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年5月14日18：00—20：30
地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
李遇春(文学院教授)：2019年由我牵头申报了华中师范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湖北地方文学资源开发与中国现当代文教学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967)。这个项目主要是想立足湖北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现状，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改革与创新问题。由于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在当代文学教材或文学史书写中早有定评，而以刘醒龙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冲击波在既有的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存在争议，需要文学史家给予再评价，故而我们选择以刘醒龙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入史问题作为我们讨论的突破口。我希望我们探讨的不仅仅是刘醒龙的入史问题，而且是借此重新审视我们既有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框架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动“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进程。杨晓帆(文学院副教授)：今天组织这次研讨，缘起于李遇春老师主持的教学项目。按照李老师的预先构想，我们打算以当代湖北文学标志性作家刘醒龙为切入口，切入文学史编纂与教学的相关讨论：一是关注刘醒龙这位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奖得主在当代文学史中的评价问题；二是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与教学中的地方资源开发，以及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地方性视角与区域文学研究等问题。参加这次研讨的有文学院本科生、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也有我们教研室和教学项目团队的老师们，期待大家畅所欲言，为我们的教学创新和研究提供新视野和新方法。
一、 刘醒龙的文学史评价与定位
左胜男(文学院2019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在主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对于刘醒龙的书写中，大多将刘醒龙作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进行定位，将刘醒龙发表于1996年的《分享艰难》视为其代表作品。在文学史有意的选择中，似乎刘醒龙于1996年前的创作一片空白，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刘醒龙创作年表》可知，刘醒龙于1984 年在《安徽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之后一直活跃在文学创作现场，著作颇丰。最早对刘醒龙进行研究的文章是1991年金宏宇的《刘醒龙“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述略》，在这篇文章中，金宏宇将刘醒龙“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与寻根小说建立了联系。“大别山之谜”系列集中发表的时间在1984至1988年间，但为何同时期的文学界却并未注意到刘醒龙? 在1991年至2000年之间，刘醒龙发表中短篇小说19篇，长篇小说6部，小说集10部，数量庞大且内涵丰富。但是面对如此多样的刘醒龙，为什么文学史选择的是作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刘醒龙?新时期文学以文学思潮作为主线进行文学史编撰，这种文学史编撰模式不仅有意地建构起了新时期文学线性的发展线索，也让一批作家迅速经典化的同时排斥了另一批作家，为新时期文学营造了看似多元但又单调的文学现场。1984年杭州会议召开，1985年阿城、韩少功、李杭育等人先后发表寻根文学相关文章，而此时的刘醒龙还只是一个刚步入文坛的新作家，文学史定义的寻根文学很快如潮水般过去，即使此后仍然有与文化寻根相关的创作，但是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寻根”已被代替，寻根文学经典作家已然确立。在此后不断更迭的文学史思潮中，同时期刘醒龙的创作，无法被纳入主流当中，自然不会被文学史选择。到了90年代，文学思潮弱化，文学开始面对诸多新情况。《凤凰琴》发表于《青年文学》1992年第5期，改编的电影《凤凰琴》于1994年获百花文学奖，引起了学界对于刘醒龙作品的关注。在文学史的书写中，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包括河北“三驾马车”和刘醒龙。我们可以分析下其代表作品发表的平台，何申的短篇小说《年前年后》发表于《人民文学》1995年第6期，谈歌的小说《大厂》发表于《人民文学》1996年第1期，关仁山的小说《大雪无乡》发表于《中国作家》1996年第2期，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发表于《十月》1996年第3期。而刘醒龙的小说《分享艰难》则发表于《上海文学》1996年第1期的“新市民”小说专栏中。这一发现不禁让后来者感慨如果没有1994年《凤凰琴》同名电影获奖引起的关注，批评界会不会错过刘醒龙? 当然，《分享艰难》为什么能够引起批评者的注意，被文学史选中成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个中缘由还需细加探究。在90年代，现实主义精神的复苏，现实主义冲击波获得了关注，《分享艰难》并非刘醒龙同期最优秀、最成熟的作品，但它恰好契合了文学史的要求。
2005年《圣天门口》横空出世点燃了刘醒龙研究的第二波热潮，2011年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获茅盾文学奖，刘醒龙研究不断升温。到了21世纪，刘醒龙的创作继续释放出巨大能量，但文学史教材对于刘醒龙的书写大多仍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远远滞后于其创作成果与研究现状。所以，对于刘醒龙的书写，现有的主流文学史教材存在哪些问题? 我们又该如何给刘醒龙找到一个合适的文学史位置?
