。由此而引发的后果就是身份似乎不再那么重要。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的一分子。随着世界交流的日趋便捷，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差距表面上缩小，去中心、无中心的理论便兴盛起来。21世纪以来，参与全球化的愿望及对新世界的想象正在成为新世纪文学的基本主题。

　　随着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人际交流、信息扩散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来临，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看成一个“地球村”的村民，进行世界公民的想象，身份问题似乎不复存在。这种趋势的局限也不可避免，随着差异化消失，文学书写步入一体化，移民书写自身的特性无法彰显，一味地去身份化会不会消弭移民书写的价值，最终会不会彻底抹去海外华文书写的特质呢？于这些流散海外的华人而言，写作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身份的彰显，一种自我的找寻。只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小群体或者说小地方的写作，是该保持自己的本真，还是不得不融进一体化的浪潮中去？特殊的身份主题正是他们的标识码，也是艺术本真性的彰显，普遍化的世界公民的想象书写，写作的意义和价值会不会走向消解？这些都给海外华文文学书写提出了新的考验。

　　注释：

　　①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书写中的身份焦虑问题相关论述，参见刘小波、童剑：《论黎紫书小说中的身份主题与符号身份》，《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

　　②张惠雯：《后记》，《在南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11～312页。

　　③魏全凤：《边缘生存——北美新生代华裔小说的存在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④何晶：《黎紫书：经营马来特色，书写家国记忆》，《文学报》2012年4月5日。

　　⑤汤俏：《北美新移民文学中的家国寻根与多重认同》，《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⑥庄伟杰：《流动的边缘》，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⑦南桥：《“融入主流”之后：评张惠雯〈在南方〉》，《南方周末》2020年9月9日。

　　⑧冯祉艾：《错位与捆缚——论张惠雯小说中的叙事场域与空间张力》，《文学教育》(上)2021年第3期。

　　⑨杨利娟：《“新移民文学”的文化嬗变》，《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

　　⑩邓瑗：《爱、怜悯与理想主义的困守和省思——张惠雯小说论》，《名作欣赏》2020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