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志的小说《武汉之恋》煌煌五卷，《梅花落 樱花开》《江水浅 湖水深》《春风起 秋风逝》《北方晴 南方雪》《白云引 黄鹤归》既各自为章，又连缀成体；既在时间上纵跨改革开放四十年，又在空间上横贯东西南北中。在这纷纭的时空中，作者塑造了一群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拼搏者群像，他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最前沿的讯息，能够果断地冲决平静的生活樊囿，能够在经济大潮中劈风斩浪、登上时代的金字塔尖。小说内容驳杂，叙述却是娓娓而来，作者将时代的风云隐匿在静水深流的叙事中，依据事实和具体的描摹“模特”苦心孤诣地为时代的前行者树碑立传。对于传主而言，小说是负载他们人生之旅的个性化叙事；对于读者而言，故事回顾中隐含着作者欲以彰显的精神与信念。
一、 “长江”：成长的镜像
《武汉之恋》是怀念之书，怀念一群人的“青葱、飞扬、迷茫、深情的岁月”，也是致敬之书，致敬武汉这块生机勃勃引发梦想的火热土地和改革开放这个震古烁今的伟大时代。换言之，作者是围绕这群人讲述着与时代、武汉关联的传奇故事。不言而喻，长江可谓南方文学最负盛名的文化符号，在文本中，长江亦是借此透视人物精神世界的叙事空间。“空间并不是一种‘社会反映’，它就是社会。……因此，各种空间形式，至少在我们星球上的各种空间形式，都可以和所有的其他物体一样，通过人类的行为被创造出来。”有关长江就组构成一个具有社会性的叙事空间，成为作者创造的一个与人物发生联系的文学地理。长江关联着主人公田路和一个核心事件——漂流。田路是在大三刚开学的一次读书报告会上亮出“漂流长江”的豪言壮语，就其当时，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般的年少轻狂与不计后果。起因是苦追外语系女同学林静而不得的煎熬与痛苦，口号喊出，既是一种亮场之需，也是一种情感宣泄，漂流长江于他而言并非必然应诺之事。但是，在田路即将毕业的“一九八三年六月”，他被好友“裹挟”着开始了漂流长江之旅：
田路还没有反应过来，身体已经落进江水里。直到快沉入江底他还没弄明白，到底是自己主动跳到长江中的，还是被熊志一在身后推了一下，这才掉进长江中的。
整个身体沉浸到江水中的那一刻，田路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干脆不挣扎，不游动了，索性就这样沉入江底吧。真这样的话，不知道林静会不会因此而哀伤，往后的日子里，还能不能想起一位叫田路的同学，曾被她无情地彻底地拒绝了的追求者。……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一是田路的长江漂流意愿并不强烈，行动也非特别果敢，起码连他自己也无法分清主动与被动；二是漂流的动因与情感挫折有关，以至于沉入江底之时甚或闪现出轻生之念。加之后来爱慕者于真追问为何漂流长江时田路的支吾搪塞以及室友的王顾左右而言他，我们可以得知，田路的漂流起因与过程及结果之间具有逻辑错位。或许正是这种逻辑上的错位，田路的长江漂流，成为一种人生成长的隐喻。作者着墨长江的浩瀚也好，奔腾也好，湍急也罢，皆是为小说的主人公成长譬喻，而非刻意书写长江、感叹长江、赞美长江。
田路在本科毕业前漂流长江，是从武汉到上海崇明岛，本是一种情感郁结的纾解，意外让他获得不少赞誉，实现了精神的丰收。田路的漂流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有过被水草缠绕之困，有过饮食之虞，有过体力不支之难，有过身患疾病之痛，但一一得以顺利化解。田路有游泳之能，这是他敢于许下豪言的底气，长江从武汉到上海貌似没有激流险滩，但对于毫无漂流经验的他而言自然也是困难重重。作者写田路的几次化险为夷，在笔者看来，颇有深意。田路虽然在大学期间意气风发，毕竟未经历生活的过多磨砺，情感的挫折意外地推动了漂流长江的行为，实则是田路的人生涅槃。