刘醒龙在文学史中受到认同度最高的是作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但在文学史教材中，“现实主义冲击波”并非是一个被普遍采纳的命名，有的文学史教材选择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等说法来指称该文学现象。另外，现实主义冲击波作为90年代的一个文学现象，在文学史有限的篇幅中，大多教材只会在章节概述部分简要提到，很少有教材会对现实主义冲击波进行专节论述，作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代表作家的刘醒龙自然也不会在文学史教材中占有多少篇幅。最后，在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一现象中，和“三驾马车”相比，刘醒龙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在哪里?现实主义冲击波在使刘醒龙经典化的同时也遮盖了刘醒龙的光芒。所以，我们该如何给刘醒龙找到一个能够表现其创作内核且彰明其独特性的文学史定位? 在刘醒龙研究中，寻根小说、新乡土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历史小说与重塑传统是关键词。在早已经典化的寻根小说与新历史小说思潮中，刘醒龙的创作在时间上恰好与之错位；当文学史教材用新乡土小说来安置刘醒龙时，在现有的文学史编撰体系中，该把刘醒龙和哪些作家置于一节? 安放在哪段文学史分期中? 这些都是我们在更新对刘醒龙的文学史写作时会遇到的问题，这也让我们进一步反思，现有的文学史编撰体系存在哪些问题，我们要怎样去更新文学史叙述，而不是非要把刘醒龙丰富的创作肢解窄化、削足适履放在一个有问题的叙述框架中。这可能需要我们重新回归刘醒龙的创作，认真研究下：刘醒龙创作的基点在哪里? 他到底为我们的文学史提供了怎样的独特经验，对于文学史来说，他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
张冀(文学院副教授)：胜男刚刚提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一现有框架好像没法安置刘醒龙，让我联想到刚刚听到的很多概念，包括新写实、新市民等等。我是做现代文学出身的，我不太喜欢看到这种概念迭出的情况。现实主义冲击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临时的概念，我觉得当代文学的研究，很多时候还停留在一个评论的层面上。如果我们仔细去辨析新写实小说的话，它应该就是一种自然主义文学，包括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尽管文学史把它放到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一范畴上来谈，但其实就是一篇自然主义的小说。窦金龙(文学院讲师)：胜男刚刚提到这些刊物背后浮现的“现实主义”“主旋律”“底层写作”等话语，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到底怎样去理解现实主义在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特性，需要仔细辨析。因为它长期带着左翼色彩，似乎也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学里面天然的写作标准，而到1980年代、1990年代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大家可以继续讨论和思考。李涵(文学院2020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在收集“文学史中的刘醒龙”相关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在主流的几本文学史教材中，刘醒龙基本上都处于一个“被提及”的状态。“现实主义冲击波”“分享艰难”和“官场—乡村”是较多提到的几个关键词。如此看来，似乎他进入文学史的方式，符号意义大过了其本身的文学意义。在当下，“重写文学史”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刘醒龙作为一个还在不断进行创作的作家，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他在文学史中的位置，这值得讨论。在我的阅读过程中，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带给我的阅读感受要好于长篇，而中篇里使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凤凰琴》。当我们谈论到刘醒龙的创作时，往往指向他的现实主义特征，但是怎样认定，或者说理解这个现实主义呢？我还记得李遇春老师在谈论到刘醒龙的近作，长篇纪实散文《如果来日方长》时，提出了“诗性的现实主义”这个说法。而且他指出这一特征不局限于这一部作品，而是始终保持在刘醒龙的创作当中的。当代文学擅长制造概念已被诸多学者提醒、反思过，所以这个名词在概念上是否成立我暂且不去讨论它，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刘醒龙在创作当中，坚持了对“诗意/诗性”发现与表现。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个人阅读体验上的一些别扭之处或可得到解释。他笔下的现实令我感受到一种“刻意的戏剧式突转”，如《凤凰琴》中对于“凤凰琴”主人的暗示，《大树还小》中对于“姐姐”的去向的猜测，有一种意料之中的感受。而这或许就是刘醒龙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考虑刘醒龙“重新入史”的问题。首先是从何处入史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沿着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将刘醒龙摆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在80年代的文坛，经过先锋文学和新写实小说对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冲击后，刘醒龙的创作是否具有一种复归意味？其次是对刘醒龙的文学史评价问题，这种“诗性的现实主义”可否看作他个人的创作特色，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站住脚？
这就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是经典化的问题。文学史对于文学经典的认定与阐释，显然还是具有权威意义的。对于刘醒龙的文学史研究，目前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合法的经典地位和一个合理的经典化阐释。第二是文学史的容量问题。考虑到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的需要，文学史作为一部教材，在内容丰富、脉络清晰的同时，不能在体量上过于庞大，这势必涉及取舍问题。而刘醒龙入史时间较晚，在90年代，这是一个在实际教学中常常被放弃讲述的一个时期。原因在于这些尚未形成历史定论的内容，并不适合进行定论式的授课，此外，课时的紧张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思考，刘醒龙要以怎样的方式突破这种被放弃的局面。
