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灾难书写中的瘟疫主题逐渐崭露头角，在关于地震、风暴、水灾、旱灾、饥荒等自然灾害的文学写作中异军突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不可磨灭的烙印，同时也在时代现象的触发之下引来日益广泛的关注与思考。从中国当代瘟疫书写中可以梳理出从前现代发展到现代状态的大致脉络，而瘟疫的出现又反过来对于这一线性历史发展造成滞塞与阻碍，从而或隐或现地流露出对于现代乐观进步主义史观的批判性反思，并显现出向传统回归与溯源的总体倾向。现代化的技术进步必然为人类带来文明和幸福的明朗呼唤在瘟疫的轰然前行中渐至微弱，化为奔回传统与自然母体的哭音与哀鸣，探讨瘟疫书写在知识与技术现代性反思中的意义也势在必行。
一、前现代状态下的瘟疫书写
瘟疫的前现代书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地区的相对封闭。池莉的《霍乱之乱》中，霍乱是威胁人类生命的第二号烈性传染病，流行病学教科书写明，天花、霍乱和鼠疫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已经得到了控制和消灭。但在武汉八十年代的一个夏季雨夜，长期遭到冷遇的流行病室突然接到一例霍乱的疫情报告，化验室出现了几十年未见的霍乱弧菌，引发了整个防疫站的轰动与惶恐。流行病室主任闻达与值班医生临危受命，当即组织紧急行动小组，在上报国家卫生部的同时连夜冒雨寻访携带霍乱弧菌的病人。患者是一位工人，留下的地址是市郊臭塘乙村，具体村址不详，且分为甲、乙两村。行动小组医护人员整夜询问奔波，终于在工厂宿舍找到了患者，并在疫情传播点臭塘乙村发现了五例病人。在封锁疫点的过程中，医护人员发现，臭塘乙村本来是工厂与农村边缘接壤的荒废地带，工人们把妻子从农村接到此地，自行搭建工棚，聚集成村落，周围被荒滩和臭水塘所环绕，霍乱弧菌正是在这一个地图上并不存在、市政府也毫不知晓的封闭环境中滋生的，这恐怕也是患者在填写地址时语焉不详的根本原因。在防疫过程中，闻达主任还提到了自己1952年前往黑龙江甘南县治疗鼠疫的经历。甘南县地处北大荒，有四个村子遭遇鼠疫侵袭，同样处于前现代的农耕状态。贾平凹《老生》里的当归村位于秦岭回龙湾的深峪之中，当地人世代以挖当归为生，离回龙湾镇有四十里路程，相当于与世隔绝，村中男性通通患有大骨节病。包括当归村在内的秦岭地区1924年暴发过大规模霍乱，死者无数。第二，不具备现代医疗机构。《霍乱之乱》中1952年的甘南县是较为落后的农耕地区，鼠疫发生后因为传播迅猛、致死率高而惊动了卫生部和政务院，闻达主任主动请缨前往疫区进行紧急处理和隔离检疫，终于让鼠疫彻底消弭。八十年代的臭塘乙村是私人聚集而成的城郊边缘村落，村中的女性居民和孩子都没有户口，没有政府的组织和管理，遑论现代防疫与医护体系。如果不是防疫站在粪样中检测出患者体内的霍乱弧菌后夤夜找到孤立于城市地图之外的臭塘乙村，整个村子可能都会被霍乱毁于一旦。缺乏传染病知识和现代医疗意识的当地村民对于防疫行动小组的到来充满了敌意，还把行动小组消毒喷雾当作了化学武器。工人们包围并挟持了闻达主任，要求所有防疫人员立刻撤离，否则就切掉闻达一根手指。千钧一发之际，闻达当场将消毒液喷满全身，才消除了工人群众的戒心。在街道办事处的协助之下，行动小组及时救治了患者并对疫点进行隔离封锁和消毒检疫。炎夏的隔离点，防疫站的医护工作者们身穿防疫服，几乎不眠不休地连续工作了整整十四天，因为疲劳过度而大量引发了旧病新疾，终于将带菌者全部清零，臭塘乙村也由此得到了市政府的关注与重视，解决了户籍问题。《老生》里的当归村在乡村建设中与外界产生了紧密联系，可是当全国性疫情蔓延到当归村后，当地又回到了原始状态，靠村长组织人手将去过省城、县城的居民拒之村外，在土窑里隔离。村长染病去世后，疫情在村里传播开来，等到县政府调来医疗援助，当归村已经损失了大部分人口。