一是田路漂流的过程，也是求生、笃志的过程，漂流的完成，意味他精神、意志的成熟与完善，使得他对人生的认识更为理性，对生存与生活的意义体悟更为深刻。二是险情的化解，生病的被救治，陌生人的帮助，无疑又使得田路对生命有了更多的体悟以及对世界的感恩，这既是田路认知世界的充盈，更是一种伏笔，待到田路功成名就时积极组织慈善活动回馈社会、帮助弱者显得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千里之遥的长江漂流，作者摘取这几个细节，见出叙事匠心，既保证了故事情节的峰峦叠嶂，也促使主人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
相对于第一次漂流长江的仓促与被动，田路的第二次漂流长江经过了深思熟虑、精心准备。就漂流地段而言，从三江之源到武汉，田路遇到的风险更大，稳操胜券的系数更小，有意思的是作者对漂流过程惜墨如金。倘若将两次漂流对举阅读，可以得知，两次漂流，田路都是选择在毕业之前，不过前一次始于毕业来临之际的情感迷茫，后一次不仅仅为了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长江第一漂”，还有对未来人生前景的迷茫与隐忧。
作者写田路第二次长江漂流，主要着墨于一九八八年六月九日的西陵峡遇险。西陵峡险滩暗藏、礁石密布、浪急洪巨，田路毫无惧色，因为他沉浸在漂流能够带来的成就感与收获感：“也许只有置身于洪流中，不管是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长江水的洪流，抑或别的什么洪流，才能让人永葆青春和激情”；“它们(滩礁)就是前进路上的阻碍，是对‘新的背叛’的警告和惩罚。但是，迎接挑战也是一种‘新的背叛’，也能提供激情，让人感到自由和幸福”。或许这就是作者不再铺展的原因之一，田路是带着挑战和永葆激情的目的进行漂流的。首次漂流，作者意在借此隐喻主人公成长与成熟；后次漂流更多是精神世界的充电，展示的或者说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青春精神或青春力量，于主人公自己是砥砺与激励，于社会而言是象征着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气象。
当然，西陵峡遇险，幸得冯家人相救，与冯遥的相遇，于田路而言同样刻骨铭心，不过相较于前次的情感挫折，与冯遥的情感更加理智，“以前他会无所顾忌地向林静表达爱慕之情，现在面对冯遥，他充满了关切与呵护”。两次漂流，田路完成了脱胎换骨式的蜕变，爱情于他并非生命的全部内容，只能是翻腾的浪花。
长江漂流促成田路的自我升华，符合主人公成长的精神历练与情感逻辑，他也从爱情至上转变为事业中心。田路因为研究生毕业分配不合自我期许，想投身私营个体经济：“中国的私营个体经济要发展，必须有人来做吃螃蟹的人。……既然如此，我就去经济大潮里当个弄潮儿吧。”如果说田路在学校参加读书会更多是纸上谈兵，此时的他意志坚定地欲做私营个体经济的尝试者，这是经历生死考验的人的果敢，是武汉人敢为人先的真实缩影。所以，作者写田路的第二次漂流重点讲述西陵峡遇险，非是为了称颂冯遥一家人的古道热肠与乐善好施，也不单单是为主人公增添情感的枝蔓与曲折，“三峡的险滩暗礁”实则预示着田路步入经济浪潮中的“凶涛恶浪”。田路等并未屈服于私营个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未知与艰辛，他们劈风斩浪、勇立潮头，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成功与辉煌。质言之，我们惯常以长江的流动暗喻着城市和人命运的变迁，但文本中田路漂流长江则是暗喻着人的精神性嬗变与心理成熟。
二、 “始”：精神的隐喻