针对这两个问题，我有几点想法。在对刘醒龙的文学创作进行经典化阐释时，将落脚点放在“诗性的现实主义”与湖北地方特色二者上是否可行？对于他作品中的湖北地方特色的挖掘与认定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但这提醒了我的第二个想法，在现当代文学重新写史难的局面下，是否可以先借助区域文学史来进行经典化阐释，作为一种横向的补充，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加入教学中去？这样既对传统文学史中没有提及的部分产生了查漏补缺的作用，又推动了对地方文学资源的挖掘，专题讨论的形式也可以在不轻易下定论的前提下，帮助学生拓宽文学研究视野。
王仁宝(文学院讲师)：从现有的文学史来看，刘醒龙在文学史中的位置确实有些尴尬，《分享艰难》被文学史的书写往往是被纳入现实主义冲击波这样一个文学事件中，有些时候甚至从批判的角度来叙述它，至于《分享艰难》的文学性及其史的意义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如果在旧有的文学史框架中来讨论刘醒龙，意义并不大，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为刘醒龙如何入史找到更恰切的路径。那么刘醒龙的写作给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什么独特经验？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通过对刘醒龙作品的系统阅读，我认为《凤凰琴》和《天行者》有着更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刚刚胜男同学也说，如果没有《凤凰琴》的大火，《分享艰难》或者刘醒龙也许基本没法引起文学史家的关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凤凰琴》在刘醒龙创作，甚至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刘醒龙在这些作品中特别关注到了民办教师和乡村教育，而这一话题在文学史里几乎是个空白。从乡村教育题材的书写来看，自新时期以来可以从阿城的《孩子王》算起，后面有刘醒龙的创作，刘慈欣的《乡村教师》，还有罗伟章的系列作品，这里面既蕴含了城乡差别的问题，又涉及了文明和愚昧冲突、道德与利益冲突等复杂主题。这些作品中的乡村教育书写都各有不同，以刘醒龙为例，《凤凰琴》和《天行者》中对乡村教育的书写可以纳入社会史的视野中予以考察，这与《乡村教师》的文明史视野和《心脏石》的心灵史视野有着较大的差别，其有着更深厚的现实意义，但其对现实的书写又掺杂了大量的浪漫元素，体现出诗性浪漫主义的一面。去年以来，各个领域开始大谈“内卷”，实质上“内卷”还是有界限的，现在被纳入“内卷”之中的是有一定物质、文化基础的一拨人，农村的学生几乎不在“内卷”范围之内，而他们自己现在还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所面临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我这是结合生活实际来看的，我们那个年代(21世纪初)我们村每年还有几个人能够考上大学，但是最近几年我们村几乎没有小孩能考上一个像样点的大学，“卷”来“卷”去，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了，而现在关注乡村教育的作家越来越少了。所以刘醒龙的这一类作品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也具有深刻的现实价值。
二、 文学史的编纂与教学
杨晓帆：谢谢胜男和李涵，给我们的讨论开了一个好头。除了几位老师提到的要点外，还有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是为什么刘醒龙入史难，涉及文学史编纂的问题。比如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变了，但我们当代文学史编纂的基本逻辑还是遵循新时期以来线性的进化史观，按照思潮演进的方式来叙述，这就没办法去囊括1990年代以来的多元的文学状况。我们老师在教学时特别有感触，按一般文学史线索讲授课程，1990年代文学我们就很难讲到。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当文学史用“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一概念选中了刘醒龙，选中了他，也同时框住了他，让我们没办法用别的视角去进行更丰富的阐释和定位。就像张冀老师、窦金龙老师提醒的，这个选中有可能是误读，也像王仁宝老师提示的，应该重写文学史如更突出刘醒龙教育题材创作的价值。黄妙燃(文学院2020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有关一个作家如何进入文学史，以及文学经典化和文学史书写的关系问题，似乎被天然地限定为研究者的任务。但在当代文学场域，文学可以作为热点和产品被运作、制造出来，非文学因素加入创作、理论和历史三者的平衡关系中。在众声喧哗中，我们也应当听到创作者的声音，看到他们对研究者绝对的话语权力的抵抗、扭转和妥协。以刘醒龙为例，目前已知的是他的作品《分享艰难》引起的批评与争论，以及作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出现在当代文学史的记录中。在这两起文学事件发生之时，作家的话语其实被淹没在了辩论中。而当文学热潮退去之后，刘醒龙实际上曾不厌其烦地在他的《刘醒龙文学回忆录》等著述里为过去的争端做分析和解释。比如刘醒龙对自己被划分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之类的流派中明确表示过不满：“过去一些评论家将我的写作划归某一流派的做法，现在看来也是欠妥的。我总觉得，作家如果真的能够被划归一个流派，一个真正的作家也就消失了。真正伟大的作家，应该永远是非常独特的。评论家的这种偷懒行为，最糟糕的效果是使作家个体消失了。”又比如他也反复提到很多人对自己《分享艰难》的批评是误读，还特别强调了国内几位著名的批评家的言论来为自己作证：“《当代》主编洪清波，笔名洪水，最是爽快，在《文汇报》上著文《发展的代价》，其中说到，那些对《分享艰难》的批评‘是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上海大学的王光东，也数次告诉我，他的导师陈思和教授，多次在学生面前说，1996年前后，那场针对中篇小说《分享艰难》的激烈批评，是误读了。”
目前的文学史书写逻辑是线性发展观主导的概括与分类，刘醒龙这类并未赶上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写作热潮的落伍的作家，他们的写作难以放置在如今的当代文学史框架内，但作家一直在为自己争取独立性。作家的自我阐释对我们理解他当时的创作是否还有效呢？或者说，他这些解释行为，能不能影响到后来者在书写文学史时对他的价值评判及历史定位？
除了上述的作家的反驳和自我证明，刘醒龙对批评的接纳和妥协，也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例如《分享艰难》(1996)、《痛失》(2001)以及《政治课》(2010)这相同内容的三次复写。《痛失》是《分享艰难》的续写，作家对里面的人物，比如被权力异化的孔太平的态度从《分享艰难》时暧昧隐约的赞赏，变为了激烈的道德批判。这次续写，丁帆教授就给了很高的评价：“作品的整个价值判断有了一个明确的导向——一个隐在的创作主体已然将自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道德立场表述得异常清晰了……将《分享艰难》中的那种社会矛盾的和解上升到尖锐犀利的文化批判的层面。《痛失》不仅弥补了人物性格的缺憾和故事情节的不完整性，同时也重重地弥补了在《分享艰难》中创作主体的迷失与彷徨。”
