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勇 解楚冰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深重的灾难，包括这次全球范围的新冠疫情，不仅前所未有地造成了对人类生命财产的冲击，也前所未有地带来人们心灵的巨大创伤，正因如此，灾难也加强和促进了人类反思自己生存环境和精神重建的意识。所谓的“灾后重建”，不仅仅是重建基础设施，恢复日常生活的秩序，恢复身体的康健，更主要的是重建人的心理健康，重建人的精神信念。而在灾难促使人的反思中，文学始终是在场的，它根植于深广的历史和鲜活的现实之中，牵连着人类共同的命运。日前，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联合主办，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和《新文学评论》编辑部共同承办的“中国‘抗疫文学与文学抗疫’专题论坛”成功举行。此次论坛不仅非常及时，而且具有特殊的意义，几乎是最早从文学的角度集中探讨疫情的论坛。此次论坛使我们认识到，疫情不仅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它还警示人类应该如何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论坛的主题关涉文学在人类命运重大关头的两个基本使命：一是以疫情为主题的抗疫文学不仅集中呈现了人在非常态境况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而且作家的创作使人们认识到痛苦不会因为时间的冲刷而消散，它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将留下深沉的刻痕，甚至形成了一种遥远的共振与呼应；二是“文学抗疫”概念的提出具有更为深远的现实意义，它揭示了文学更长久、更广泛的生命关怀，无论何种年代，无论灾难以何种方式降临，文学总是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启发人们如何面对灾难，承受灾难，超越灾难。人与文学的相遇，归根结底是人与自我的相遇，人生无数个难以为继的时刻，总有文学留存于人们的心中，予你抚慰，渡你困厄。

一、 文学是精神的疫苗

人类的发展史，是与蒙昧对抗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与灾难博弈的抗争史、生命史。灾难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创伤，进入文学领域则成为一种创作素材，聚合为一类文学母题。此次论坛的主题之一是抗疫文学，它作为一种即时记录灾难、反映抗疫现场的文学样态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古今中外，关于人与疫情生死相搏的文学创作从未中断：薄伽丘的《十日谈》表现了民众在瘟疫笼罩的阴霾下乐观向上、反抗黑暗、追求现世幸福的人文主义精神；加缪的《鼠疫》真实地展现了一批心怀良知、肩负道义的勇者在瘟疫面前奋起反抗的无畏精神；迟子建的《白雪乌鸦》表面上书写了灾难中人们的恐慌与无助，但实际上蕴藏着人类的坚定信念与守望相助是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光明旨意；毕淑敏的《花冠病毒》在表现人身处危难之际的无奈与悲悯的同时，深刻反思了人类如何汲取内在的心理能量、建构强大的精神支撑等重大命题。抗疫文学直面人性的复杂，不粉饰生命的脆弱与局限，读来不免沉重，但作品的底色都充满着救赎与希望，传承着人类生生不息的战斗精神，这类创作把个体命运放置在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命运的宏大背景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目前的抗疫文学主要倾向于纪实类，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创作者将提炼出更有时代意义、更具思想深度的叙事角度，将创造出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故事。

　　这次论坛的另一个主题文学抗疫的含义则更为丰富，更具有历史性、当下性乃至前瞻性。何为“文学抗疫”？是指疫情袭来，灾难发生，我们赶快去读文学经典吗？当然不是。疫情暴发，再经典的文学也不如疫苗管用，那为什么文学抗疫不容忽视，甚至更有意义？这就引发了我们对文学根本价值的思考。文学的根本价值是什么？是无用之用！文学之所以蕴藏着抗疫的社会功用，主要在于文学的双重精神价值：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修养，它能够提升人的心智，促使人的思想成熟、精神健全，从而培养正确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文学经典会开阔人的视野，赐予人饱满的精神和积极乐观的心态，让人理智、全面地理解问题，从容、豁达地面对命运的波澜和生活的苦难。我们中国自古就有“腹有诗书气自华”，俄罗斯也有一句著名谚语“一个人读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以从脸上看出来的”，同样，读不读《红楼梦》，读不读鲁迅也是能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出来的，说的就是文学对一个人处世心态、精神气质的内在影响，甚至是对整个民族精神气质的内在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会引导和启发我们更好地摆正人类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促使人类进行反思、内省。病毒爆发，灾难袭来，不是一味地去指责病毒和灾难，而是更多地反思人类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要只想着病毒和灾难侵害了人类，也多想想我们有没有对包括病毒在内的自然界、整个宇宙有所侵害。惟其如此，人类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包括疫情在内的种种灾难的侵袭，才能更好地对待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维护生态的和谐与平衡。文学是潜移默化、深入人血脉的一种素养，它不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东西，它需要长期地养育和浸润，才有可能找寻到那条被绝对是非观念所遮蔽的路径，文学“无用之用”的特点和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无论是抗疫文学还是文学抗疫，本质上都是文学对人类精神的慰藉、鼓舞和滋养，都勾连着中国自古以来便始终承续的“文以载道”的文脉，都体现了文学对守护人精神世界、构筑人精神家园的重要价值。疫情期间，在武汉会展中心的方舱医院，一位年轻人躺在病床上专心看书的照片在网络上走红，他手捧着一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是《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大家之所以会被这一幕击中，是因为看到了人在病毒面前的从容、坚强，感受到了人身处危难之际的那份可贵尊严。我们应该庆幸，人类还能选择阅读，还能通过文学来抵御疾病，还能借助文学与文化去寻找那处无法囚禁思想的精神避难所。

