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
新时期小说，一般是指“文革”结束后，尤其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今时间跨度40多年里产生的小说。新时期小说发展迅猛，流派纷呈，波谲云诡，惊世骇俗，除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与新时期之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有脉络可寻外，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身体写作、新历史主义、纪实小说等，无不挑战我国当代文学以来形成的范式和遵循的原则，比如违背或突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作理论，对人物形象着力去英雄化处理，占文坛主导地位的大多为平凡百姓、流氓土匪。虽然这些流派的创作特点有异，但在人物形象的去英雄化方面却默契地形成了一种合力，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思考。
何为英雄人物？顾名思义，是指优秀的、强有力的、杰出的的人物。结合中国历史，我们常称之为英雄的人物，其实质均与国家民族事业有着密切联系：一是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品质，如汉朝苏武、唐朝张巡、宋朝文天祥、近代革命志士方志敏等；二是有经天纬地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如诸葛亮、孙膑、毛泽东、邓小平等；三是在事业中胆识过人有冲锋陷阵的勇气，如岳飞、戚继光、林则徐、杨靖宇、邱少云、王进喜、焦裕禄等。与这些真实的英雄相呼应，我国现当代文坛塑造的英雄形象也很多，诸如卢嘉川、江姐、朱老忠、杨子荣、梁生宝等，他们除了上面提到的英雄品质外，还富含爱国爱党、无私为民、道德高尚等正向情怀。无论生活中还是文学文本里的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精神集中的体现者，也是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象征和恒久的记忆。他们为人们的成长提供了精神源泉，几乎每个人的成长或多或少地都有过英雄情结，或学习他们的不屈与奉献，或敬畏他们的伟大与崇高，或立志自己要成为英雄，这是英雄的价值与魅力。
小说的去英雄化，就是作家在叙写主人公时，秉持某种创作理念，或尝试某种创作方法，使其平民化、生活化、复杂化、碎片化，乃至有意使其庸俗丑陋的艺术处理，它包含了非英雄化和反英雄化两种含义。《写作词典》这样解释非英雄化和反英雄化两个概念：“非英雄化是一种把作品主人公从英雄人物转向普通人物的文学创作倾向”，“反英雄化是一种把作品主人公塑造成注定要失败的英雄人物的创作倾向。”新时期小说文本中的主人公的非英雄化甚至反英雄化倾向十分明显：人物性格复杂多面、人物行为荒诞乖张、人生过程苦难庸常，一反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足智多谋、顽强勇敢、除暴安良乃至爱国爱民等英雄形象特征，人们耳熟能详的主人公余占鳌(莫言《红高粱》)、富贵(余华《活着》)、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小林(刘震云《一地鸡毛》《单位》)、司马蓝(阎连科《日光流年》)、白秀(陈应松《猎人峰》)、张季元(格非《人面桃花》)等无不是作家们去英雄化的具体体现。余占鳌有民族气节但匪性十足，富贵被灾难蹂躏得晕头转向，印家厚勤勉却奔波于生活琐事，小林由理想蜕变为世故，司马蓝与命运抗争却又权欲熏心，白秀善于打猎却是战场上的逃兵，张季元有革命理想却带有浓厚的个人欲望，等等，他们与我们心中的英雄有较大的落差，他们消解了英雄价值与意义。文本中的主人公要么是生活懒散、心态委琐的庸人，要么是没有理想、误打误撞、浑浑噩噩的草莽，要么是粗鄙不堪、横行霸道的流氓，纷纷登上新时期文坛的是多面君子、变态狂人、原欲使者等。小说文本对生活琐细的纠缠和对阴暗的展示，遮蔽了人生不可缺少的崇高和豪迈，文学人物形象曾经的或者说应该具备的美善价值稀薄，进而导致其召唤与激励功能缺失。
新时期小说的现实状态，是社会发展规律所致还是某些偶然的原因造成的？原因非常复杂，如果用时下概念表达，即新时期小说去英雄化人物形象大量存在是新时期人文生态的体现。所谓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如今，生态学理论不断延伸和扩展，形成大中小不同层次的生态系统。大的系统有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新时期小说的去英雄化现象主要关涉的是人文生态。人文生态，是指人类以其劳动和智慧，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营造出来的适合特定社会的人工环境。这种人工环境，包含有社会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等亚生态系统。如果我们把人文生态比作人类发展的大河，社会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等就是这条大河里汩汩的流水，而新时期小说只是大河里的一朵浪花，要了解这朵浪花的性状特点，须得从河流河水的了解研究开始，不能只孤立地盯着这朵“浪花”。所以，只有我们结合人文生态的相关因素，才有可能比较科学地探究出新时期小说去英雄化书写的本质。
一、小说去英雄化人物形象契合于社会生态系统多种因素
社会生态是指动物和人类的社会组织及社会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20世纪初由美国学者帕克等人提出，其中有个方向就是指人的社会行为，文学的创作与接受等属社会行为。社会生态相关因素有社会期望、公众意向、社会动机、文化偏好、意识形态、利益诉求、人际关系、乡风民俗、社会保障、人与自然等，这些都是文学所关注的对象。事实上，任何时代由这些因素综合而成的社会大多是一个平凡的世界，新时期小说的去英雄化的人物形象处理，是从高于现实重回到现实源，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现实中的人物几乎零距离对接。庸常平凡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普通大众的生活常态。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看，这是非典型的，写这样的庸常生活，难以创造出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在新时期小说中，尤其是新写实小说中，庸常平凡却成为新宠。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们表现为琐细卑微，或精打细算于个人得失，或朴实勤勉于家庭生计等。他们想过好日子，但没有宏伟理想；他们斤斤计较，但也曾伤害他人，他们真实得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