第三，对于疾病缺乏科学认识。与疾病相关知识的匮乏和现代医疗机构的缺失密切相关。《霍乱之乱》中甘南县将鼠疫误认为肺炎；臭塘乙村被发现的第一例霍乱患者觉得自己只是拉肚子，为了开病休条才去防疫站挂号。直到隔离结束，当地村民都认为自己不过是拉肚子的“小毛病”，反而感激行动小组的医生让他们被纳入了政府的管理视野。因为行动必须严格保密，所以就在当地村民懵懂不知的状态之下，防疫站医护人员通过连日艰辛的奋战，在城市地图上并不存在的地点，将教科书上业已不存在的霍乱病毒消弭于无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直到十几年后，继续坐冷板凳的闻达主任和秦静所合作关于防治霍乱的论文才在得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上宣读，深受好评。《老生》里的当归村民收到瘟疫全国性传染的风声以后，自发组织巡逻队阻止从省城归来的戏生进村，甚至用棍棒驱赶，导致戏生腿骨骨折。但是他们并不懂得使用带口罩、测体温、验血等科学防护与检测方法，被驱逐的戏生当时并未感染，村长却发了高烧，一命呜呼。村民只能猜测是村长家的狗被流浪狗传染，再传染给村长，因此又打死了所有出过村的牲畜。因为缺乏专业防疫知识，村长死后按照传统停尸三天，形成核心传染源，之后全村人口参与出殡，包括抬棺者在内都并未佩戴口罩，导致疫情迅速扩散，为当归村四处奔走并终于联系到县政府医疗援助的戏生也未能幸免。当归村村民对于疾病缺乏基本认识与了解的具象化体现，就在于他们丝毫不知晓引发瘟疫的“病毒”概念及其内涵，只能将来自疫区的村民笼统地指认为“瘟疫”，戏生在村口甫一露面，村民就一边驱赶一般边大喊“瘟疫来了”。村长死后，导致戏生摔断腿的村民黑栓向戏生道歉，说错怪了他，“你不是瘟疫”，却没有意识到感染病毒的人可能是参与埋葬村长的自己。这都透露出当地村民根本不具备区分病毒与感染者的基本意识。
如果说池莉的《霍乱之乱》更具有专业性的写实意义，那么贾平凹《老生》中的瘟疫则增添了一层隐喻与象征蕴涵。小说中的四个故事均发生于秦岭一条倒流河领域，顺着这条倒流河走向秦岭深处，人就显得愈发渺小，如同在狭窄通道中走回母体的子宫。倒流河与山体、山洞的子宫隐喻明显象征着对于传统的回溯，与书中另一条主线，即教书先生对于《山海经》的诵读、解惑彼此辉映。故事从1930年革命风云中的秦岭游击队讲起，当归村的经历是小说的最后一部分，当归村在近百年的历史行进当中汇入市场经济的浪潮，一味追求金钱与效益的同时，败坏了原本淳朴的民风。戏生当上村长以后，在镇政府干部老余的协助下发展农副产品，向外县汲取经验，大量使用激素、色素、膨大剂等化学药品并进行食品造假，东窗事发后被撤除村长职务。之后老余又怂恿戏生谎称在秦岭拍到老虎，骗取设立老虎保护区的资金，让戏生名誉扫地。重重弯路之后，老余决定因地制宜，在农田里种植当归，戏生由此成名致富，吐气扬眉。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将一切化为乌有。当瘟疫张开死神的双翼猛然降临，长久沉迷于声色货利的戏生蓦然迸发出人性的光辉，竭尽全力拯救全村。最终被瘟疫带走的戏生，仿佛以死亡的方式彻底回归了传统的“子宫”，与大部分村民一同融入秦岭故土，化为《山海经》的永恒延续。瘟疫仿佛成为了打破传统、急功近利的代价，也阻断了线性前进的历史。
疾病与传统的关系也可以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寻求端倪。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一开篇便写明，半个多世纪以前，乌尔比诺医生通过一系列的医学措施和卫生体系改革，根除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乱。和霍乱同样古老的，是弗洛伦蒂诺对于乌尔比诺妻子费尔明娜的爱情。直到乌尔比诺医生去世，费尔明娜才知道弗洛伦蒂诺已经等待了自己整整五十三年。两人携手登船旅行，最终决定升起代表瘟疫的黄旗，被勒令禁止靠岸，只能在港口之间盘旋。自此，年逾古稀的恋人决意用余生驻守于宣称感染霍乱的蒸汽轮船，完成一生一世的诺言。