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志珍

　　一个人无论走多远，去向何方，尽享人世繁华，还是在泥泞荆棘之中苦痛挣扎，都无法逃遁浓郁乡情的魅惑。而对“邮票大小的故乡”的回望与追忆更是诸多作家创作的基点。莫言曾在《每一个写作者都离不开乡土》一文中说：“作家文学创作的乡土情结是难以磨灭的，很多作家都是不自觉地在运用乡土文学，全世界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对乡土文学创作的执念，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对故乡的回溯与重构。80后作家马金莲的文学创作也是植根于故乡的，她曾在访谈中坦言：“我的灵感的源头，就是我最初生活的那个村庄。只要村庄屹立在大地上，生活没有枯竭，写作的灵感就不会枯竭。”“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生命的个体就是一粒粒微小的尘埃。我想做的是，通过书写，挖出这些尘埃在消失瞬间闪现出的光辉。”她的写作没有过多技巧的铺排，而是善于通过对日常生活细部的钩沉，深情凝望着那些被人所忽略乃至遗忘的西海固底层乡民的悲欢苦乐与烟火人生。

一、 原生家庭的成长之殇

现代化转型逐渐打破了传统中国的恒定结构，迫使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以寻求生活的无限可能；但城市的繁华喧嚣却与他们相去甚远，他们挣扎于城市的底层，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而市场经济狂潮下资本强力的魅惑，又使人们陷入了金钱宰制的泥沼，对人文精神缺失的恐慌与焦虑，则使尚未被现代化浸染的少数民族地域风情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世纪中国小说出现的两大创作与研究的热点，一是‘农民工进城’的故事，指向现代性的状况与后果；二是对边地生态与少数民族生活的审美观照，都指向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的精神理想的建构”。这两种创作倾向在马金莲的小说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可以说是研究其创作的两个重要维度。马金莲早先的乡村叙事，大都以童年视域叙述西海固回族乡民的生活苦难，以其独特的地域风情和族群经验给人以全新的审美体验。但其近些年的小说则逐渐走出了异质化的狭小地带，在关注现代化转型中城镇化、工业化对乡村的贬损的同时，聚焦游离于城市底层的农民工无处诉说的生活褶皱与精神痼疾。而夹杂其间的对于时下热点话题和社会现象的思考，以及对其背后潜藏的人性光亮与晦暗面的窥探，也是其小说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从基于自身经验和族群文化的乡村观照到对当下现实问题与城市底层钩沉的叙事转型，不仅是马金莲创作题材和叙事空间的扩展，更鲜明地凸显了其创作的新路向。

　　相较于《祝福》中职业对人的驯化和情感阉割，《义诊》中流于形式和沦为领导下基层深入群众策略的乡村义诊，以及《众筹》中编造虚假信息以博得大众同情的众筹，原生家庭的成长之殇则更具冲击力，是近些年社会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的热点话题，也是马金莲小说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主题。总览马金莲的此类小说，不难发现，父亲是小说人物成长隐痛的主要源泉，同时也为其整个人生造成了近乎宿命般的影响。但与先锋作家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在细雨中呼喊》等前期作品对传统“父法”的颠覆与解构不同，父亲虽然也是马金莲小说一个并不鲜亮的存在，但其目的并不是控诉父亲的“罪恶”，更没有刻意丑化和颠覆传统的父亲形象；而是经由父子亲缘的重新审视，透视少年对原生家庭的复杂情感，勘探其潜意识之中对凡常人伦亲情的渴望，以及深埋心底无可逃遁的家庭成长之殇。