二、 文学激发人的多重反思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近些年来，在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中，人们似乎越来越自信：登月球、上火星，整个宇宙好像就没有人类不能抵达和探索的地方。但这次疫情对人类生命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和全球经济所遭受的重创，足以证明人类其实是非常渺小、非常脆弱的。每日不断攀升的感染人数和断崖式下跌的经济指数让人类一下子冷静下来，清醒下来。如果一定要赋予苦难以意义，这次疫情最重要的价值，就是给人类带来了沉痛、深刻的反思：一是人对生存环境的反思。人必须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代乃至人与宇宙的关系，人类终于意识到，在大自然面前需要有一次“伟大的纠错”。二是人对自我的反思。面对病毒，除了加强管理、完善政策和发展科学技术等等，更重要的是，人要提升自我的文化素养，加强自我的精神健康，不漠视他人的苦难，用不断丰富和强大的精神世界来抵抗无常世事，而这些都与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实对人的思考，对人与宇宙关系和人在宇宙中位置的思考，绝不是在疫情期间才产生的话题，这是中外作家始终关注的永恒命题，是很多文学经典表达的精神意蕴。五四新文学从开始就是以“人的文学”为起点的，“人的文学”体现了五四一代人的某种共识。一百多年来，我们是如何理解“人的文学”的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几千年“文以载道”的传统，特别是不注重个人的倾向进行了反省；二是对西方文化强调人的自由、个性与解放给予了接纳与传播。但今天，在全球疫情复杂的局面之下，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五四新文学所倡导的“人的文学”认识准确吗？全面吗？实际上，我们完整看待五四先驱所提出的“人的文学”，他们反对的是“文以载道”的“道”，并没有反对“文以载道”的功能，古今中外，没有不“载道”的文学，“载”的什么“道”，是可以思考的；“人的文学”高扬人的自由和个性，但从来没有放弃人的时代性、社会性。因此，我们以往对“人的文学”的理解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是需要反思的。疫情告诉我们，人类需要个性，但也必须要群体与公德；人类要自由，但也要遵循共同的规约。

　　在高举“人的文学”与思想启蒙的五四时期，人们通过宣扬生态意识为人类自我意识的确立找寻了新的路径，人与自然、人与宇宙关系的反思集中体现在生态文学这类创作题材中，生态文学的勃兴不仅仅是对自然风光的歌颂，对生态问题的回应，同时也是人对自我、对社会、对整个生存环境的检视。从广义上来说，生态文学即人对生态环境、生态问题的认识和反映，包括人在处理生态问题时的观念、情感、态度和措施。实际上，生态问题不仅局限于管理问题与科学技术问题，归根结底是伦理道德问题、哲学问题，是一种关乎诗性生活的美学问题。文学的本质是落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就是说，建立生态意识归根结底是为了确保人类长久的生存与发展，通过对人与自然内耗式的相处模式的反思中，唤起人类真正的自我意识和生态意识。中国有句俗语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强调的是地理位置、物候环境对当地居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性格的影响与塑造，但在我们看来，去掉这个“养”字则更好，“一方水土一方人”强调的不仅是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反过来，一方人也养育了这方水土。“一方水土一方人”更注重的是人与自然互养、互动、互融的关系，而这才是生态平衡、宇宙和谐的本质。早些年，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的水一度不那么碧波荡漾了，圆明园里的福海甚至干涸了，究其原因，是原来在这两个湖之间有一个大水池，因为没有名气，所以就被填掉了。实际上这个大水池是养护着昆明湖和福海的，填掉大水池，就等于把昆明湖和福海的肺割掉了，把它的肾割掉了，那湖里的水还会丰沛吗？以水养水，才能达到生态平衡。但人类要形成这样一种环保意识，要能形成与自然这样一种和谐关系，是需要高度修养的，特别是文学与文化的修养。

