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文学社团是文学制度的一部分。诗社的组建，是这一部分的重要支柱。和大陆诗坛不同的是，台湾的“结党营诗”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其不仅在时间上比大陆结社早，而且诗社的寿命比大陆的民间诗社长得多。在台湾新诗史上，诗社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台湾新诗史当然不等于诗社史，但如果忽略创世纪、蓝星这两大诗社的存在，台湾新诗史就要减色一大半。
创世纪诗社的三个阶段
《创世纪》诗刊1954年10月10日诞生于高雄，创办人为时在左营炮兵中队工作的张默、在凤山大贝湖海军陆战队服役的洛夫。不少人均以为痖弦曾参与创办，其实，他是1955年加入的。这个由张默起名的诗社，填补了台湾南部诗坛的空白，后来还和台湾北部的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该刊没有现代派纪弦一人独霸的领导，也没有蓝星覃子豪、余光中两代人的摩擦。如果说机敏和独立苦撑的张默是汽车的发动机，那具有儒家风度的痖弦和勇于拼搏的洛夫，则分掌方向盘。三人互补，成了真正的铁三角，这就是该社的幸运就在聚而不散，成为台湾所有诗社中极具凝聚力团体的原因。《创世纪》的发展史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新民族诗型时期：1954年10月至1958年4月，《创世纪》第1至第10期。该刊《代发刊词》云：“建立钢铁般的诗阵营。”该刊创办者均是军人，故出现战斗诗专辑也就顺理成章。基于这种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该刊认为诗歌的作用首先是提高人们的战斗意识，诗歌必须负担起“反黑暗、反残暴、反丑恶、反虚伪的本能”。这是一种工具论，不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也许该刊感到“歌颂英雄战士”“揭发敌人奸细”一类的做法不能写出传世之作，便于1956年3月发表洛夫《建立新民族诗型之刍议》，为《创世纪》所倡导的“新民族诗型”作出理论的阐释。此文反思诗坛出现的各种现象，这些现象分为三类：贩卖西洋旧古董的商籁型(豆腐干体)、专写标语口号歌词的战斗型以及以波特莱尔诗风为中心的现代型。而在这三类诗中，洛夫对现代派的作品尤其重视：
这三种类型除后者已组成独立之现代派，并正从事新兴诗体之创造外，余均不值一谈，而现代派亦间有冷癖新奇之作，唯各自主张不同，对诗之观点迥异，我们自未便列论。由于这三大对流互相冲激，彼此对立，致使一般作者读者如临三岔路口，无所适从。现在我们愿提出我们对诗的看法、想法和作法，而建立一种新的民族诗型的体系，以作为我们理论的中心，和今后创作的路向。
洛夫对纪弦们的“冷癖新奇之作”很不以为然，但缺乏仔细的分析和探讨。虽然说不便评论别人的观点，但洛夫否定他人是为了立自己的新民族诗型。可对比洛夫所说的三种倾向，新民族诗型也不一定能解决当时诗坛存在的问题。很具文化自信的洛夫，企图用自己提出的诗歌主张主导诗坛，这值得肯定。事实上，《创世纪》创刊以来，一直在批判豆腐干体和战斗型诗作。第二期短论《论诗的时代性》，就否定过“专闻西洋诗人的臭屁”“学人家的躯壳”的十四行诗型，以及“拿诗做幌子”的战斗型。后来，《创世纪》指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新诗是：
(一) 激发民气的史诗。(二)鼓舞战斗的朗诵诗。(三)颂扬田园的乡土诗。(四)寓意深切的哲理诗。(五)优美隽永的抒情诗。(六)一切有血有肉的各种类型诗作。反之，即是我们宣战的对象，我们的诗联队，必须毫无顾忌的(地)集中战力，一致行动，向其喷火、拼杀，直至彻底歼灭为止，俾能扭转自由中国当前颓废的诗运，进入诗之辉煌期，直接参与战斗，主宰时代，深入生活内层，深入游击区，深入每个人的心灵，一鼓作气，恢复故土，真正做到诗的时代性、战斗性、革命性，达成“诗是大众的语言，人类的心声”。
这里的“喷火、拼杀，直至彻底歼灭”，简直是杀气腾腾。这些“武士”居然还提倡田园诗、哲理诗，还要求“优美隽永”，岂非咄咄怪事！但在那个年代，他们不能不用战斗性去掩盖其抒情性。因此，这篇《论诗的时代性》尽管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和洛夫《建立新民族诗型之刍议》一样，“若有新意，主要与‘现代派’成立有关，更严格来说是与六大信条密切相关”。
洛夫所主张的新民族诗型，不仅涉及思想内容，更与形式技巧有关。他认为艺术性和民族性是形式上的两个要素：
