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艳敏

　　从世界范围来看，瘟疫作为文学题材早已不是新鲜的事情。我们熟知的有如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和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等。作家们在瘟疫中看到了人性灰暗、制度冷漠，也看到了面对瘟疫之灾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共生如何重要。以此为参照，中国现代文学在瘟疫题材方面的书写相对逊色不少。自新世纪以来至今，和瘟疫面对面的文学也并不算多。在这并不算多的作品中，三位女作家池莉、迟子建和毕淑敏以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再现了某种疫病从发生到结束的全过程，笔者将其称为“疫难小说”。又因其生动描述了人类和疫病之间的战争，称其“抗疫小说”也可。

一

中国历史上瘟疫大多发生在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战乱频仍的年代，而受害最深的是广大底层百姓。瘟疫的流行使处于掩体遮蔽下的体制短板与人的精神病象凸显出来。理性的社会在瘟疫过后，应该也必须走向对自我的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就是产生了瘟疫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国现代疫难小说并不多见，在几篇文章中被反复提及的沈从文中篇小说《泥途》和徐疾的小说《兴文乡疫政即景》(获1946年茅盾文艺奖金征文评选甲等首名)中提到过天花和麻脚瘟，但两篇小说的主旨显然指向对国民党政府及官僚腐败的批判。《泥途》更多表现贫民生活的悲惨凄凉和他们在苦难中相互扶助的善良，《兴文乡疫政即景》则揭露了乡镇政府官员借防疫为名挖空心思中饱私囊的丑恶嘴脸。这两篇小说中并没有对瘟疫的具体描写，也没有把写作重点放在人和瘟疫抗争的细节上，瘟疫不过是表现主旨的故事背景。因为以瘟疫为主题表现对象的现代文学作品并不多见，所以张堂会以“差强人意”来形容现代文学中的瘟疫书写。如今，走过70年历程的当代中国社会已然经过数次天灾人祸，而瘟疫则以其传播迅速、死伤众多，能够引起群体性的心理恐慌和社会危机成为公众关注的灾害之一。人类在全球变暖的环境下，多种灾难接踵而至，病毒带来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名列榜首。2003年发生的非典给世人敲响了新世纪之初生态文明建设的警钟。非典过后，张光芒与几位学人在以“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文学”命名的座谈会上共同探讨了非典过后文学应该担当起来的社会责任。张光芒在总结中说，“要想使疾病尤其是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得到控制，单纯依靠医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可瘟疫及其带来的次生灾害并不因为人文学者的呼吁和反思而中止。之后几年中国陆续出现过禽流感、猪流感等病毒性传染病，但基本都在可控范围内。2019年底发生至今正在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又一次带来了公共卫生安全的危机。在此之际梳理当代文学作品对瘟疫的书写，从文学的角度反思社会人心是相当有必要的。

二

与现代文学作品相比，当代与瘟疫相关的小说无论是量还是质上都已有了很大提高。只是和现代小说对瘟疫题材的处理一样，多数当代小说中的瘟疫多为塑造人物作为穿插情节出现。综观写到瘟疫的当代长篇小说，常见的一类是在史诗型长篇历史题材的小说中，如1980年代姚雪垠的《李自成》和1990年代陈忠实的《白鹿原》，瘟疫只是各种势力展开较量、各色人物性格塑造的助推手。另一类瘟疫书写出现在宫斗类网络小说中，最典型的当属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究其原因，这种推动情节发展的瘟疫事件有其事实依据。张剑光的新著《中国抗疫简史》(2020年)中提到，明朝几乎平均每2.34年就有一次流行疫病。可见，中国古代瘟疫具有多发性、严重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如果说在历史小说中瘟疫写作提醒我们“以史为鉴”的话，那么第三类科幻小说中的瘟疫书写则寄托着网络作家们在没有英雄的年代对“救世英雄”的期待。以上小说中的瘟疫描写还只是作为穿插情节，或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当代小说中的瘟疫书写还不止于此。从1997年至今，直接正面描写瘟疫的当代小说计有池莉的中篇《霍乱之乱》，迟子建的长篇《白雪乌鸦》和毕淑敏的长篇《花冠病毒》。巧合的是，这三部小说都出自当今女性作家之手，且都完整地书写了疫难的发生、发展和结束。大疫之日，重读这三篇当代女性作家的疫难小说，对于科学认知疫难文学中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具有一定鉴照意义。