在这里，霍乱完全成为一种隐喻，象征着科技日新月异的世界中被人们认为不复存在的东西，业已消失的霍乱与天荒地老的爱情同样成为古老传说，化为岁月烟云中的飘忽幻影。谷崎润一郎的《细雪》创作于二战期间，正处于日本传统与现代性交织互渗的时期，日益衰微的世代名门莳冈家族成为传统的缩影。书中提到，二姐幸子夫妇和女儿悦子都深受脚气病的困扰，每年都要定期自行注射维生素B。如果对日本史上的脚气病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脚气病自德川幕府末期就流行于上层阶级，并直接导致德川家茂的死亡，影响了整个日本近代史的走向。直到1910年铃木梅太郎发现了米糠素，波兰化学家弗克从米糠中提取出维生素B，才找到了有效良方。《细雪》中对于脚气病看似琐碎的描述，浓缩了一段曲折的历史。三女雪子成长于家族繁盛时期，保留了最为完整的古典女性美，被姐夫认为脱离于时代。她最终定下的未婚夫御牧实是华族庶子，曾经从事建筑业，喜好西洋味的现代风格，婚后打算去飞机制造厂工作。嫡庶有别、尊卑有序的传统家族制度即将被现代化生活方式所取代。雪子出嫁前持续腹泻，症状类似痢疾；四妹妙子生于末世，离经叛道，患上赤痢。痢疾这一流行病似乎成为整个社会打破传统状态所带来的缺憾与惩罚：传统的保守与洁净随着秽物被排出体外。
二、瘟疫书写中的现代性凸显
现代性状态下的瘟疫写作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交通与传播媒介的更新。迟子建《白雪乌鸦》中的大规模鼠疫暴发于1910年的哈尔滨地区，以傅家甸为中心。小说中，中东铁路对于此地的格局塑造具有重大影响，自从七年前中东铁路建成，“松花江镇”正式改名为“哈尔滨市”，铁路运输带来源源不断的商机与外来人口，令此地逐渐具备了城市的雏形。中东铁路横穿市区，铁路以东的老城傅家甸是中国人的聚居地，其中有本地居民，如妻子开旅店自己做马车生意的王春申，世代经商的风云人物傅百川等；也有随着开放交通而一路北上的关内移民，例如祖籍山西的周济一家三代人，以及来自山东的酿酒师傅秦八碗。铁路以西的埠头区和新城区的居民以俄国人为主，也有日本和中国商人，比如在埠头区开粮栈的纪永和翟桂芳夫妇，以及开糖果店的陈雪卿。商业的发展带来城市的繁荣与交通的便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错杂而密切，与《霍乱之乱》中隐蔽于市郊的臭塘乙村、深藏于秦岭的当归村以及其间简单的人际关系截然不同。与妻妾关系不睦的王春申每天去埠头区和新城区拉马车，暗中爱慕着埠头区歌剧演员谢尼科娃；谢尼科娃每礼拜搭乘王春申的马车去火车站附近的教堂和新城区的钟表修理店，与店主兄弟来往密切，谢尼科娃的丈夫则与地段街日本商人的妻子美智子有染；青楼出身的翟桂芳长年被丈夫利用和凌辱，为了散心常去八杂市的鞋铺，与俄国鞋匠罗扎耶夫渐生暧昧；罗扎耶夫的养子彼洛夫在中国大街卖艺，获得了谢尼科娃女儿娜塔莎的青睐；周济的孙子喜岁日常在埠头区和新城区叫卖俄文报纸。报纸这一现代传播媒体最早由传教士带入晚清中国，在整个城市的居民之间流通，“卖报纸”这一情节设置似乎暗示作为信息媒介的喜岁难逃成为病毒媒介的命运。处于人物关系中心的谢尼科娃常去的地点之一是尼古拉教堂，本身就属于多人聚集的现代公共领域，教堂不但挨着莫斯科商场，还邻近火车站这一人流量极高的交通枢纽，对于人传人病毒来说都是极易感染的高危场所。
毕淑敏《花冠病毒》里疫情发生时地设定在2010年以后的燕市。比起《白雪乌鸦》中的马拉车与街头报纸，《花冠病毒》明显呈现出交通与信息媒介的迅猛发展，如何通过电视媒体安抚民心也成为战疫主线之一。女作家罗纬芝应文艺家协会的邀请加入特别采访团深入一线，暂驻于燕市抗疫总指挥部。为了避免消息泄露，采访团成员都要上交手机、切断网络，房中电话一律内部连通，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是一部处于监控状态下的专用电话；在内部会议上，各部门领导则通过视频进行远程通话。罗纬芝结识抗疫总指挥袁再春以后发现，作为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袁再春在电视里总是胸有成竹，实际上却忧虑重重。