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雨斐

　　在中国文学、学术的古今演变进程中，晚清旅日学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以日本为中介，将西方文学概念引入中国学界，对现代文学观念以至现代学术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浙籍旅日学人蒋智由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蒋智由(1865—1929)，浙江诸暨人，原名国亮，曾用笔名因明子、愿云、观云等为报刊撰述，诗文频见于《清议报》《新民丛报》《浙江潮》等，并在《新民丛报》主笔“华年阁杂谈(录)”“华年阁物语”专栏。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表署名“观云”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①，首次在中文语境中以专文形式对文学范畴中的“神话”概念进行介绍，并将之引入中国文学领域，开本国学人的中国神话学研究之先河②。蒋氏的旅日经历，颇为时人和后世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然其相关文献记载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考。

一、 清末民初东渡始末考

1935年，章乃羮在《蒋观云先生传》一文中记述称：

　　丙辰岁，东游扶桑，与新会梁启超任公订交。时任公创政闻社，属先生主撰《政论》。先生亦以政党自任。日人大隈重信、板垣退助辈见其论述，深为推重。而任公所主办《新民丛报》亦多先生名著。辛亥革命后返国，旅居沪上。③

　　按照章文说法，蒋智由东渡日本发生在丙辰年，回国时间则是在辛亥革命后。然蒋智由生平中的丙辰年唯有民国五年(1916年)，后文中所说梁启超创立政闻社与创办《政论》之事却在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间先后顺序上存在矛盾。而2017年出版的施方著《蒋智由传》后所附录《蒋智由年谱》将蒋氏东渡时间系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谓其“留学日本，任《浙江潮》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年)“结束长达九年的居东生活，回国居于上海，在山东巡抚孙宝琦属下当幕僚”，除此之外未再提及他在民国年间旅日之事④。王敏红等编《蒋智由全集》(2021年)后附《蒋智由年谱简编及作品纪年》中有关东渡的系年与施著相同⑤，均与章文所记颇有出入。因此，有必要结合蒋智由本人作品及相关交游材料对其旅日始末加以考辨。

　　首先，关于蒋智由东渡的起始时间。《新民丛报》第25期和第23期刊载有蒋诗《壬寅十一月东游日本渡海舟中之作》⑥和黄宗仰(乌目山僧)的《壬寅冬蒋观云先生往游日本海上同志公饯江楼珍重赠言余乃作诗以志别》⑦，“壬寅十一月”阳历在1902年11月末至12月，《新民丛报》第23期的发行时间为1902年12月30日，可知蒋氏在此之前已从上海启程前往日本。1903年，《浙江潮》第3期中的《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记录蒋智由抵达东京的时间为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⑧，阳历时间当在1902年底、1903年初之间。

　　其次，关于蒋智由清末在日时的留学身份。《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中所记蒋氏赴日乃自费，“学校及科目”一栏留空⑨。1904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记录他就读于清华学校，不过，在次年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中，其就读状态又显示为“预备入校”⑩。清华学校前身为1899年梁启超与横滨华侨商议在东京设立的高等大同学校，1901年更名东京商业学校，1902年由清朝驻日公使蔡钧接办，更名为清华学校，犬养毅仍任校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蒋智由获得了由自费生转为浙江省官费生的机会。1907年5月24日出版的《申报》中载“驻日杨星使前有咨文到浙，略谓浙江官费生何燏时、吴松麟、钱承志三名先后卒业归国，遗额拟将存记之自费生蒋智由、戴侠、陶善坚顶补……浙抚张筱帅即饬由提学、布政二司会议，所请蒋智由等顶补官费生何燏时等三人遗额，自应照准”。遗憾的是，现今只能找到《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中记录有戴侠、陶善坚二人于宣统二年(1910年)分别入读东洋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尚未发现对蒋氏就读情况的进一步记录。

