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凯成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1990年代中后期之前，当代诗歌写作中出现过以“火”为核心的语象群，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50—1960年代诗歌”。得因于其时特殊的社会语境，“火”语象本身带有了更多的人为属性。列维-斯特劳斯曾在研究南美洲神话思维时，发现其中存在着两种“火”：一种是天上的、破坏性的火，另一种是地上的、创造性的火，即烧煮用的火。尽管不能就此判断“1950—1960年代诗歌”中的“火”完全属于后者，但它所具有的人为因素则使其充满了“制造(创造)”的意味。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烧煮之火”相区别，此时期诗歌中的“火”存在于特定的时代容器——“高炉”之中，而它所“烧煮”的对象并非维持身体机能的食物，而是集合了社会群体意志的“圣物”——钢铁。如诗句：

　　红火炉内火熊熊，/火里铜胚条条红，/哪怕浑身汗如雨，/保证札机不停工。//不怕炉内火焰凶，/烘钢工人赛武松，/铁钩穿透炉中火，/火中取宝最威风。

　　——《驯服条条金火龙》

　　小高炉，象宝泉，/铁水源源汇成川。//小高炉，象笔杆，/蘸着铁水画乐园。

　　——《小高炉》

　　白云深处搭帐篷，/铁炉建在高山巅，/拉起风箱火焰高，/炼出铁水象山泉。

　　——《铁水滚滚似火龙》

　　这些诗句描绘了熊熊燃烧的高炉之火，铁水及其所包含的建设热情则成为燃烧的唯一产物。此种写作建构出了火焰与高炉之间的固定关系，正如张光昕所看到的：“在意志亢奋炼钢年代，火的诞生不但提供了制造钢铁的热能来源，而且一手促成了浪漫主义豪情火苗般的扶摇直上……”正是在这一“浪漫主义之火”中，“燃烧”被锻造成固定的状态，火本身所内蕴的时间因素也饱含了群体意志，从而更多地趋于单一与平面化。同时，此时期诗歌中的“火”语象由于框囿在理想化的“此在”情形之内，历史性因素并未过多地渗入。

　　可以说，“火”语象在1950—196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具备极强的生产功能，它不仅生成了集体的文本，而且直接构筑出生产行为本身的集体化图景。由于烧煮行为的持续存在，火与其烧煮之物渐趋融为一体，直至成为火自身的产物——巴什拉意义上的“火的食物”：“也许，火就像有生命的东西那样进食的想法在我们的无意识所形成的看法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因为“火”与其生产物的相互同构，由“钢铁”所形成的群体意志自然也赋予在“火”这一主体语象之上。或者说，1950—1960年代诗歌中的“火”语象构筑出了一种群体性的生产制度，使之具备了公共的势能。此处的火所表现出来的生产性与巴什拉认知体系内的火之功能相类似，但二者在属性上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更多地作为人造物附着在主观意念之中，而巴什拉的火则带有元素的性质，在其生产动能的推动下，形成了光、酒精、食物、灯等诸种物质，这些物质均成为火的对象物。较之巴什拉来说，蒂利亚德将火的作用进一步扩大，甚至把它置放到了“自然界序列”的首要位置——“这个序列包括：居于天使或所有创造物中的上帝，居于星辰中的太阳，自然力量中的火，一国之君王，头部之于身体，公正之于美德，狮子之于兽类，雄鹰之于鸟类，海豚之于鱼类。”在这一序列中，火与上帝、太阳、君王等主体相互同构，极具统治力。

　　由于不同物质本身所具功能的相互差异，火的动能在不同阶段便带有了相异的阶层属性。同时，得因于一定条件下各物质之间的相互转换，火本身便具备了升阶的可能，这为考察行为主体的精神历程提供了基本的视角，也为认识1990年代中后期诗歌创造了新的空间。1990年代中后期诗人们首先在变动的社会现实语境中承受着时代的重力。王晓明注意到：“到90年代中期，公众的注意力已经明显朝改革社会经济甚至仅仅是改善个人物质生活的方向偏斜了。而一种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目标的狭隘的功利意识，也就在社会各阶层顺理成章地蔓延开来。”此种现象尽管在1990年代初期的社会现实中已经出现，但由于其时诗人们过多地受限于断裂的境况，他们更倾向于将精神姿态的变化处理为隐形的状态。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制度改革的持续行进，人们的物质需求极大地超越了其本有的精神空间，错动的现实际遇使得“物质 /精神”的对抗由隐形走向了显在，诗人们普遍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年代”“时代”等词语较多地出现在此时期诗人们的写作之中，共同指向了其时的社会语境。如诗句：

　　……对这个时代 /我能说些什么？那么多的垃圾，充斥着 /每一片洁净的天空和港口 /或每一座舞台。

　　——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

　　远远地，从风云陡起的天空下 /升起一个审判的年代，/强烈有如音乐，迎面又错过去了……

　　——王家新《纪念》

　　在一个并不缺少信仰、但却缺乏 /信仰的能力的时代，假如你就是 /永生，那么继续关好你的车门吧。/感谢你的美意！而我想步行回家。

　　

　　悬在两个时代脱钩的瞬间 /谁能抽身而去？嘶叫的火车 /抻出世纪最后的狂飙，被挟持者 /在轮子间紧张验算距离

　　

　　社会学意义上的“年代”“时代”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诗歌写作中成为拒斥、审判、反思的对象，这便根本区别于1950—1960年代诗歌的精神姿态与思维方式，同时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了某种悖反性的关系。

　　

　　

　　

　　

　　注释：

　　①列维-斯特劳斯著，周昌忠译：《神话学：生食和熟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②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第294页。

　　③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第306页。

　　④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第308页。

　　⑤张光昕：《昌耀诗歌的文本气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9页。

　　⑥加斯东·巴什拉著，杜小真、顾嘉琛译：《火的精神分析》，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⑦蒂利亚德著，牟芳芳译：《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⑧王晓明：《导论》，载王晓明编：《在新意识形态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⑨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⑩王家新：《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