(一) 艺术的——非纯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之直陈，而是美学上的直觉的意象的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且必须是最精粹的，诗的，而不是散文的。干干净净，不芜杂。(二)中国风，东方味的——运用中国语文之独特性，以表现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
综观《创世纪》提出的新民族诗型，认为作为中国诗人写的诗，必须有东方情趣，有不同于他民族的特色；在艺术上，主张非纯理性的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美学上直觉的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语言必须精练，不能散文化。《创世纪》台中社务委员王岩说得更具体：
(一)民族新诗要负起培养民族生机，唤醒民族灵魂的使命。(二)民族新诗必须肩负起指导时代促进人生的任务。(三)民族新诗必须是在大众化的需求而产生，从群众中来，也要归向群众中去！(四)民族新诗必须是我国文字高度美的表现。(五)民族新诗必须是继承我国往昔白话文学的血流。(六)民族新诗必须是在大时代中代表我们民族的声音，一切都以善良人性同胞爱及祖国爱出发。
上述文字在《创世纪》第7期以《“新民族诗型”的内容》为题重刊时，张默所说的“民族新诗”便更名为极具学术性的“新民族诗型”，详见该刊“新民族诗型笔谈会”专栏。可见王岩的贡献在于将张默提出的民族路线系统化、理论化。
王岩在第三个特点中强调大众化是民族新诗必具的品质。张默还没有转向现代主义之前，就一再强调诗是群众的艺术，而不为少数人所把持，故“诗阵营”要统一步伐，要联系广大诗友，才能够“建立钢铁般的诗阵营”：
我们认为现今的诗阵营还呈现着一片杂芜的景象，致产生有“诗坛霸王”的怪现象，我们更体认到诗是群众的艺术，脱离了群众的诗人，即如鱼离开水，树离开了泥土。
这里说的“诗坛霸王”是指纪弦。由此也可见，《创世纪》强调诗的大众化，是为了和纪弦所倡导的诗的精英化相对抗。《创世纪》接二连三强调诗人要贴近群众，诗歌不能离开现实生活而存在，这种观点也出现在《创世纪》的社论中：
生活是培育诗最肥沃的土壤，诗的旋律就是生活的旋律，诗的哭笑就是生活的哭笑，愈深刻的(地)体验人生，愈能创造出真实的诗篇。诗人们：到军营、战壕、工厂、农村、大自然中去开拓诗的矿源吧！
这些观点，和毛泽东说的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简直如出一辙。但这不等于说国民党的文人阅读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果阅读过，在当时是要坐牢或杀头的，这只能说是暗合而已。由此也可看到，左右翼文人尽管针锋相对，但就主张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来说，并无根本的分歧。综观《创世纪》刊登的作品，应景之作不少，但仍有意境至上的作品，以及非民族诗型的西化诗。
第二阶段为超现实主义时期：1959年4月至1969年1月，《创世纪》第11至29期。在这一阶段，他们像刚出炉的钢铁，热血沸腾，斗志昂扬。他们虽然没有像纪弦那样高喊“新诗再革命”的口号，却有战士冲刺的剽悍，特别是负责编务的张默除旧布新，扩充内容。选稿标准不再看中战斗诗，改为向外国诗歌借鉴，由叶笛等人翻译了法国梵乐希、德国里尔克以及凡尔哈仑、艾略特、阿波里奈尔、圣约翰、波斯等众多西方诗人的作品。这时《创世纪》作者充分吸收外国诗的养料，写了许多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实验性作品，如痖弦的《从感觉出发》(第11期)、《深渊》(第12期)，商禽的《长颈鹿》(第12期)，洛夫的组诗《石室之死亡》(第12至17期)以及林亨泰的《风景两首》(第12、13期)等。1964年10月，编辑部由左营迁至台北内湖。一般认为，1964—1965年为《创世纪》超现实主义风潮的黄金时代。
和标榜突破精神局限相联系，创世纪诗社趁现代派从巅峰中跌落和蓝星诗社的光芒暗淡之时，大量接收这两个诗社的人马，像当时颇有影响的诗人、诗评家季红、商禽、叶泥、李英豪、郑愁予、辛郁、叶维廉、羊令野、楚戈、沙牧、管管、大荒、碧果、梅新、周鼎、彩羽、朵思，均成了《创世纪》骨干作者或编委。所谓编委，常采用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这种未经同意而假借他人的名义，为的是使该诗社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创世纪》也的确成为继《现代诗》之后开展台湾现代诗运动最重要的诗刊。