　　早先的短篇小说《暗伤》虽然也叙述了父与子的矛盾与创伤性记忆，但贯穿始终的仍是父子温情。不善表达和倔强性格导致了父子之间的情感隔膜，但父亲归真前对儿子的本能性依赖与儿子深切的忏悔，使得父与子达成了一种无言的谅解与宽宥。《低处的父亲》中的父亲马有世曾是一名为人青睐和羡慕的民办教师，但由于无法面对惨痛的现实，他在“暴雨事件”之后脑子出了问题，成了人们捉弄、取乐的对象。虽然《暗伤》中的父亲给了儿子难以愈合的伤痛，但帮父亲拉锯和父亲光脚往返于学校之间给“我”送粮，以及常年躲在窑里做木活以养活家庭的往事也使其不失作为一家之主和好父亲的本色，这也是“我”最终能与父亲和解的主要原因。但马有世留给子女的，只有无尽的耻辱，“作为他的儿子，我内心一直在强烈地渴望，他要不是我的父亲多好，我就能和庄里那些顽皮的娃娃一样，一起捉弄他，开一些露骨的玩笑。就是我不参与，至少在别人戏弄他的时候，把他当作猴儿耍的时候，我的心里不用刀子绞着一样难过，气愤和羞耻”。父亲的伤残也导致了母亲与大伯的私通，这对于儿女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他们除了愤恨与隐忍，唯有躲避和逃离；而对自我血缘的认同和对父亲孤寂心灵的体悟，最终促使“我”开始了艰难的寻父之旅。

　　如果说《暗伤》和《低处的父亲》中父与子的弃决与找寻是一种主动的自我选择的话，《底色》与《我的母亲喜进花》中的父亲梦魇则是一种被动的心灵之殇。《底色》中的母亲张桂香有些类似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也酷似霍达《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梁君璧。父亲虽是韩新月和马梅不幸人生的肇事者，但母亲却起着主导作用，是造成其成长隐痛的真正根源。《穆斯林的葬礼》中韩子奇与妻妹梁冰玉在英国相爱并生下了女儿韩新月，这无异于一把利刃扎进了梁君璧的内心深处，她虽然表面上接受了韩新月，但她给予韩新月的不是温暖的母爱，而是冷漠与伤痛。《底色》中的张桂香曾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马忠长，但她却遭遇了与梁君璧一样的人生变故，她便如曹七巧般由不幸的受害者变成了冷酷的施暴者，而她施暴的对象无一例外皆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由于长得很像父亲，马梅从小便不得母亲的喜爱，而在马忠长拐走了妹妹之后，张桂香便将心中的怨恨一股脑撒在了马梅身上。长相的一般般与母亲的厌嫌加剧了少女的自卑心理，小舅母的冷眼相待也使其过早地体尝了人间冷暖，而对母亲改嫁的反对则进一步凸显了其无意识之中对家庭团聚的祈愿与渴望。

　　与《低处的父亲》《底色》中与父亲合力直接造成少年成长创伤的母亲不同，《我的母亲喜进花》中喜万隆的母亲是一个貌美如花、温柔贤惠的乡村女性，但她却不为公婆喜欢，最终在公婆的唆使下走向了婚姻的终点。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在终于答应离婚之后，却惨遭丈夫的杀害。一张泛黄的遗照和他人零星的碎片化叙述是喜万隆仅有的母亲印象，亲情的缺失和寄人篱下的成长苦痛，尤其父亲杀死母亲的残酷现实形成了他孤僻、乖戾的性格，他在将对母亲的思念化作四十九张画像的同时，也借此排遣着内心的孤寂与苦闷。小说以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展开叙事，作家的身份赋予了苏郁玲丰富的想象力，人物故事在其一再的自我想象与真相还原中逐步推进，悬念的设置和叙事的留白使整篇小说疑云密布，并与喜万隆神秘的内心世界相契合。苏郁玲与喜万隆因写作结缘，但她始终不了解喜万隆，喜万隆神秘的借贷和埋藏书柜的秘密促使其对他们的婚姻产生了质疑。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偶然性之中也蕴藏着某种必然，喜万隆在挽留要离婚的妻子时的言辞，意外揭开了三十多年前王大山令人费解的杀妻谜团，而其用刀胁迫妻子的举动又宛若另一个王大山。“喜万隆，终究是王家的血脉。他的脉管里流淌的，毕竟是王大山的血液。父辈走过的路，后人会不会重蹈？那些囚禁在阴暗处的东西，难道终有一天会冲破禁锢，奔突而出？”对父系血缘的冷峻审视，凸显了父母作为喜万隆人生缺席的在场者对其造成的难以释怀的伤痛，使其在日夜思念母亲的同时，陷入了“父亲遗产”继替的深渊，而他自我预设的车祸更是鲜明地体现了“父亲原罪”的毁灭性梦魇，也是其对“他人即地狱”的心灵痼疾的决然反抗。

