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枫

　　《武汉之恋》是作家阎志的首部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卷，以一众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优秀企业家为原型，勾勒出一代武汉学子的青春奋斗经历，塑造了跨越三十余年的企业家群像：创办现代企业的田路、创办拍卖公司的陈东明、从事地产行业的吴爱军、研发手机的雷华、制作智能汽车的林静……小说以饱含情感的笔触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在历史发展巨浪中奋勇而进又夹杂失意的真实身影。作品没有过多的人性分析，也不旨在表现大变革的沉重历史性，而是落脚于大时代下的先锋者，田路等人甘愿舍弃国家所分配的稳定工作，投身于时代浪潮，带着敢为人先的精神走遍大江南北。书中充满个体奋斗的蓬勃精神，个人理想的实现熔铸进了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参与，青年才俊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武汉学子的相互影响与帮扶，共同谱写出一曲青春和时代的赞歌。

一、 个体奋斗与时代精神的融合

《武汉之恋》以田路、陈东明、雷华等武汉学子的大学生活为起始，落脚于众人以著名企业家身份的回汉重聚，这一代学生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迈进大学到功成名就回汉，三十余年的时间基本与祖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深化重合，胸有成竹的田路，沉稳向上的陈东明……这些武汉学子虽性格各有不同，但具有相同的奋斗精神和志趣追求，他们的成长经历与20世纪80年代勇于开拓的时代精神汇成了一曲青春赞歌。

　　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市场经济、个体经济的争论等重大发展问题成为时代焦点，作为恢复高考后最早几批的大学生，田路、陈东明、林静等人在大学时期已表现出非凡的社会参与感与责任感：定时举办读书沙龙，讨论经济发展等国家大事，甚至依靠自己的力量赴北京邀请知名经济学家举办讨论会，一代青年的神采飞扬正如毛主席在《沁园春·长沙》中的名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其后，众人的就业、创业经历始终激扬着对时代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是国家探索发展道路的重要时期，经济尚不繁荣，“下海”成为一个时髦词汇，然而人们对于发展个体经济的观念尚未完全转变：“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里，田路、陈东明等人先后辞去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毅然决定创办企业。事实上，田路的创业团队众人专业不一，确定为生物化学方向后仍缺乏具体产品，陈东明、吴爱军、郑华三人创办的是国内第一家拍卖公司，但经验的缺乏并未阻碍武汉学子的创业激情，敢为人先的举动和勇于开拓的时代精神相吻合，是对他们曾举办的经济改革讨论会的呼应和实践。

　　面对开荒般的创业，田路、陈东明、雷华等人的成功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国家政策支持，自我价值追求和校友互助。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著名的“需要层次论”，1954年在著作《动机与人格》中将这一理论具体表述为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自我实现”位于其“需求层次论”的最高层次，指人对于自我完成和发展的欲求。1988年，王朔的《顽主》《浮出海面》等四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一众“玩世不恭，被人愚弄也愚弄他们”的“新型冒险家、野心家”登上文坛，昭示着一种对现实的嘲弄感，与《顽主》等作品所体现游戏人间态度不同，《武汉之恋》中的主人公们具备高度的“自我实现需求”：田路拒绝教学工作；陈东明辞去机关工作；张中羽离开美国的安逸生活重回祖国，站在苏格拉底的经典名言“认识你自己”下驻足长思；雷华在大学时期已下定决心投入计算机行业……尽管众人对于时代发展具有强烈的参与感，成为全书透露出的积极向上的基本精神基调，但因前途和人生的不确定性，即便具备强烈的个人理想意识，也难免经历迷茫和失意：田路在情感失意时也曾陷入挫败，雷华与同学的第一次创业实践以失败告终，张中羽辛苦研发的软件因资金缺乏转卖他人。但与新写实主义所写的庸常人生不同，田路等人在陷入迷茫时，并非从根本上消解理想，而是在理想的支撑下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低谷期的失落被热情所驱逐。在表现这些动态的情感和思想时，作者的叙事节奏舒缓，即便是叙述紧急的状态，仍旧保持弛张有度，没有大难临头的绝望和窒息，而带着宽阔的、能够重新出发的精神力量。第一卷中田路因情感失意和“中国人完成长江首漂”的祖国荣誉感完成漂流，第二卷中面对迷茫的前途，漂流长江的勇气再度浮现，漂流成为田路证明自我的信心来源，第四卷中决心赴美寻找林静同样因为想起两度漂流的勇气。雷华在初入大学时已经受到《硅谷之火》的鼓动，在中国的计算机行业尚未发达的年代，这位年轻的学子已经在心里燃烧起追逐计算机梦想的火焰，其后的创业经历、辞职进公司的经历，不可否认潜藏内心的计算机火种所给予的力量。

