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浩岗

　　《李自成》自问世迄今，其文学史地位的评估经历了初次经典化(1977—1987)、去经典化(1988—2007)和再经典化(2008—现在)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即再经典化尚在进行中，并未取得学界广泛共识，它关涉前两个阶段，有些问题需要进行学理的分析和实际操作层面的探讨。

一、 《李自成》的初次经典化

童庆炳先生将文学经典的建构概括为六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以这六要素观《李自成》的经典化、去经典化与再经典化问题，将会有新的发现。

　　论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第一卷和第二卷出版之后不仅普通读者被深深吸引，表示叹服和痴迷，国内文学、美学和史学界众多顶级名家也是交口称赞，成为共识或公论。

　　《李自成》第一卷初版1963年7月面世后，虽然印数较大(不到一年时间印了19万3千册)，“在北京的读书界和全国的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由于作者“摘帽右派”的特殊政治身份及各种人际因素，1962年6月12日作协武汉分会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公函中，要求控制印数，并且评论文章要“掌握分寸”，所以，评论界几乎没有任何反响，与《红岩》《红旗谱》等初版后顿时轰动的情况迥然不同。所以，直到1976年，它仍未被经典化；而此时同为中青社出版的“三红一创”早已声名鹊起，评论如潮。《李自成》经典化的最初发起，应该从1966年毛泽东对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发指示支持姚雪垠创作算起。可以说，毛泽东是编辑之外的第一个“发现人”或“赞助人”。国家最高领导人以读者身份肯定一部作品，直接为作品的写作开绿灯，从而在特殊情况下为作者的写作减少了干扰、提供了方便，大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仅此一例。但这并不能保证马上使作品居于经典之列。《李自成》经典化的标志，除了读者众多、发行量巨大，更重要的是得到专业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直至被写入文学史，给予突出位置。这一过程完成于1977至1982年：1976年12月第二卷出版，1977年7月第一卷修订版出版之后，邓小平在讲话中专门提到姚雪垠和《李自成》，并派时任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去姚雪垠家中看望。邓小平说“第二卷不如第一卷”，这评价是否符合实际姑且不论，起码说明他把两卷都看了。邓小平日理万机，他并非毛泽东那种手不释卷的人，据笔者所知，能让他喜欢乃至迷恋的文学作品，就是姚雪垠《李自成》和金庸武侠小说。而此时由于姚雪垠政治上已被“彻底解放”，评论《李自成》不再受限制，于是各种研究评论文章纷至沓来。这些评论基本都是赞誉，有些评价用的是最高等级。其形式，有的是正式论文，有的是谈话或通信、笔记。1978年4月，武汉举行全国首届《李自成》学术研讨会，其后，北京、上海、江苏、四川、湖北和宁夏等地分别出版了评论《李自成》的书籍。1980年，《李自成》先后被最早的两种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北大张钟等的《当代文学概观》和北师大郭志刚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专章或专节介绍。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该作声誉达到巅峰。许多名家认为这部长篇类似于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艺术水平甚至超过这些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

　　对《李自成》的肯定，特别是名家的肯定，大多着眼于小说艺术与美学方面。茅盾与姚雪垠的谈艺通信众所周知，此外，夏衍、林默涵、胡绳、朱光潜、曹禺、秦牧对其均赞誉有加。史学界的吴晗在“文革”前就从历史真实方面认为姚雪垠对明末历史的研究超过了自己，1977年史学家白寿彝也说姚雪垠“搜集史料，比我们搞史学还要用功”。除了名家肯定，作者还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

　　《李自成》第一次的经典化，可以说符合了童庆炳先生关于经典构建六要素中的所有六项：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获得从专家到普通读者的广泛承认、极高评价；作品本身内容丰富，有较多的阐释空间；它与新时期初期的意识形态吻合；文学理论批评界重视作品艺术性、审美感染力成为共同价值取向；它满足了那一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其广泛程度，甚至后来否定《李自成》的刘再复先生也“赶时髦”阅读了第一卷或第二卷；它的“发现人”级别最高，其他当代作家难以相比。