袁再春认为，目前花冠病毒只能依靠人体免疫力来勉强抵抗，如果民众在心理上过度恐慌，只会让形势更加严峻。事实上，确实有一位老太太二十四小时都关注电视新闻，因为如厕后急于奔向电视而猝死；各方面的小道消息也导致了城乡接合部的超市抢购狂潮，政府及时发布公告并惩戒带头抢购的市民才得以平息。因此，参与决策者建议在电视上反复播放自然美景，在广播里持续播出古典音乐、中国民乐以及诗歌朗诵，同时在城市所有动态屏幕上滚动播放山川河海等辽阔景象，以缓解大众的焦虑情绪。深受市民信任的袁望春殉职后，抗疫指挥部决定组织一个医疗团队代替袁望春在媒体上露面，其中包括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主任医生、出生于医学世家的中医、女性医护工作者以及各个年龄段的花冠病毒治愈者，引导市民产生积极心态与正面情绪。
《霍乱时期的爱情》里，费尔明娜在与弗洛伦蒂诺恋爱期间遭父亲反对，被带到安第斯山骑骡远足，嫁给乌尔比诺医生以后乘坐轮船度蜜月，在之后的五十年间先后体验了自行车、汽车、热气球旅行、水上飞机等新兴交通工具。传播媒介方面则出现了电报、电话、报纸、广播等。交通与通信手段层出不穷的更新变换似乎暗示，在现代技术的推动之下，时代的滚滚车轮已经将霍乱这一古老瘟疫远远抛向了过去。而在《白雪乌鸦》中，情况却恰恰相反。中东铁路的修筑使得在俄国感染鼠疫的中国工人把病毒带到满洲里，王春申妻子吴芬的情人巴音在满洲里做旱獭皮货生意，前往傅家甸与吴芬共度一晚后暴毙街头，点燃病毒的引线，来往于中东铁路东西城区之间的马拉车则让瘟疫在整个哈尔滨蔓延。尼古拉教堂附近的火车站更是让疫情一路南下，影响波及长春和奉天。医学博士伍连德到任后，请求对中东铁路、京奉铁路进行严格排查与管控，停运南满铁路并阻止客货车辆进入山海关，才防止了进一步的全国性传染。《花冠病毒》里更是直言，“随着人类脚步无所不到，随着风驰电掣的交通速度，病毒病菌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科技悖论在交通进步导致瘟疫规模加倍这一事实中浮出水面。
第二，疾病的战争隐喻及其变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论述，“现代医学思维兴起的时间，据说是当粗略的军事隐喻变得具体之时，而这只可能发生在菲尔绍细胞病理学所代表的一种新的细察方法取得进展之时”。当致病微生物在显微镜下变得可见，瘟疫的来袭才能被称为敌军入侵。《白雪乌鸦》中，在伍连德受命抗疫之前，傅家甸人心惶惶，因为瘟疫这个“敌人”看不见也摸不着，无法真刀真枪地对抗，因此根本谈不上“战争”。日本方面派来医生在实验室中解剖老鼠，却分离不出鼠疫杆菌，无法确定这场烈性传染病是否真的是鼠疫；来自北洋医学堂的医生认为这次鼠疫通过呼吸道感染肺部，呼吁用硫黄和石碳酸进行空气消毒，却得不到民众的配合。不论平民还是官方，只能模糊地觉得瘟疫就像疯狗一样，逢人便咬，徘徊不去，令人一筹莫展，正如《老生》里的村民笼统地把去过县城的归村者称为“瘟疫”。
伍连德赴任后，火速找到刚刚病亡的死者尸体进行解剖，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器官切片中的鼠疫杆菌，看不见的敌人终于现形，防疫战役也正式打响。小说中强调，日本医学重视实验，临床能力却不足，日本医生大量解剖老鼠却未能发现鼠疫杆菌就是明证。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指出：“一种具有崭新规则的话语得以发展起来：它只能听命于一种不满足于观察力，还力求发现的目视。在这种匆忙求助于临床教学的过程中，诞生了一种不同的临床医学。”在现代光学显微镜的辅助之下，伍连德通过目视发现了流行于傅家甸的鼠疫杆菌呈椭圆状，是一种新型病毒，不需要通过老鼠所携带的虱子就能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因此，防止和消灭这种病毒，就需要隔离病人、佩戴口罩、空气消毒以及焚烧尸体。正是这一目视所带来的发现使得直面病毒的战争隐喻成为可能。
