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一帆

　　田园诗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支重要的诗歌流派，以东晋陶潜为发端，该流派在盛唐时发展出王摩诘、孟山人两位巨擘，在其影响下，后世的温飞卿、范成大、辛稼轩等在田园诗的创作方面也都颇有建树。专注自然山水的歌咏、乡村生活的描写，用疏淡的笔法，营造恬静的诗风，是这一诗歌流派的典型特征。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现代性语境中再来重新审视田园诗，通变应是其要义。也就是说，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中既能坚守传统田园诗之法度，同时又能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令其出新，是现代田园诗存续的要义。段维的故园诗词便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巧妙融合现代质素于诗歌，在现代性语境中对传统田园诗进行创新性开掘。具体而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题材新，父子情、新冠疫情、现代乡村生活皆能入诗；二是立意新，着意以自然为主体、以城市为参照，书写自身感受； 三是诗艺新，用现代语言和趣味营造诗感。段维故园诗词对田园诗的创造性发展这一经验，对当下的旧体诗词创作，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题材的新开掘

传统田园诗多以描写山川景色、农耕生活为主要题材表现。典型如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以情景交融的笔法，王维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初秋时节山居所见雨后黄昏的动人景色。又如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山峦下丰盛的菜肴，眼前的菜园谷场，呈现出一派向荣之景，肥沃的土地、俊秀的山川、朴实的人民，这景中情、情中景循环相生，共同营造出一幅田园村居图。其他如辛稼轩的田园词《清平乐·村居》《鹧鸪天·鸡鸭成群晚未收》《清平乐·连云松竹》《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温飞卿的《烧歌》等等，无不是书写着田园风光、田野劳作、农事更替、民风乡俗。段维的故园诗词中也有许多书写乡村景色、田间生活的。如《故乡纪事·其八》便是回忆自己幼年时上山砍柴的经历；《乡间绝句二首》《故园戊戌新春即景》则着意刻画年节将至，乡亲们“守岁话淋漓”的热闹景象；《偕妻回乡避暑戏题》则是书“四野烟岚”之景，自然成文。但是段维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认为在现代性语境中，“现代性的要义在于物质和精神的持续融旧出新，即对于时代生活动态，尤其精神文化动态的热诚反映与介入”。在这个意义上，他在田园诗词中积极融入现代质素，父子情、新冠疫情、现代乡村生活等，在其笔下均得到展现。这体现了他对田园诗题材方面推陈出新的尝试与追求。

　　在田园诗中描写父子情，这在古代田园诗中较为少见。而且，就父子情而言，父子关系因在古代受制于儒家封建纲常伦理，而主要以“父父子子”的严密等级秩序出现。换句话而言，在家庭中，父亲作为最高统治者，无论在人身还是财产方面，对子女都有着绝对的控制的权力。典型如秦太子扶苏被假冒秦始皇的诏书赐死，扶苏在临死前留有遗言：“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又如《红楼梦》中的严父贾政。但是，段维却能在自己的故园诗词中引入父子关系这一题材，且在诗中多表达自己对父亲的真挚情感，真可谓出新。细数段维故园诗词，其中涉及父亲的诗词便有26首之多，占据了他目前所写故园诗词的三分之一多，可见段维对父亲的深切情感。有写父亲在家捆大扫帚的《观父亲捆扎大扫帚随感》，有有感于父亲依形自制拐杖的《题老父用“黄泥杂”依形自制的拐杖》以及《题老父用松树干依形自制传说中的“酉阳世家”家法锤》，还有《回老屋与父亲闲聊》《帮父亲打豆腐》《观父亲并栽红薯种保暖》《老父欲抬高门前菜地命以板车拖土》《父亲将老家门前草坪改为菜园有记》。点点滴滴记录的都是段维与父亲的生活日常，而流露出的都是一个外出游子对家中老父亲的牵挂。至于《老父突患肺气肿》一诗，通过视角转换，写出了父子两人的情切依依。且看“愧我阻云路，排难凭手机。最难犬勤吠，都不是儿归”。颈联以儿子视角，写深处远方，只能以手机视频的形式，时时刻刻关怀父亲的病情；尾联以父亲视角，写身居家中父亲对儿子的盼望，感人至深。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医疗卫生水平较差，疫情多发，面对人间大疫、死者大半的艰难民生，诸多文人墨客以文记录之。如苏轼《钱塘六井记》、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范成大《灵佑庙记》、石震《治疫记》《续治疫记》等。虽也在部分诗词作品中见到描写疫情的场景。如曹操《蒿里行》、方回《九月雪十月雷记异》《病后夏初杂书近况》，但整体而言还是较少，在田园诗这一类型中就更少。诗人段维以时事入诗，以新冠疫情入田园诗，这体现了他对田园诗这一诗歌类型的探索与创新。面对国家提倡居家隔离的要求，段维有《破阵子·乡村严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洞仙歌·乡居自我隔离》写自己与父亲在乡下居家隔离的遭遇，“若有红缨枪在手，敌后盘查形逼真”道出村民的战时意识、保卫家乡的决心，“偶遭遇乡邻怯生生，但口罩翻增，眼中温暖”也写出了乡村邻里之间的温情。其他如《乡居耙拆抗疫记》《老家村委会遣人上门理发记》《困居老家申请返校前帮父亲搭建鸡圈并于邻家约得小鸡数只》《乡居购得老式军绿帆布鞋》等，也是写出疫情期间客居乡下生活不易，但精神振奋的景况。

