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雪晴

一、引言：从“香雪”说开去

198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年，是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会议的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合法性得到了充分认可。这一年同样在一位作家的文学生涯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1982年，作家铁凝的成名作《哦，香雪》问世，从此，那个怀揣着炽烈而纯真的梦想走在深山铁轨上的女孩香雪成为读者们踏进铁凝的文学世界的第一个路标。中共十二大的召开和《哦，香雪》的创作发生于同年只是一个巧合，但这两个不同领域的重要事件的确分享了相同的历史空间和社会背景。

　　1980年代初，“新时期”的概念早已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普及，对“现代化”的追求也成为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新时期”与“现代化”的具体内涵不免有些含混，而且这两个关键词也与它们的使用者希望告别的“过去”有着难以厘清的复杂关系。此时的现代化追求混杂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思维习惯与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内在焦虑，然而，在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真正理想的、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现代化未来还仅仅呈现为一个有待创造的模糊远景。正是这个模糊的远景在香雪年少而天真的心灵中勾勒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可能，正如穿山而过的铁轨为所有台儿沟的姑娘们打开了关于现代世界的想象。而一个她们或许未曾想到的事实是，这个现代想象是为乡村与城市所共有的，如同乡村在想象城市，城市也在想象着一个更加现代的世界，对现代的想象不断向外延伸开去，似乎永无止境。然而，这个看似遥远的未来想象正在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向人们的生活呼啸而来，现代的到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城市与乡村又会以如何不同的形式迎接属于各自的现代？在香雪的中学时代，现代是一列火车、一个铅笔盒、一排“金圈圈”或者只停留一分钟的“北京话”，这些象征物都分明是属于城市的，它们也是这些在火车边流连的山村姑娘们想象的终点。然而，当现代化不再仅仅与她们擦肩而过，当不断深化的改革开始瓦解和重建长期以来稳定的日常秩序，当城市真正显影在她们面前，她们的目光又将投向何处？山村姑娘与城市居民相碰撞的视线之中又会携带怎样复杂的内容？“看”与“被看”的双重结构会在城乡关系中得到复制吗？

　　在其诞生之初，《哦，香雪》并未真正引起公众的关注，彼时文学书写与批评的重心刚从“伤痕文学”过渡到“改革文学”上，相比之下，《哦，香雪》显得太轻盈又太模糊，既不承载沉重的历史及其伤痕，又吝于对光明的未来作出规划或承诺。清朗的月光下，一个山村的中学女孩沿着深夜群山中的铁轨独自向家的方向走去，这个形象在清新纯净中隐隐透出一丝脆弱与不安。不同于迷茫而痛苦的“潘晓”，香雪是另一类“新人”形象，她对生活充满了积极性，或许这是因为被视为现代之具象化的城市尚未在香雪面前显影，却已经在“潘晓”们面前展露了种种困境。另一个可能则在于香雪的个人主体性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建构，她有可能在这一建构完成后实现质的飞跃，目前的一些问题也会随着质变的发生而消解。换言之，香雪的热情与信心来源于未完成的状态——对她来说，现代和个人都是属于她正在创造的未来的。即使在县城的学校里因贫穷和闭塞受到歧视，她对自己的人生仍怀有希望，在1980年代那个知识的力量重新被看重的时代，她相信可以凭借对知识的掌握有效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伤痕”的历史似乎没有在香雪身上留下印记，同时她也不可能在当时流行的“改革英雄”的序列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她空有积极的理想，却难以获得改变时代的力量。香雪最有可能的未来，是被火车带出山村，卷入现代的漩涡。小说对未来的想象止步于起点处。

　　与“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香雪”这一文学形象势必难以成为时代的主流(或称“历史的主体”)，她却也因此与改革时代中人们模糊的自我想象更加贴近，将人们奋斗的热情与隐秘的不安同时唤醒。这部作品看似与“改革文学”格格不入，却又真正触及了改革大潮中人们真实而柔软的内心。“香雪”所开启的，不仅仅是铁凝作品中萦绕不去的诗性风格，更是作家对改革时代内在肌理的观察与思考，这种思考与“主流叙事”若即若离。铁凝对个人从原有秩序中脱离出来的“边缘”时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铁凝的小说中始终潜伏着一条时代脉络，在一个又一个“边缘”的时刻和“边缘人”的身上若隐若现。本文试图探究经济体制变迁这一改革时代最为显著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内容如何在铁凝的小说中显形，尤其是它如何内化为铁凝笔下那些积极主动地参与时代变革的年轻人的人生际遇和精神世界——他们可以充当时代变迁的风向标。这些年轻人和改革的时代一同成长，时代的变迁给了他们改变自己原定人生轨迹的空间与可能，他们或是打破时间序列中的亲子承继关系，或是超越空间结构中的城乡二元关系，在变动中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作者铁凝对这些年轻人抱有复杂的态度，很少对他们做出确定性的评价，“你别叫我解释为什么，生活是解释不清的”，这既是作家本人一贯创作理念的体现，又契合了求变的人与求变的时代本身的复杂状态。