《花冠病毒》中，罗纬芝毕业于医学院，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到达抗疫总指挥部以后，她翻阅了以身殉职的病理解剖学家于增风所留下的报告，了解到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呈现出草帽的形状，周围装饰着镂空花纹一般的丝缕，如同花冠一般精巧美丽。同时，这种新型的花冠病毒对于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是一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基于临床医学所带来的视觉形象与专业认知，书中通篇采用了战争隐喻。于增风在解剖报告中写道，身体内的白细胞和防御体系可以“消灭”少量的零散病毒，“但是如果病毒的侵入量很大，人类个体的免疫体系不完善，就像没有守卫国境线的边防军，敌人就会长驱直入，攻城略地，直到占领所有的领土”。在解剖过程中不慎感染花冠病毒后，于增风感到自己的身体如同被攻克的城垒，“全面沦陷”。于增风牺牲后，其他一线医务工作者持续抗争于“被炸毁的阵地”；闭门不出的市民则把家庭当作“防空壕和堡垒”。罗纬芝被于增风遗物中存留的病毒感染后，根据发烧、咳嗽、咳血等症状以及观察腹泻物中肠腔组织碎片，确定病毒已经发起“攻击”，绞杀肠道，噬咬机体细胞，对身体进行围剿。对此，袁望春认为，“一面是花冠病毒精锐的攻伐之师，一面是现代医学疲惫的防御之旅”，情况极为不利；陌生男子李元事先赠送的神秘药丸则如同“天降奇兵”，援助罗纬芝脱离险境。何建明《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和杨黎光《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中都把医护工作者对于“非典”患者的救治和北京市民的防疫措施称为“战争”。
病毒的变异是现代性状态下瘟疫的另一特征。《白雪乌鸦》中，伍连德发现傅家甸所流行的鼠疫已经从普通的腺鼠疫演变为肺鼠疫。腺鼠疫即黑死病，依靠老鼠身上跳蚤的叮咬进行传播，肺鼠疫通过空气中的飞沫就能在人与人之间直接传播，不但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而且致命率极高。《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对于冠状病毒的出现进行了回溯。早在1965年，国外医学家首次在感冒病人体内发现了冠状病毒这一新出现的病毒。引发人类疾病的冠状病毒有两种，分别感染呼吸道和消化道。能够同时侵袭呼吸和消化两大生存系统的“非典”病原体则是变异了的冠状病毒，而且还能在短时间内继续通过基因突变产生另一变种。“这种病毒在6个月的进化过程，已经相当于经过数万年的进化。”关于病毒加速变异的缘由，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给出了解释：“当新的生态龛由于人类活动改变了动植物的自然布局而空出后，致病寄生物在利用新的机会占领新的生态龛方面，和人类一样成功。”当人类因为借助科技进化成为地球主宰而感到沾沾自喜的同时，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打开了病毒进化的潘多拉魔盒。
