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晓艳

　　自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嫁吐蕃以来，汉藏民族的融合便成为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汉藏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都未曾中断过，民族之间早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汉藏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血浓于水的民族关系也载于藏汉史籍、文献著作以及石刻碑铭、歌谣传说等文化形式中。近现代以来，西藏与祖国内地的关系波谲云诡，直到新中国成立，民族关系才逐渐恢复正常。在现代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过程中，红军长征、十八军进藏这些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在个体的生命记忆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印痕？对在藏族地区生活的个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文学的微观阐释如何介入民族融合、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等等诸如此类的历史宏大叙事？次仁罗布的一系列以“藏二代”“团结族”为叙述对象的作品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藏二代”“团结族”是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一个群体，主要是和平解放西藏以后，以进军西藏的解放军战士为主的内地人和当地藏族人民通过婚姻形式繁衍的汉(或其他民族)藏民族结合的后代。他们的先辈往往是国家或政党权力意志的践行者，有着鲜明的组织特征，有着自己坚定的信仰和报效国家、稳定边疆的英雄主义情结，个人的情感和人生走向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统一和建设。他们曾经是光荣的革命后代，但在民族主义、身份政治的叙事话语体系中，却被划归为“族际边缘人”这一表述对象。他们的族群归属呈现某种“族际边缘人”的身份特征：他们是几个不同民族的血脉融合产生的后代，他们主要生活的地域在藏族地区，在语言上他们往往藏汉语兼通，在文化特征上则以藏文化为主。他们往往有藏汉两个名字，在民族身份识别上一般为藏族。所以在民族属性上，他们既是藏族也是汉族，既不是藏族也不是汉族，因而被俗称为“藏二代”“团结族”。次仁罗布的小说《奔丧》《我的汉族爷爷》乃至长篇小说《祭语风中》都写到这样的群体，散文《就这样被牵绊》也以类似于自传的形式写到“我”这个“藏二代”的成长经历及汉族父亲和藏族母亲结合又分离的历史因缘。从早期寻找缺失的亲情到近期寻找英雄的故乡，作家对“藏二代”的情感理解、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的叙述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我们理解民族融合背景下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精神历程提供了典型文本。

一、寻找缺失的亲情——历史记忆与个体创伤

次仁罗布早在发表于《西藏文学》2009年第3期的《奔丧》中，即通过倒叙和嵌入型叙事，讲述了一个“藏二代”对自小缺失父爱亲情由怨恨而理解而原谅的故事。文本中“我父亲”是十八军进藏人员，在西藏与母亲成家，并生下了“姐姐罗宏”和“我”——罗志文，后来离开了西藏，回了内地又另成家，有了妹妹罗梅。“我”从小缺失父爱，又因姐姐遭遇不幸，眼看母亲一生在辛劳与痛苦中度过，从而将一切不幸归因于父亲的离去，生出对父亲的怨恨、愤懑。到青年时期，“我”在短暂的探望父亲的过程中，从父亲的回忆性讲述里理解了父亲的过去，但仍然心存隔阂；直到最后父亲去世，“我”在送别父亲的遗体前终于原谅了父亲。

　　十八军进藏是历史上的大事件，在许多纪实性作品中都有记录，当时的许多战士在事后也都写过回忆性作品，其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毋庸置疑，是典型的革命英雄传奇类“元故事”。但如何超越革命英雄传奇的宏大叙事写法，写出历史人物的真实人性，却是对作家笔力的一种考验。次仁罗布选择藏二代的血缘亲情这一视角，从情感隔阂到理解父辈并达成谅解，巧妙地将“父亲”所代表的解放西藏的进步光明力量进军西藏的过程与“母亲”所代表的被压迫被奴役的农奴阶级获得解放的主流叙事融合在个体家庭的组合与情感冲突中，将历史记忆与个体创伤结合起来，实现了对主流叙事从革命英雄到平凡人生的历史话语转换，也超越了此类题材固有的创作范式，完成了从历史表面情节叙事到个体生命情感纵深的开掘。