　　第一卷中出场的田路、陈东明、林静、吴爱军等人入学较早，其后的雷华、张中羽等人稍晚一步，但年龄差距并不大，可以称为一代人。这一代武汉学子的创业念头相互影响，人生经历相互交织，书中的主人公界限并不明晰，引人注目的是一群寻求实现自我价值的青年先锋。全书共五卷，第一卷讲述田路、陈东明、林静、于真等人的大学生活；第二卷采用三线并行结构，分别讲述雷华等人的初次创业经历，田路再度漂流长江并与团队创办现代生物化学研究所，郑华等人在海南公司的经历；第三卷沿着三线并行结构，讲述田路公司的上市经历，陈东明等三人创办拍卖所，雷华入北京后的工作，吴爱军从陈东明团队分化出来后创业；第四卷讲述田路辞职赴美、张中羽重回祖国研发软件，雷华辞职，吴爱军继续发展顺势地产；第五卷讲述雷华与张中羽的手机博弈，武汉以“资智回汉”为契机召回卓有成就的田路等人，众人携手走过激荡的青春岁月和搏斗年华再次落脚于武汉。小说塑造的是人物群像，自第二卷起基本按照三线并行的结构分头叙述，毕业后众人各奔东西，但不难发现，小说的前两卷中所有主要人物已经出场完毕，毕业之后的武汉学子工作在五湖四海。随后的三卷将人物之间的联系和创业的推进紧密结合在一起，主要依据企业的发展而带动人物的再次出场。无论是田路与于真、田路与林静等情感联系，或是郑华与陈东明、张中羽与雷华的再次相遇，其背后推动力都是为了创业者所投入企业的发展。作为一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作品，书中不乏对于爱情的描写，田路和林静，田路和于真，田路和冯遥，林静和陈东明，冯遥和吴爱军等故事占据了相当的篇幅，但这仅仅是为了丰富和还原真实的成长经历，而非推进情节的主要动力。田路和于真相隔十年后的重逢，原因是田路为公司上市请于真帮忙，田路和林静的再次重逢同样是因为现代公司的官司，以企业发展为众人相遇的推动力，这样巧妙的安排一方面体现着诸位学子的相互影响、相互帮扶；另一方面，因企业发展而联系的人物相逢方式更有助于摆脱因情感等因素反复纠葛的庸俗套路。此外，作为稍早几年进入社会的田路、陈东明对雷华、张中羽等人影响至深：陈东明宣布下海经营拍卖公司激励着雷华辞职，田路舍下企业独身赴美国旁听也给予了张中羽远离平常生活的勇气。至此，这群学生的奋斗精神、在全国各地担任重要职位的成就、学子之间的深厚情谊体现得淋漓尽致。