　　这一阶段《李自成》的传播和改编也是铺天盖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了几年时间从头至尾播完第一至第三卷全部，这段时间内，通过收音机收听《李自成》，成为许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享受。它还被改编成广播剧、电影和电视剧，据以改编的连环画就有上海、天津、辽宁版等许多种，通过连环画它普及到了少年儿童。那个时候，说它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并不为过。

二、 《李自成》的去经典化

进入1980年代中期以后，《李自成》热逐渐降温，这本是正常现象：这一是因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文学作品数量和类型越来越多，读者有了更多阅读选择，很难让所有人集中于一部作品。当时有人将这表述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就是说，这不仅是《李自成》一部作品面临的境况，而是整个严肃文学的共同命运。再就是《李自成》第三卷于1981年出版之后，第四、第五卷迟迟不见上市，这也或多或少中断了读者的阅读连续性。例如，第三卷结尾留下一个悬念：“老神仙”尚炯到来之后，自杀的慧梅能否得救？等这一悬念答案的读者一等就是18年，而18年后的1999年，社会氛围与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变，而第四卷开始并不衔接第三卷，而是一下跳过好多。

　　上述这些还不足以对《李自成》的文学史地位构成威胁，因为任何作品都不会永远像成功初期那样热。使《李自成》文学史地位动摇、经典价值被解构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来自文学批评界，来自专家学者。

　　《上海文论》1988年第1期发表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对真的史诗的呼唤》，他说《李自成》“几乎被读者遗忘，遭评论界冷漠”，认为主要原因，一是作者过于重视写史，而没有“在作品中全副精力写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内心的无限丰富性、复杂性”；二是“人物只为演绎史料服务”，造成“全书结构的支离破碎”；三是作品中的叙述者观点过于鲜明，“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得一清二楚”，“作者在作品里把什么都说了，没留一点‘神秘的余数’去让人养家糊口”，“不给人思考、咀嚼的机会”。不过，这篇论文也并未全盘否定《李自成》的艺术价值，尚且称它“也决不是朽木粪土”；承认作品“一些贯穿始终的人物还是富于艺术光彩的”，也认同当时已有几本专著对作品艺术成就的分析评价。此外，王彬彬当时尚未批评王蒙，名气尚且不大，因而此文对《李自成》的去经典化未起太大作用。真正给《李自成》文学史地位致命一击的，是《文汇月刊》1988年第2期刘再复与刘绪源的谈话《刘再复谈文学研究与文学论争》。刘再复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刚刚发表过《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论文学的主体性》等轰动全国的文章。在这篇谈话中，刘再复将《李自成》与浩然的《金光大道》并列，有意将其定性为“文革”文学，说姚雪垠“坚持了‘三突出’‘高大完美’等文学观念”，“人物就不能不成为抽象的寓言品和简单的时代精神的号筒”。这等于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全盘否定了。这篇谈话发表之后，一时成为文坛新闻事件，使本来认为《李自成》中主人公太完美、有现代化倾向的某些读者，更加重了对作品艺术性的这种认识。这年年末，古代文学研究界的章培恒也出来发言，他在《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文中，将《李自成》与金庸武侠小说作对比，认为它在反封建道德方面尚不及金庸小说思想前卫，因为它是从既定理念出发，是用文学形象演绎毛泽东思想，其创作宗旨是为政治服务；另外，其对李自成的描写违反了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把农民军和农民领袖过分美化也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使茅盾、朱光潜肯定，也不足为据，因为茅盾和朱光潜也会看走眼。他认为这部小说只有消遣娱乐作用，但在消遣娱乐价值方面，又不及金庸小说，因为金庸小说具有“想象奇特、结构紧凑、富于幽默感等优点，而且还能于消遣之中给人以某种有益的启示”，而这些优点《李自成》不具备。