　　家庭关系是一个社会形成的核心和基础，血缘亲情是一个人立足于世间的根本依凭。“从社会学观点看，种族群体的两大特征包括非自愿的成员身份和对于这种身份的血统性继承。”民族、文化、习俗都依赖于血脉传承又反作用于血脉延续。族际通婚往往受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本身的风俗习惯、民俗禁忌等因素的影响。有的民族禁止与外族通婚，例如回族一般极少与外族通婚，即便通婚，亦仅限于回族男性娶外族女性，并信伊斯兰教。有的民族虽然不禁止与外族通婚，例如藏族，但极少离开自己的本土，往往是异乡人来到藏族地区与当地藏族人通婚后落地生根。例如次仁罗布作品《奔丧》中的“我的母亲”虽然与父亲成婚并生育子女，但在生活地域的抉择上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家乡，去往父亲所在的内地。因此，来自内地的汉族“父亲”与生活于雪域高原的藏族“母亲”结合后，却因各自民族性格与文化传统、地域环境的强大影响，而不能放弃自己的故土，“父亲”宁愿背负对妻子和子女一生的愧疚也要回到内地，母亲则宁愿独自承担抚养子女的重任也不愿离开拉萨。族际通婚带来了民族融合，也形成了个体的创伤记忆，作为藏二代的“我”对缺失父爱亲情的怨恨、对父系民族的排斥与怨怒显然即是这种后果之一：“我最不愿意听的就是别人说我是汉族，然后怎么怎么的。”血缘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身上不能抹去的印迹，是人认识自我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汉藏混血的后代从认识自我开始就有几种不同的方向，因此，在自我的身份认同上必然要经历一个迷茫和困惑期。但同时，血缘亲情仍是超越文化、民族等后天环境因素的先天情感基础。因此，次仁罗布在作品中并没有过多地着眼于“我”对自己身份的质疑，而是着重描绘“我与父亲”的关系：少年时期因为父亲不在身边，缺失父爱，家庭遭遇变故而对父亲产生恨意，主要是由于情感的缺失；“我”在成年后听“父亲”作为十八军的一名战士回忆自己进藏的艰难过程，以及眼看着父亲逐渐衰老、死亡，在情感上我原谅了父亲，理解了父亲。这是最素朴的人的情感，是人类共有的人伦之情，它不因环境、文化和民族而改变。与次仁罗布关注父爱亲情等情感走向不同，阿来更加关注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与语言之间流浪、找不到归宿的困惑与迷茫，“我”是谁对于阿来一直是一个缠绕不清的问题。阿来也曾经在作品《血脉》《河上柏影》中表达过同样的问题。“对族际边缘人的语言—精神原乡中出现的困惑、迷惘和痛苦一直是阿来小说中关注的重心。这种困惑、迷惘和痛苦的根源在于一个文化个体在跨越不同文化时必然经历，只是不同的个体之间有着程度的不同而已。”可见，对于族际边缘人的身份与文化认同有多种心理：一种是在某一地域范围内认同某一种强势文化；一种是对两种身份和文化认同呈现为矛盾分裂状态；一种则是对两种身份和文化认同呈现为融合理解状态。每个个体的民族认同与身份认同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次仁罗布在作品中对于族际边缘人的内心探索呈现出描述—理解—超越的轨迹，可见其在个体民族认同与身份认同上已经走出了民族属性与文化的规约与限制，亦或者他在个体的族群和精神归属上是明确而清晰的，因而超越了矛盾与分裂的痛苦纠缠，达到了融合理解状态。

二、寻找英雄的故乡——历史使命与精神归宿

次仁罗布在《长江文艺》2019年第11期发表了中篇小说《我的汉族爷爷》。小说以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方式，讲述了“我”送去世的爷爷的骨灰回故乡并重走爷爷当红军时走过的路，了解到爷爷一生的经历并将其写成《我的爷爷》一文。大故事用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主要叙述爷爷在乡城的生活片段，包括到县中学用蹩脚的藏语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讲到激动时，竟忍不住嚎啕大哭；爷爷穿红军服戴军帽走在乡城的行为遭到二哥的不理解，并发生冲突导致二哥离家出走；“我”因为“爷爷”的去世而生出要寻找爷爷的过去，将爷爷送回故乡的心愿以及完成这个心愿的过程。《我的爷爷》这一人物故事则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爷爷当红军时随大部队来到乡城这一藏族村寨并留在此地的桑披岭寺养伤，伤好后想要追上大部队，却失败了，从此失去与队伍的联系，留在乡城，为报答贡却活佛而与斯朗却珍厮守一生并帮助其抚养子女成人的故事。全篇用看似独立的两个篇章实为倒叙式结构叙述了“爷爷”从当红军到留在乡城成为乡民口中的“郎加泽仁”到最后在乡城去世的人生经历。爷爷虽然因长期生活在藏族地区，成了藏民中的一员，会说藏语，与藏族女人组成家庭并养育了儿孙，但在爷爷的内心深处，仍然坚守着作为一名红军战士的光荣信念，始终怀着对故乡深深的眷念：“听父母说，这十年里，您每天下午都要爬到桑披岭寺的那堵残墙下，坐在那棵被锯掉的树墩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东方故乡的方向，直到夕阳落山。”最后，爷爷怀着遗憾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留在了乡城。