　　文学对人的反思是多个层次、多个面向的，既是对五四“人的文学”理念的反思，是人对生态环境的反思，同时也是对作家，和作家笔下人物的反思。毕飞宇作为一位擅长写苏北水乡、运河的作家，从《玉米》到《平原》，展现的都是人的常态生活，即便是以戏痴筱燕秋为中心人物的《青衣》也是着重表现人的日常状态，只不过性格、处境和命运有所差异。《推拿》则不同，从常人到盲人，这种转换暗含的是毕飞宇对人的反思。书写盲人生活的文学经典并不少，茨威格的《看不见的收藏》, 纪德的《田园交响乐》, 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 萨拉马戈的《失眠症漫记》以及柯罗连科的《盲音乐家》, 都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但《推拿》中的盲人形象和这些作品还是有所不同的, 《推拿》的盲人们更普通、更具日常性，他们把推拿作为生活的平台和手段，读者也更容易从平凡、琐碎中感受到这个特殊群体的苦与乐。对于盲人而言，无论是先天失明还是后天失明，这都是他们人生巨大的灾难，但《推拿》告诉我们，这些盲人没有因灾难而消沉，而是承受着命运的考验，活出了精彩。他们的生活同样是丰富的，是充满情趣的，甚至不亚于我们能看得见的常人，他们有信念，有信仰，特别是他们有对美的追求。《推拿》中的主人公沙复明喜欢都红，为什么喜欢呢？是因为来来往往的客人都说都红漂亮，什么是漂亮呢？先天失明的沙复明永远不知道，永远也无法理解，但是人们口口声声说的“漂亮”深深地诱惑、吸引着沙复明，使他不可遏制地喜欢都红，与其说他喜欢都红，不如说他更喜欢“漂亮”，尽管他永远都不会看到都红的漂亮是什么样子。沙复明双眼看不见东西，但丝毫不妨碍他内心深处对美的追求。《推拿》的文学意义还在于，我们正常人是用视觉感受美，而盲人则是用想象感受美，视觉的感受是有限的，想象的感受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常人对美有一种欣赏和想象，但盲人对美的想象是无限的想象，远远超过我们常人的想象力。盲人是用心看世界、用心交往，他们看起来和健全人相隔很远，但实际上盲人的心能穿越很多，能特别敏感地捕捉到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在疫情当下的时刻，读一读毕飞宇的《推拿》对我们体悟生命的本质有着特殊的意义。

三、 文学承载苦难的重量

人类与社会的发展注定是一场穿越苦难的修炼。多数人的一生总有几分难言的遗憾和苦楚，它们如砂石横亘在生命的河道，需要我们以勇气去跨越。因此，承受苦难是一种定力，甚至是一种责任，是我们人类得以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作家书写苦难，不是简单地向读者诉苦，而是在凝视苦难的过程中，实现对苦难的超越。文学承载苦难的特质使其具有抚慰心灵的治愈作用，但文学的价值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作用于现实的，它的意义和影响会以一种持久而绵长的力量逐渐显示的。人类需要文学，并不是疫情来袭时才需要，而是一直都需要：读者需要在文学作品中排解苦楚、寻找精神寄托。同时，作家在面对、承受苦难的过程中需要文学来表达情感、抒发郁结、超越个体的悲欢，从而形成文学与人生的双重融合。

