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 雪

　　姚雪垠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长夜》在新时期复出文坛后引起巨大反响，轰动法国文坛享誉世界。《长夜》的艺术魅力何在？其翻译者李治华认为：“《长夜》是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笔法，写出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时代氛围。虽系自传经历，又颇具传奇色彩，故事情节十分动人。”严家炎先生指出：“像《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目前的评论者大多将《长夜》的自传性与传奇性看成是构筑其艺术魅力的核心质素。经典文本的艺术魅力构成是复杂多样的，从文本张力的角度切入来探讨《长夜》的成果尚未见到，若从这一角度来解读《长夜》，可以深入地分析小说艺术的构成要素，以此洞察作家姚雪垠复杂的创作心理，探讨文本张力与读者接受的关系，对已有答案的问题作出更加深刻的阐释。

　　何谓“张力”？张力是指两种以上互相冲突而又相互依存、互相补充的诸因素之间的一种存在方式，也即各种互为抗衡势力之间的某种调和，或曰“矛盾中的稳定模式”。美国新批评理论家艾伦·退特将“张力”这一概念从物理学领域引入文学批评领域，用于阐释诗歌语言中外延与内涵对立统一的现象。退特认为：“我们公认的许多好诗——还有我们忽视的一些好诗——具有某种共同的特点，我们可以为这种单一性质造一个名字，以更加透彻地理解这些诗。这种性质，我称之为 ‘张力’。”“退特建议将extension与intension两词削去前缀，创造一个词，tension。这词在英语中原义为‘紧张关系’，即物理中的‘张力’。”退特借用逻辑学中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两个特征来指称诗歌意象的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认为一首好诗的特点在于，诗歌意象既要有明确的字面意义，也要有深远的比喻意义，而这两方面是贯通一气的，这就是张力。“张力”这一概念被新批评的其他理论家进一步发展为诗歌内部各矛盾因素对立统一的总称。后来的文学批评家进一步引申和发展“张力”这一术语，将其含义扩展到整个文学批评领域。一般而言，文本中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元素、冲动或意义的地方，即被认为是文学文本张力的体现。这些矛盾对立而又统一于文本中的元素构成了文学文本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文本张力的大小与作品的艺术魅力成正比，张力越大作品的魅力愈大，反之亦然。从这一角度来分析《长夜》，笔者发现小说文本中存在着诸多张力，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语言、角色、话语三个方面。

一、 语言张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基本存在形式，也是作家的基本存在形式，成熟的作家往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姚雪垠即是一位非常注重语言艺术探索的作家，他的创作谈多次涉及文学语言问题上的学习和探索。作家对《长夜》的语言探索颇为满意：“《长夜》在语言上很能表现出我的独特成就。”《长夜》呈现出姚雪垠相对成熟的语言风格，这种独特的语言魅力主要表现在民间语言与现代语言及古典语言杂糅而形成的文学语言张力，生动的方言口语、流畅的白话文，以及洗练的抒情散文相互交织，汇合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语言体系。这个语言体系分别对应的是民间、现代与传统，是一个穿越了时空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异质语言和谐统一的张力空间。

　　阅读《长夜》我们会发现，其文学语言既不是《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那种具有知识分子气息的现代性语言，也不似《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充满乡言土语的民间语言，而是现代性与民间性的混合物。《长夜》是姚雪垠语言探索之路上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姚雪垠在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时写道：“我在《长夜》中的文学语言，有新的发展。在这部作品中，既有农民群众的生动口语，也有流畅的白话文，以及还算得洗练的散文。”《长夜》中大量写景的语言与屠格涅夫小说的景物描写笔调十分相似，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散文化语言，文字洗练干净而又带着凄凉忧伤的笔调，衬托出乡村的一派荒凉景象。与此相对应的描写人物的神态、动作及语言的文字则又活泼生动而鲜明，紧凑而又鲜活的动态描写与舒缓散文化风格的静态景物描写形成鲜明对照。土匪们的生活和人物形象描写中，姚雪垠运用了河南南阳地区的方言、土匪的黑话，对于人物的神态、动作描写则又借鉴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特点。方言土语、土匪黑话、古典白话构筑成具有传奇色彩的土匪世界神秘空间，抒情笔调的环境描写又构成了凄凉凋零的现实乡村社会空间，两者相得益彰，形成《长夜》的张力空间。