刘醒龙在2010年又再度删改了《痛失》，将作品命名为《政治课》，然而这次改写引起的反响没那么大，甚至显得画蛇添足。从丁帆教授的评价和刘醒龙对《分享艰难》的二次改写，明显看到作家对批评的妥协和接纳。
如今看来，对《分享艰难》的批评，或许是一种苛责。现代理性精神以及价值观的明晰和“正确”的创作要求，或者说是对现实主义抱有的特定的期待和预设影响到了批评家的评判。创作主体的迷失与彷徨、作品价值观的含混和暧昧，这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特征，却要进行批评和纠正，甚至影响作家再次改写。这可能会得到一个更符合现实主义特征的作品，但是可能又会再次忽略现有文学理论与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路径之间的越轨，甚至遮蔽了对文学现象的深刻体察。
李素洁(文学院2020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刘醒龙作为湖北代表作家，在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凤凰琴》等多种，早年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至爱无情》《生命是劳动和仁慈》三部，部分作品曾多次获奖。在新冠疫情肆虐而来之际，刘醒龙以其抗疫文学作品《如果来日方长》为中心，讲述了疫情期间武汉人民的痛与爱，以及为抗疫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各类“勇士”，用文学抒写伟大抗疫精神。与此同时，与他的创作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刘醒龙文学创作的各种评论，俨然已经构成一部刘醒龙阐释史。考察他在现有文学史中的定位，现实主义冲击波成为作家刘醒龙的一大文学标签。此外，更有诸如“寻根小说”“新历史小说”等关键词出现在对他的文学作品评论中。作品一旦生成，便免不了被阐释，作家被放置在一个被动的位置上，进入文学史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刘醒龙为代表的湖北作家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这一问题，涉及作家自身的创作价值、评论家的评判以及时代机遇等诸多历史的、偶然的因素。我读了刘醒龙的《凤凰琴》《分享艰难》《天行者》《大树还小》《刘醒龙文学回忆录》等作品，可以体会到作家对人的关怀，对人的价值、尊严的关注，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但同时，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是作家的传统儒家精神，对理想道德的追寻，显现出一种虚幻的道德化的色彩。作家保有对人的怜悯与关怀无可厚非，但过多的渲染难免会削弱作品的艺术性。回顾刘醒龙的创作年代，横向有池莉等人的新写实小说，纵向有陈忠实的《白鹿原》等新历史小说，刘醒龙的创作在当时的文学场域中自然诞生，后劲十足。蔡家园曾评论说：“刘醒龙固然是一个勇于‘出圈’的‘先锋’，但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这种立场，却并不影响作家以自己的方式抵达现代性。”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中，刘醒龙声明自己的文学观念，不避与他人的文学往来冲突，更是通过线下演讲、座谈会等方式，为自己的写作正名。他的努力正是为自己的创作争夺话语权，而不是被评论家建构自己的文学观念。
从一定意义上说，以刘醒龙为代表的湖北作家想要进入当代文学史，就要完成文学的经典化。就以往的湖北文学史写作而言，《湖北文学史》《湖北文学通史》等已经向读者梳理了湖北文学的古今发展，但对于当代文学，仍有补充与完善的空间。而刘醒龙的创作属于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学史阶段，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还没有完成，充满了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他的身份如何定位问题，不仅仅是自然的地理身份，更是由社会、文化建构而成文化身份，或许需要时间的沉淀，去除历史的遮蔽，才能看到优秀的作家在当代语境下收获丰富的硕果。
李佳欣(文学院2020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代文学作为正在发生的一种文学，其文学史的书写本来就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并且中国人潜意识里的厚古薄今，导致当代文学在整个文学史中的地位仍然处于一种被低估的状态。这是当代文学史自身所带来的入史困难。此外，虽然现在当代文学的教材并没有像现代文学一样产生几本无可撼动的经典教材，但是在教材使用上仍然呈现出很明显的寡头态势，很多文学史没有能够进入研究者和学习者的视野，这种教材的经典化也会导致对于文学史的叙述相对单一。基于以上的学科背景，我认为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流派想要进入文学史，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途径：
一是形成作家团体，产生文学流派。由于当代文学史的大家不多，相对现代文学来说更加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因此会导致文学史叙述中出现无重点、无头绪的现象。而我们习惯的文学史叙述是，“大家列专章，社团放一起”，比如说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以及第三代诗人，白洋淀诗人等。刘醒龙的创作本身风格多元，并没有一致的创作特色，其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也只是以《分享艰难》为代表，并没有形成创作体系，同时他也不能被归入某种创作类别中，因此存在一定的定位困难。
二是倡导某种创作新潮。文学史书写所权衡的并不只是其文学艺术上的价值，同时也需要考虑到该文学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就作为开创伤痕小说的先声，成为文学史不得不书写的重要一环。“现实主义冲击波”概念的提出就是这一策略的展现，但是现实主义本身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对于“现实主义冲击波”又缺乏明确的定义，导致这个概念相对来说仍然停留在一个较小的讨论范围内，并没有引起学术上过多的注意，并且其创作也缺乏后续者来进行拓展和深入。
三是接续文学史书写脉络。文学史的书写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体系，再加上潜意识里寻找史脉的观念，试图打通文学史的尝试一直都是研究的热门领域。若某种作家的创作是在此前某种文学潮流上的新开拓与发展，往往会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从而依托该潮流形成文学史叙述的一环。这一点应该是第一点中形成作家团体产生文学流派的历时展现。比如新历史小说之于历史小说。或许可以将刘醒龙的文学创作划分为现实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作为现实主义创作的新发展进入文学史。