　　综合起来看，这三部小说以篇幅论早已超过了现代文学，在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上也非《泥途》和《兴文乡疫政即景》可比。《白雪乌鸦》叙述的是历史事件，《霍乱之乱》书写的是现实危机，而《花冠病毒》则是以非典事件为本对未来的想象虚构。因为在病毒名称和发展态势上的相似性，毕淑敏的《花冠病毒》具有“神预言”之称。毕淑敏是心理学博士，有非典时期亲赴一线采访的经历。池莉的专业本来就是流行病学，这使二人在小说情节中涉及医学领域时游刃有余。迟子建虽然没有做过医生，却有着将丰富的历史材料文学化的能力，她凭着自己高超的文字处理能力和对历史事件的丰富想象力，再现了1910年到1911年间东北大鼠疫发生时的历史场景。而对疾疫的敏感使她们都将瘟疫这一现代社会中并未消失的魔影作为透视人性和社会的多棱镜进行直接书写。

(一)阐发个人生存之道的《霍乱之乱》

池莉曾经在武钢卫生处当过三年的流行病防治医生，她深知在瘟疫到来之时“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重要性。《霍乱之乱》这部中篇写于1997年5月21日，来自作者当年的工作经历。小说揭示了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各部门平时对防疫工作的轻视。一例霍乱病人的偶然出现通过电话上报打破了防疫站的枯燥和平静。在此之前，流行病防治科的医生地位低下，常年不受重视，连基本的医疗物资储备都领不来。主任闻达是马来西亚的归国华侨，也是流行病研究和防治专家，但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单位常年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年轻医生秦静热心于专业知识的研究攻关，在疫难发生之际，科室成员意气风发，一展身手，得到了平时从未有过的重用。他们在疫难萌发之初即寻找病源患者，及时隔离封锁村庄，使疫难得到有效控制。闻达得以扬眉吐气，年轻的医生也在这项工作中学到了经验。可悲的是，身处城乡交叉三不管地带的被隔离群众由于文化所限，最终也不懂他们遭遇了什么，只是为自己得到政府的小恩小惠而感激涕零。疫难过去之后，一切恢复到常态，再也没有人重视流行病防治科室的工作人员。闻达依然身处原来的职位，邋里邋遢却又兢兢业业地进行着专业的研究，不复防疫总指挥的风度。整个科室因为疫难得到的特殊优待又被无形的手收回了，仿佛事情本来就该如此。池莉写这篇小说基于她的隐忧：人类尽可以忽视流行病，流行病却不会忽视人类，欺骗自己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武汉新冠肺炎突发之际，2020年2月2日她在《隔离时期的爱与情》中说自己很快就能理解并严格做好了自己的隔离。她科学合理地按计划分配食物，以此减少外出。为了配合防疫，她还自己写下《给物业与业主的6条建议》，给疫难紧张时期的武汉政府和市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在当代中国小说中，《霍乱之乱》最早提出了医疗行业内部对防疫工作的疏忽和轻视问题，也以实例证明了日常工作中流行病防控的重要意义。

　　不可否认，池莉的系列作品都是很有人间烟火气的俗世生活直录。她对人生的理解定格在世俗的层面。因此，《霍乱之乱》除了揭开防疫站工作乱象之外，也陈述了作者对于生存之道的理解，如小说结尾所说：“我在回忆中为自己寻找生活的道理。有许多的道理总是在后来回头的时候找到的。往前走的路总是无可凭借，一如断了铁索的上山的小路。”

(二)讲述民族集体之难的《白雪乌鸦》

迟子建的《白雪乌鸦》2009年动笔，2010年5月完稿，以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的东北大鼠疫为主要背景展开情节，讲述了傅家甸平民在瘟疫暴发中的悲情过往。小说着眼于普通百姓在灾难中的生活常态和难以抗拒的惨烈的命运。迟子建的文字一如既往的“忧伤而不绝望”，在缓缓的讲述中展开了傅家甸平民在疫难泛滥之际的生死日常。小说人物众多，以平民王春申一家、周耀祖一家和翟家兄妹为主，其他诸如胸怀大义的商人傅百川、道台于驷兴和防疫总指挥伍连德，以及部分生活在中国的俄国人谢尼科娃等都性格鲜明。故事开场几章尚有轻松幽默的成分，但随着情节的发展，越往后情绪越是沉痛。