　　描写某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着特定时代部分的精神面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价值观念从凝聚的集体逐渐转向对新时期个体的关注，文学快速向本位收缩，80年代产生了强调人的精神活动，甚至脱离生活处境抽象地描写精神世界的现代派小说，90年代有完全排斥人的精神活动，将精神消融于日常生活琐屑的新写实主义，这些作品中呈现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面貌集中于个人化的精神和庸常的社会生活。《武汉之恋》中出现的一群80年代大学生则带着清新自然、质朴刚劲的精神面貌奏响时代之歌，集合青春与创业、失意与迷茫、个人理想与社会责任于一身。如果说田路等人的创业举动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那么具体创办的企业类型是对社会责任感的延续，他们的动机并非只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而是融合了个人价值、社会责任形成的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田路等人的现代生物化学研究所生产的是国家缺乏的尿霉素；陈东明等人在北京创办的是新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一场规范的拍卖会；雷华在四十岁重新创业，立志于振兴国产手机。反观他们的创业初期，田路集合的团队成员专业各异，陈东明毫无拍卖经验，雷华从事的手机行业竞争激烈，伟大的动机往往不限于个人的得失，而是站在更为宏阔的立场，“以市场手段将海外文物迎接回祖国”“让中国人买得起自己的苹果手机”成为支撑他们创业的信念之一，正如第一卷结尾处陈东明在珞珈山上刻下的“始”字，也如田路在两度长江漂流中受到的鼓舞和感动，激烈的竞争和对未知领地的探索并未成为绊脚石，这一种无经验反而成为推动开创者创业的极大动力。其中还有一个核心人物：王慈，王慈是各路创业者的“及时雨”，他接过熊志一、简威、文涛三人的文创店，开办等候书屋，在等候书屋雷华和张中羽两位年轻人一拍即合研发软件，精益工作室陷入危机时期王慈售卖小说帮助其渡过难关，田路等人的失意与得意也常在等候书屋觅得身影。尽管时间跨度有三十余年，但每位创业者的精神发轫都始于祖国开始蓬勃发展的时代，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其后的发展态势是这一时期的精神延续。

二、 “集体故事”的情感叙事

小说的叙述自第二卷起基本按照三线并行结构进行，人物的经历真实而丰满，创业途中的得志与失意塑造得跌宕起伏，符合人性事实和历史事实。作者的叙述并不以完全融入历史、极具意义的口吻呈现，而是自然而然地延伸开来，将时代脉搏体现于一代大学生的集体故事中。作品没有避讳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历史现实，具备对知青下乡、计划生育等事件的书写，但不带任何复杂纠结的态度。表达的重点不在于这些事件隐含的意义，而是以温和的态度将其作为叙述主人公生活的日常事件组成之一，将政治的态度消融于情节的发展，如第二卷中老潘妻子为延续香火要求他回家生孩子，田路等人对老潘家人的劝说。整体叙述不乏简略部分，但情感的铺垫和流转都十分到位，因此能以五十万字容纳数十位武汉学子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陈东明等人决心创办中国第一家拍卖公司，并无过多铺叙，而是在以雷华为主要叙述对象参与同学聚会时公布于众，看似突然，实际上符合陈东明作为经济系毕业生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高度关注；田路和林静二人毕业后十余年未见，从再度相遇，到结婚，再到二人分手，只用了第三卷中第9、12、13短短三节，但二人再度重逢时的原因、分手的理由表现得起承转合，林静骄傲、倔强、充满自我独立精神的形象跃然纸上，情节转变虽然快但足以使人信服。

　　值得注意的是，全书采用非限制性的第三人称视角叙述，除去第一卷由田路漂流长江为开头，逐渐回溯漂流长江的缘由，从而引出诸位主人公的大学生活，剩余四卷基本按照正常的叙述时间展开叙事。但从细节可以看出，作者并非构建史诗般沿着时间从头到尾讲述故事，以引起历史的震撼感和变迁感，而是以一种回望的目光饱含情感地展开叙述，且在部分细节放弃了全知全能视角，转为旁观者身份观察场景。第四卷开头写道“多年以后，当吴爱军的顺势地产跃升世界五百强、公司市值也一举超过三千亿元的时候，都没有二○○七年秋天带给他的幸福感来得真切实在，印象深刻”。这一叙述显然立足于现在的时间段，由此表明全书叙事的回望姿态：回望在激情飞扬的时代里那一代年轻人的故事。事实上，《武汉之恋》中的许多人物拥有企业家原型，如雷华深受《硅谷之火》的影响，仅用两年时间完成大学学业来自雷军的真实经历。因此，当作者勾勒场景时，将叙事者作为旁观者看待场景，这一场景就脱离了作者的虚构，“书店五楼的灯彻夜未熄。不时有欢笑声，有哼唱声，有杯子碰上杯子的声音，再后来，应该是有人喝醉了，在江城武汉春天的一个黎明里，醉了”。这一段结尾极具诗意，作者并未采取全知视角交代清楚场景，超越了“保护江豚”等现实事件的讨论，而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朦胧的、若隐若现的、带着醉意和喜悦的氛围。一个喝醉酒的夜晚可能有人醉了，也可能没有人喝醉，事实上透露出作者在看的态度：对这一段故事的怀念，对这一场景的塑造，不忍心点破，不忍心准确到每一个人，点破后这一种朦胧的美感将不复存在，读来仿佛穿过时间，三十年前的青年再现于眼前，作者和读者悄然无息地站在醉酒的夜晚欣赏一场友谊和时代的盛筵。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要将这一代人的故事写成书”，在结局处落脚于王慈计划写一本《武汉之恋》，众人从武汉走出又回到武汉，带来的是奋进人生和发展武汉的张力。两者交织出的不仅是对一代人故事的难以忘怀，更是对自我生长之地、生长之时代由衷的热爱和赞扬。