　　关于李自成、高夫人形象太高大、太完美的看法，早在作品声誉高峰期就有：周修强发表于《文学评论》1979年第3期的《关于〈李自成〉的几个主要人物及其他》一文中就认为作品某些虚构“把李自成写得太高大而失真”，只是这篇文章尚未全方位否认小说的艺术成就，并且说“对一部只出了二卷的、还没写完的长篇历史小说要作全面的评价为时尚早”。北大教师的《当代文学概观》在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作品“深刻的思想、宏大的规模、鲜明的形象、独创的构思、丰富的表现手法”之后，又指出“它在成功地再现明末社会风貌的同时，也存在现代化的倾向”，“作者在塑造李自成时，似乎没有完全摆脱写完人的倾向。这一点在刻画高夫人时尤为明显”。初版于同一年稍晚些时候的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也是在充分肯定作品思想艺术成就后又指出“李自成形象有些‘现代化’和‘理想化’，作者赋予他不少现代无产阶级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素质(如‘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观点、阶级分析等)”。可以说，对作品优点和缺点的上述看法，当时代表了文学批评界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有些普通读者也表达过类似感受，只是目前尚无法验证这些读者究竟是直观感受，还是因受了专家导引。

　　以文学史书写的方式将《李自成》去经典化，大概始自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先生参加过1980年《当代文学概观》的编写，但那本书有关《李自成》部分的执笔者不是洪子诚。19年后当他独立撰著时，或许是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也可能当年他就不完全同意《当代文学概观》相关论断。这次，在这本个人独著中，他虽未无视《李自成》的存在(因为他要分析当年的文学生产机制)，并未明确指出其优点和缺点，但从其比较含蓄曲折的表述，还是能判断出其价值立场：他肯定了《李自成》“在处理复杂线索上，做到分别主副，又密切配合、虚实相间、彼此照应，取得层次井然、浑然一体的效果”，但认为这部作品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参与“对现代历史本质的揭示”，其艺术描写“明显地是以20世纪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斗争作为参照”，“都来自于对20世纪工农红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其实是变相地批评作品对古人描写的现代化，而且对其政治意图的断语说得更为直接、更为绝对。这本文学史既是个人专著，又被当做教材。而且据笔者所知，这应该是目前全国高校中文专业采用最广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加之洪门弟子众多，从那时迄今，这本文学史对《李自成》的判断可以说代表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主流观点。在1999年出版的另两部当代文学史教材——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李自成》则踪迹皆无，从文学史上完全消失。虽然四年后(2003年)王庆生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仍然专章评介，但已是空谷足音。在其后一年——2004年出版的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和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仍然只字不提《李自成》。孟、程本文学史2011年新版时加上了“姚雪垠的《李自成》”一节，但下最后结论时，原文引用了洪子诚本文学史，并非常肯定地说：“这一具有历史眼光的独到考察，在揭示了未被言说的秘密的同时，可能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和评价《李自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起点。”2005年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没有忽略《李自成》，它在“‘农民起义’的宏大叙事”一节，将姚雪垠与徐兴业和凌力放在一起介绍，在简介了作者创作经历与作品主要内容之后，用更多篇幅批评作品思想和艺术上的“致命伤”和“严重的缺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学者的断语，一时间成为“定论”，将《李自成》文学史地位打入谷底，使得一般教师和文科大学生很少再去关注《李自成》，更不会有耐心去读这部超长作品。

三、 去经典化发生的个人因素和社会背景

如今当代文学研究界、大学的当代文学史教学中，对《李自成》的评价基本仍然沿用1999年以来的主流观点。

　　《李自成》的去经典化，看上去与个人因素直接相关。我们可以设想，假如1987年姚雪垠不参与那场论战，不惹恼当时被看作思想解放旗帜的刘再复先生、被看作艺术探索先锋的魏明伦先生，这二人就不会集中向姚雪垠开火，更不会说出那些明显情绪化的语词。激烈贬抑《李自成》的几篇文章或谈话都发表于1988年，绝非巧合。如果没有这些，虽然《李自成》可能不像1980年代初期那样火，但也不至于一落千丈。除了这一因素，当初《李自成》声誉那么高，高过所有当代作品，许多名家给了可媲美甚至超过中国古典名著的称誉，而且姚雪垠没有谦虚客套，而是直率地接受了这些称誉，还不断提起，这在中国定会产生某种大众心理效应。于是，许多人很容易地就接受了刘再复等人的观点，不再细究。

　　其实，否认《李自成》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那些代表性人物，大多没有读过全部五卷作品，甚至作品出版日期也搞不准，持论漏洞百出，很不严谨。一旦进入正常语境，进入学理范畴，那些否定性观点不难驳倒。