　　作者主要写了几个家庭。三铺炕客栈的店主王春申及其一妻吴芬、一妾金兰，和儿子继宝、女儿继英。周济是一家三代的长者，儿子周耀祖和于晴秀夫妇俩经营着点心铺子，孙子喜岁学过三年戏，卖报贴补家用，机灵懂事又善良。这一家人在瘟疫中义务为被隔离在火车车厢的人送饭，不幸染病接连去世，最后只有怀孕的于晴秀得以幸免。出宫的太监翟役生和他的妹妹翟桂芳长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常年纠结于自己那被阉割又丢失了的生殖器，只有金兰收留他在“三铺炕”店里居住，因为生理上的不正常，他的心态也变得严重扭曲，甚至以看到人在瘟疫中死亡感到兴奋莫名。为人悭吝的粮店主纪永和娶了头牌妓女翟桂芳，却为了囤积居奇大赚一笔不惜典妻，最终染病去世。因为封锁，傅家烧锅师傅秦八碗不能送母归葬山东，居然自杀以殉母。商人傅百川经营诚信有方，为人仗义疏财，暗恋着有貌有才的于晴秀。他深明大义，在疫难泛滥之际免费给大家熬中药，为抗击瘟疫出钱出力，生意受损。疫难过后，他家的商铺接连倒闭，不复往日的风光。道台于驷兴苦于无法控制疫难之际，防疫总指挥伍连德到来。伍乃甲午海战烈士袁寿光的外甥，而袁则是袁崇焕的后人，以骁勇善战、豪迈无畏著称。伍连德解剖尸体，确定疾病起源于肺鼠疫，采取划区管理、消毒、戴口罩等防护措施收到成效。但因成堆的尸体不能及时入土，形成新的传染源。在道台于驷兴上报施兆基求怡亲王载沣恩准焚尸后，疫难才得到控制。但由于疏漏，躲在教堂里的人集体感染。俄国女演员谢尼科娃和她15岁的女儿娜塔莎也死于瘟疫。当地土匪的恋人陈雪卿在爱人遇难后把幼儿陈飞托给了翟芳桂后自杀。懂诗词的于晴秀坚强地度过了疫期，她邀请胖嫂过来帮忙照看店面，生下孩子后再次取名喜岁。得知她坐月子没有奶水，已经落魄的傅百川打来两只乌鸦悄悄放在门口为她下奶。疫难过后，翟役生不肯去妹妹家，而宁愿流落到傅百川的烧锅坊打杂偷生，而历经亲人尽失之痛，运送过那么多尸体之后，三铺炕的主人王春申赶着马车去凭吊他暗恋过的谢尼科娃。最后他到底原谅了这个之前最看不起的翟役生，约他一起喝酒。

　　从《北极村童话》开始，迟子建的小说一直是忧伤的，也是温暖的。她的讲述节奏不快，宛如缓慢而悠长的长调。在这篇书写疫难的历史小说中，她关心的是生存在下层的普通百姓是如何面对死亡和保持顽强的。她以一颗善良温柔的心复原了当年那场大鼠疫中傅家甸人的不甘与抗争，使之成为旧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生存实相的缩影。她在成百上千的死亡之中找寻到了生的力量，她试图让人们相信，人群之中尽管有落后、愚昧、麻木，甚至贪婪、邪恶的人，但作为对立面，也总有临危受命不辱使命的人，有忍着伤痛扶起他人继续生存的人，有心藏春天把平凡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人。

(三)关注人之心理救赎的《花冠病毒》

2012年出版的毕淑敏《花冠病毒》是她酝酿8年完成的“心理能量”小说。作者拟写未来20NN年燕市暴发花冠病毒疫难，袁再春作为防疫总指挥身心交瘁，为了稳民心却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瞒报死亡数据。针对凶险的疫难，科研工作者束手无策，没有任何对症的药物治疗。有着文学功底和法学基础的心理学博士罗炜芝临危受命深入指挥部一线，接触到了袁再春，并从其手中取得了因感染病毒而牺牲的于增峰教授的遗物，因此染上病毒。命悬一线之际，年轻的化学家李元赠与她的白色药粉使其转危为安，但因和李元有约在先，她隐瞒了自己痊愈的原因。罗痊愈后体内产生了抗体，她冒着生命危险得以进入葡萄酒窖改成的尸库，见到了于增峰的尸体找到了另一份遗嘱，而且采集到了花冠病毒的毒株将其交给李元等人做研究用。毒株取出后被用于进一步的科研，但官方始终没有理想的药物出现，而死亡人数仍在攀升。此时，袁再春因无法承受心理重压故意染上花冠病毒，以心肌梗死的假象自杀而死。李元的师弟凌念得知白色药粉可治愈花冠病毒，把染了病毒的风筝降落在市长一家居住的陈园中，希望以此引起领导层的注意，把他们的研究成果锗用于临床治疗。不料市长的孙子孙天果因捡拾风筝染病，儿媳苏雅也继之染病。生命垂危之际，李元携罗赶来，白色药粉和罗的血浆使母子二人起死回生。事实证明，白色药粉对治病毒是有效的。随后李元请战成功，却在去医院一线临行之际被师弟凌念代替。凌念在救治病人时不幸染病身亡，二人的导师也是生母即于增峰教授当年的恋人和罗同时揭下了市长贴出的万民榜。至此，李元等人集体研制的锗元素经过市长特别批准，正式应用于临床，花冠病毒最终得到了控制。作者通过小说向人类发出警告：病毒远比人类的历史悠久，花冠病毒来自冰冻的冰川雪水，而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战争不会就此休止。《花冠病毒》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毕淑敏在深入外交部、气象局和医院等部门做实地采访的基础上，经过想象加工完成的。或者是考虑到小说的可读性和突出心理能量的作用，作者在其中设置了罗、李二人的恋爱故事。爱情的插入固然缓解了略显紧张的故事氛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小说的批判力度。同时，过于巧合的情节元素也造成了小说后半部分的失真。本书被冠以“国内首部心理能量小说”，从这一点上说，小说更侧重于表现险峻疫难下人的心理救赎问题。