有琐碎生活的奴隶：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整天奔波，房子、物价、孩子、交通等，压得他无暇顾及其他。他的美好愿望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房子极为简陋拥挤，每天都要谈及物价，准点机械赶车，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与老婆守着……以至于印家厚说他也能写《生活》诗，内容也只有一个字——梦。“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梦，你在做一个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少年的梦总是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进入成年便无形中被瓦解了……他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男人，靠劳动拿工资而生活。”印家厚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熟悉的某个朋友与同事，朴实真切，微不足道。面对生活磨难，且过且烦恼。
有被生活磨浊的灵魂：刘震云《一地鸡毛》《单位》中的主人公小林，刚分配到单位，学生气很浓，透着一份可爱。可单位只看你会不会“混”。体悟出人生“混”之道的小林，变得“成熟”起来。他不仅要整天“琢磨”身边的几个人，还要屈辱地为局长搬家，刷便池。到后来“吃喝拉撒睡成了生活的全部，甚至连他最喜欢看的足球都能放弃，只要老婆能用微波炉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什么不满足的了”。小林日益沉沦为老于事故、卑微可怜的凡俗市民。凡社会人大多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纠结—挣扎—妥协—适应，直至把自己磨成一个合乎某些规则的形状，放到人群里，再难辨认其特征来。他的经历真实得让人无奈。
有复杂变异的个性：苏童的《妻妾成群》中的颂莲，她因丧父大学辍学嫁给富人做妾，她单纯敏感，却不愿自立自强；她清高自傲不愿屈就陈老爷，却又贪图安逸依附封建家庭；她看不起梅珊与医生偷情，可她自己又情不自禁对陈家大少爷动了心；等等。她就是一个极其矛盾体，活得没有尊严，死又没有勇气，她的这些特征不是天生如此的，是一次次的冲突造就了一次次的变异，颂莲就是各种因素动态作用、循环联结的社会生态的产物，细腻真实，充分体现了现实社会的生存逻辑。
这些新型的小人物形象没有使命意识，更没有英雄的光环，他们就处于生活化的场景中，在市井烟火当中经历着凡夫俗子的一生，他们缺乏雄心壮志的梦想，也没有改变现实的野心。他们努力平衡各种社会关系，与现实和解共生，使得社会生态保持完整，或优柔寡断、胆小怕事，或勤劳朴实、柔韧善良，或自私自利、精于算计等等，这也是普通大众的生存智慧，是合乎世理人情的。众多作家也正是洞见了这种深层次的东西才用心表现庸常的。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我爱逛菜市场，去听他们那些充满生机和乐趣的语言。他们的一些缺点和毛病，也是贫困的生活给逼的。他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些可能是非人的生活，但他们的生活不乏自嘲、自解、自乐，特别的原汁原味，原生态。”——刘震云
“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命的视点。”——池莉
“文学能不能有新境界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对社会理解的深度。”——格非
因此，创作者们深入社会，探究社会，聚焦于小人物生活中普遍都会经历的人生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和经历既不曲折离奇也不具有浪漫色彩，但因其普遍性往往能引起共鸣。
二、小说去英雄化人物形象是对政治生态相关因素的反拨
政治生态这个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北大学者这样定义：“政治生态是特定的政治活动系统及其所赖以存在的环境系统，是指与某种特定的政治主体运行有关的价值理想、制度体系、运行机制等内容。”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往往最为直接和重要。“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要求文学必须关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必须关注社会的运作和发展的方向。”因此，文学活动制约于文艺政策，文艺政策属于政治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里，文学与政治配合密切。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指出：“新的文学艺术,掌握了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既然如此,文艺就必须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周恩来的报告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实际上成为一个时期关于新英雄人物讨论和创作的指导思想。”