《创世纪》不仅在人缘、作品上有良好的表现，而且在建立现代诗的典律上，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如编选《六十年代诗选》《七十年代诗选》《中国现代诗论选》等。虽然这些选本包容性不够，有一社独大和西化的倾向，存在着不少争议，但毕竟保留了许多重要新诗史料，为文学史家研究打下了基础。至于超现实主义风潮的退却，自洛夫于1965年离台到越南开始。
1969年1月《创世纪》出自第29期后停刊，诗社亦随之“休克”，以外省籍诗人为主体的台湾的现代主义运动乃告一段落。这里要说明的是：“休克”不是因为受到外力的攻讦，而主要是财力不足所致。
第三阶段为回归东方时期：1972年9月《创世纪》第30期起至当下。在《创世纪》停刊将近三年里，洛夫等人发起成立诗宗社。乍看起来，“诗宗”是创世纪诗社“失踪”之谐音，其实是寓诗应归宗于中国传统之意。事实上，该社也在重估中国传统，反省现代诗之优劣处，这便为后来回归东方埋下了伏笔。张默等人于1971年在南部创办的《水星》诗刊，与《诗宗》是姐妹刊物，同样承续《创世纪》因担心艺术贫血而渴求新的表现手法的脉络，所不同的是注意培养诗坛新秀。
“星空无限蓝”已成为历史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纪弦“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行新诗现代化”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吸引了不少诗人，当时的台湾诗坛参加者几乎有三分之二。
在成立诗社时，夏菁曾想请蓉子参加，后来她有事未能成为发起人。诗社正式开张后，这位美女诗人的加入给这些男诗人的聚会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另有好逞幻想的吴望尧和善作思辨的黄用的加盟，壮大了蓝星诗社的阵容。在后来保卫现代诗的论战中，黄用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蓝星诗社成员自创社开始有“诗的播种者”覃子豪，抗战时期成名的“番草”即钟鼎文，被梁实秋喻为“两马同槽”的余光中、夏菁和“诗僧”周梦蝶，以《高山青》一曲响彻云霄的邓禹平，“第一女高音”蓉子，“城市诗国发言人”罗门，“文坛快笔”张健，“诗坛儒者”向明，现代而浪漫的吴望尧，古典而冷静的黄用，“缪斯最钟爱的女儿”琼虹，独来独往的阮囊，古涩耐读的商略，颇有创新精神的方莘等人，其中学院派人士不少。这个运动力和冲击力不那么彰显的诗社，其风格从该社成员张健的概括可看出：
余光中另有情文并茂的概括：
在纪弦组社的刺激下，南部的军旅诗人张默、洛夫也于1954年10月组织创世纪诗社，这个诗社另张新帜，除要扬弃当时像翻译文的诗作外，更重要的是为了与纪弦对垒。既然创世纪诗社和蓝星诗社都不服现代派，故蓝星诗社决定“联创抗现”：
二是“蓝星诗奖”除颁给同仁黄用、吴望尧外，也颁给创世纪诗社的痖弦，以便争取别的盟友一道向现代派出击。当时覃子豪和余光中均为这种“联创抗现”政策的实施沾沾自喜。
1954—1964年，由于蓝星诗社不少同仁还没有出国，人力财力较为雄厚，尤其是彼此均保持着年轻人的朝气与冲劲，故蓝星诗社除拥有周刊、季刊、诗页等各类型诗刊外，还经常举办各种诗奖和朗诵活动，同仁又接连出版诗集。这是蓝星诗社的全盛时期，余光中称其为“小小的盛唐”。当时，一些创作力旺盛的诗友，常在余宅即厦门街113巷聚会到深夜。聊天的话题天南地北，但均离不开诗，正所谓“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在沟壑”！诗人爱冲动，说话不喜欢转弯抹角，其中以批评家的锋芒和青年人的冲劲著称的黄用，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小批少壮派，与他过从甚密的不仅有亲近蓝星诗社的叶珊，还有创世纪诗社的洛夫。
黄用参加蓝星诗社伊始，就看不惯阵容欠整齐的诗风，对领头人覃子豪的外语水平和诗学见解有些不屑一顾，后来黄用对覃子豪的不敬表面化，以前辈自居的覃子豪觉得这位年轻人太狂妄，因而蓝星诗社内讧是迟早的事。这种不迷人的场面到黄用“拉拢”痖弦、洛夫、叶珊、琼虹结成“五人帮”，后又邀余光中加盟而达到白热化。可余光中舍不得离开密友夏菁，同时也不愿与交情甚笃的吴望尧分手，黄用设计的“五人帮”便从此杳如黄鹤。
