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有顺

　　在八○后作家群体中，双雪涛的写作历程颇为独特。他并非中文专业出身，却在某一刻毅然辞去工作专职写小说。他不像许多八○后作家那样，从青春写作开始，也没有老老实实地遵循着纯文学写作的传统路径，他的出现，让很多人惊讶，那种叙事爆发力好像很久没在新作家身上看到了。我读他的小说，第一篇是《平原上的摩西》，那种一下能让人记住的腔调，仅仅只是一个中篇，却清晰地表达出了作家的叙事风貌。

　　他最初的写作也许源于冲动，一种不可阻挡的言说冲动。他脑海中有那么多的“胡思乱想”，有那么多的奇幻场面，于是就有了《翅鬼》。他记忆中还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独异人物，他们是家人、同学、邻居，是习惯性被遗忘、忽略的大多数。他们之中，有天才也有恶棍，有理想主义者也有生活的幻灭者。他们有的如堂吉诃德般以天真和无畏在和这个世界对抗，有的在生活面前畏畏缩缩，更多的则是默默承受，被生活弄疼痛之后既不愤怒呐喊，也不绝望哭泣。于是有了《聋哑时代》《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猎人》等作品。

　　很快，关于双雪涛的讨论开始多起来，且渐成热点。有人研究他讲故事的声调、情绪和口吻，梳理他的叙事艺术；也有人沉浸于他所讲的故事，时代、地域、人物、情节以及由此而来的明确或模糊的艺术指向、社会意义。他小说中的“东北书写”尤受关注。伴随着今年《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两部电影的上映，可以预见的是，关于双雪涛小说影视改编的话题也正在赶来。

　　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它们角度各不相同，但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徐威在《“记忆修辞术”与“少年成长史”——论双雪涛小说创作》中提出，“理解双雪涛的小说，首先需要理解《聋哑时代》，理解童年对于双雪涛的重要意义”。从童年经验入手，徐威继而认为到目前为止双雪涛的小说写作实则是一部“少年成长史”，亦是双雪涛“个人成长史”的艺术显现——这一观点，在目前双雪涛的研究中颇为可观。在梳理、对比了双雪涛的六本小说(集)之后，徐威认为多重文本、交错叙事与另类现实构成了双雪涛的“记忆修辞术”，这是双雪涛叙事艺术的重要特征。叙事特征的提炼意味着小说家个人风格的生成，但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危险的来临。在这点上，双雪涛也许很快将遇到自己的困境，因为一个有抱负的作家首先必须克服的，就是在叙事艺术日益成熟的时刻，如何避开自我重复的漩涡。一种有难度的写作是不断重新出发，但艺术的惯性总是限制着自己，这是一切写作者都要面对的根本悖论。

　　丛治辰在《父亲：作为一种文学装置——理解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一种角度》一文中提出，不能忽略双雪涛等人小说中的父亲形象。读双雪涛小说，可以发现，小说中父亲的戏份要远远多于母亲。从这一点出发，刘秀丽在《寻找缺席的母亲——双雪涛小说论》中认为，不能忽略父亲形象，也不能忽略双雪涛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哪怕母亲是缺席的、模糊的、隐晦的，她依然有着隐性的精神力量。

　　单昕和陈劲松的文章着重探讨双雪涛小说的经验类型。前者仍然是从“东北书写”出发，着重分析地域性、历史性与当代小说写作的复杂关系。单昕认为，艳粉街是双雪涛小说世界中重要的异托邦，身处其中的多为生活中的边缘人。通过从个体角度出发的对历史场景与现实生活的书写，“双雪涛从艳粉街出发，不仅呈现出以个体为单位与历史和现实对话的意图，更彰显了一种对精神建构力量的追寻”。后者也将艳粉街作为解读双雪涛小说的关键词，不同之处在于，在陈劲松的文章中，地域并不是中心——处于核心位置的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由此，他认为双雪涛的小说是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故乡人塑像，是在历史洪流中呈现复杂人性，并书写爱、尊严、自由、梦想等。

　　而我更想说的是，在今天的写作语境里，像双雪涛这样起点高、作品多，并迅速获得文学界认可的，其实是少数。多数人都要有一个更漫长的酝酿和累积的过程。写作是需要天赋的，还需要勤奋、思考、热爱、坚持，这些双雪涛似乎都不缺。只是，文学如托卡尔丘克所说，在深入探知另一个人的生活，理解他的观点，分享他的感受，体验他的命运的同时，还要像她在《玩偶与珍珠》里所启示我们的那样，每一个人都要去寻找自己生命的“珍珠 ”。珍珠是用来比喻灵魂的，也是文学最为内在的一面。为此，托卡尔丘克提出了“异己性”的概念：“把要认识的这个世界当成一个流放的地方，感到这个地方非常异己。这是一条直接走向醒悟的道路。”不断在熟练的写作中体验“异己性”，并不断“醒悟”写作中遇见的问题，相信双雪涛也可以找到自己更大的文学“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