如果说长江漂流暗喻着田路的人生历程，另外一个主人公陈东明同样有着一个切入的视点，虽然笔者不惮妄自揣测是否作者有意为之的写作策略，可事实上理应成为我们观察、洞悉陈东明的一个切口。作者创造的与“始”有关的故事情节寥寥无几，与田路漂流相对照，陈东明雕刻“始”字也是在临近毕业之季，也是面临着人生抉择之时。田路第一次漂流起因于情感苦闷与被动跳江，陈东明的举动与行为显得沉静、冷静。作者通过第三人称的限制视角观察陈东明雕刻：当他(田路)沉浸在一年以来与林静交往的追忆中时，远处突然传来敲打石头的声音，叮叮咚咚，有些像是从梦里传来的。他循声过去，发现有个人蹲着，在石头上凿着什么。那道身影很熟悉，正是陈东明。陈东明趴在一块大石头上，手拿锤子在敲打着。
…………
看到田路，陈东明也有些惊讶，他停止了敲打，把凿子、锤子放下来，说：“毕业了，我想我的人生不应该一眼就能望到头。”
…………
陈东明继续说：“我想了很久，觉得应该对我的青春做个反思，也为我的未来做个定位。于是来到这里，在石头上凿字留念。”
…………
陈东明笑了一下，说：“等会你就知道了。”陈东明凿了差不多二十分钟，终于完成了。田路看过来，那是个“始”字。
陈东明又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红色油漆，用一支毛笔蘸了涂起来，一个大红的“始”字，跃然石上。
陈东明在校园石头上凿刻“始”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少时鲁迅在课桌上刻“早”字。鲁迅刻字，源于家道中落后天天奔波于药房与私塾，招致私塾先生寿镜吾严厉告诫。鲁迅之文为散文，系旧时学习与生活的回忆，是以真实经历为基础。鲁迅刻“早”即为表达对时间的珍惜和对自我的鞭策。陈东明雕刻“始”字的灵感是否来自鲁迅，因为文本没有交代，不便妄断，但两者确实可以放置在一起予以比较。鲁迅之雕刻“早”是在少年时期，此时的他尚未有后面的宏伟之志；但陈东明雕刻“始”之时已是青年，心智成熟的他刻字更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实就陈东明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而言，毕业即有工作安排，全然没有时下的就业难之困境，所以，陈东明刻字自励，并不是出于对工作的忧虑，而是对毫无波澜的人生之路的忧心与不甘，如他说“我想我的人生不应该一眼就能望到头”。
大凡写小说的作家几乎没有不注意细节的，细节是故事情节的关节点，是小说秘密的隐匿之地。小说家纳博科夫坚认他喜欢具体细节多于概括，意象多于理念，模糊的事实多于清晰的象征，被人发现的野果多于条分缕析的果酱。概括是一种讲述行为，更侧重于故事的时间进程；细节则是一种展示行为，注重的是故事肯綮点的空间扩大。正如热奈特所言，“讲述依附于被视为纯行为过程的行为或事件，因此它强调的是叙事的时间性；相反，由于描写停留在同时存在的人或物上，而且将行动过程本身也当作场景来观察，所以它似乎打断了时间的进程，有助于叙事在空间的展现”。两者于写作而言无高下优劣，具体评判需要根据它们故事文本中的地位和价值而定。倘若叙事缺少细节，仅仅作过程流淌，必然导致文本的平坦寡味和阅读审美的疲劳与无趣；但叙事过多堆砌细节，也会致使文本臃肿肥大和阅读迟滞，于作品整体观照不宜。所以，作为兼有诗人与小说家双重身份的阎志深谙此道，刻字这个细节写得具体而微，不仅让观察者“留恋不已”，也足以引起读者掩卷深思，细节之魅力显露无遗。
《武汉之恋》系列小说中，“始”字出现也不过三次，除了这次作为故事场景进行空间放大，其他两处皆掩映于作者讲述的时间流中。这样一来，乍一看陈东明刻字细节显得有些孤立突兀，似乎对主人公的显衬不够突出。其实不然，就这个细节而言，陈东明的刻“始”就比鲁迅的刻“早”更为深刻，是陈东明不甘于人生安稳欲寻求挑战的情志表达。尤其是，鲁迅刻“早”直接诱因是“迟”，即便这个原因背后仍有客观原因，刻字无外乎是一种警醒与提示。陈东明刻字虽则也是意在警醒与提示，但作者并未渲染直接促成因素，而是铺展在其四年的大学生活之中。陈东明以考取武汉大学作为改变命运的途径，相对其他同学而言可能对人生命运的搏斗理解更为真切，也显得更为成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在大学期间展现出异于常人的组织能力，举办读书会，讨论国际经济政策与形势，引领着武汉大学的学生活动；一为与林静的感情显示出超越青年人的冷静，深爱林静但却显示出超常的理性和清醒，并且对他而言，爱情让位于事业，理智高于感性。也就是说，陈东明无论出于为家人争口气还是个人志向，都是不愿面对毕业分配后安稳的人生轨迹，不向命运屈服，探寻理想之路才是其真实的想法。所以，刻字为“始”，是对安排与平庸的终结与告别，是对未来生活的规划与憧憬。
