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 昕

　　[作者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双雪涛是近年来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他携带东北故事闯入文坛，旋即以对社会现实的描写能力、对底层边缘人物的精细摹刻、对命运与人性缠斗的深刻表达获得批评家与读者的认可，进而迅速“出圈”。他的小说目前在影视市场上很受追捧，改编版权被各大影视公司争相购买，市场价值飙升。资本市场的青睐加速了作家文学声望的增值，双雪涛和班宇、郑执等几位出身属地、创作题材相似的作家被捆绑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东北文学三杰”“铁西三剑客”等，其作品也被认为是“东北文艺复兴”之重要表征。然而，成名后的双雪涛却逐渐将自身与东北、与经验世界拉开距离，在近期的访谈中他多次提出“东北不是创作的话语体系”“将东北作为他者”等表述。此类命名与反命名之间的话语博弈在当代文坛并不鲜见，莫言、余华、马原等人也曾努力逃离“寻根作家”“先锋作家”或“模仿西方”的指认。关键是，我们该怎样认识这种写作上的“去地域化”“逃离命名”现象？东北题材是否有持续书写的价值？如何在当代文学的历史脉络中去考察青年作家的东北书写？它们给当代文学带来了哪些新的经验？虽然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以上问题，提出“新东北作家群”作品呈现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但探讨未及深入。因而，本文将以双雪涛的创作为例，通过拆解地域资源、文学传统对作品的形塑过程，阐释作家是如何奔突在具体的、特定的生活经验和抽象的、开阔的文学观念之间，努力调适二者关系，抑或将其撕裂来构筑文本的意蕴空间的，进而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 艳粉街故事：异托邦建构与历史意识觉醒

双雪涛的众多作品里，艳粉街这一地理坐标反复出现，它极易辨认，却又内蕴丰富。在现实中，艳粉街是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南部的一片开阔区域，其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末年，因大量种植进贡王府做胭脂的植物而得名“胭粉屯”，自日据时期起开设工厂，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以小型工厂、居民住宅及配套设施为主要构成的棚户区。沈阳歌手艾敬曾写过一首名为《艳粉街的故事》的民谣：“我的童年家住在艳粉街/那里发生的故事很多/我没有漂亮的儿童车/我的游戏是跳方格/大人们在忙碌的活着/我最爱五分钱的糖果/我们姊妹三个是爸和妈的欢乐/尽管我家里没有一个存折。”在她笔下，艳粉街的生活虽然贫穷却不乏温暖，令听众虚构出一个充满安全感的昔日之地。若干年后，同为艳粉街出身的双雪涛则在小说《光明堂》中更为真实地还原了这片区域的历史脉络：

　　说起艳粉的历史，比较复杂，满人入关前，这里曾是军营，几个部落混战，在这里杀过不少战俘。清末之后，成为居家，但是因为离主城较远，地势低洼贫瘠，一面是山，一面有多个小湖，盛产盗贼。土匪来犯，盗贼蜂聚，背水而战，击溃土匪，贼又散去。日本人来了，待了几年，不得安生，走在路上就有人砍。四十年代初，传说有宝藏，据说是清人龙脉的尾巴，国民政府找人来挖，一无所获，就把人撤了又去打仗。“文革”时期，社会大乱，不过探出了这里有煤，于是汇聚了矿工、盲流、黑户、下放的右派、残疾的工人，渐成一片棚户区，约二百户，唤作艳粉屯。改革开放后，觉得屯不好听，改叫艳粉街，可是居民成分变化不大。