四是完成个人史的书写。一个作家想要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或者是进入文学史中，往往都要求作家创作自身形成一定的体系，有着较为明显的个人创作分期。一个作家的创作过于分散，会导致其文学史定位的困难，从而导致文学史书写中被忽略。另外当代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研究者与创作者分离。不同于现代文学中很多大家既是文学史的书写者，也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当代文学中往往会出现更多纯研究的学者，在他们的批评中间容易出现误读现象，比如由刘醒龙《分享艰难》所引发的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讨论。作家失去了现代文学中作家所普遍拥有的写史和研究的权利，这就要求高校在文学史的创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作家可以加强与高校的互动，打造作家进课堂的专题活动，高校之间也可以联合编写地方特色教材，从而为地方作家入史打下基础。
谭复(文学院2018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佳欣同学对当代作家进入文学史的路径总结我觉得很精彩，这也反映了现行文学史书写与教学通常就是按照如上方式将作家纳入的。但我想的是，我们在讨论刘醒龙如何进入文学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问题出在了现在的文学史编纂逻辑，不仅是刘醒龙进不了文学史，还有很多重要的作家和问题都进入不了文学史，也进入不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和讨论范围。文学史的编纂要落后于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是常态，但当代文学史书写的逻辑自这个学科诞生以来就几乎没有过彻底的更新，这显然就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里采用的思潮加体裁的编法一直沿用到了今天绝大部分的文学史，陈思和老师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是按照作家作品的编法，但也没能为 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找到一个合适的框架。比如说刘慈欣和他的《三体》在若干年后一定是文学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但目前我们很难按照思潮演进的方式组织起相关的文学叙述。更大的挑战还来自网络文学，究竟该以怎样的编纂方式被写入文学史。所以我认为是文学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发生了改变，而文学史的框架与逻辑已经远远滞后，所以哪怕是像刘醒龙这样的老作家也可能由此被遮蔽了讨论空间，比如把他的教育题材小说和刘慈欣的《乡村教师》放在一个讨论范畴下，可能就会有很多新意出来。王刘凌波(文学院2020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以当代文学史中的小说发展为例，我发现新中国文学的叙述基本上可以说是平行叙事，即按照当时的创作题材，将其分为了“革命历史小说”“农村题材小说”,洪老师的书里还划分了“非主流文学”和“通俗小说”。如果用叙事学里的概念来说，这是一种空间叙事，勾勒出新中国小说创作的多样版图，可是从新时期小说的编写开始，文学史叙述好像就变成了一种线性叙事，作家被不断演进的文学思潮和小说样式“选中”，分门别类地被安置在“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章节之下，以至于作家的多样性和文学样式的多元性都被忽视了。像汪政老师提到的那样：刘醒龙在“《圣天门口》是一个样子，《天行者》又是一个样子，《政治课》则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是进入文学史叙述以后，刘醒龙创作的多样性似乎就被“乡村教师”“乡村小说”“现实主义”这样的词语给约束了。所以我认为，文学史的书写也许还能开拓一种新的叙述逻辑，即让作家作为作家进入文学史，而非单纯作为为文学演进佐证的作品的所有者。
三、 湖北地域文学特色与区域文学史
王晓彤(文学院2020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在湖北区域文学史的编撰过程中，编者会将一些籍贯归属于湖北，但是和湖北的现实联系却并不紧密的作家纳入湖北文学史的写作中。例如，在《湖北文学史》的现代文学部分和《湖北文学通史》的现代卷，都采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闻一多、废名、曹禺等湖北籍现代文学作家，《湖北文学史》的编撰者试图用楚文化将从上古到现代的湖北文学史连贯起来，建构起一条湖北文学发展的脉络。但是，以曹禺为例，他仅仅是祖籍湖北潜江，却出生于天津，并长期生活在北京，他的人生轨迹除了祖籍基本上和湖北没有太大的联系，其作品与楚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明显。所以，以曹禺为代表的这类作家是否能够或者说应该进入湖北的文学史，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同时，我也发现，这一现象并不是个案，而是许多区域文学史编纂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一个共同性问题。那么，编撰者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区域文学史写作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认为区域文学史的编撰本身就是一个使区域文学走向权威化的过程，区域文学史编撰的意图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宣传本区域的文学、扩大本区域文学的影响、树立本区域文学自信心。仍然以曹禺为例，虽然曹禺与潜江的联系并不紧密，但由于他祖籍潜江，所以潜江便可以将“戏剧家曹禺”作为一个宣传的视点，不仅筹备了“曹禺文化周”等文化活动，而且还建起了曹禺大剧院，这无疑是吸引游客、提高城市知名度的一种方法和策略。我想在文学层面上而言，有时候我们同样需要一些方法和策略建构起本区域的文学话语权。不过，我认为在作家的选择方面，仍然要有一定的节制性，不能给人一种“攀附”“牵强”的感觉，否则我们大可将与某一区域有关的著名作家一一囊括进该区域的文学史，这样便丧失了区域文学史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我认为，即便我们要将曹禺这类作家纳入湖北文学史，也不应该将其作为专章来进行论述，而应该为其选取适当的篇幅和位置，以突出区域文学史和国家文学史的差异。在编写区域文学史的过程中，我认为必须始终遵循区域文学史写作的内在逻辑和原则，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区域文学史和国家整体的文学史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区域文学可以成为我们进行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通过对某一区域的文学进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站在一个相对于国家整体文学史而言较为独特、新颖、微观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发展和流变。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区域文学史和国家文学史在编写上的差异性，区域文学史绝不应该只是从国家文学史中抽取出来的一部分内容，而应该拥有其个性和特色。