1963年，覃子豪去世。蓝星诗社的中坚人物黄用和吴望尧也先后离开，蓝星诗社的发展便进入后半期。这时期支撑蓝星诗社局面的主要有罗门、向明、周梦蝶、张健、蓉子、琼虹等一大堆诗翁、诗媪，而余光中取代了覃子豪,成了新的掌门人。
台湾的文学人口本来就少，文学期刊种类更是有限。1998年获台湾当局表彰的优良刊物有《联合文学》《中外文学》《文讯》《文学台湾》《明道文艺》等。台湾诗刊虽多，但榜上无名。只好走民间路线的《蓝星》，1993年停刊后又于1999年3月31日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它披着“淡蓝为美”的外衣，以《蓝星诗学》的名义出现在淡江大学中文系校园。
说是《蓝星诗学》创刊号，是因为该刊已不是由蓝星诗社主持，而是改由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总编辑则是新面孔：该校中文系教授赵卫民。赵卫民在高中时代即和蓝星诗社结缘，由这位蓝星诗社干将主编，算是“蓝星”代有传人，但该刊社长与主编却不一定与“蓝星”有密切关系。赵卫民在接受赖佳琦的采访时指出：“让诗刊在校园复刊，是功德一件，让学子们更有接触现代诗的机会，让诗发酵成他们生长的氛围，并且能带动创作风气，让蓝星精神在校园内发光，也让中文系从原本只重古典文学研究的传统中走出来。使诗刊能在校园发展，也使中文系借诗刊走出新的路，两者互相激荡，一举两得。”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周彦文亦表示：《蓝星诗学》将是一份“教学的刊物”。他强调，他不是把诗刊拉进校园，而是反把校园和以往呈封闭状态的中文系，借着诗刊推出去。他表示，这不是老刊物“借尸还魂”，而是校园“借腹生子”。
作为一个诗刊，有40多年的历史是很值得炫耀的。如要薪火相传，一定要有新人来接棒，可蓝星诗社一向不似别的诗社善于“招兵买马”。相对于现代诗社、创世纪等诗社，蓝星诗社既不是“阿兵哥”，也不是别的社会人士，而主要由学院派人士组成。《蓝星诗学》继承了“蓝星”抒情、中庸的传统。他们在《稿约》中旗帜鲜明地说：“本刊坚持抒情传统，诗写历史的纵深与现代世界的风貌。酿造出心灵的高度。想象可亦纵亦横，感性可以兴观群怨，笔锋可以或秀或豪。言拙喻巧，理朴辞轻，袭故弥新，俱所欢迎。”创刊号上无论是狮子星座还是射手星座、水瓶星座，均突出了“蓝星”这一特色。另方面，“创刊号特辑”中还有余光中的《蓝星诗社发展史》和张健的《蓝星诗人的成就》，这是研究蓝星诗社的权威性文章，不可不读。
台湾的诗社一直存在着两股力量：一是现代主义，二是现实主义。这两股力量有对抗的一面，也时有交叉。限于篇幅，本文只论述现代主义诗社，台湾还有以现实主义著称的诗社，如葡萄园诗社、笠诗社，另专门论述。
[本文系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项目编号：17JJD750002)中期成果]
注释：
①张双英：《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五南图书公司2006年版，第225页。
②张默：《代发刊词》，《创世纪》1954年第1期。
③张默：《代发刊词》，《创世纪》1954年第1期。
④洛夫：《一颗不死的麦子》，《创世纪》1992年第30期。
⑤本社：《论诗的时代性》，《创世纪》1955年第2期。
⑥陈澄州：《战后台湾诗史“反抗叙事”的建构》，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006年版。
⑦洛夫：《建立新民族诗型刍议》，《创世纪》1956年第5期。
⑧王岩：《谈民族新诗》，《创世纪》1955年第4期。
⑨《创世纪》社论：《诗人的宣言》,《创世纪》1955年第4期。
⑩关于《创世纪》的经费来源，张默有一次谈道：近十年来的经费，大概1994年在《创世纪》40周年时，我们募集了一些款项，目前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近六七年台湾当局仍然有办诗刊评选，《创世纪》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换句话说，每一年我们出四期，如果能拿到台湾当局的补助，大概就能出两期，另外同仁掏一些钱就差不多了，每年一个同仁大概拿出三四千块新台币，《创世纪》那年就能按时出版了。但是现在台湾当局对诗刊的补助停办，我们又开始伤脑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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