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醒龙

　　非常感谢各位就《如果来日方长》这本书说了如此多的肺腑之言，对写作者来讲，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全新探索的过程。《如果来日方长》这本书，最重要的尝试就是抛弃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作家身份。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不是作为作家写的，是一个丈夫，一个儿子，一位父亲，一位爷爷，一位邻居，一位街坊，是以所有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包括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这样的身份写出来的。封城那一阵，老记着自己是个作家，是不道德的。

　　疫情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但是也给我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审视我们自身的机会，特别是关闭离汉通道期间，很多事情来不及思考，来不及研究，只能依靠个人的基本品质即时判断。武汉战疫，对全中国是一次闭卷考试，对每一个生命个体也是一次闭卷考试。在这本书里，大部分文字是自己作为普通人一天天慢慢积攒起来的，积攒到后来就成了这么一本书。如果有谁在这本书里面读出一个作家的影子，那就是这本书的一种失败。我非常尊重自己在疫情之下自觉的选择做一个普通人，像普通人一样害怕，像普通人一样焦虑，像普通人一样热爱，像普通人一样勇敢，像普通人一样缺少防疫物资和日常用品，像普通人一样四处找寻一只口罩，或者一小瓶一百五十毫升的医用酒精。刚才各位谈到很多，我特别的感动，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如果还有一点点思考的话，那是因为在我内心里有一个巨大的阴影，是有一群特别的历史中人在伴随着我写这本书。

　　二○一○年夏天我去新疆，在博尔塔拉博物馆，从解说词中读到一个词，令人先是毛骨悚然，接着又由衷钦佩，之后更感觉到汉语作为母语无比的深邃壮丽，这个词是用来描写一种特别的女人。清王朝时，为了西部边陲的稳定，朝廷安排八旗子弟轮番去那边地镇守。我有点不记得，最早去的是镶黄旗还是正黄旗。反正这些人出发前，说好两年就换班。然而，朝廷也知道这些人去了就去了，不可能再派人去换。留在伊犁一带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兵士，为了让他们在那边扎下根来，清王朝在他们东北那一带收拢了一批声名不大好的女人，送过去与他们婚配成家。这些寡妇、妓女，或者是其他身份不确定的女人，步行几千里，从自家的老窝子一直走到博尔塔拉，走到伊犁。博尔塔拉博物馆的解说词中，用“义妇”来形容这些女人。看着这个词，整个人当时太震撼了！武汉关闭离汉通道时，我一直在回想这个词，一千多万武汉人，绝大多数没有去过博尔塔拉，没见过这个词，但内心里的震撼何尝不是一样的？作为普通家庭，关闭离汉通道一周左右，听到一些不确切的消息。面对真假难辨的消息，全家人心情异常沉重。在《如果来日方长》中，我写了一段文字：毫无疑问，武汉战疫是史诗级义举……在键盘上敲这段文字时，自己的双手和十指，乃至全身就在颤抖。武汉战疫，说起来都是些日常生活相关的事情，背后却是满城人的赴死之心。这也是疫情中武汉人的伟大所在。看看后来的世界各地，这种赴死的义举，有哪座城市做到了？

　　也只有武汉这座城市才能体会“如果来日方长”中的“如果”，如果没有“如果”了呢？二○二○年度中超联赛最后一场比赛，由武汉卓尔与杭州绿城争夺最后半个保级名额，结果武汉卓尔以一粒点球胜出。比赛结束后，武汉当地的媒体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新闻标题：我们活下来了！让许多武汉人闻之热泪盈眶。相比之下，杭州绿城的失望，纯粹只是一场球赛的失利。对武汉卓尔来说绝对不只是一场球赛，这支球队成功保级所展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死而复生，是这座城市又有了说一句“来日方长”的资质。

　　武汉恢复城市秩序一年多了，当地朋友中的不少人像我一样，只要身体有一点点不舒适，立马就会拿着杯子冲上一杯连花清瘟，一口气喝下去。疫情之下，连花清瘟与其说是一种良药，不如说是成了我们最好的陪伴。武汉封城战疫与真刀真枪的战争不一样，在更高的层级上，所需要的不是火力支持，而是精神上的陪伴。很多时候，一句温情的关怀远远胜过十万愤怒的鞭挞。《如果来日方长》所有的文字，是用来表示对一切关注过武汉疫情的人的致谢，包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社会，也包括我的朋友、同行，更包括我的邻居、我的街坊、我的家人，特别在苦痛时刻即时带给我数不清快乐的小孙女！

　　再次向与会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