　　无论作为军营、盗贼聚居地、龙脉之尾或收容流民的煤矿，艳粉街之于每个时代都是一处相当尴尬的存在，它低洼、贫瘠、混乱，背负着各种污名。双雪涛借由对艳粉街历史的爬梳昭示出其本质：无论时代如何流转，此地一直都是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他者。因而，艳粉街不能被简单地纳入铁西、沈阳、东北的三维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异托邦性质的独特文学空间。“异托邦”是福柯在进行空间问题讨论时创生出的概念工具，它是真实的地点，却又处在一个异质化的处境和结构中，内置一套独立于主流空间权力的规约却又受主流空间权力的辖制。双雪涛笔下的艳粉街正是这样一个异质性的存在——它与“共和国长子”恢宏磅礴的工业美学景观格格不入，也与改革开放后城市文化变迁保持着相当疏远的距离。它是《平原上的摩西》中警察蒋不凡常去抓捕罪犯的地方，是《光明堂》中林牧师口中的“烂泥塘”，是《走出格勒》中的“三不管”地带，藏污纳垢。艳粉街的面影在双雪涛作品中不断浮现，时而渺然沧远，营造出一种虚浑之境，看似无足轻重，但却为情节发展、人物动线提供基本逻辑，甚至暗暗勾勒出命运的模样；时而巧妙精细，作家不惜用大量笔墨绘制艳粉街地图，光明堂、煤电四营、春风歌舞厅、红星台球厅、拖拉机厂、孙育新诊所等地点纷纷出现，工笔白描，尽其精微。双雪涛为何钟情于对艳粉街的反复描绘？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因为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自古以来就密切非常，地理是文学书写不可或缺的语境和对象。当代文学已然为我们提供了众多相当经典的文学地标，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马原的西藏、苏童的枫杨树乡村。近年来青年作家中也有多位通过文学地理建构而形成了独特的创作标识，像颜歌的平乐镇、张怡微的上海弄堂、林培源的潮汕小镇等等。地理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紧密关联，在小说中它作为想象性空间呈现出作家的精神体验和价值诉求。那么，与上述作家构筑的地域性空间相比，双雪涛的艳粉街又有何独到之处？艳粉街书写为青年写作乃至当代文学又提供了哪些新的经验？

　　按照福柯对异托邦“六种特性”的描述，双雪涛小说中的艳粉街无疑属于“偏离异托邦”，这种异托邦用于容纳偏离通常社会行为标准之人，呈现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在社会阶层、文化规范、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鸿沟，这一空间也因此而被主流秩序所压抑、排斥。艳粉街吐纳不息的正是形形色色偏离主流社会的底层边缘人物，盗贼、小贩、失业者、流浪者、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其中作家着墨最多的是下岗工人群体。他们身上的痛苦、茫然乃至绝望与艳粉街破败、萧条的气质非常吻合，艳粉街的地与人互相嵌入，彼此勾连，共同接受着命运的审判。其实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修辞，社会学者为我们提供了更客观地看待艳粉街人地关系的视角：“艳粉地区主要以小工厂为主，很少有比较有名的大型国企位于艳粉街，这也就表明，在当时全国的社会背景下，艳粉街附近工厂所能提供的福利水平略低，按照当地居民的话说‘这里最早是最穷的贫民区’。不同于铸造厂等大型工厂具有大范围的、独立的宿舍区，艳粉区域的居民住宅是与工厂穿插设立的，而工厂与住宅相间分布也成为艳粉区域独特的景象……艳粉街以棚户区为主，一片平房是九十年代初人们对它最初的印象。艳粉地区作为早期村改居的代表，相较于铁西区的其他地区而言，存在明显的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相对独立的特点。早期的工厂时代，这里都是一些小型工厂，福利待遇不及铸造、黎明等大型工厂；后期工厂倒闭破产，厂房区建成大量住宅，但这里依旧是铁西区的贫民区。基于此，艳粉街的下岗工人的生命历程既与同时代的下岗工人一般成为一种政治缩影，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换句话说，这些在工厂盛行的时代就处于弱势的艳粉工人在下岗后面临着更加窘迫的困境。”文学的纪实与虚构在艳粉街书写中实现了契合，艳粉街未曾被纳入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东北重工业繁荣的时代主流，也难以融进九十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浪潮，由始至终是一块历史进程中的“飞地”；然而权力无处不在，它渗透到人类社会空间的每一个角落，艳粉街作为“在场的他者”也无法幸免，艳粉街上的人们只能在时代浪潮的翻涌中不断重复“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命运。分析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双雪涛的小说固然映射出九十年代东北经济转型背景下的群体性创伤体验，但如果对作品意义的理解仅止于此，就未免过于简单和浮泛了。他小说的价值在于借由对艳粉街这一异托邦的书写建构了一个政治、道德、人性的边缘地带，其中蕴含着主体与他者、守界与越界之间的重重矛盾，也因此呈现出叙事和伦理两方面的张力。双雪涛对时代转型期社会内部空间分异现象的揭示，以及对蜿蜒其间的人的生存与信仰困境的表达，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书写视角，和对另类身份认同进行阐释的可能性。