　　列举否定者的知识错误不难。有些错误与事实的距离之大，令人惊讶。例如，刘再复、林岗发表于《华文文学》2015年第6期的长篇论文《中国现代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其第6节又专门论及《李自成》，开头便说“1963年出版第一卷，整个写作跨越20余年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后面又说“按照已发表的故事推测，牛金星、宋献策等人很可能是‘革命队伍’的蛀虫”，从这两句即可看出，事情过去27年后，论者还是没有读过《李自成》后两卷，他们的相关知识或印象还停留在1980年代初期。他们甚至不知道16年前即1999年时，《李自成》第四、五卷已经出版；而在最后两卷中，牛金星虽然最后脱逃，却并非“蛀虫”，宋献策则自始至终被作者带着肯定或同情的笔调来写，包括他的最后下山投降。不只刘再复等犯了这一错误，2011年出版的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甚至明确表述：“小说原计划写五卷，后来完成了三卷”， 可见其所有立论均只依据前三卷，准确说是前两卷。这种情况还不仅限于这几位专家。许多前沿专家尚且不了解全书真貌，被专家教育或“培训”出来的一般学者及普通读者，就可想而知。

　　单是个人因素，尚不足以决定全局走势。《李自成》的去经典化，也有特定时期的社会原因。在童庆炳先生所列经典六要素中，1980年代后期正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及“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三项发生转移之时。这些不能不影响到《李自成》的评价。

　　发生于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主题是以人道主义反思革命，直至发展成鼓吹“告别革命”；以“现代性”标准批判“前现代”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这一潮流如今在知识界仍有影响。它的发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有其合理性，即此前极左路线给知识分子留下的惨痛教训和痛苦记忆，由此反思历史悲剧根源，并构想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之路。《李自成》歌颂造反、歌颂革命特别是农民革命，正与此大潮相悖。笔者认为，这一潮流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具体到人，也曾发生偏颇，就是对革命的发生缺乏同情的理解，进而对一切造反者、革命者，对一切革命行为质疑解构，乃至污名化。在现代中国，革命年代农民被看作人民的主体、历史前进的动力，“后革命”年代农民的落后性被凸显，为批判和否定农民的正价值，持人道主义观点的学者、作家、批评家有时竟也借来他们本以为“过时”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农民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为由，怀疑和否定一切将农民塑造成英雄或理想人物的作品。由此观点看，朱老忠、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形象都是不真实的，因为他们太高大，没有了小生产者自私自利、保守狭隘、目光短浅的特征。因此，比这些人更高大、更有能量的李自成，就是更不真实的，只有阿Q、闰土或陈奂生是真实的。如今，就连历史和现实中实有其人的刘胡兰、黄继光和雷锋等，也成了被解构的对象。说到底，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大家对任何完美人物、理想人物，都选择怀疑、选择不信。

　　

　　姚雪垠确实是将李自成作为英雄人物来塑造的，对此他毫不讳言。问题是，造反者、绿林人士可不可以被塑造成英雄？欣赏《水浒传》《西游记》和《隋唐演义》的人，不会认为这是个问题。而如果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拉萨尔《济金根》的标准，以姚雪垠歌颂了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农民阶级代表为由否定将李自成塑造成英雄形象，似也不妥，因为在中国现代语境中，农民阶级毕竟不同于中世纪的骑士阶层，而且马克思在批评《济金根》时，还曾肯定当时的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即使主人公执行了错误路线，也不是不可以被塑造成英雄：古代的失败了的项羽自不必说，梁斌《红旗谱》塑造的朱老忠，他所参加的高蠡暴动被认为是执行了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仍并不妨碍梁斌歌颂其不屈斗志和反抗精神。质疑者可能更看重将李自成和高夫人写得过于完美。

　　