　　同年在《广西文学》和《散文选刊》联合打造的《重返故乡》专栏里次仁罗布发表了《就这样被牵绊》，文中“我”的民族是“团结族”，爷爷是福建人，爸爸是十八军进藏人员，与妈妈成家并生下我们姐弟三人，后来离开西藏，被组织分配到四川西昌，两地相隔几年后，爸爸终于与妈妈离婚。将《奔丧》《我的汉族爷爷》《就这样被牵绊》这一系列类似于自传体的作品串联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以“藏二代”“藏三代”“团结族”的视角，向我们呈现了一种血脉相连、割舍不断的新型民族关系。文学关于个体生命的言说充实丰富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宏大叙事的真实想象，也为小说塑造“想象的共同体”开辟了一条新路。

　　《我的汉族爷爷》这一篇名特别强调“汉族”这个民族类别，这种表述看似多余实则暗含对叙述对象身份的强调，自然有其特别的用意。按照通常的血缘关系论，爷爷与“我”血缘应是一脉相承，爷爷与“我”之间是不存在民族区隔的，因而也就不必要指出爷爷的民族身份；指出爷爷的汉族身份，意味着“我”与爷爷的民族是有区别的，也就暗示了“我”的非汉族身份。一种民族与血缘如何融合以及民族之间复杂关系的话语张力在此打开。作家通过几重叙事空间构筑了爷爷的精神世界并在最后为我们解开了谜底：一是作为晚辈的“我”送去世的红军爷爷魂归故里并重走爷爷的长征路；二是“我”根据文史资料写下的爷爷张华和几名红军战士在桑披岭寺被贡布云丹活佛救助并留下改藏名朗加泽仁，入赘斯迈家成为斯朗却珍丈夫的故事。这两层叙事空间构筑了“我”的汉族爷爷如何成为“我”的爷爷郎加泽仁的人生故事；直到文章的结尾通过知情者彭措嘎松和格来旺修向读者说明：“你爷爷在攻打州城的战斗中，被一颗炮弹片给炸残废了”，因而“他跟你没有血缘关系”。这才使得标题所隐藏的话语内涵被揭示出来：爷爷与“我”并无血缘关系，也即他与斯朗却珍只是名义上的夫妻关系，他是重情守诺才留在乡城，并隐忍着承担了一家之主抚养子女的责任。从中可见一名红军战士远离故土、羁留异乡、孤独无奈的漂泊之感和重情守诺、坚贞无畏的人格精神。其中“我”作为晚辈——一个后成长起来的藏族知识分子，对于汉族爷爷身处异乡的孤独落寞和归乡之情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体谅；红军爷爷为了回报活佛救命之恩，始终坚持自己的承诺，放弃离开乡城的机会，忍耐身处异乡的孤独寂寥守护斯朗一家的重情重义，则使文章主旨不断升华，最后呈现出的是民族之间虽没有血肉联系，却有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信仰相似、殊途同归的难以割舍的情感认同关系，是基于人的理性选择基础上的更为宝贵的价值认同，是基于人之同情的理解，更是对于固守某一种文化价值立场而排斥他者的超越。