二、 远去的村庄

村庄是马金莲小说极其重要的叙事场域，她始终深情凝望着扇子湾这一西北大地上的狭小地带，经由自身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悟，聚焦西海固回族乡民的凡常琐碎和生活样貌。“之所以反复不停地书写这样一个村庄，是因为那是生命出发的地方。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也是从那里出发的，大量的记忆都和扇子湾有关，所以每每提笔写作的时候，情不自禁，总是会想到那个村庄的环境、人物、故事、思维方式、行事习惯、价值标准……村庄像胎记一样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底座上。所以，喜欢围绕着村庄来讲述，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结和心底的秘密。”她的小说，尤其早先的创作大都“以天然的悲悯情怀，关注着西海固大地上那些总是以柔弱顺从的姿态去抗拒强大的命运、无形的旧观念、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女性”。其中既有《永远的农事》《坚硬的月光》等农村繁重的日常劳作；《赛麦的院子》《鲜花与蛇》等囿于封建传统思想和褊狭家族观念，渴望生育儿子以传宗接代的人生悲剧；《柳叶哨》中传统继母造成的少女成长隐痛；更有《吃油香》中乡村权力的魅惑以及《花姨娘》中女性追求个人幸福的惨痛代价。这些原本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所惯有的创作主旨，但马金莲对女性生活苦难与人生希冀的摹写，因其独特的民族经验，以及西北特有的地域风情而颇具标识性与辨识度。黄土与沟壑相间的地域风貌与不时夹杂的西北方言使马金莲的小说独具地域特色，而未被现代化浸染的叙事空间，回族特有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以及舒缓、平实的叙事语调，在给人以新奇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使人重获精神荒原的人文寄托与心灵安笃，也不禁使人想起沈从文至善至美的湘西世界。

　　彩礼作为一种中国民间习俗，自西周伊始，便一直延续至今。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女儿终归是别人家的，正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导致父母将女儿的出嫁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涉。在当代中国，虽然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但在封闭、落后的贫困乡村，人们不但固守这种封建思想，而且在浮躁的物欲刺激之下，彩礼攀比之风盛行，甚至成了衡量女性出嫁之后是否会受到重视的重要标尺。这使得传统女性的悲剧人生除了家族本位的生育戕害，也有源自生身父母的难言隐痛。马金莲的小说有很多关于农村彩礼细节的描述，短篇小说《项链》更是以此为主题的。对此，马金莲曾在访谈中说：“我写短篇小说《项链》缘起于近几年流行的农村高彩礼现象。也许社会风气变了，大家都向钱看了，还是大家的生活确实好了，反正现在的彩礼一般都很高，动辄好几万甚至十多万，首饰一买就是好几万块钱的。这在富裕家庭也好说，那些普通百姓人家可就是沉重的负担了。”但金钱对人的奴役远未止于此，如果说《荞花的月亮》在再现留守乡村的荞花渴望进入城市与丈夫团聚的同时，也凸显了其对瘫痪在床的婆婆不离不弃的人伦亲情的话，《一壶清水》则揭示了金钱腐蚀下亲情的质变与人性蒙尘的悲凉情境。父亲出门前原本跟爷爷说好以后宰了羊，他们可以去拿头蹄肠肚，但在二娘的挑唆下，爷爷却公然给了母亲莫大的难堪：“碎女子娘，说你呢，把肉放下！十五块钱呢，你不掏一分，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爷爷可以非常大方地将一只死羊羔送与外人，而不愿以五块钱出售，却对至亲之人如此吝啬，从中便可窥见金钱宰制下亲情的隔膜与人性的晦暗。

　　