三

从1997年池莉的《霍乱之乱》提出日常防疫工作被普遍轻视的问题，到迟子建《白雪乌鸦》对历史事件的文学表述中审视瘟疫中的人性问题，再到2012年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中抗疫之战取得全面胜利，疫难防控工作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是依然存在问题，但作家毕竟正视了这类题材。这三部小说分别取材于历史资料和现实生活，在主题上程度不同地体现了人生的荒诞、人性的复杂、人间的荒凉和生命的脆弱，但有意识地反思并追问疫难中暴露的社会问题的，似乎并不明显。《霍乱之乱》通过一次突如其来的霍乱之乱体现了个人的人生感悟，表达对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热爱事业的敬意，对中国卫生系统防疫现状不容乐观的担忧，对人生定位和选择中自我意识的肯定。但从整体上看，小说突出表现的是个人意义上的生存之道。《白雪乌鸦》通过傅家甸的抗鼠疫过程，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历史上东北人民的苦难与牺牲，祭奠了当年在瘟疫中逝去的亡灵，表达了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人生荒诞的无奈，回望的是忧患民族走过的艰难之路。《花冠病毒》则通过燕市抗击花冠病毒的曲折过程反映了体制中的诸多问题，尤其突出了人和生态环境一体同命、相生相克的生存危机，警醒人类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当疫难到来之际，人的心理能量远非药物可比。《花冠病毒》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针对当代社会人类对病毒的忽视敲响的警钟，在很长的时段内都有其积极意义。不幸的是，警钟并未响遍人间，类似花冠病毒的新型冠状病毒就变成了现实，小说中的很多情节在现实中上演：疫情蔓延，逆行的医护人员，飞速传播的谣言。疫情值得我们反省，疫情过后，逝去的生命和生存在痛苦中的人们也应该被关注被善待，而文学在这方面责无旁贷。这三位当代女性作家以其敏锐的感觉和独有的胆识完成的疫难小说，彰显了文学的力量和作家的良知。毕淑敏说，“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实际上这战争是旷日持久的，绝非一战即可告捷。这旷日持久的战役中，作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战士，担负着针砭现实的责任。

　　瘟疫是映照整个社会面对灾害的应变机制和处理能力的魔镜。若无瘟疫，我们将和病毒相安无事，日日如此。瘟疫到来，死神就在身边，生命迅疾消失，生者却要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下继续艰难地活着。其实，病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病毒侵蚀了的人心。国家力量使出浑身解数用于抗疫的同时唯恐民心浮动，而借疫难大发国难财的投机分子却唯恐天下不乱，真所谓“几家窃喜几家愁”。就文学而言，疫难小说最大的价值或者不是对现实的纪实性记录或还原性描述，而是从现状中观察社会、警醒人心。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身在武汉的不少作家和诗人直面现实，以各种形式写下一代文人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另外，诗人于坚发出了“如果不写，才是灾难”的声音，《诗刊》组织了抗疫诗歌写作，《花城》杂志微信公众号以”疫难下的沉默”为主题推出对李浩、张执浩、张柠等作家的访谈。以上这些无不表现了这个时代有责任感的作家内在的良知，也预示着疫情过后，势必会有更多作品来记录、见证、思考和追问。

　　注释：

　　①李浩：《作为隐喻的疾病 ——世界文学中的瘟疫书写》，《当代作家评论》微信公众号，2月7日。傅小平：《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人类将始终坚守正直与善良》，《文学报》微信公众号，2月8日。

　　②张堂会：《民国时期瘟疫与现代文学书写》，《北方论丛》2012年第2期。

　　③张光芒、贺仲明、傅元峰等：《“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文学”笔谈》，《文艺评论》2005年第3期。

　　④桫椤：《网络文艺中的瘟疫书写与抗疫精神》，《文艺报》，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