　　那么，蒋智由究竟是在何时回国的呢？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暨阳紫岩浒山蒋氏宗谱》卷首载有蒋智由所撰谱序，落款为“宣统元年己酉春二月十五日，十九世孙智由自日本撰”，说明至少在1909年3月，蒋氏尚在日本。另据他写于1917年的《何蒙孙先生颂华六十寿序》中自言“东学扶桑者九载”，且长子蒋尊簋于1916年写就的《先妣朱太夫人行述》中亦称“父游日本，首尾都九载”，推算蒋智由的回国时间大约在宣统三年(1911年)。《申报》于1910年12月6日刊发了来自北京的电文：“鲁抚孙宝琦因内阁、国会提前设立，需材孔殷，奏保施愚、蒋智由二员。奉朱批，着送部引见。”这说明孙宝琦向清廷保举蒋智由，不过这则信息尚不足以成为蒋氏此时已在国内的力证。而孙松龄《明湖客影录》中记述自己曾与蒋智由一同在孙宝琦幕下共事，称“孙慕韩(引者按，即孙宝琦)之抚鲁，(蒋观云)来为宾客，生(引者按，即过隙生)亦抚署文案……(蒋氏)方膺得孙抚特保，奉旨以知县用……非所愿就”，说明蒋智由在接到授任知县诏令时已在国内孙宝琦处担任幕僚。查1911年4月11日《申报》载“蒋智由以知县分发鲁省补角”，故蒋氏回国时间当早于此，是在辛亥革命之前。

　　既然如此，章乃羹文中又缘何会出现“丙辰岁，东游扶桑”的说法？事实上，清末结束留学归国后，蒋智由在民国初年另有一次日本之行。民国六年(1917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蒋智由所著《去国吟诗辑》中有组诗《去国吟》，题注称“丙辰旧除日旅日京作”，这说明民国改元后的“丙辰岁”蒋氏确在日本，即1916年，章文所言并非无中生有。以往由于相关材料较少，这次的短暂旅日经历鲜被研究者留意。根据蒋智由友人中井终子在日记中的记录，日本大正五年(1916年)十月十六日，蒋智由时隔八年再访中井一家，称此次来东京是为治疗眼疾，投宿在麹町区饭田町(今属东京都千代田区饭田桥)的望远馆。他一开始只打算停留两三个月，但最终在日本居住了长达八个月，直至翌年五月下旬。此次旅居期间，蒋智由先是从望远馆移居至中井家附近的骏河台望岳楼，后来索性租住在他们隔壁。1935年，蒋智由的弟子吕美荪东游日本期间，曾与中井木菟麿有诗作唱和。中井木菟麿《和吕寒碧先生见寄韵》云：“开春思故客，富岳旅窗横。”原注曰：“往岁蒋观云在东京里神保街旅馆望岳楼。”里神保街(今属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东侧毗邻神田骏河台，此处所述及的“望岳楼”当正是蒋氏民国初年旅居时下榻之所。

　　由此可见，章乃羹《蒋观云先生传》中所记“丙辰岁，东游扶桑”确有其事，不过误将蒋氏民初的短暂东游与其清末的留学经历混作一事。蒋智由一生实有两段旅日经历：一段是在清末，起于清光绪二十八年末，迄于宣统年间，至迟不晚于宣统三年春，前后大约九年；另一段则在民国五年至六年间，时长八个月。他两次东游时的身份与所处时代语境皆有不同，其间撰述所流露出的心迹亦因之不应等量齐观。明人王志坚曾谓：“吾辈读前人著作，于其生平颠末茫然不知，当必有夷犹不自快者。”因此，在“知人”的基础上方能更好地“知言”。厘清蒋智由的东游始末，对于完整了解其生平行迹，理解其作品思想内涵，皆有参考意义。