　　《李自成》的创作跨越不同历史时期，作为多卷本巨著，虽然有贯穿全书的总主题，但每卷又有自己的分主题。第一、第二卷从构思、写作到出版，正值文网森严时期。当时的环境是，如果写农民起义领袖缺点，受过规训的普通读者也会出来指责，遑论批评家。因此，姚写李自成的帝王思想和天命观就受到非议。为了能逃过文网顺利出版，他还不得不在书中加上一些表白倾向性的议论。即使如此，姚雪垠也注意尽量不使硬加进去的议论破坏情节与人物塑造的完整性。因此，后来俞汝捷“精补本”删去这些议论才能不露痕迹。对这些，了解当年环境的人本不难理解，但有些人抓住这点，著文时凸显这些议论，并据此做出判断、得出结论，就不妥当了。第一、第二卷其实主题是表现人如何在逆境中不消沉、如何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李自成这一阶段的处境恰与作者姚雪垠写作时的处境类似，姚雪垠是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理想熔铸进去的。这种愈挫愈奋的精神不仅是作者的创作动力，也激励着读者，而且具有超越历史、超越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有读者就曾给姚雪垠来信，说自己在读了第一卷后如何在困境中摆脱了绝望，走出低谷。

　　《李自成》的总主题是“人心向背是决定政治成败的关键”，或曰“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第一、第二卷突出写李自成过人之处，写他如何得民心，是因为不如此就无法解释他如何能于全军覆没之后在短时间内号召起几十万人跟从，而且从不被注意的次要角色而发展成声望和实力盖过其他所有起义领袖的首领。第三卷是过渡卷，表现李自成的缺点逐渐暴露而优点仍占主导。后两卷写他渐失民心，进北京后令官民皆大失所望，东征山海关时百姓对他的部队坚壁清野。于是，他的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也顺理成章。第一卷出版后，许多人包括专家学者担心姚雪垠收不住，担心将李自成写得太高大了，如何再写他的失败。其实，姚雪垠对此早有研究。“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一直是他思考的重要问题。明朝覆亡是因失去人心、气数已尽，李自成失败也是因为失去人心，这顺理成章，一点也不矛盾、不突兀、不牵强。而对上升期的清朝统治者，作者写出了他们的雄才大略和昂扬朝气，也以民心逐渐归顺解释了其如何能稳定局面、巩固胜果。那些指责《李自成》“三突出”的人，似乎看不到作者给崇祯皇帝那么多篇幅，也看不到作者将崇祯之死写得悲剧气氛浓郁，而非“人民胜利”的盛大节日；更看不到作者并未将导致李自成毁灭的敌人写成反面人物。当然，直到最后，作者一直对李自成寄予同情，对他的失败表示惋惜，这是“不以成败论英雄”。姚雪垠对“三国演义”中的李、明、清的主要人物都寄予同情，这大概是那些没有看完全书的人想不到的，或不愿承认的。

　　即使是在特殊写作环境中，姚雪垠在李自成塑造方面仍然有一些不太被人注意的微言大义之笔。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姚雪垠在第一卷中就已将李自成的争取人心处理成策略，而非目的。批评姚雪垠把李自成拔高成舍己为人的人，忽略了表现李自成无私的地方都是他与别人的对话，而不是心理活动。这些别有含义的细节描写，还需要以后的研究者予以注意、专门研究。

四、 《李自成》的再经典化

虽然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去经典化，但笔者认为，姚雪垠先生这部巨著的再经典化，也是势所必然。我持此论的依据，一是姚雪垠先生从一开始就有创作经典的雄心，也有创作经典的实力；二是作品本身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客观存在，即使去经典化的倡导者也不得不或多或少承认《李自成》在小说艺术方面某些过人之处；三是经过长时间沉淀之后，历史大河终将淘去泡沫，留下真正精品；四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持有客观公正研究态度的相关研究者的推动，会有利于再经典化的早日实现。