三、 现实意义下的人性至纯

孔子评论《诗经》时说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关于“思无邪”的含义后世学者多做阐释，包括本义、诗学内涵等方面，在此采用的意义是郑玄所注的“思想不邪僻”，指作品思想没有邪念。文学作品中对人性的揭示和思考体现着作家的人生态度，如果以作品中展现的人性区分是否有邪念，那么《武汉之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诗经》作品“思无邪”的呼应。除去内在的积极奋进的时代精神，还体现着人性的至纯之美，至纯并不代表神性，而是一种面对生活苦难后所选择的始终充满斗志、充溢着良善的人生态度。

　　生活绝不是一帆风顺，小说并未避讳主人公之间产生的摩擦，但这些摩擦最终都得到了消解，背叛得到了原谅，惩戒得到了自省，书中的主人公形象激扬着人性之善。书中出现几次主人公的背叛现象，但作品始终围绕着一股激情和人性的良善，没有产生麻木、阴暗等人性负面特质。雷华团队出售杀毒软件但遭技术剽窃，吴爱军为了回报父母拍卖假文物，这两处背叛实际上源于另一种善意；陈宝林因夺走熊志一女友与后者结下矛盾，但矛盾最终在田路横渡长江时化解于同窗情谊；书店老板王慈辞去铁饭碗工作陪伴女友读书，最终遭到女友抛弃，具备诗人气质的王慈并不因此愤恨，而是独自租下小店铺，以“等候”命名书屋，在漫长的等待中期待对方的回心转意；曾为陈东明创业团队一员的吴爱军在售卖赝品古董后被举报坐牢，对陈东明的铁面无私虽有短暂责怨，但最终明白了自我的错误所在。另一条能够体现人性至纯的线索是田路的两次漂流，田路三次上岸都遇到了沿岸居民的热心援助，在冯遥家居住的时光透着牧歌般宁静祥和的情调。面对人生，他们在自觉不自觉的选择中流露出人性的纯洁一面。

　　《武汉之恋》可以看作一部对武汉、时代、青春岁月的致敬之作，文学史中一部分作家钟情于表现某一个地区或者一座城市，如北京之于老舍，湘西之于沈从文，商周之于贾平凹。《武汉之恋》是一部能体现武汉城市精神的作品，无论是110年前作为辛亥革命开端的武昌起义，或是这一代勇于开拓的年轻人，都体现着敢为人先的精神气质，正如卷首语所说：“感谢武汉！并以此书怀念那些青葱、飞扬、迷茫、深情的岁月。”但全书并未停留在对过去的怀念和回望，而是落脚于个体和城市、时代的共同繁荣：以切实的行动推动武汉发展。小说结尾处众人因“资智回汉”返回武汉，代表着这座城市面向未来形成生生不息的动力，而武汉，也成为这代学子永远的精神家园。

　　注释：

　　①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②胡家祥：《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多维解读》，《哲学研究》2015年第8期。

　　③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④陈思和：《1997年小说创作一瞥》，《钟山》1998年第6期。

　　⑤阎志：《武汉之恋》第四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⑥阎志：《武汉之恋》第五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第141页。

　　⑦孙钦善：《论语本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页。

　　⑧向熹、唐智燕：《浅谈“诗三百思无邪”》，《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二辑，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页。

　　⑨阎志：《武汉之恋》第五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