　　《长夜》语言上的这一成就与姚雪垠对于小说语言的不懈追求和艰辛探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姚雪垠是一位对文学语言有着自觉追求的作家，在语言艺术上不断地探索创新，有意识地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古典文学、五四白话和河南群众口语，是我形成自己的文学语言风格的三种来源”。姚雪垠是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开始也受到五四欧化风格的影响，在1933年左右的大众语运动的引导下他开始有目的地收集河南口语中的精彩语汇，并按照编词曲的方法把收集到的语汇变成了《南阳语汇》，关于这一学习过程，姚雪垠在《我怎样学习文学语言》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详情。《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是姚雪垠受到大众语讨论的直接影响在创作实践上的成功尝试，重视运用中原群众口语的写作方式在《长夜》中得到发扬，《长夜》不仅运用普通的方言口语，还使用了大量的黑话，从而形成了小说语言中独具异彩的一道风景线。姚雪垠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着重改造少年时期从新文化运动中习得的欧化文风，将古典文学中悟出的美学原理化用到小说语言中，“我要追求的语言风格是：朴素、生动、流畅”。为实现这六个字的美学目的，姚雪垠注意排除不必要的欧化词汇和欧化的语法结构，向民族化转移；排除生造词汇，排除矫揉造作的词汇。在运用中原口语和化用古典文学语言的同时，还注意节奏感的散文写法，实现节奏铿锵富于变化的语言节奏美。姚雪垠自述在语言上的学习和追求中，“我在写《春暖花开的时候》、《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等作品中所取得的锻炼，对以后的作品来说，都算是探索的第一阶段，写《长夜》算是第二阶段，写《李自成》算是第三阶段”。他自己所分析的创作三阶段即是他艰难的语言探索之旅的全貌，也是他追求小说艺术成长成熟的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注重《长夜》中的土匪黑话，认为其体现了独特粗犷的语言魅力。其实，除了黑话口语能够体现语言之张力美之外，《长夜》中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充满了节奏感的抒情性散文语言，这种语言的形成得益于姚雪垠多年的语言学习和积累，我们从姚雪垠大量的旧体诗词可以看出作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欧化语言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姚雪垠将欧化语言和古典语言逐渐打通，形成了自己富有节奏感的散文句法，这种节奏感的散文句法在新时期复出文坛的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等小说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凝练生动富有节奏感的短句。《长夜》的语言成就不仅在姚雪垠的小说创作中具有阶段性的意义，在中国现当代小说语言的发展历程中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古典文学、五四白话、河南群众口语，看似全然不同的三种语言风格，在《长夜》中实现了有机融合，这种融合本身即是小说语言张力的表现。《长夜》的这种语言张力是多层面的，对应了古典与现代、文言与白话、民间与知识分子、欧化与民族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其内在是一个充满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张力空间。姚雪垠试图在这个多维立体空间中搭建一种和谐统一之美，这在小说语言创作上是一种大胆而艰难的尝试，而《长夜》即是这种尝试成功的例证。

二、 角色张力

　　《长夜》虽然主要描写的是土匪世界，但透过这个艺术世界反映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不聊生的社会面貌，折射出的是那个时代中与土匪世界相关的农民、军阀等相关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破产的农民变成土匪，土匪也可能回到家中务农；土匪与军阀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军阀中的官兵可能沦落为土匪，土匪也可能被招安变成军阀；土匪与土匪之间既有豪情义气，也有钩心斗角；肉票可能融入土匪，土匪也可能杀害肉票……这些现象是那个时代特殊社会关系的真实反映。姚雪垠早年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刻观察和切身体认，形成了他独特的社会视角。

　　《长夜》中土匪角色内部也形成了匪性与人性的张力空间，土匪们共同的特点是以暴力抢劫或暴力威胁获得财物，杀人越货的匪性是他们的共性。当然，匪性的同时也有人性的一面，比如菊生的义父薛正礼，对村民勒索绑票丝毫不手软，但对自己人却十分义气、忠厚平和，本人没有其他土匪所有的任何不良嗜好。他不仅在土匪中颇有威望，甚至因为其为人正义在自己的乡村也被青年人崇拜。薛正礼疼爱菊生待其不薄，并最终遵从菊生的意愿将其送返家乡，菊生对义父薛正礼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再如另一个性格鲜明的土匪赵狮子，冲动且残酷，为了给母亲报仇，他不顾同伴的劝阻，亲手杀死了两条腿已经被打断的大舅，枪杀二舅时他也是不顾亲戚邻里的苦苦哀求毫不手软，报仇后心情轻松愉快。但是在残酷的匪性中赵狮子又显露出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渴望，当他和菊生在一起时顽皮而快乐，当他面对信赖的大哥薛正礼的母亲和妻子时，又在亲热和调皮中流露出对家庭温暖的渴求。赵狮子讲义气而又盲从，为了兄弟义气牺牲性命在所不惜，他替地主薛七少杀仇人一家，被薛七少当枪使，自己却心甘情愿乐在其中。作者从情节的对比中成功地刻画出赵狮子这个集强悍凶残、愚蠢鲁莽、重感情、讲义气这些矛盾个性于一体的人物，充分地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复杂性展现出来，拓展了角色自身的张力空间。此外，土匪刘老义也是一个充满着张力的角色。作为土匪他凶狠残暴杀人如杀鸡，但当他面对抢来的胡姓小姑娘时打心眼里喜欢，想尽办法地讨好她，为了能娶妻生子，让老母亲安享晚年，他对小姑娘低三下四、温顺异常，显出了柔情。当他准备在老母亲面前同小姑娘正正经经地拜天地时，却得知小姑娘原来是自己换帖大哥的表妹，尽管心里万般不舍，但为了兄弟情谊，他毅然忍痛割爱，将小姑娘送还回家。这些情节生动形象地塑造了一个凶残却富有人情味的刘老义形象。姚雪垠笔下的这些典型土匪角色，都不仅具有匪性，更具有人情人性。