第三，影响范围的扩张。《霍乱之乱》和《老生》中地区的相对封闭导致瘟疫影响范围仅限于一个村庄，并在现代医护措施干预后迅速被扑灭。《白雪乌鸦》里中东铁路的贯通不但加速了病毒的传播，而且导致瘟疫的影响加重了国际形势的严峻与紧张。沙俄和日本各自控制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后，哈尔滨已经涌入了十万俄国人和上千日本人，聚居于傅家甸的中国人口仅两万。列强本来就对东北虎视眈眈，借着瘟疫的燎原之势，包括美、俄、德、法、日在内的各国驻哈尔滨领事纷纷向道台于驷兴施压，声称如果无力控制疫情，他们将撤走全部华医，派遣本国医生入驻，独立统领防疫事务。日本《盛京时报》还登出了杀鼠剂和东瀛防疫丹药的大幅广告，企图借机高价出售消毒品，牟取暴利。一时之间，东三省领土主权岌岌可危。《花冠病毒》中，特别采访团记者郝辙受境外势力收买，故意制造车祸，抽走罗纬芝体内带有花冠病毒抗体的血液，并前往藏尸窖偷走死者身上的病毒毒株，帮助外国公司研制出抗病毒药物。该公司报价奇高，并要求在病人身上进行临床测试，搜集第一手资料，被陈宇雄市长斥为“医学上的帝国殖民主义”。瘟疫对于国际形势的影响是疾病战争隐喻所蕴含的第二层意义。
三、现代文明的反思
第二，病毒作为冲破二元对立的媒介。启蒙理性体系建立的基础就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观念，即人类作为主体对于自然客体的支配与占有。瘟疫的洪流冲毁了理性体系的根基，击溃了不可一世的人类中心主义。病毒成为启蒙理性体系中一系列二元对项之间的媒介，并对其既有关系进行了破坏与颠覆。其中包括：(1)理性与身体之间的二元对立。笛卡尔强调，身体只是一部机器，完全受理性灵魂的支配；让-吕克·南希认为，柏拉图著名的洞穴之喻还包含着另一重隐喻：身体是幽暗的洞穴，灵魂才代表真理之光，关于身体的现实不过是洞穴墙壁上的幻影。瘟疫的袭来则让非理性的身体欲望凌驾于理性之上。鼠疫暴发后，傅家甸人人自危，底层贫民却一反常态地吃喝享乐；随着疫情持续不下，酒馆与小吃生意逐渐回暖，居民们通过身体欲望的满足对抗死亡的阴影。疫情期间粮食滞销，粮栈老板纪永和预计鼠疫过后会粮价大涨，企图趁机趁低囤积，却在进货过程中感染鼠疫，导致商业理性摧毁了身体，打破了理性对身体的任意支配。
(2)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对立以理性与身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为基础。前现代状态下的当归村村民身体上同样的大骨节病让他们具有了一致化的集体行为与意识。傅家甸受到西方消费主义的浸染，不同的居民心中产生了个体化的情感与物质欲望，鼠疫的到来通过身体的危机让他们再次融为一个整体。傅百川高价雇佣女工在自家绸缎庄赶制口罩，旗下中药铺为民众免费熬制中药，并降价卖酒，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来自山西的周济把傅家甸当作故土，免费为隔离病人提供饮食，并带领儿子周耀祖、孙子喜岁前去送饭，结果祖孙三代全部感染身亡；王春申也主动带上心爱的黑马，冒着生命危险搬运尸体。正是在他的提醒下，伍连德才知道因为棺材不够，坟场堆放着数千具尸体，成为病毒的培养皿，立即上疏请求焚尸。
(3)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对立。哈夫肯医生不听伍连德的建议，伍连德便把希望寄托于参与抗击过唐山鼠疫的法国医生迈尼斯。没想到，迈尼斯自认权威，认为抗疫的重点仍然是灭鼠，让伍连德感受到了傲慢的白人中心主义。迈尼斯也认为病毒靠跳蚤传播，探视病人纪永和时坚持不带口罩，不幸被纪永和咳嗽时的飞沫感染，哈夫肯尝试使用针对腺鼠疫的血清疗法，却毫无效果。面对残酷的事实，哈夫肯悔不当初，戴上了厚厚的口罩。埠头区的谢尼科娃带着女儿在圣尼古拉教堂唱弥撒曲，进行慈善募捐，母女俩在多人集会中双双染病离世。著名歌剧演员在天主教堂感染的重大新闻，迫使卫生队警察队长向伍连德吐露，傅家甸天主教堂也收容了不少病患，但教堂事务实在不便干涉，就连法国领事也无可奈何。伍连德不顾一切地带人冲进教堂，发现其中聚集了三百多人，经过检疫，包括三名牧师在内的大半人员均已感染，无望生还。扫清了天主教堂这一最后的传染源，鼠疫终于归于平息，也颠覆了西方代表科学进步、东方代表愚昧落后的二元对立。