二、年青的一代：对“顶职”的顺从与拒绝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1980年代初是一个改革开始全面启动的时代，尚未“失却轰动效应”的文学主动承担起了召唤“改革主体”的责任，在后来被称为“改革文学”的作品体系中塑造了一连串强有力的“改革英雄”形象。而此时的铁凝却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尚未完全理解“改革”的真正内涵的年轻人身上，并贡献了《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穿过大街和小巷》等代表性作品。从年龄上来看，他们是“新”的，与新的改革时代一同成长，但他们成长的方向却并不像典型的“新人”(如1959年的梁生宝或二十年后的乔光朴)那样明确和坚定，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其实更接近1960年代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的“年青的一代”。1962年到1963年，《千万不要忘记》和《年青的一代》这两部以年轻人的生活道路为主要内容、演出后反响极大并受到评论界盛赞的剧作接连上演，又随即改编为电影，影响力一再扩大。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被认为在思想方面出现了危机的青年，他们都出身于工人阶级或者革命家庭，都成长在新中国，本来被长辈寄予继承革命理想的厚望，却不料他们都在成年之初发生了生活态度和思想方式上的变化，剧中将其指认为“个人主义”倾向，在戏剧接近尾声时，他们又总会受到来自长辈(如林育生的烈士父母留下的血书、丁少纯来自农村的爷爷)严厉而不失慈爱的教导，最终走回“集体”的正途。

　　在唐小兵于1993年编纂出版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他认为这两部剧作的“新”与轰动性力量正在于它们“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焦虑，关于后革命阶段的日常生活的焦虑”。这种焦虑内在于两种社会变迁过程之中。其一是从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型，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都面临着从传统秩序中脱出并重新被工业体系加以组织的现实状况，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方式之间出现全方位的断裂(然而在经济方面城乡之间其实有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对无止境的“现代”的追求和对传统文化底蕴的“乡愁”式忧虑之间的矛盾便孕育了焦虑，这种焦虑在1960年代这个充满建设热情的、目标清晰可见的历史阶段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剧作家们只能将其掩盖在教育“不走正路”的下一代这个更显在的矛盾之下，并且欲盖弥彰地设置一个来自农村的“丁爷爷”作为解决问题的最高权威——与“机械降神”何其相似。第二种变迁则发生在社会各项制度从建立走向稳定的时期内，或唐小兵所言的“后革命”时代，“不破不立”的激烈冲突已经成为过去，虽然痕迹依然存留，但人们还是期待着这个“全新”的社会走上一条已经设计好的、目标明确的历史道路。然而，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而来的却是严重的经济危机，1962年的经济大调整重新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种发展道路上的迂回，以及社会秩序逐渐稳定后所面临的日常生活及其相关商业活动的显影，使得人们的思想状况出现了犹疑与动摇。这种状况被剧作家们解释为“年青的一代”受到社会中残存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滑向“个人享乐主义”，这种叙事可以将思想动摇产生的原因推向社会革命的不够彻底，从而掩盖它内在于现代化建设自身的事实。与时代共同成长的“年青的一代”不免成为时代思想和社会状况的象征，“长辈”们对“下一代”的争夺和劝导，以及青年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都暗示着一体化社会内部在改革时期面临的不安与裂隙。

　　1980年代初，铁凝的笔下也出现了一批“年青的一代”，在他们身上似乎可以看到从1960年代的“前辈”们那里延伸而来的历史印痕。虽然时隔二十年，其间还出现过一些动荡，但从1980年代初的社会状况中仍可找到与1960年代初的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处于战争或动荡之后追求稳定的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的阶段，也都是在“冷战”格局中摸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样的时代氛围给了年轻人更多的思考空间和发挥自主性的可能，他们的自主行动多半发生在他们与“体制”松脱的“边缘”时刻，“边缘”的时刻才恰恰是变迁的后果最为显性的时刻，也是新的可能露出端倪的时刻。铁凝小说中的这类年轻人不像香雪那样拥有更多的“新人”气质，作者对他们的态度也更为模糊。他们与1960年代“年青的一代”之所以可以相互对照，是因为他们同样处在与“长辈”之间的复杂关系上(虽然他们的直系长辈在小说文本中往往是隐形的)，这也是他们不被称为“新人”而属于“年青的一代”的原因——他们有明确的、处于承继关系中的“下一代”身份，却又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身份，甚至是以坚决的态度加以拒绝。只有在1980年代的小说中才有可能出现“下一代”的拒绝态度，此前这一态度显然不具有合法性(比如《年青的一代》中当其他人的劝说都对林育生几乎不起作用时，是他牺牲的父母的血书攻破了林育生心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必须在血缘与人生道路的双重意义上完成他的继承)。在年轻人对“继承”的犹疑或拒斥态度不再必须遭到创作者的批判的背后，是整个社会体制和思想状态出现的松动。