　　以上论述并非想要说明双雪涛的写作缺乏历史意识，恰恰相反，异托邦书写表现了他个体历史意识的觉醒。韦伯曾对普遍历史与历史个体的关系做出过论述，提示了“特殊问题”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普遍意义的可能性。当下青年作家的生活经验、知识结构、精神向度令他们与前代作家相比更倾心于以历史个体去呈现普遍历史，双雪涛小说正是以个人视角去写“特殊问题”从而表达出对九十年代东北工业改革和社会变迁的普遍历史的反思。《平原上的摩西》中，作家借女孩李斐之口赋予现实世界以一种别样清晰的面貌：

　　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其实早有预兆。有段时间电视上老播，国家现在的负担很大，国家现在需要老百姓援手，多分担一点，好像国家是个小寡妇。

　　“小寡妇”的比喻体现出作家对人物强烈的叙述干预，隐含作者的身份昭然若揭，传递出对宏大叙事话语的反讽。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勤恳正直的李守廉被迫下岗，而不学无术的庄德增却因裙带关系一路升迁：李氏父女被警察误认为抢劫犯，李守廉为救女儿枪伤警察，女儿小斐也终身残疾；而庄氏父子则尽享改革红利，父亲平步青云，儿子也成为国家机器的代言人。下岗，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却也造成了东北地域衰退的艰难实景与产业工人艰辛挣扎的生存样态。《跷跷板》《光明堂》《北方化为乌有》等作品都表现了作家从个体出发对“东北现象”背后历史逻辑与伦理观念的思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在北京、上海知识界曾引发了巨大反响，在当时却由于种种原因未得到东北文坛的回应。二十年后，以双雪涛为代表的东北籍青年作家通过对意义符号的重新编制开辟出一种新的与历史对话的可能性。

二、 缝合碎裂的自我：边缘人的身份认同

双雪涛小说中的人物，绝大多数是异托邦中的边缘人，异托邦不仅是他们委身其中的地理空间，也是其知觉空间和情感空间。异托邦形塑了人物的心灵，使他们一直在现实世界的挤压下左冲右突，反复咀嚼着内心的混乱和迷茫，艰难地对碎裂的自我进行缝合，呈现出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悲壮。《光明堂》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被时代抛弃的人，他们作为历史的尴尬注脚，一直想要逃离现实处境却又难以找到方向。廖澄湖因为“文革”期间制作“反动泥塑”被红卫兵殴打致残，“我”的父亲下岗后陷入生活困境，林牧师在宗教与世俗之间辗转腾挪，三姑和柳丁母亲执着于难以企及的梦想，老赵刑满出狱后无法融入变化了的新时代，而三个未成年人“我”、姑鸟和柳丁也一直陷在父辈沉重的阴影中，在错位和失序的漩涡里不断翻滚，越挣扎越沉沦。“艳粉街容不下你”，老赵对柳丁的判断一语成谶，揭示出艳粉街人们身份认同的疑难。双雪涛笔下，姑鸟、柳丁和“我”都是离开父母兀自成长的少年，对生存的意义和目标、人的价值与尊严等问题充满了惶惑，折射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整篇小说以少年们的心灵困顿为叙事的推动力，在表现大历史中个体命运浮沉的同时凸显出人的身份认同所迸发出的理性力量，充分展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小说用现实主义手法书写这一探寻和建构过程的艰辛，肯定了现代意义上的人的价值；同时又用超现实的手法描写“我”和姑鸟经历了艰难的自我拯救之后再次回到雪后初霁的艳粉街，象征着内在的自我已经苏醒。

　　认识自我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也是双雪涛众多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内置结构。《飞行家》中的李正道、李明奇、李刚祖孙三人都执着于对自我的寻找，对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探寻。他们不甘在庸常生活中折堕，勇敢地追随梦想的光晕，挺身向前。李正道“文革”中受迫害自杀，长子李明奇艰辛地抚养弟妹长大。他在军工厂负责降落伞零件制造，偏爱发明创新。改革开放后，李明奇创业又失业，但研发飞行器的梦想从未破灭。小说虽采用倒叙、插叙等手法打乱了叙事时间，但李明奇这一人物却一直自由穿梭在众多视角、情节之中，他作为存在者与思考者的形象也不断得到强化。小说中极有张力的一幕是李明奇醉酒后爬上房顶发表关于飞行器设计的演说，这场演说是人物精神信念的集中展示，也为旁观者提供了彼岸世界的动人图景：

　　高旭光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越发觉得世间伟大的事情，好像都是从李明奇目前这种手舞足蹈的醉态里开始的。高旭光不喝酒，也从没有体会过这种野心的迷药，但是李明奇的状态让他剐蹭到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的具体意思是：就算李明奇最后失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人生在世，折腾到死，也算知足。