卢卡契说：“随着叙述方法的真正修养的丧失，细节不再是具体情节的体现者。它们得到了一种离开情节、离开行动着的人物的命运而独立的意义。但是，任何同作品整体的艺术联系也就因此丧失了。”卢氏显然是不满意写作者沉溺于细节厚集而忽略其与情节或人物命运之间艺术联系的，阎志的高明在于仅仅一个“始”字的雕刻细节，艺术地关联着陈东明所有的故事情节和“行动着的人物的命运”，成为与田路长江漂流一样具有标示性的精神文化符号。
三、 “恋”：情感的厚叠
“恋”之一，爱情记忆的讲述。《武汉之恋》写爱情与婚姻，但却非主体，只能算是主人公们成长过程的生活截面，毕竟没有一个主人公的爱恨情仇成为自我人生轨迹的中心与全部。田路与林静可能是小说最让人唏嘘惋惜的，起始田路苦追林静，林静心有所属；待到两人因为公司官司重新交集并走到一起，但抵不过脾性与观念的抵牾，最终林静远嫁异国他乡。雷华与张红或许是小说中最为顺利的情侣，爱情与婚姻来得水到渠成。他们的成功在于性格互补与志同道合的默契。吴爱军与冯遥虽无大学校园的浪漫旖旎，爱情与婚姻来自事业与生活上的相携而行，虽然生活过程有沟壑波折，终未形成陌路。王慈或许没有其他几位年轻人那般意气风发、挥斥方遒，他为爱而守候，即使女友嫁作他人妇亦未改初衷，终了候得初恋归来。小说文本爱情叙事不能说惊心动魄、跌宕起伏，但却是不少人青葱岁月的刻骨铭心的怀念；虽无深邃动人的内蕴，却没有让主人公们激情迸发与勇立潮头的高耸蚀化为庸俗的情爱之欢与浅薄的滑稽。
“恋”之二，青春的自我高蹈。一般而言，文学的青春叙事背后关联的是成长，因为青春时代也意味着变数，其中有自然而成，也有突变再生。所以，文学叙事青春，一方面需要着力凸显人物的自我性，而这个自我性根植于人物禀性与性格，因此具有排他性和趋异化；同时，正是因为青春气质的独具，人物与环境之间必然不够“和谐”，一旦人物为环境所驯化，青年该有的特性蜕变，必然淹没于群体一统与同质之中。
《长江之恋》也是“致青春”的写作，其写作技术的娴熟体现在人物不脸谱化，青春活力四射，“他们”群像的田路、陈东明、雷华、吴爱军、王慈、郑华、陈宝林、林静、于真等，将火热的青春混融于同样朝气蓬勃的火热时代，自此，他们的精神与信念，他们为理想前行的搏击，与改革开放同向同行。对于传主而言，青春群像并未遮蔽个体差异与多元：田路踏上经济的航船，推动因素离不开情感受挫以及愿想偏离，在爱情之路上的艰难跋涉，他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得以与经济学勾连起来，矢志从政为民的愿望一再落空，直接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走向创办公司之路；陈东明在大学期间已经展露志向远大的峥嵘与冷静理性的气质，即便后来成为中央级纸媒副处级领导，也丝毫迟滞不住他下海从商之决心与步伐；王慈的青春就是等候，毅然抛弃稳定的工作来到武汉，没有轰轰烈烈，只有默默陪伴与等候；雷华天赋异禀，两年时间修完大学四年学分，开公司失败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即便在父母的坚决反对情况下仍然一步一步构筑自己的商业帝国；于真的青春就是关注与支持，真心喜欢田路，却因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仍然苦守着一份原初的钟爱……作者笔下的“他们”有着青春的自我，也有对抗着环境的异化，各自摇曳着自我之舞，被作者攒成青春晶簇。对于作者而言，显示的是人物塑造的写作功力；对于读者而言，似乎隐藏着作者对于当下青春规训的忧虑。