二、 生年问题补正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文论史以及涉及蒋智由的研究与资料汇编中，关于蒋智由的生年，“1865年”与“1866年”两种表述交替出现。近年有研究者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认为应依宗谱将其生年确定为1865年。不过，曾有研究者以蒋氏本人所撰《潘雨辰先生传》作为其生于1866年的证据(详见下文)，这究竟是蒋氏自身表述有误，还是论者在推断过程中存有疏漏之处？因此，有必要对有关蒋智由生年的论据进行逐一辨析，尤其应该留意蒋氏自述所进行的相关论证中所潜藏的矛盾，从而使得对其生年的考订更具说服力。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近代诗选》中，仅注蒋智由卒年为1929年，未考其生年。为此，安克环曾在20世纪70年代撰文指出，蒋智由《潘雨辰先生传》中云“(雨辰)先生以民国八年(1919年)己未旧历二月二十五日终，年六十有七”，且“先生长予年十有三”，可据此推算1919年蒋智由时年54岁，1929年去世时则是64岁，因此他应当生于1866年。不过，《诸暨谱牒文化》2013年第1期刊发蒋维炜撰文，称新发现诸暨蒋氏族人藏有《暨阳紫岩浒山蒋氏宗谱》，仅存一册，其中有蒋智由行传，载其生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十一月初八日”。

　　今查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分馆藏有一套宣统元年修订的《暨阳紫岩浒山蒋氏宗谱》(下称《蒋氏宗谱》)，为一函四册，共四卷，卷首有蒋智由应邀所撰《浒山蒋氏宗谱序》。卷四《行传》中载“瀚一百三十六，讳芝兰，字省斋，号观云，原名国亮，更名智由……生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十一月初八日申时”，关于蒋智由行第、生辰的信息均与蒋维炜所述一致，当为蒋维炜所见“残卷”的足本。宗谱中的生辰一般来自孩童出世后家人上报给族事主持者的信息，可信度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光绪年间修订的《暨阳东安潘氏宗谱》(下称《潘氏宗谱》)中，卷十二载潘雨辰行第及生辰，“源百九，名文震……号雨辰……生于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二月十二日戌时”。《潘氏宗谱》纂修者潘文濬为潘雨辰胞兄，据谱序可知潘雨辰亦参与了校正工作，故其中所载生年亦当较为可靠。综合《蒋氏宗谱》与《潘氏宗谱》所载生年进行计算，潘雨辰与蒋智由的年龄实际相差十二岁零九个月，自可存零取整称作十三岁。因此，由《潘雨辰先生传》推算蒋智由生年的主要疏漏之处在于，蒋氏所言“先生长予年十有三”并非确指，而是四舍五入后的说法，若以此为依据推算蒋氏当时年龄，再逆推其生年，会逐步放大其中的偏差。

　　而《清代朱卷集成》中收录有蒋智由乡试朱卷(时名“蒋国亮”)，其履历信息载“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八日吉时生浙江绍兴府诸暨县”。尽管朱卷上的信息一般来自考生本人的登记，但历来士子应试时常有意少填年岁。据研究者调查统计，清代文人科举朱卷履历所示生年(即“官年”)晚于实际生年的现象相沿成习，比两者一致的情况比例高出百分之十以上，且“减岁不减月、日、时”。蒋智由朱卷所载生年比宗谱中的晚一年，月、日则完全一致，正符合这一普遍情况。

　　另外，《申报》于1929年9月13日刊发的陈元良《悼蒋观云先生》中称“(观云先生)不幸于月之三日溘然长逝……享年六十有五也”。吕美荪《葂丽园随笔》中有《蒋观云先生》一文，亦称“(先生)民国己巳秋八月卒，年六十有五”。据此均可推算出蒋智由生年为1865年，作为考订其生年的佐证。

　　综合以上文献材料来看，蒋智由乡试朱卷所呈现的生辰与宗谱所载之间存在偏差，当是蒋氏应试登记时刻意为之的结果，亦是官年“减岁不减月、日、时”现象的反映。他实际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初八日，而这与其本人所撰《潘雨辰先生传》中的表述并不构成本质矛盾，亦与其身后吕美荪等人追悼文章中的表述相一致。可见，即便是面对出自蒋智由本人之手的材料，亦需审慎处理。这也提示我们，在理解、利用作者留下的文字时，除了观其字面表述，还需结合其时所处的实际语境，从而尽可能地贴近作者本意和事实的本来面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明清文论集成与研究”(项目编号：17AZD026)阶段性成果。