　　李明奇虽然在现实中不断碰壁，甚至一度失踪，但建构自我的探险从未停止，有关飞行的梦想也未曾消弭。小说结尾，作家避开了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正面宣谕，转而绘制出一幅梦幻般的景象：夜阑之际，李明奇乘坐热气球再次启航，气球缓缓升空，飞过银星寒辉之下空阔的红旗广场，消失在浩渺夜空。一直迫于世俗压力寻找李明奇的“我”也为这一幕所触动，感受到来自超拔的精神力量的深深震撼。《光明堂》里也出现过类似情节，“我”目睹了父亲和廖澄湖的命运悲剧后，在梦境中为他们虚构出鲜衣怒马、少年得志的情景，为那些穷尽一生去追求精神价值的高贵人格提供了尊严的补偿。为凸显这些清醒的孤独者，双雪涛的小说还塑造了众多内心充满矛盾、徘徊、犹疑的面目模糊之人。《大师》中的“我”一直在父亲棋艺和德性的庇护之下，成人之后成为一名平庸的棋手，难以匹敌父辈；《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我”与信念坚定的安德烈不同，是个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悲观地承认个体力量渺小，否定抗争和超越，接受世俗的规训，终被环境所异化。双雪涛的小说虽花费颇多笔墨对世俗庸常进行描写，但却不缺少超越性的精神指向，为当代文学对人的内心勘探提供了有价值的尝试。

　　双雪涛作品侧重表现年轻人如何遭逢世界，如何向外迈出成长的关键一步。从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对经典的成长主题进行书写时，这一代作家较之前人遇到了更大的困境。他们所身处的世界更为散乱、喧嚣、迅速集结又旋即瓦解，这样的语境令作家想保持一种精神洁癖、追求个体真理愈发艰难。“这种个体真理，常常是少数、异端、偏僻、锐利的。文学不仅是为可能的现实作证，它也试图把一种不可能变为可能。”双雪涛的写作一方面观照现实，另一方面也令我们看到了他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持续努力，比如小说中不断浮现的《圣经》典故和宗教意识。《光明堂》里张雅风带着《圣经》走上了追寻和救赎之路；《大师》中，棋局终了，和尚拿出十字架送给“我”以表达对父亲人格的敬佩；《平原上的摩西》里的傅老师给小斐讲《出埃及记》，引导她以信仰的方式追寻一种精神建构的力量……作家坦言此举是借用《圣经》中的“元气”和“舍我其谁的腔调”来营造一种崇高感，这足以说明他在面对现实的游移与茫然时仍坚守内心追求，试图引入一种超拔的外力来支撑自己不断接近写作的目标：逼视人生真相，追问人存在的价值，挖掘人内心中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

三、 双雪涛的创作与当代文学传统

双雪涛的小说引发了文学界关于东北工业题材文学的关注，一时间成为话题，也引发了诸多争论。为避免共时性的探讨可能带来的褊狭和短视，不妨将其纳入当代文学传统的历史坐标系中进行考察。工业题材自当代文学产生伊始就建立了自身的合法性，1949 年 7 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做的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提出“工业题材”这一概念。草明于五十年代创作的《乘风破浪》等一批工业题材小说反映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北工业基地钢铁产业的蓬勃发展；八十年代，东北本土作家邓刚、孙惠芬、徐坤等人也对时代转型期的东北工业题材进行过在地化书写；九十年代以来，谈歌、关仁山、刘醒龙等人描写国企改革和工人下岗题材的小说产生全国影响，而东北却未有有影响力的作品出现；直至二十一世纪以辽宁作家李铁的《工厂的大门》《乔师傅的手艺》等作品为代表，东北国企下岗题材创作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由于题材本身与社会经济建设的紧密对位，工业题材文学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着力表现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火热场景，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与工人阶级的崇高感；八十年代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进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与改革文学同构；九十年代国企转型则赋予工业小说以底层文学色彩；二十一世纪以来，路内、朱文等人以荒诞、戏谑的方式对工厂与工人形象的宏大叙事进行解构，其笔下的工业题材小说呈现出更强的反思性。