　　红军长征对于中国革命是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事件。红军长征西行到藏族地区，之所以能够得到藏族僧俗民众的帮助和支持，是因为红军“抱着解放穷苦大众的理想，将自己奉献了出去”。他们在藏族地区行军时，始终坚守严明的纪律，不扰民、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赢得了藏族群众的信赖。红军战士远离故土，历尽艰辛，终于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这一伟大的革命故事在主流文学叙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然而红军在藏族地区留下的生命足迹、与藏族人民之间的交集往来，于文学叙事中却实属鲜见。作家在这里避开了红军长征的正面叙事，从爷爷的思乡之情切入，站在后辈亲属“我”的立场上，看待和理解爷爷的信仰和对自己故乡的眷恋，将爷爷送回故乡的土地，完成他叶落归根的夙愿，并对他的人生轨迹进行了挖掘与书写。对于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汉民族而言，故乡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归宿，汉人对于生我养我的故乡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一份难以割舍的乡情。思乡之情更是汉语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文化主题，古今文人骚客留下了大量怀念故乡的名篇佳作，从《诗经》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屈原的《哀郢》“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柳永的《八声甘州》，到现代余光中的《乡愁》等等，汉语文化中有大量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来表达对于故乡的思念。故乡隐含着空间的距离与时间的不在场，总是与想念回忆等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故乡包含了与人的出身成长相联系的特定空间和时间的人和事，这些人事在人的有选择性的回忆性精神活动中变成一个抽象的、美丽的、具有象征意味的精神空间，在远离故乡的人群中，它起着精神凝聚和情感认同的作用。远离故乡的人对熟悉的乡音、陌生的同乡总是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便是对于故乡这一特定精神空间的延伸与移情。人总是对自己的少儿期怀有无限的眷念，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对于少儿期美好事物的回想，而这少儿期又和故乡紧密相连，因而使得故乡的美好、故乡对于精神的召唤变得越来越强烈。对于故乡的眷念又强化了在异地的陌生感，异地不同的语言、文化、人情使人的内心认同遭遇障碍，精神的归属感得不到回应，只有回到故乡才能完成从精神与肉体的长期流浪到宁静安歇的这一过程。人与草木一样，在春夏秋冬的季节变迁中走完人生的旅程，最后回到大地，与尘土融为一体，因此叶落归根是汉民族对自己生命归宿的最终安顿。在《我的汉族爷爷》这篇作品中，从故乡的角度切入对于“我的汉族爷爷”精神的理解便是最确切的，也是最能体现爷爷这一代英雄人物为自己的信仰和承诺所付出的生命代价的。爷爷对故乡的遥思既包含了对自己作为一名红军战士的无比自豪和对所经历的过往战争岁月的深情怀念，也包含了对自己远离故土即将客死异乡不为人理解的孤独伤感。爷爷时常穿着自己的红军服、戴上红军帽是在“寻找记忆，寻找曾丢失的青春”。我们从老人的举动中不难推测他的心理活动，也不难体会他不为家人所理解的那份英雄的落寞。后辈的遗忘与不解是对先辈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与价值尊严的否定。“我”与二哥降初的一段对话最能代表这两种观念的冲突：“爷爷为了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才这样浴血奋战到我们乡城的。”“你们这些读书人最迂腐！总喜欢把一切都说得那么美好。”文中的“我”和二哥分别代表了对待崇高理想与英雄前辈的两种不同态度：“我”理解、崇敬并同情爷爷；而二哥则鄙弃崇高，一心追求现实生活，这是现代商业社会所存在的价值冲突的现实反映。“我”送爷爷骨灰回故乡，追溯爷爷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并将之形成文字，意在表达我们应该记住革命历史、应该尊重英雄的价值认同。这样的价值认同是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道德价值认同，是对为他人谋幸福这样一种崇高道德的价值认同。在崇高不断被解构、英雄不再被认同、人的精神不断下行的今天，重提理想价值、理解先辈追求已经不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种信仰的需要，而是重建当代人文精神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克服族际差异、寻求共同价值、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需要。

　　“血缘意识和先祖意识是‘民族’自我意识的核心，它们虽然最初建立在生物学的血缘纽带上，并且与之并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到了后来，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日趋松弛，甚至发生质变，因为‘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外族在包括血缘在内的各方面交流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我的汉族爷爷》已经超越了由“血缘意识和先祖意识”形成的“民族”自我意识，而达到了理解“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之间在血缘等各方面交流的历史”的状态，以对爷爷“他们抱着解放穷苦大众的理想，将自己奉献了出去”的崇高理想的认同来超越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书写。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反映民族间友好相处、血脉相连的作品并不常见。尤其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屡屡出现寻找精神原乡，放大原生文化的合理性，夸大民族之间分歧、片面割裂民族之间感情的倾向较为突出。《我的汉族爷爷》一反众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对族群身份认同的强调和精神原乡的追溯，将汉藏民族之间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的相互认同、相互支持作为主题，以对一个红军老战士的不平凡的生命历程与归乡之路的追寻，对以往有些作品过度强调族群身份认同而忽视国家认同，过度反映民族差异而忽视人的情感、尊严与价值认同做出反拨。作家能够超出某一种特定文化立场，站在超越不同文化的价值立场上去理解人的生存。小说中“我”的身份和文化归属感是明确的，但并不排斥他族文化，理解与宽容成为作品的基调，以人与人之间的承诺、爱护和守候为作品的旨归，因而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文学价值。

　　注释：

　　①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人类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②次仁罗布：《奔丧》，《西藏文学》2009年第3期。

　　③郑靖茹：《一个语言原乡者的艰难跋涉——从〈血脉〉看阿来小说中的族际边缘人》，《中国藏学》2006年第1期。

　　④次仁罗布：《我的汉族爷爷》，《长江文艺》2019年第11期。

　　⑤次仁罗布：《就这样被牵绊》，《广西文学》2019年第3期。

　　⑥次仁罗布：《我的汉族爷爷》，《长江文艺》2019年第11期。

　　⑦次仁罗布：《我的汉族爷爷》，《长江文艺》2019年第11期。

　　⑧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人类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