　　土匪角色匪性与人性共存，而主人公菊生由人性逐渐变得具有匪性是小说中对人性更加深刻的表现，深化了小说的角色张力空间。菊生是个具有浪漫气质和英雄情结的孩子，他对土匪的世界充满好奇，与土匪逐渐亲近的过程中，心理渐渐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由开始屈身做土匪义子的耻辱到后来衷心感谢义父的救命之恩，由初为肉票时感觉到的紧张痛苦和人身自由受限到逐渐忘记了自己的肉票身份，幻想着与土匪一起纵横天下。

　　

　　

三、 话语张力

　　自传体小说《长夜》采用的是半开放式的叙事结构，不同于一般自传体小说的单一叙事视角，姚雪垠在主人公菊生的叙事视角之外还间或安排了另一个隐形视角，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构成小说丰富多层的叙事空间，折射出多样的话语层次，形成小说内在的张力结构。《长夜》的双重视角交织在小说中，菊生的视角是叙事主线，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故事原型进行叙述，这一视角之下的人物生动、细节真实、心理逼真，对土匪生活怀着深厚的感情，菊生甚至经历了一个由压抑到完全融入土匪生活巨大的心理转变。菊生的视角给读者展现的是丰富离奇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土匪世界。小说中另一个隐形视角给读者展示的则是更加复杂广阔的现实社会，以及成年姚雪垠对于当时社会现象的批判。小说由此形成了传奇理想与社会现实交织的空间，这种丰富的层次空间根源于姚雪垠内心复杂矛盾的追求，这种复杂心理的形成其实是不同话语形成的张力。

　　

　　《长夜》的这种创作目的与情感体验的复杂性，在更深层面上来源于姚雪垠作为一个成长于五四，随后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学艺术真实性追求之间的复杂纠葛。一方面，姚雪垠要批判社会、唤醒民众觉醒；另一方面，作为作家文学创作要追求客观真实和丰富的情感表达。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小说家的艺术追求形成矛盾，这两方面相互交织，姚雪垠试图在《长夜》中实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恰好构成了文本的话语张力。与“十七年”站在主流意识形态一味否定土匪的《林海雪原》不同，与新时期刻意张扬土匪原始强悍生命力的《红高粱》也不同，《长夜》在两者之间寻求了一种平衡，读者既能够领略到原汁原味富有传奇色彩的生命力和鲜活的生活气息，又能够感受到封建社会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沉重灾难，这种阅读体验更加真实客观。正因为这种平衡，小说形成强大的话语张力，从而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而又独特的一笔。

　　文学经典的艺术魅力是永恒的，充满张力的文本《长夜》饱含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在姚雪垠的笔下，古典、现代与民间语言杂糅构架起小说的语言张力；角色与角色之间、角色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小说的角色张力；真实的个人情感体验与革命意识形态平衡之下构成了小说的话语张力。这些文本张力的构成与姚雪垠的思想张力、情感张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作家长期艺术追求的产物。丰富复杂的文本张力构筑起《长夜》经典永恒的艺术空间。

　　注释：

　　①许建辉：《姚雪垠致李治华信札解读(之一)》，《传记文学》2017年第10期。

　　②姚雪垠：《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长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③洪治刚：《叙述的张力——小说叙述技巧漫谈之三》，《山花》1992年第7期。

　　④艾伦·退特著，姚奔译，周六公校：《论诗的张力》，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⑤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⑥姚雪垠：《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长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⑦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姚雪垠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⑧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姚雪垠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⑨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姚雪垠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⑩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姚雪垠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