　　双雪涛的作品很难被纳入上述历史流脉中进行定位，而是在叙事模式、价值伦理、审美取向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特异性。他的小说惯常以子辈视角去书写产业工人父辈所遭遇的命运转折，跳脱出主流话语对九十年代由国企改革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进行思考；但这种思考很多时候仅仅停留在对个体际遇不公的悲悯上，时常流露出对以父辈为代表的权威的信赖与依附，表现出观念上的暧昧性，叙事上的含混性，反之也构成了小说的多义性。《跷跷板》中的“我”是吊车司机，父母均为下岗工人；“我”的相亲对象刘一朵是银行职员，父亲是拖拉机厂厂长。两个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大相径庭，贫富对照中据实描绘出东北社会结构的复杂性。随着叙事的展开，这一裂缝有了被填补的可能，“我”代替刘一朵照顾她癌症住院的父亲刘庆革，在相处过程感受到他成功人士表象之下高度的自我怀疑、负疚和痛苦。正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说：“‘癌症’这个名称，让人感到受了贬抑或身败名裂。”小说正是以癌症为契机完成了对刘庆革的身份置换，使其从显赫一时的当权者跌落为病入膏肓的边缘人，其中包含着强烈的道德审判。小说不断令叙事人发出对刘庆革身体的凝视，强化其虚弱、残破的躯体形象，进而由外部进入内部，对刘庆革的内心秘密进行勘探发掘，两条线索交织共同推进小说的叙事进程，同时也对刘庆革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彻底消解。小说令“我”在视觉审判中完成了为父辈复仇的重任，却也将格局仅仅限定于此。与当代文学史上对宏大叙事进行建构或解构的工业题材作品相比，双雪涛的此类创作更侧重以个人视角解读普遍历史，书写九十年代计划经济转型和工业改革背景下的个体命运悲或喜、灵魂上升或坠落。

　　《跷跷板》同时包含了父子关系这一贯穿双雪涛小说的重要母题，它在作家笔下反复出现，《大师》中的父子关系最密切，也最值得玩味：

　　所有见过我的人，都说我长得像父亲，嘿，这小子和他爹一模一样，你瞧瞧，连痦子都一模一样。尤其遇见老街坊，更要指着我说：你看这小子，和他爹小时候一样，也背着个小板凳。确是如此，我和父亲都有一颗痦子长在眉毛尾处，上面还有一根黑毛。父亲也黑瘦，除去皱纹，几乎和我一样，我们二人于是都得了“黑毛”的绰号；不同的是，他的绰号是在青年点时叫起，而我的，是在城市的街边流传。

　　小说中的少年“我”在父亲下岗、母亲出走之后与父亲相依为命，父子二人容貌气质非常相似，“我”和父亲的差异仅仅在于代际的不同，父亲才高德厚，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为情节结构的相似性，评论界普遍将《大师》视为双雪涛向阿城《棋王》的致敬之作。然而如果还原两部小说的历史文化语境，很容易发现其主题的巨大差异。《棋王》表现了“文革”时期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人能够超越现实，通过内心的力量进入精神的愉悦层面，彰显出庄禅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思想。而《大师》中“我”和父亲的人生经历都被牢牢编织进下岗这一现实事件中，父亲的衰败与“我”的成长都带有浓重的创伤体验，人格力量在与时代浪潮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文化人类学通常将青春期审父心理视为人类塑造主体性的开端，这也是父子关系母题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常常衍生出的文化内涵。然而双雪涛小说中的众多子辈几乎从未对父亲进行审视，反而是作为父辈的代言人和继承者反复申扬父辈的苦难。有论者从“地域—阶级”的宏大叙事话语出发对此现象进行解读，认为这表现出作家作为东北重工业基地高速发展的受益者，对计划经济背景下城市空间的依赖和认同。在以上阐释路径之外，我们是否可以将这类父子关系理解为作家建构主体性的另一种言说方式？主体性的建立需要以身体的实质性、日常生活体验和独特场所为基础，而父亲作为三者的连接点能够帮助子辈确立个体的来路，所以对父亲的认可能够为子辈呈现出一种最基本的生命真实，也能为他们的身份认同建立一种生物基础和社会基础。重建父子关系，向文明历史投诚，这是一代青年作家试图与传统、与现实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也表征着新的时代语境下文化范式的转换。正如《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安德烈是激烈地与体制对抗的个体，而“我”并不认同他的选择：

　　我告诉他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苦难依然在民间流行，但是已经完全不是我们父辈经受的那种。而且我们都太渺小，都不配把整个时代作为对手，我们应该和时代站在一起，换句话说，自己要先混出个样来。