王仁宝：区域文学或者说文学的地方路径这个话题现在很多学者都在关注，但还没有形成一套大家公认的研究范式，但不论怎样，都需要从作家作品出发。我们在重写文学史或者是地方文学史的时候，要从本地方的创作实际出发，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先将本地方的创作情况详细完整地呈现出来，然后依据存史的需要梳理出几条纵向线索或几个横向关键词将本地方的创作情况串联起来。比如对陕西地方文学史的书写，我们既可以用现实主义的线索将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冯积歧等几代作家进行纵向串联，也可以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用陕北、关中、陕南对作家群进行横向梳理。其中陕北这条线，又可以从更小的点出发，从延川“山花”作家群(路遥、谷溪、闻频、航宇、梁向阳、海波等)辐射开来，进而叙述他们在陕西文学中的地位与价值，甚或是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与价值(譬如路遥的创作)。王刘凌波：当我们提到作品中的地域特色时，是否可以对这个词做更宽泛的理解呢？也就是说，地域特色当然可以是像池莉的汉味小说那样，运用武汉当地的方言，写发生在武汉本地的故事，展现武汉本土的文化特色。这固然是地域性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然而我认为作品的地域特色还可以体现为作家对当地的前辈们写作风格的有意无意的模仿，或者说，这是一种地方文学血脉的传承。这让我想到了当代文学里的一个词语——“柳青的遗产”，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都自觉地继承着前辈来自柳青的文学遗产。这也是为什么，展现陕西的地方特色并不是他们作品的特色，但是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都能感受到陕西的文学特色——紧贴着土地的现实主义风格。
既然在陕西作家那里，地域特色已经从具体的风土人情上升为了只可意会的文学血脉，也就是说，地域特色不是当地的特色，而是当地作家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去观照刘醒龙的作品，我们需要注意的不是他写了湖北的什么，而是他对湖北作家们的小传统有没有继承，他作品的行文结构、整体风格是怎样展现湖北作家特色的。在这个意义上，地域特色就不只是对作品的内容分析，而是艺术阐释。因此，要探析刘醒龙作品里的湖北特色何不从追溯刘醒龙之前的湖北作家入手？将刘醒龙的创作置于这条文学血脉之中，从作品创作上的接续里去寻找湖北作家的小传统。
张冀：湖北文学为什么没有像陕西一样形成一个当代文学上的传统，包括湖北作家也没有集团化，我觉得和湖北人的文化性格有关。湖北有一句话叫“楚人不服周”，大概如此。杨晓帆：说到区域文学史的编撰，如果以问题意识为中心，重视地方性史料的开掘，比如沦陷区时期武汉的文学活动、向阳湖干校作家的相关创作等，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不一定是以作家的籍贯来贯穿始终，写一个区域文学史。窦金龙：其实区域文学史也是跟一个地方的经济、政治的位置是分不开的。像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浓重的地域色彩，陕西作家对于文化的自豪感和盛世的想象，江浙一带自觉地要构建一个江苏文学趣味的意图等等，我觉得都是跟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关的。所以这就涉及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地域之间的不平衡，其实也影响到了文学的研究，因为地域文学史其实大多数还是要靠批评家学者去阐释的，作家不会主动地说我们这个是什么地方。一个地域文学史它要在学术上有价值，一定是有一个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思考。比如我在看80年代初期《汾水》这个杂志时就发现，这个杂志虽然很短暂，但上面发了很多农村题材的作品，它写了很多农村体制改革出现的问题和新现象，包括新旧干部之间的矛盾和过去的权力话语在新环境下的变异，而不只是说这个政策让农民富起来了。这就和我们从文学史上习得的一些关于80年代文学的“常识”有所出入。今天有一部分学者研究这个刊物，可能觉得跟赵树理的传统能够接续起来。但我觉得不妨换个视角，梳理区域文学史时发现的地方性经验，恰恰能反映一些全局性的问题。我们当代文学研究是在一个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的经典秩序里挑选研究对象，但是在文学史叙述以外，还有很多可以去研究的内容，你不把文学史的现场复原出来，我们谈论的东西都很窄。
邱敏娜(文学院2017级本科生)：我想从最直观的阅读感受谈一谈。作为一个普通的湖北读者，我很难读到刘醒龙写作中是否存在一种与湖北有关的，并能被湖北受众较直观感受到的文化因素。的确，地域文化是具有流动性的、难以被确定下来的历史文化变迁的产物，这也就决定了对于刘醒龙小说中的文化不能只以个人的记忆去感受、断定，应该试图找寻一种更细致的、历史化的方法抽丝剥茧。又如刘醒龙自己所说：“鄂楚地域方言实在太多，每个县有每个县的特殊说话，甚至在同一个县里，上乡的人听不懂下乡的人说什么。一个地域的方言变化太多，会让外来者觉得无所适从”，正是因为湖北地域的特殊性而难以书写一种可以被群体所共同感受到的湖北。但我的问题仍然在于此。如果如李怡所说，地方史的书写需要一种“自恋”去组合生成，那么作家进入了地方文学史之后呢？以刘醒龙为代表的湖北作家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史？除却天然的籍贯因素之外，刘醒龙可以从其他哪些方面代表“湖北”？刘醒龙认为自己的灵魂和血肉是团风(黄冈)给的，而思想与智慧是在英山丰富的。很有意思的是，刘醒龙最早的作品都发表在周边省份的安徽、河南的刊物上，在《大别山之谜》系列之后，他才开始被湖北、武汉的刊物所关注。除了如李遇春老师所说的接续屈原的“诗性现实主义”和胡风的“人文现实主义”的湖北两大文学传统，我们应该如何去细化梳理刘醒龙小说中的文化因素，又能否对其与现实社会进行关联？当然，这个问题是建立在我希望刘醒龙能获得更多湖北读者的基础之上的。