　　不论从哪个角度说，《李自成》毕竟是这个20世纪上独特的存在，对之不应无视，不能忽略不提：像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那样只提自己承认受过姚雪垠历史小说影响的凌力和唐浩明，却只字不提“影响源”，不是文学史的正常写法。虽然文学史书写中《李自成》已被去经典化，但在1999年至2007年这段时间内，《李自成》仍在以不同版本出版发行，报刊上仍能零星见到关于《李自成》的研究论文，说明读者和研究者并未真的彻底忘记这部作品，它也并未彻底从读书界消失。报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包括历史小说研究专家吴秀明及其博士生詹玲的文章，也包括笔者发表于《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后又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史诗性”与“红色经典”的价值评估》一文。但这些尚不足以启动对《李自成》的再经典化。笔者之所以将《李自成》再经典化的时间确定为2008年，是因这年国家顶级文学研究刊物《文学评论》第2期发表了董之林的长篇论文《观念与小说——关于姚雪垠的五卷本〈李自成〉》，这篇论文以《李自成》全书五卷作为整体予以观照，指出：这部小说虽然受时代观念的影响，却没有被束缚在观念预设的框架内，它表现了明末三分天下的历史情境。小说凸显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爆发的必然性，也深刻地展现了李自成形象与生俱来的悲剧性，从而实现小说三维互动的艺术格局，使农民起义与明、清王朝形成政治与文化上的对比与参照。董之林是中国社科院研究人员，在中国当代小说特别是“十七年”小说研究方面自成一家，而她作为《文学评论》编审的位置，又使得她的言论和观点所引起的重视程度非一般学者可比。自此，不论承认与否，其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书写者，在对《李自成》的文学价值评估与文学史地位确定方面，不能不再认真考虑。而真正最后完成《李自成》再经典化的，是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及张炯先生在不同场合、不同文章中对《李自成》的高度评价，因为严、张二位先生在如今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成就、资历、威望和权威性少有人能比。据我所知，严先生在主编这套文学史时，还有一段小插曲：原先分工负责《李自成》一节的著名学者所写初稿，严先生不满意，自己执笔重写了第24章第6节“姚雪垠的多卷本历史小说《李自成》”。

　　《李自成》从第一卷出版到今天已过去56年，全部五卷出齐也已整整20年。如今，这部作品虽然不火，虽然大多数文学史提及时关于其缺点或局限的文字常常很多，有时超过正面评价，但毕竟文学史没有对其无视——无视的是极少数，而且还有的自我纠正了。这说明，它作为文学史名作或文学史经典，应该已获公认。当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浩如烟海，能被提上几句的是极少数，能被设专节的就更少而又少，这部作品今天能有如此位置，正是它再经典化的前提和保证。

　　文学史经典或动态的经典与文学经典、永恒经典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被承认在文学史上曾经发挥过作用，而时过境迁已很少被研究者之外的普通读者阅读；而后者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还能被读者作为文学欣赏对象进行阅读，并在评论其他作家作品时被作为参照物而提到、被后世研究者解读阐释。

　　那么，《李自成》是否还有人阅读呢？从它一直被以不同版本重印的事实，可以说明56年以后的今天它仍然有读者，而当下最红最火的某些长篇，谁也不敢保证56年之后还能被提及和阅读。当然，估计它的发行量不会太大，有些版本出版后可能多是被图书馆收藏；读者阅读，能将五卷12册全部读完的估计也不会太多。在如今普通人看手机多于看书、习惯于浅阅读的年代，沉下心读完大部头不容易，况且不断有时髦作品问世，可供选择。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论及经典“不断被读者阅读”时，论者常常有一个误区，就是将所有经典都囊括在内。实际上，世界文学史上公认的传世经典中，难道《伊利亚特》《神曲》《尤利西斯》《芬内根的觉醒》《追忆逝水年华》是被经常阅读的吗？能够读完全书的读者又有多少？即使是“经典中的经典”莎士比亚，熟悉他《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很多，但熟悉他《维洛那二绅士》的又有多少？

　　

　　说到底，《李自成》的再经典化需要去蔽，就是排除偏见带来的曲解、误读，让专家学者真正潜下心来通读、细读全书，以反思启蒙现代性的眼光重新审视这部巨著。影响巨大的前沿专家能客观公正对待了，普通读者特别是大学文科学生就会对这部作品另眼相看。一般读者心理：读不进去《尤利西斯》，怀疑自己没文化；读不进去《李自成》，则认为是作品过时了。其实，读作者倾力创作的大部头特别是超长篇幅作品，是需要静下心来的。

　　注释：

　　①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②到1993年为止，三卷8本已发行3200万册。

　　③王维玲：《四十二年磨一剑——姚雪垠与〈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

　　④章培恒：《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书林》1988年第11期。

　　⑤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60～461页。

　　⑥郭志刚、董健、曲本陆、陈美兰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92页。

　　⑦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

　　⑨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8页。

　　⑩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