　　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村城镇化，不仅仅是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更是对其全新的解构与重建。《伴暖》中，乡村搬迁后只剩下了一片荒芜萧瑟的景象，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于海元因不符合搬迁政策滞留在了村庄，唯有狗和偶尔来上坟的人方才给他的无聊生活增添一些色泽，而这一最初被动的留守者最终却变成了乡村的最后坚守者。中国人自古以来具有非常浓郁的乡土情结，落叶归根更是其亘古不变的人生夙愿，乡村也是人们最后的港湾。马青山的女人原本跟随丈夫搬离了村庄，但丈夫的出轨最终迫使无家可归的她重返村庄，在此期间，她与于海元相互关照，种植了大片的庄稼，也迎来了大丰收，但这些美好时光却随着主任的到来转瞬即逝。土地肥沃、风调雨顺曾是无数农民最大的期望，但这一切如今已不再重要，他们曾无比珍爱的这片土地早已归于他人，马青山的女人在一个落雪的清晨消失于茫茫人海，而于海元最终也抛却了心爱的乡村和相依为命的狗，住进了养老院。这不仅是某一个村庄的怪异现状，更是乡土中国千万村庄的最终归途，而乡村的远去，在给人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昭示了中国现代化变革所付出的沉痛代价。

　　

三、 城市游离者的人生悲歌

　　

　　

　　女性是马金莲乡村叙事的主要对象，她的小说透过时光的褶皱勾勒了回族女性的人生苦难和哀乐悲欢，但其女性形象除了作为乡村留守者和城市想象者而存在之外，也有告别乡村的城市边缘人。马金莲笔下游离于城市的女性形象与其男性农民工不同，她们的生活困境既有物质与金钱的贬损，也有对自我身份和精神荒原的焦虑与敌视。《落花胡同》叙述了马小花因小学微信群而诱发的心灵嬗变。谎言是小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而网络的虚拟性则为其提供了存在得以可能的空间。刚进群的马小花在激动情绪的驱使下鬼使神差般撒了谎，老实的她为此忐忑不安，但随着故事的发展，她发现自己并非最大的说谎者。从农村到小城，再从小城到北京，不仅意味着生活空间的位移，更是身份的质的飞跃。以富婆自居的咸兰兰的微信群大发红包，尤其是她定居北京，住着大别墅的传言，在激起马小花北京想象的同时，引发了马小花对自我身份的焦虑。与咸兰兰巨大的身份落差，极大地伤害了马小花的自尊心，同时也唤醒了她潜隐于意识深层的虚荣心。但小说结尾马小花却在小城看见咸兰兰为了五块钱而与商店老板周旋，更令其震惊的是她坐上了通往小城老区的2路公交，那里只有几个老旧的小区和等待拆迁的城中村，根本没有别墅。这一情节的巨大反转在体现了物欲裹挟下人心的浮躁与虚荣的同时，也凸显了城市边缘人的精神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

　　

　　

　　注释：

　　①莫言：《每一个作家都离不开乡土》，《检察日报》2007年4月27日。

　　②赵依：《近处的梦想：宁夏回族青年女作家马金莲访谈》，《大家》2012年第2期。

　　③马金莲：《在时间的长河里——〈长河〉创作谈》，http://blog.sina.com.cn/s/blog_9764acd80101ge9p.html。

　　④施战军：《传说附体于生活，人文想象之渊薮——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小说一瞥》，《文艺报》2009年12月10日。

　　⑤马金莲：《伴暖》，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139页。

　　⑥马金莲：《我的母亲喜进花》，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89页。

　　⑦汤天勇、马金莲：《用敬畏演绎生命的珍贵与苦难的坚硬——八○后作家访谈录之十》，《芳草》2018年第4期。

　　⑧马金莲、火会亮：《以朴素的方式抵达灵魂的彼岸——就小说创作对话马金莲》，《朔方》2015年第1期。

　　⑨汤天勇、马金莲：《用敬畏演绎生命的珍贵与苦难的坚硬——八○后作家访谈录之十》，《芳草》2018年第4期。

　　⑩马金莲：《伴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