　　附：《浒山蒋氏宗谱序》

　　按，新近出版的《蒋智由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中未收此文，兹录于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余周公之子孙也。昔孔子志欲行周公之道，梦寐之间，常见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以孔子之圣而犹思周公如此，况予小子亲承周公之遗统，历二三千年，绵绵延延以至今日。夫周公之世虽去今久远，其道未必与今世相同，而周公之所以能成为圣人者，则固以救世济民为心。夫子孙而欲继其祖宗，亦在心祖宗之心而已。祖宗而有是圣人之心也，为之子孙者能不失坠而绍述之，则祖宗之所望于子孙者在此。而子孙之对于祖宗，不在徒传其血统，要贵克肖其精神，其责固亦在于是焉。予也幼读书于乡，洎稍长，出游四方以求智识，得窥天下之大势，念吾国家生民之前途，知变法维新之万不容缓，不敢苟且效世俗之所为以取富贵功名，慨然以救世济民为己任，颠顿狼狈，莫敢遑恤，尔来又已十有余年矣。凡国家生民，存亡休戚，未尝一日去于吾心，每一念至，辄泫然流涕曰：“是吾之责焉，是吾之责焉，吾岂有不救起吾国家生民，能腼然而列于人类乎？”夫是无他，则固我祖周公之用心也。周公之心如是，予小子之用心亦如是。不如是，予何以能不愧我父母之所生，以见我祖周公？适今岁，吾族中有重修宗谱之举，来请序于予。予毕生之志愿与事业，尚一无所成就，方在励志求道之中，将举何言以告我族人乎？虽然，古圣贤皆不以穷达论，惟道能高天下而寿万世。予惟举吾生平所有之心在于救世济民，求无愧乎我祖周公之道，则夫人皆有欲毋忝其祖之心。见夫其祖宗而有圣贤也欤，则思为忠臣孝子。见夫其祖宗而有长者、仁人、善人也欤，则思为长者、仁人、善人也。以及其祖宗而有笃学之人也欤，则子孙不可不好学。祖宗而有勤事之人欤，则子孙不可不勉于所事。各因其才质性情之宜，以求能继其祖宗而起，则祖宗之死，其犹不死。孝道之大，其有逾此者乎？《诗》有之曰“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者，此之谓也，则夫我族之光大而昌盛也有日矣。孰非子孙？谁无祖父？凡我族裔，宜视此言。

　　宣统元年己酉春二月十五日，十九世孙智由自日本撰。

　　注释：

　　①蒋智由(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新民丛报》第36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②关于蒋氏此文在中国神话学发展史中的定位，详参叶舒宪《海外中国神话学与现代中国学术：回顾与展望》第一节“作为西学东渐个案的神话学”，收入陈平原主编：《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422页。

　　③章乃羮：《蒋观云先生传(乙亥秋)》，《观山文稿》卷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铅印本，复旦大学古籍部藏，第7a页。此文后来被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第784～786页)收录，是今人研究蒋智由生平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④施方：《蒋智由年谱》，氏著《蒋智由传》附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101页。

　　⑤王敏红、钱斌、丁胜编注：《蒋智由年谱简编及作品纪年》，氏著《蒋智由全集》附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45、749页。

　　⑥蒋智由(观云)：《壬寅十一月东游日本渡海舟中之作》，《新民丛报》第25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元月发行。

　　⑦黄宗仰(乌目山僧)：《壬寅冬蒋观云先生往游日本海上同志公饯江楼珍重赠言余乃作诗以志别》，《新民丛报》第23期，清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1902年12月30日)发行。

　　⑧《浙江潮》第三期附录，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⑨《浙江潮》第三期附录，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⑩转引自吕顺长：《清末浙江留日学生名录》，氏著《清末中日教育交流之研究——以教育考察记等相关史料为中心》附录二，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