　　我们常说，一部打动人心的作品往往浸润着作者的人生底蕴，但“人生底蕴”绝不是四个轻松美妙的字，它往往是由一个人巨大的悲哀和痛苦铸成的。大概没有一位女作家经历过萧红如此大、如此多的痛苦，尤其和冰心这位一生写爱的百岁老人相比，萧红一生都没和半个爱字沾边。冰心那代人坚信“母爱是伟大的”，而到了池莉这代人则认为，母爱“一半是伟大，一半是愚蠢”，但对萧红来说，她的母爱连一半都没有。萧红只活了三十一岁，这三十一岁满满承载了苦难，而苦难铸就了她文字巨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这种穿透力和震撼力甚至超过了冰心。冰心活了一百岁，她一生的文字可以用一个字“爱”来概括，这可谓人生与文学的双重传奇。冰心哪里不如萧红呢？如果一定要说冰心有不如萧红的地方，那就是她的一生太顺遂、太幸福了，她得到的爱太多了。而萧红相反，她得到的爱太少了，得到的痛苦太多了。今天人们常常谈论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其实当人们说哪个地方好的时候，就是在谈论你的家在哪里！而萧红没有家，所以哪个地方对她来说都不好。萧红在散文《失眠之夜》中说：“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但也正因为萧红的“无家情结”，因为她寂寞孤独的童年，漂泊流浪的生涯，辗转波折的爱情，才赋予了她开阔的悲悯胸怀，使她思考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

　　鲁迅之所以能够稳坐现代文学的第一把交椅，不仅因为他对民族的命运和性格给予了深刻、全面、系统的思考，或许更重要的是，鲁迅在作品中蕴藏着他痛彻的情感经历和深沉的生命体悟。与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这些着重描写人生小情趣、小智慧和小悲欢的作家相比，鲁迅直面人生的大痛苦、大灾难，这种执着书写人类命运根本悲剧的追求，突出表现在鲁迅绝大多数作品的结局都指向了死亡，不是人物的死就是动物的死。鲁迅为什么如此普遍地写到死亡？难道是鲁迅欣赏死亡吗？实际上，鲁迅如此频繁地写到死亡，恰恰是因为鲁迅在思考如何更好地活着！只有体悟过死亡的痛苦和绝望，才会真正懂得活着的价值与意义，面对无可回避的生与死，鲁迅既不畏惧，也不苟活，既不避世，也不虚度，他已用生命的腐朽来印证曾经的存在，因此才能“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这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命意志，是一种高度成熟的文化心态上的平衡。

　　鲁迅这种对生命的体悟，也影响了当代作家的创作，比如死亡同样贯通在余华的作品当中，从《现实一种》到《河边的错误》，从《活着》到《第七天》，余华作品的死亡主题不断嬗变，从醉心于描写血腥、荒诞的暴力死亡逐步转变为挖掘死亡背后的生命本质，在渐趋柔和的死亡叙事中，余华多了对笔下人物的悲悯与关怀。《活着》中富贵的亲人一个接一个地死亡，但每一个死亡背后都关联着特定的社会背景，由此让人体悟到个体的生命不过是时代沧海中的一粟，在时代的悲哀面前，人只要能够平淡地活着，甚至哪怕是孤独地活着，都是那么的可贵，活着就是全部意义所在，这也是一种向死而生。余华在长篇新作《文城》中，同样延续了对荒诞和苦难的执着表现。作品描写了各种各样的苦：情感的欺骗、乱世的漂泊、亲友的离散，但人生最大的苦莫过于虚无和徒劳。主人公林祥福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小美随口编造的虚构之地“文城”，“文城”似乎成为一个生命的寓言，它预示着人永远追逐却无法抵达的理想不过是一座蜃楼。即便生活充满着挫败和痛苦，是一场无解的困境，但《文城》中依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和信赖，存在悲悯和良善，这是余华回应苦难的答案，也应该是我们面对生活、面对灾难的态度。

　　今年是鲁迅诞生14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再次感受到鲁迅精神的恒久和价值。鲁迅在《呐喊》《彷徨》《野草》中所倾注的人生体验和现实追问，在今天依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为什么绕不过去？因为五四以来中国人的精神困境和社会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依然需要通过鲁迅其作，走近鲁迅其人，去感受鲁迅作为中国文化守夜人的清醒和自持，面对当下复杂纷繁的国际局势，这份清醒和自持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的振兴，当然要比经济，比高科技，比综合实力，但归根到底，比的是文化，包括文学素养和文化心态。所以，文学抗疫绝不是一句应景的口号，它不是告诉我们在抗疫时才想到文学，而是应该让文学永远成为提升人们思想境界、精神健康的一种习惯，这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而是人类真正的智慧所在。文学抗疫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的发展，无论灾难是否来临，人类如果能真诚、恳切地正视自我、对待他人、爱护生存空间，如果将文学、文化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能在文学经典中寻得慰藉与安抚，人类将永远不会在精神上流离失所，遗失家园，这也是当下的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