“恋”之三，故乡的精神皈依。以城市作为小说创作主题虽然晚于农村，但挟有现代气息的先天性优势，已成众多作家自觉性选择。阎志的小说虽然名之为“武汉之恋”，却非着意书写一部揭示城市发展与演变的历史，重在展示武汉厚实的精神性，正是这种精神性促成了武汉城与人的精神联结。文学史上，老舍的北京，沈从文的昆明，王安忆的上海，叶兆言的南京，都似乎以城与人的情感张力为探秘维度，人与城呈示出游离、紧张与无力，或许这是城市现代性给予人的逼仄与压抑。阎志笔下的武汉显然有些异类，不同于池莉笔下武汉的油腻与油滑，给人以清正亮丽。
武汉是小说中众多人物梦想生发、青春张扬之地。无论是在武汉求学的田路、陈东明、吴爱军、郑华、雷华、于真等，还是在武汉人生再变的王慈、冯遥等，武汉不会拒斥，不是光怪陆离、暮气沉沉，在这里，他们为人生起航积蓄了知识的动力，也搭建了腾飞理想的人脉。他们不是无根的浮萍，也不是跌跌撞撞的漂泊者，反而充分融入了朝气蓬勃的武汉，融入了武汉地区朝气蓬勃的高校。武汉记载了他们最美好的记忆，其中有青涩，有迷茫，有挣扎，是他们成长流程中不可或缺的绚丽的一页。尤其是武汉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城市精神润泽了彼时那一代青春少年，使得他们蓄积了把握自我命运的精神力。田路、王慈他们甚至在此实现了梦想腾飞和生命的价值，武汉是他们的归宿与栖息之地，没有“外地人”“乡下人”之忧惧，也没因此而身心分裂。
唐朝崔颢《登黄鹤楼》有诗云，“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仙人驾鹤而去，白云悠悠千载。作家阎志用“白云引 黄鹤归”命名《武汉之恋》的第五部，白云与黄鹤不仅因果关系予以反置，而且含蕴深刻。崔颢之诗，正是仙人与黄鹤的离去，导致白云千载空寂地悠荡在天际；“白云引 黄鹤归”凸显了白云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白云是牵手和媒介，引得黄鹤归来。叙事者对叙事对象往往存在着价值判断和选择取向，白云引得黄鹤归只能是一种隐喻性表达，究其历史真实应该是彼时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陈一新创新性提出校友招商这一新招商路径，充分发挥武汉作为全国教育重镇的人才优势，实施“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不仅小说的作者身兼招商顾问，就是小说中几位人物的原型也是“资智回汉”的优秀代表。所以，此处“白云引”与“黄鹤归”之意显而易见。恋在何处？在于武汉开创先河的气魄，在于武汉海纳百川的气度，在于武汉拔节生长的气韵。主人公们对于武汉有着故乡般的亲切与眷恋。
注释：
①爱德华·W.苏贾著，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9页。
②阎志：《武汉之恋》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③阎志：《武汉之恋》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
④阎志：《武汉之恋》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第36页。
⑤阎志：《武汉之恋》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第 60页。
⑥阎志：《武汉之恋》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页。
⑦阎志：《武汉之恋》第一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第198～199页。
⑧纳博科夫著，潘小松译：《固执己见：纳博科夫访谈录》，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⑨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的界限》，《外国文学报道》1985年第5期。
⑩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