　　经过多年现代化的发展，乡村生活景象与先前对比早已是大变样。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人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为现代化生活的美好憧憬，现如今乡村里家家通电、村村通路已是常态，而且借助现代科技，很多高科技设备也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诗人段维也与时俱进，在田园诗中书写这些新题材。这其中最惹眼的要属摄像头下父亲的乡村生活了。家乡黄豆熟了，段维透过监控看到“隔水隔山如在目，门前豆角已金黄”(《远程视频得见老家黄豆熟了》)；老家起雾，段维也能时时了解，并生“晓雾沉沉潮欲生，炊烟无力作蛇形”(《远程视频见老家起雾》)的感叹；至于老父亲晨起锄地、新栽杜鹃花，段维也有诗《凌晨于远程监控中见老父锄地有寄》《见远程监控中父亲手新栽于老屋后山上杜鹃花开有作》。段维曾言：“拥抱火热现实生活并与时代精神声应气求，旧体诗不仅可以做到，还可以做得气韵饱满。”正是这一对旧体诗词现代性的理解，促使诗人段维拓展了田园诗的题材表现。

二、 立意的新嬗变

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这样描述田园诗派：“在唐代的浪漫诗歌中，有一些人专注于自然山水的歌咏，乡村生活的描写；用疏淡的笔法，造成恬静的诗风的，是王维代表的田园诗派。这一派人的人生观与生活动态，是浪漫的，但同那些享乐纵欲的彻底浪漫主义者又大有不同。他们只是失意于现实的人世，或满意于富贵功名以后，带着闲适清净生活的追求的欲望，避之于山林与田园，想在那里找到一点心境上的慰安。不管他们是佛徒，或是道士，无论宗教的名义上有什么分别，而其思想的根底，只是道家的自然主义和陶渊明那种逃出现实的樊笼的人生的哲学。……因此，他们并不反抗礼俗与规律，只寂寂地避开烦扰的现世，社会上一切的民生疾苦，战影烽烟，都无法引起他们的注视与描写。”这确实是道出了古人创作田园诗的两种典型初衷。一是以禅意为底蕴，在田园诗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与古代以道家自然主义为代表的哲学观密不可分。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一焉。”庄子说：“喜怒通于四时”，“与天地合者谓之天乐”。可以说，“天人合一”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民对自然的崇拜与敬仰，是古代中国人追求的一种超功利的高远境界。而这样一种境界追求，则多反映在以田园诗为代表的诗歌创作类型中。典型如王维《山居秋暝》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句。二是仕途失意后寄情田园，田园诗是其苦闷情绪自我疏解的重要途径。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传统士大夫的毕生追求就是“治国平天下”，仕途得意与否，自己的政见能否得到施行，是贯穿他们一生的命题。这表现在田园诗中，著名如陶渊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以说，这两种立意，占据了古代田园诗的大部分。但是，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古代士大夫已然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不再依附于皇权，阶层的独立性赋予知识分子身份以新的内涵。而现当代中国在持续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农耕社会也正在向现代城市化进程迈进，社会性质的转变、诗人身份的转变，都促成现代性语境中的田园诗，与传统田园诗有了较大不同。这表现在诗人段维这里，便是：一是在田园诗中摆脱“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念，代之“以自然为主体”的观念；二是在城乡二元关系中，以城市为对照，书写乡村生活。