除此之外，刘醒龙曾在《文学回忆录》一书中提到，他认为自己所写的是乡村文学，并以此区别于具有阶级性质的农村文学概念。那么，乡村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区别在哪里？刘醒龙的乡村文学又是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如果按照既定的解释来辨明的话，乡土文学源自1926年张定璜评论鲁迅的创作为乡土小说，而乡村文学则属于古代文学的文化分类范畴，与此并列的是宫廷文学、士林文学和市井文学。相对于八九十年代站在文化批判、启蒙主义立场上对于乡村的书写，刘醒龙的作品更突出的是立足于乡村人民日常生活，对于城市化所带来的乡村边缘化问题的关注。在“乡村文学”这个概念中，刘醒龙或许是想要恢复和重建乡村自身的尊严。在1998年创作的小说《大树还小》结尾，主人公大树为了治病不得不和自己痛恨的知青一起进城，并被寄托了“做一个我们自己的知青”这样的愿望。在这篇小说中，刘醒龙坚决地站在乡村的立场上，不但再审视了农民-知青二者的历史关系，也对“乡村被利用、被遗忘、被抛弃”的状况进行了诘问。但如其自身指出：“乡土看似有根，实在是一种漂泊”，在“漂泊的乡土”的限制下，他如何依靠记忆对乡村进行表现，或者说想象？以及在1994年从家乡黄州被调入武汉当专业作家之后，城市背景又在刘醒龙表现乡村生活的小说背后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例如从1992年的《凤凰琴》到2009年的《天行者》，改写的时间历程让现实记忆变成了对过去的追忆，城乡矛盾也随着对于城市表现的增加而复杂化。同时，刘醒龙的独特立场也招致了“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的双重失落”这样的批评。正如他自己的解释：“作家的功能不能无限放大……不一定看得很明白，但一定看得出问题了，然后把它写下来”，刘醒龙对于乡村美德表现是在恢复乡村本身的良好秩序，并试图逃离城(文明)/乡(愚昧)二元结构。但我们必须追问：这种乡村“本质”真的存在吗？在乡村逐渐走向现代化的如今，又是否会需要一种新型的乡村道德？
谭复：敏娜刚刚提出了刘醒龙到底能不能作为湖北作家进入湖北文学史的话题。当我们谈论这个话题时，我们其实有一个理想的期许——湖北文学史应当是由具有湖北地域特色文学作品贯穿的史。但事实情况就像窦老师所讲的，地方在谋求经济振兴的时候，往往会采用一些类似文化产业的策略去完成地域文学史的建构。当前的地域文学史，不管是湖北文学史还是最近很火的东北文学史，在编撰逻辑上都是自恋意识大于问题意识，批评家都在努力地寻求建构起一个地域特色的传统。也就是说，地域文学史的背后有很多非学理的因素存在，但地方文学不是一个伪概念，地域特色也不是一个伪命题。这个话题来到今天的语境下，我们首先就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地方作家。许子东老师在讨论城市文学的时候提出三个维度，要考虑一个作品写的是哪、作者生活在哪、给哪儿的读者看。我们在讨论一个作家能不能算作某个城市或地方的作家时，既不是只关注籍贯，也不是只考虑作品描写的地方，作家本人生活踪迹的迁徙流动与隐含读者的趣味动向都应该纳入进来。举个例子，湖北籍作家邓一光在湖北生活过，后来定居到了深圳，那么就可以展开讨论他是一个湖北作家，还是一个深圳作家。他以前的军旅历史题材小说很难说保留了湖北的地方性因素，到了深圳以后的中短篇小说如《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与作家在深圳的城市生活体验又有着紧密的关联。地方作家一定是和地方文学联系在一起的，提供了在地的思考和独特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伪命题。这牵扯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理解地域性，我们认定一部小说具有地域特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使用的方言，另一个是描写的环境，包括熟知的人文环境和著名地标。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看，以上两点刘醒龙似乎都不够典型，但我依然能感受到他的作品是湖北人写的小说，就是对官场生活和权力斗争的关注。比如说《秋风醉了》，这部小说并不算刘醒龙的代表作，但是它切入官场题材的方式和刘震云的“单位”系列显然不一样，小说对拥有一点小权力想要逐级攀爬的基层干部兴致盎然，这一点在《天行者》中表现也很明显。而在生活当中，我感觉我接触到的上下几代各行各业的湖北人也都很热衷于讨论官场斗争这一话题。这当然是我很浅显的印象之谈，借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文学的地域特色未必天然地就与方言、环境等在历史上相对恒定的因素挂钩，一个地域的文化性格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表现，或许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地域写作特色的一个视角。
赵德东(文学院2020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来自天南地北的不同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会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将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融入文学作品当中，文学的区域性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因此，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有时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明显的区域特色，比如方言的运用，或是可以发掘出潜藏在隐性层面的区域性特征，比如长时间身处的人文环境对作家个人文学观念、创作风格的影响。现有的文学史书写和研究中其实已经将某些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与地域性联系到了一起，如陕军东征、河北的“三驾马车”、东北作家群等文学概念，再如地方的文学史的撰写，都涉及对区域与文学的思考。在进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时候，将区域文学作为一种切入视角和观察视野，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有非常深的意义。面对区域文学，需要思考的是区域对文学有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影响的要素中最为关键的是什么，文学反过来对区域是否产生了影响。文学地理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可以运用文学地理学寻求答案，同时也能将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展得更开阔。曾大兴所著的《文学地理学概论》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包括文学与自然/人文环境的关系、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文学接受与文学扩散、文学景观的呈现和文学区的划分。从不同的视角去探索，能更综合地分析区域文学的产生、发展与流变，也能囊括更多与文学相关的东西进入研究当中，包括文学批评、文学制度等，而不仅局限于作家作品。
