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灾难并由此逐步积淀成型的灾难记忆，从来都是文学无法绕过和不能不关注的重要题材之一。”灾难文学能否像“战争文学”“乡土文学”一样被视为文学写作的一个单独种类，至今仍算得上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按照向宝文的观点，灾难文学在广义上即是指一切包含灾难性因素的文学作品。文学本身即具有悲天悯人的特性，因此，向宝文同时提出了灾难文学的狭义概念：“一般以某一灾难性事件为中心，表现灾难性内容，既包括自然灾害，也包括社会、人为苦难的文学作品。”然而在王嘉悦看来，灾难文学应当指“以反映自然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为主要背景，以描述这个背景下人的生活状态为主要内容进行书写的文学作品”。刘洋在《灾难文学论》中也指出，“严格意义上的灾难文学，应该是指在文学中，以灾难这种突如其来的强大外在力量与人发生的冲突、对抗来凸显一种意义指向——灾难意识的文学”。由此可见，评论界对于灾难文学的定义，更接近于向宝文提出的“狭义”概念，即文学作品只有在涉及、描写灾难的同时，更深入地探究人与灾难的关系问题，并最终凸显出某种灾难意识，它才可能被定义为灾难文学。
对灾难进行记录和描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除去历代史官在修史的过程中对灾难进行详略不一的记录外，中国古代文人在其作品中，也经常关注灾难下的百姓生活，如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创作了大量描写底层百姓苦难生活的诗作。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描写灾难的文学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从台静农的《被饥饿燃烧的人们》，到靳以的《人间人》，再到丁玲的《水》，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家们在对灾难及灾难中人的生活进行描写时，往往侧重于某一叙事中心，并没有对灾难意识进行过思考和凸显。同样的弊病也存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即所谓“十七年”时期的一些作品中，而随着“文革”结束，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终于开始呈现出一批以唤醒民族记忆为叙事中心的文学作品，例如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或是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小说《余震》等。王嘉悦认为，灾难文学及其写作应具备铭刻民族记忆、唤起生命意识、疗伤与激励以及记录灾难全貌等几个方面的意义，而刘洋则提出了灾难意识的具体表现，即自然灾难到社会灾难的转化、个体灾难到集体灾难的转化以及集体灾难到个体灾难的转化等。当代作家刘震云创作于1993年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即以1942年前后在河南暴发的大灾荒为素材，进行了灾难书写，作品中较为详实地记录了河南大灾荒的历史，关注了灾难中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困境，展现了“非常态”下人性的扭曲与嬗变，以及对灾后创伤的治疗与抚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作品中的灾难叙事，为当下提供了某种可供警示与反思的素材。
一、历史、文本与记忆
从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来看，中国古典小说脱胎于史书中的人物列传，或者说，早在《史记》中的“七十列传”中，就已经出现了古典小说的雏形。尽管学术界对于小说文体的源流看法不一，但将史传视为其母体可以说是基本的共识。也就是说，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中，始终继承着史传传统，明清时期创作并流传至今的小说作品，大部分脱胎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中，也不乏对社会历史的描摹和表现。关于“历史”和“小说”二者之间的关系，谢有顺认为，“在史家写就的历史之外，还要有小说家所书写的历史——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可以为历史补上许多细节和肌理”，“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历史的真实有时需要借助文学的真实来强化”。而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一书中也指出：“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即是一部以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为原型而创作的小说作品。与刘震云的其他作品相比较，《温故一九四二》在内容上更像是一个历史考察报告，作品中没有传统小说模式中的情节发展、人物关系等要素，并援引了大量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当时一些媒体对事件的记载。正如作家本人在作品中所说，“这是在我故乡河南延津县所进行的旱情采访”。然而通过将历史上的河南大灾荒与作品中叙述的灾情细节进行比照，则不难发现，后者其实是对前者的必要补充，即以文学的真实强化了历史的真实，并重新叙述了那段几乎已经被忘却的历史，进而唤起了某种业已尘封的民族记忆，并展现了与灾难有关的民族隐痛。
二、生存、命运与人性
三、警示、疗伤与激励
除去铭刻历史记忆和关注人的生存困境，警示与反思也是灾难文学的重要意义之一。当灾难降临，人的生命遭遇到空前的威胁时，个体的忧患意识也随之呈现出来，经历过灾难后的人才会对自我进行反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这也正是灾难文学的社会价值所在。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通过对历史材料和访谈所得材料的整理，着力呈现出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灾难现场，并对灾难中的人进行了跨越时空距离的观察，在此之外，刘震云在作品中也对同时期上层统治者对灾难的反应和举措进行了叙述和描摹，通过对比，对“河南大灾荒为何会造成如此严重的灾情”进行了探索与思考。频发的自然灾难如何在这一次转变成了深重的社会灾难，国民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在救灾过程中扮演了怎样一种角色，以及灾难过后，我们将何去何从，对这一类问题的反思，将对后世起到某种警示作用，力求不在新的灾难到来时束手无策。
作为刘震云以“非虚构”手法创作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作品中的灾难叙事，也具备了记录灾难全貌、铭刻民族记忆以及疗伤与激励等方面的不同意义，关于灾难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记忆在作品中得以被唤醒，而生命的悲壮与坚韧、人性的复杂内涵也得以呈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作品并未止步于对灾难事件的记录与对故乡历史的回顾，而是在一定的时空距离之外，重新审视五十年前的大灾荒，对今时今日的生活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并引起对民族、社会乃至国家等一些问题广泛的思考。
注释：
①冯源：《灾难记忆的重现意识》，《当代文坛》2011年第2期。
②向宝文：《灾难文学的审美维度与美学意蕴》，《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③王嘉悦：《中国灾难文学及其流变》，吉林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刘洋：《灾难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⑤王嘉悦：《中国灾难文学及其流变》，吉林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刘洋：《灾难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⑦谢有顺：《小说是活着的历史》，《小说评论》2012年第2期。
⑧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⑨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⑩王小静《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这次灾荒在1941年就初显端倪……但由于往年人民尚有储藏，还不至于酿成大灾。从1942年起开始呈现出大荒之象……到1943年灾情达到极致……至1944年，灾情有所缓解，但局部地区仍较严重。”王小静：《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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