　　双雪涛的创作书写了一群努力“和时代站在一起”的年轻人，他们不打算靠弑父登上历史舞台，而是对父辈充满了温情的敬意和传承的勇气，这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个体与历史发生关系的可能性。

　　双雪涛的历史观不仅表现在对宏观历史的理解上，也体现在对文学传统的态度上。他在小说文本中常常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致敬，如《刺杀小说家》中出现了塞林格的《九故事》、卡佛的《我打电话的地方》，《间距》里提到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平原上的摩西》中列出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宽吻》里也借人物之口提到了奥康纳、海明威和乔伊斯。通过对双雪涛小说的细读我们不难发现，现代主义文学之于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批可供罗列的名单，而是深刻地渗入了他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技巧当中，为其作品提供了元小说、荒诞叙事、黑色幽默等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资源，这与先锋作家是极为相似的。在双雪涛的很多篇什中也能看出他所受到的先锋小说的影响，并与先锋小说进行对话的尝试。如《刺杀小说家》讲述了久藏的父亲侠客久天因阻止赤发鬼卖国而被杀死，久藏受临终之母所托替父报仇的故事，情节主线与余华的《鲜血梅花》高度相似。二者均借鉴了武侠小说的结构模式和复仇母题，但情节和主题却大相径庭。《鲜血梅花》中，一代宗师阮进武之子阮海阔虽也在母亲的要求下踏上寻找杀父仇人的漫漫历程，但余华着重于对意义的虚无、命运的偶然进行揭示；《刺杀小说家》里久藏却在小橘子和红衣人的帮助下，由混沌到觉醒，杀死赤发鬼，完成了复仇大业返回家乡。两部小说之间的互文关系昭示出作家对先锋小说的回溯和继承，以及重新与文学传统发生关联的建构意图；同时也显示出将先锋小说作为素材进行再阐释、再革新的叙事野心。久藏凭借一腔孤勇一路探求并终达目的，是又一个“和时代站在一起”的故事，表现出作家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双雪涛虽然在知识谱系和思想资源上与先锋作家同构，但他试图找到一种与现实对话的可能路径，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他的尝试也可被视为是在填补先锋小说因与现实拉开距离而导致的对九十年代社会转型书写的缺失。

结 语

在对双雪涛小说创作中的一些症候进行分析之后，让我们回到篇首提出的问题：该怎样理解发生在双雪涛身上的“去地域化”“逃离命名”现象？实际上，地域题材、历史意识与个体经验并不矛盾，虽然自笛卡尔起，主体性和身份认同就一直被认为是在人的自身内部搭建起根基、深藏于个体心灵深处的，但随着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人类已经开始发觉主体性也具有空间属性：主体性存在于空间，并通过空间加以建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定地域是能够帮助作家形成自我意识、建构精神向度的重要载体。双雪涛正是通过对东北的在地化书写实现了其文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安置了作为作家的主体意识，又在对历史的重新观照中开辟了一条介入社会、与现实对话的有效途径。艳粉街这个异托邦叠合了他者和自我、现代性和历史感的双重文化想象，双雪涛从艳粉街出发，不仅呈现出以个体为单位与历史和现实对话的意图，更彰显了一种对精神建构力量的追寻。最近，有学者提出文学“东北学”的研究设想，认为东北不只是地理区域的代名词，而且具有群体文化的象征性，“东北学”里的东北从地缘坐标指认开始，却必须诉诸“感觉结构”的描绘与解析。这与本文的研究理路不谋而合，文学东北是双雪涛等作家开辟出的当代文学新的问题域，它关涉的已不仅是某个地域、某类题材的书写，而是文学与生命体验的相互铭刻，对周遭世界的深切省思，乃至朝向终极价值的精神追问。

　　注释：

　　①见鲁太光、双雪涛、刘岩：《纪实与虚构：文学中的“东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双雪涛、走走：《写小说的人不能放过拿到稍瞬即逝的光芒”》，《野草》2015年第3期；双雪涛、刘婧：《我非常不相信人，但对人还存有信心》，https://www.sohu.com/a/343368643_308384等。

　　②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③米歇尔·福柯著，周宪译：《激进的美学锋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④赵宁：《艳粉街的故事——下岗工人社会创伤及其适应策略研究》，沈阳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谢有顺：《小说中的心事》，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页。

　　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70页。

　　⑦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⑧郭垚：《下岗题材小说的“隐身”与“复出”》，《文艺论坛》2020年第6期。

　　⑨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