与之呼应的文学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扛起“干预生活”“为工农兵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旗帜，尤其是“文革”的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等“三突出”的思想主导，于是文学创作出现了极端的造神活动，八大样板戏里英雄人物几乎完美无缺，这种极端的文艺现象,延续到“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尤其是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明确提出了“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标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随着文坛的政治因素主动退隐，文学家们的自由情绪也趁机释放，告别崇高、消化意义、颠覆经典等，在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前后的小说里相当流行，某些人性恶的因素在小说人物身上充分体现出来，对人物的刻画荒诞夸张，这些人物形象打破了社会规则，突破了人们心中传统的价值观念。
典型英雄的背叛者：莫言《红高粱》中的余占鳌是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在新时期文坛上影响巨大，但就是这个形象也不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他虽然有民族精神，但他自私残酷，杀人成性。他杀了与母亲通奸的和尚，做了一个轿夫。一次偶然的抬轿经历使他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戴凤莲，在戴凤莲出嫁回门的路上，他们在高粱地里纵情结合。为了占有戴凤莲，他杀死了以金钱和权势强娶戴凤莲的单家父子。他一生杀人越货，他表达爱恨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杀人，连他的亲叔叔余大牙也被他所杀。在抗日战争中，他带领的一支队伍，却豁出命伏击了鬼子，并且杀了日本鬼子中的中岗尼高少将。他的抗日义举不带有任何政治背景，全然来自目睹日军的疯狂屠杀所激发的他性格中的勇猛与强悍——他不甘受人欺辱，受人压制，因而他的抗日只是一种汹涌澎湃的激情与生命力的涌动，有极强的偶然性。如果称他为英雄也是一个流氓英雄，正如有学者评价，“是典型的魔鬼式英雄，既英雄好汉又王八蛋，正气凌然而又残酷、邪恶”。
制度缺失的挣扎者：陈应松《猎人峰》中的人物群像，在贫穷、愚昧的山区纷纷登场。他们冷漠 、自私、残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白秀，与“三突出”的英雄人物是截然相反的，虽然是一个勇敢的猎王，但却是一个怕死的逃兵，是一位失败的家长和父亲。他的两个儿子更是人渣，大儿子白大年为了弄个老婆，两次献“宝”，一次是他杀国家保护动物 (虎和豹结合生下的“呼”)去换，二次竟然疯狂地挖侄儿(白中秋的儿子)的一双夜视眼去换。二儿子白中秋，他违反古训，冒犯禁令，一系列行为令人咋舌：为了他的女人，违禁乱砍稀有林木烧炭，还用活人祭窑，捕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丝猴；为了替儿子报仇，任阎王塌子千斤榨榨死了他哥哥白大年； 为了让自己活得清净，他几次将亲爹扔向深崖。此外，还有基层干部的无法无德，毛村长从山外领了个金牙女人分配给了鲁瞎子；派出所所长文寇，面对盗窃的乡人被炸死的严重治安事件，他直接叫好。从乡长到村民，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一点亮色，比现实更加丑恶，这样的营造想必有作者对政治生态的考量。
主流意识的挑战者：主流的价值观在人物形象上不是被体现而是被质疑或颠覆，如天人观(如人定胜天)完全被苦难与宿命击溃。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中司马笑笑和司马蓝这对父子，面对极端恶劣的外界环境和无法躲避的命运枷锁，他们的做法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为了对抗任何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死亡威胁，当村庄因为天灾人祸导致粮食短缺人畜相继饿死的灾难时，司马笑笑毅然选择放弃村中残疾的小孩子，让这些被称为“废物”的生命在残酷的自然中自生自灭(这其中也有他自己年幼的孩子)，让他们去喂乌鸦，正常的人再吃乌鸦保命；司马蓝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和驱走村庄与生俱来的死神“喉堵症”，带领村中适龄青年去医院卖血卖皮，为了让自己活命请求自己深爱的女人蓝十四去城里卖淫筹钱。在自然灾害面前，极其渺小与不堪，如果“喂鸦”和“卖皮”之类行为还有些悲剧色彩，“卖淫”请求简直就是令人发指的无耻了。
三、小说去英雄化人物形象是文化生态运行的结果
注释：
①庄涛、胡敦骅、梁冠群主编：《写作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②周罡、刘震云：《在虚拟与真实间沉思——刘震云访谈录》，《小说评论》2002年第3期。
③王文初：《从池莉的创作谈作家的“根据地意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④格非、张柠：《当代文学的精神裂变》，《文艺报》2012年9月10日。
⑤程美东、张伟：《构建社会和政治生态合理互动格局》，《中国教育报》2019年8月29日。
⑥王先霈，孙文宪：《文学理论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页。
⑦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编：《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页。
⑧王福湘：《关于新英雄人物问题理论与创作的历史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3期。
⑨王学谦：《〈红高粱家族〉与莫言小说的基本结构》,《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6期。
⑩严运桂：《新世纪小说苦难书写研究热的理性思考》，《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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