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区域文学的时间和空间因素都是需要注意的，要从历时与共时两个角度来综合考量区域与文学的互动。一方面，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一个区域从古至今经历了巨大变化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在这条时间长河中可能存在过不同的文化或文学传统，可能流行过不同的社会或民俗精神，所以区域文学需要纵向追溯和探求其发展脉络，从而帮助我们从整体上对其进行观照；另一方面，要从共时的角度去横向观察不同区域文学的特征，在与其他区域文学具体细致的比较分析中，更能发现不同区域文学的共性和个性。
我们不能用静止的眼光去审视区域文学，必须承认的是区域文学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区域中的人和物都处在变化发展当中，最显而易见的情况是作家的出生地和生活所在地不统一，那么将作家划分到某一个具体的区域则需要更为审慎地综合考量不同因素。这一难题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文学文本本身的研究仍是重中之重，区域文学视野是重要的研究角度，但是不能替代文本本身的价值和重要性，因为文本的呈现方式和内含的精神内核有可能跟区域是一种脱离和悖反的关系。
岑晓婧(文学院2020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近年来，除了湖北出版的《湖北文学史》《湖北文学通史》之外，各省几乎也都出版了自己的省域文学史，例如《北京文学史》《上海文学通史》《山东文学史》《东北现代文学史论》等等。以往文学史一般只摘录少数符合主流又或者说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和作品，许多同时期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往往容易被忽略，省域文学史的整理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和评价其意义。目前，区域文学研究中的区域划定，多以当代的行政区、省域来作为划分的依据，这样的划分自有道理，但是却忽略了很多问题。拿湖北来说，提及湖北，我们应该想到的是荆楚文化、楚辞的浪漫奇特等等，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湖北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加上湖北本来就是一个九省通衢的省份，造成了湖北文化的开放性。如刘醒龙的作品中，荆楚地区的浪漫奇特很少，而现实主义很多、儒家精神很多。荆楚风韵因为融入了更多的元素慢慢变得不那么突出、不那么明显，现代社会的发展让作家们更加关注一些城乡差异、农民生活、政治改革等全国性的题材。加之，当代交通便利，作家不再像从前仅有一个居所，而往往是流动的寓居，故其创作也会受到影响，完全只体现一个区域的特点的作家作品在当代已经很少了。所以，寻找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关于湖北文学的标签，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作家或作家群想要入史，按照文学史逻辑，除了以文学思潮和文学事件入史以外，往往需要寻找一个可以作为群体特点的标签；而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很难像从前给山药蛋派、茶子花派、荷花淀派命名一样，来给湖北的当代作家命名。其困难首先在于如何划分和界定湖北作家，正如讨论会上老师们所说的，目前湖北的作家大多数是流动的，如邓一光，他早年在重庆当知青的生活对其创作有没有影响，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流动的作家，可以用历时分析的角度，将其纳入湖北作家群体时，主要突出其与本区域文学相关的作品，同时也看到其创作的变化和总体的创作特点。此外，当代文学是一个发展中的状态，许多新兴的作家作品都尚未被发现和挖掘，若要研究区域文学，新兴作家的研究和发现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除了湖北本省文学刊物以外，网文是否也可以纳入一个研究和讨论的范围，需要再讨论。
其二，寻找湖北作家群体创作之中的共性。有以下几个切入口，第一，是作品中关于湖北本地民俗风情、语言风格的体现，如刘醒龙的“大别山系列”、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池莉等人的汉味小说等等。第二，分析作家作品，湖北作家大部分的创作都是偏向现实主义，或是写实主义，在于刻画底层人物如农民或者是小市民的生活，可以以其作为一个寻找共性的切入点。当然，因为作家本人的创作是流动变化的，所以这个方法实行起来比较困难。第三，当代文学史是一个进化的历史，一个区域的文学想要得到重视和认可，首先有一个模范抑或是一个文学上的领军人。可以单以一个作家入史，再以一个作家牵引出其他湖北作家，比如像刘醒龙这样在文坛地位较高的作家，其入史对于湖北文学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
刘醒龙一向作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被大众认识，《分享艰难》成为其标签的代表作。当今文坛对《分享艰难》的过分强调和对《天行者》的不够重视，使得刘醒龙的文学价值被忽略，也使得湖北文学难以树立自己的标杆。对此，王仁宝老师提出的建议给了我们新的视野，以教育题材切入刘醒龙的文学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机会，也为湖北文学作家入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此外，武汉作为抗击新冠肺炎的第一城市，在此期间湖北作家、武汉作家形成的“抗疫文学”，我认为也应该受到重视，这不失是一次入史的机会。“自恋意识”在这个时候，或许也应该派得上用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下，湖北作为一个文化大省，研究其区域文学势在必行。
窦金龙：其实今天听下来，我觉得同学们还是真正看了材料和作品的，只不过一开始我们没有从作品入手，一直在谈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可能就压抑了很多同学关于文学作品那种比较生动的、比较个人化的感受。但我们搞文学研究，首先还是要尊重自己那种非常感性的、非常鲜活的阅读体验。我想补充一个小例子，我们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我在上大文学史的课程的时候，是没有“改革文学”这种说法的，但今天上课肯定都在讲。所以文学史在不断地变化，大家关于所谓一些概念、一些思潮应该始终以一种问题化的眼光去观察。杨晓帆：关于文学史料意识，我也再补充一点。除了我们通常讲的纸面化的文学史料，我们还有活态的文学史料。今天我们的讨论之所以选择刘醒龙为对象，也是因为我们这里有刘醒龙研究中心，给大家许多机会去近距离地接触作家。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老师同学。也希望将来同学们能带着读作品的感受，带着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去和刘醒龙老师交流，把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学习与研究带到课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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