第三，传统的弥补。前现代状态下的瘟疫被当作破坏传统的惩罚，现代瘟疫书写则呼吁通过恢复传统的力量对科技代价进行弥补。《花冠病毒》中出现了许多高科技传媒，但真正让罗纬芝认识到花冠病毒的来源及其特征的，是于增风生前在传统纸张上的记录，在罗纬芝看来，这些牛皮纸如同文物一般古老。李元所在的民间医疗团队所研发出的特效药丸被命名为“白娘子”。因为他们翻阅了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中医药典籍《神农本草经》，发现灵芝在书中被列为上品，具有延年益寿的神奇功效。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白娘子在端午节误饮雄黄酒，现出蛇身，吓死许仙。为了帮助许仙还阳，白娘子前往昆仑山所盗取的仙草正是灵芝。李元等人结合现代药理学知识与科学实验，从灵芝中提取出了锗这一核心抗病元素。锗能够强化人体免疫系统，有效抵抗病毒的侵袭。治愈陈天果及其母亲之后，新任抗疫总指挥谢耕农将李元戏称为“炼丹人”。在中国历史上，以葛洪为代表的医药学家也是道教炼丹家，在《肘后方》中留下了全世界关于天花这一传染病的最早记载。《白雪乌鸦》也强调了中药的辅助作用。
李元团队没有医务执照，“白娘子”也没有进入临床使用的审批手续，这一现实难倒了市长，谢耕农建议从古典小说《西游记》中汲取智慧。唐僧师徒到达朱紫国后，得知国王身患重病，正张榜招纳天下精通医药的人才。孙悟空施计将黄榜放入猪八戒怀中，跟着猪八戒进宫问诊，帮助国王除妖。陈市长也效法朱紫国王，向社会颁发“人民榜”，不拘一格降人才，以此作为“白娘子”进入医疗系统的合法途径，终于战胜了花冠病毒。另外，罗纬芝的名字暗含“灵芝”，李元的名字来自《周易》中的“元亨利贞”，罗纬芝小保姆唐百草蕴含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都可以视作中国传统文化密码。
总的来说，中国当代文学中瘟疫书写的出现，提醒人类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不能一味高歌猛进，而要对于地球生态保有敬畏之心，时刻回望历史，追溯过往，意识到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开辟自然的同时也潜藏着灾难。回归传统的目的，就是抛开启蒙理性不可一世的傲慢，寻求人与自然之间天人合一的圆融智慧。
注释：
①池莉：《霍乱之乱》，《小说月报》1998年第2期。
②贾平凹：《老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页。
③贾平凹：《老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9页。
④毕淑敏：《花冠病毒》，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189页。
⑤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⑥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译：《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⑦毕淑敏：《花冠病毒》，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65页。
⑧毕淑敏：《花冠病毒》，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130页。
⑨中国作协评奖办公室主编，王光明等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报告文学》，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⑩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瘟疫与人》，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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