　　诗人段维的田园诗大多作于其更换岗位之后。在《因换岗首次享受暑假有感》一诗中，他这样表明心迹：“默做嫁衣三十年，腐酸意气未全删。向人兜售新生活，于己空投老大难。碧落无涯觅鹓鹄，红颜褪色叹江山。而今守土知旁贷，卧榻闲吟字字莲。”可以说，他的田园诗起于心内平和，起于对换岗后新生活的憧憬，而绝没有牢骚满腹不得志的愤懑。在此心态下，他有《老屋二章》《夏日桃花溪》《偕妻回乡避暑戏题》《重九寄故园菊》《故乡年关清晨素描》《晨雨连绵，开门后一只小鸟飞入室内》《老家环境素描》《临江仙·园中葱》等数量颇多的以山村景色为主体的田园诗。这些田园诗大多能一改以往着意书写“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哲学追求，而是还原景物于自然，展现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的现代自然观。而以自然为主体的田园诗较难见长，只因处处描写物色，容易堕入晚唐小家门径，而处处用意，又入论宗，有南宋人习气。诗人段维的这些以自然景物为主体的田园诗，能婉转相关，于微妙中有所超脱。像是“岁月青葱常忆及，此时直面青葱”，则是寄托于“青葱”的能指与所指，却不黏滞于“青葱”，不着力于论断。还有“远山青抹紫，近水黛拖蓝。几绺炊烟早，人家夜未眠”(《故乡年关清晨素描》)，不废议论，不废体贴，对乡里年关清晨景色的刻画落落大方，情韵遥深。至于“霜天微漾海深蓝，星是相思点点”(《西江月·秋怀》)、“翠蓝院侧一池水，红紫墙头数点山”(《老家院中》)皆因物而生情，不粘不脱。

　　城乡二元关系以对立统一的关系出现在人民视野中，这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以来的事情。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传统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日渐被现代市场经济所替代。在城市化进程中，在农村农耕文明的没落中，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出出的人生悲喜剧。最著名莫过于沈从文笔下的《边城》。钱理群曾这样讲：“沈从文仿佛有两套笔墨，能描绘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当他以乡下人的眼光，调转过来观察商业化都市的时候，便不禁露出讽刺的尖刺来。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实际上对于沈从文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从事作为他整个乡村叙述体的一个陪衬物或一个补充而存在的。”就诗人段维而言，他对于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关系，在故园诗词中则主要表现为以城市为对照来书写乡村生活。这里没有对城市金钱腐蚀人性的鞭挞，有的是以城市生活为底蕴的对照下，对乡村田园牧歌生活的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段维的田园诗与传统田园诗表现出极大的不同，也彰显出诗人田园诗书写的立意之新。如《阮郎归·回乡》：“寻柳岸，系归舟。重围招手鸥。故乡是壳是温柔。几番辞与留。”这里虽以旧意象“柳岸”“归舟”“鸥”表回乡之情，但其背后所隐藏的城市生活，如“归舟”或实为“乘车”，却是一目了然的。这一细节也更明显地出现在《年后辞行》一诗中，所谓“故里终辞别，家严话扼喉。车窗急摇起，阻隔两回头”。至于以城市生活为整体性观照，则主要表现在“遥望孤城悬胆魄，空教重患梦菩提”(《庚子谷日(顺星节)乡居感赋折腰句》)、“站靠江城同哽咽，人家多少变空巢”(《庚子新正乡居杂感之六》)、“儿时物美价廉货，放眼如今剩可怜”(《乡居购得老式军绿帆布鞋》)等诗中。而除了这些在乡村写乡村，以城市为对照的诗歌外，段维还有颇多在城市遥望乡村的诗歌，同样是以城市为对照来书写乡村生活，如《梦里老家》《虞美人·搬家目睹老凉床感旧》《凌晨遇远程监控中见老父锄地有寄》《远程视频见老家起雾》等。

三、 诗艺的新熔铸

唐人李德裕在《文章论》中曾言：“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所谓诗贵推陈出新。具体到段维故园诗词而言，他通过有意识地对诗艺进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颇具现代性的诗艺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以俗语、口语入诗，二是追求诗趣与诗味。

　　文学语言来源于口头语言，而又经过文人的加工提炼。历代大文学家、大诗人都注意从当时的民间口语中吸收活的语言，以加强表现力与时代感。李白、杜甫、苏轼、白居易等人诗中都有运用当时的俗语、口语的地方，都加强了诗作的韵味。诗人段维对此也有充分的认识。他曾言：“新词语入旧体诗中，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是当代旧体诗焕发蓬勃生机的内在能量所在。”不仅如此，他更是巧妙地融合现代俗语、现代口语进诗歌，更新了诗歌的现代艺术特征。像是《老家见闻》中有“绿苔如叶捧红字，精准扶贫示范园”、《节前回老家看土砖房拆建初成步宋彩霞〈元旦诗〉韵有寄》“八秩父亲何有幸，脱贫报表曰完成”用现代语汇写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生活；其他像是《破阵子·乡村严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中“若有红缨枪在手，敌后盘查形逼真”、《乡居购得老式军绿帆布鞋》中“十六元钱真意外，万千丛棘只身先。儿时物美价廉货，放眼如今剩可怜”，则用“红缨枪”“十六元钱”“物美价廉”这类口语入诗，写现代农家田园生活。苏轼曾言“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融化耳”，也就是说诗歌可以融口语、俗语入诗，但新语汇要经过加工整理。关于这一点，诗人段维也曾表达同样的看法：“当代旧体诗运用新词语，应做到语境浑融。浑融，指的是浑合、融合，亦即融会不显露。”为此他曾举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明胡应麟《诗薮·古体上》“取乐府之个格于两汉，取乐府之材于三曹，以三曹语入两汉调，而浑融无迹，会于《骚》《雅》”说明。这具体到其田园诗词中，段维不仅在诗词中融入这些新俗语与口语，同时还能做到与诗歌浑融。如《庚子新正乡居杂感之六》中“闭门陪父度元宵，满嘴火车听我跑”，便是把现代俗语“满嘴跑火车”糅合进诗歌中，看似戏言，细观之下知其熔化之功。诗忌粗俗字，但用之在人，给予粉饰，不失为佳句，像是《观老父并栽红薯种保暖》“破竹弯如父脊梁，撑开地膜挡风霜。一群混蛋谁知晓，安乐窝终非梦乡。”红薯在鄂东地区有几种俗称，又被称为红苕、红芋等，其引申义则指的是不太通透的人，那么这里这句“一群混蛋谁知晓”则不再拘泥于字面意思，可作升华解，此便脱俗。

　　陆机在《文赋》中，曾直接用“味”来说明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他说：“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也就是说，陆机把没有遗味的作品，列为文病之一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次使用“遗味”“余味”“滋味”“精味”“义味”等概念，并把“味”作为文学创作与批评鉴赏的重要标准。诗人段维也曾言作诗应“追求诗味”。而且，因段维在故园诗中有意识地融现代情感于诗词中，因此他笔下的诸多田园诗呈现出不同先前的诗味特征。如《观老父并栽红薯种》中“就中偶有调皮蛋，脑袋偷偷冲出来”一句，古人形容红薯种或其他农作物的种子时，也多用拟人、比喻；但是段维在这里则用“调皮蛋”这一颇具诙谐、幽默的现代口语入诗，给人以趣味盎然的现代感。又如《远程视频见老家起雾》中“父亲过继萌萌犬，吠暖孤村八九声”一句，段维以“萌萌犬”形容父亲所养小狗，太贴合现代国人视宠物如小孩儿，突出狗、猫类动物呆萌特质的现实语境，读来颇具现代趣味。至于《题老家门前水泥地中间小草坪》中“狗打滚和猫闪扑，看如小伙伴回归”一句，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以宠物之萌、可爱为突出特质，书写现代人的趣味。其他像是《题老父用松树干依形自制传说中的“酉阳世家”家法锤》中“秒杀雷公霹雳威，无声棒喝一回回”句，《观父亲捆扎大扫帚随感》中“抱团人绑捆，得意态张狂”句，诗人段维以现代口语“秒杀”“抱团”入诗，使整首诗在颇具现代感的氛围中，呈现出“家法锤”的威严、“扫帚杪”的张狂。

　　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娇柔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这段话可说是王国维对诗中言情写景的最高要求。这同样适用于田园诗的创作要求。写田园诗，摹情写景，要“各极其致”，使情景相融而莫分。以此观之诗人段维的故园诗词，整体而言，其诗作大都情境浑融、错综惟意，用物而不为物所赘，写情而不为情所牵，但若诗人段维今后作诗写景，能更恣情，所谓情耀乎外，流而不滞，可直追王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旧体诗的合法性问题，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持异见者总是言旧体诗不合现代性，无法表达现代人的所思、所想、所感，认为旧体诗是旧时代的产物，无法和新诗、现代诗相决高下。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诸多现代诗能够自觉地在“善化辙迹”的基础上“通变”，不断增扩和提升自身的现代性。最早从黄遵宪到鲁迅、闻一多，从茅盾、郁达夫到沈祖棻，再到现如今的李子、孤独食肉兽，这些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诗人无不在就旧体诗的现代性，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就诗人段维而言，他在自己创作的故园诗词中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在传统田园诗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体现了他作为当代旧体诗词创作者的文体自觉，而他在对旧体诗词进行创作过程中的经验，值得旧体诗词创作者与研究者关注并借鉴。

　　注释：

　　①段维：《嵌入与浑融：漫谈旧体诗使用新词语之门径》，《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②段维：《嵌入与浑融：漫谈旧体诗使用新词语之门径》，《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③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23页。

　　④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⑤段维：《嵌入与浑融：漫谈旧体诗使用新词语之门径》，《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⑥段维：《嵌入与浑融：漫谈旧体诗使用新词语之门径》，《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⑦段维：《怎样戴着镣铐跳好舞——诗词创作入门琐谈》，《心潮诗词评论》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