　　铁凝写出成名作《哦，香雪》的同年，还创作了另一部影响极大的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完稿于1982年，次年发表)，这两部作品最为人所称道之处在于其为198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贡献了两位少女形象——香雪和安然，香雪在乡村憧憬着以城市为象征的现代化未来，而安然这位城市少女则用自己的真诚搅动死水一般的现实，在强调“文学是人学”的时代，她们身上闪烁的人性光辉和生命活力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同时她们也作为时代“新人”指认着社会改革的必要与对光明未来的承诺。相比于女主人公，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往往容易被读者们轻易略过，《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安然的同学米晓玲就是其中之一。米晓玲是一个在北方城镇里随处可见的女孩，她不像《永远有多远》里的白大省那样仁义，而是带有几分“姐儿们”的江湖气，这江湖气里又有很大的吹牛成分和做作感，爱好与趣味也比较低俗，更减少了她身上的“正面”因素。她因学习不好早早退学，顶替母亲的位置成为国营百货公司的一位售货员，看似走上了最适合她的人生道路——她的好友乃至她自己曾经都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在朋友安然一家请她吃饭、庆祝她踏上工作岗位时，她却失声痛哭——为自己无法继续学业，为自己无法像曾经的同学们那样通过读书升学来获得更多的人生选择。她只能继续母亲的职业，还因此直接导致了母亲的提前退休。虽然她对读书学习并不感兴趣，但在改革开放初期，这几乎是出身城市的年轻人得以重新进行人生选择的唯一“正常”渠道。

　　19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在1986—1987年间，各地的国有企业陆续取消了“顶职”的福利待遇(但在招工考核中则至今仍对本单位职工的子女有政策照顾)，在此之前，这是国企员工子女最常见的人生道路，也是国有企业不断吸收有生力量、对劳动力进行自然淘汰的同时保障退职员工的正常生活的一种策略。铁凝的其他小说，如《一片洁白》(1981年)、《穿过大街和小巷》(1983年)等也涉及了顶职问题，虽然顶职者的具体情况和等待他们的职业有所不同，但他们仍有一个共同点，即对自己所“顶替”的工作有所犹疑。不同于米晓玲在上岗之初便流露出别无选择的痛苦，《穿过大街和小巷》里顶替父职成为邮递员的牛小伍则经历了从满怀干劲到逐渐丧失工作热情的过程，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工作原来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能得到足够的尊重，他后来在送电报时对接收者进行有意“威慑”，将信息不对等扩大为一种权力不对等，以此获得工作的尊严感。小说似乎有意将牛小伍的“威慑”行为演绎成一场对“红卫兵”行动的戏仿，无论是被威慑者的身份(中年或老年的知识分子、退伍将士)，还是他们接到未知电报时略带惊恐的心情(反讽的是，那些电报的内容其实多半只是一些家常消息)，都带有过去时代的遗留与错位的历史印记。铁凝虽未明写那个时代，但她的反思却不可说不深入，她精当地描摹着缺乏上升空间和职业尊严感的青年，以及占据着一定社会地位又战战兢兢的知识分子，她用戏谑与模仿取代了“伤痕文学”所惯用的“眼泪”与控诉，对曾经的历史创伤作出了自己的观察与处理。小说的结尾处，牛小伍从一个为了边疆的地质勘探事业而遇险的同龄人身上得到了感召，不免让人想起二十年前《年青的一代》中几位主人公的职业身份，他们也是地质勘探者，这个有趣的巧合再次在两代年轻人之间建立起联系。

　　这些顶职的青年人中，《一片洁白》里的小杰可能是最为特殊的一位。小杰对于顶职的态度前后发生了翻转性的变化，从激动不已到拒绝顶职、回乡创业，他的拒绝是决然地表现在实际行动上的，而非其他顶职青年那样只是内心深处的斗争与反抗。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他是一个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他虽然放弃了以顶替父亲在城里运输公司的职位的方式脱离乡村的机会，却推动乡村往城市前进了一步。小杰的姐姐小素将顶职的机会让给弟弟，像村里的其他女孩那样以替针织厂织白手套的方式维持生计，却遭遇了针织厂的有意为难，这件事对小杰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一方面，他意识到了姐姐让给他的不仅仅是一个运输公司的职位，更是一种城市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更为舒适或者说更现代的，而另一方面，小杰也看到了城乡之间的现实差异对农村人生活的巨大影响，县城里一家针织厂所提供的微薄工资竟是全村女性的绝大部分收入来源，这个厂子也因此与这个村庄产生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小杰决定放弃顶职，转而在村里开办织手套的小厂子(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厂子可能会被更正式地称为“乡镇企业”)，为村民供应商品和提供工资(虽然暂时只有姐姐一个员工)。早在香雪发出“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的辛酸希冀的前一年，小杰就迈出了改变的第一步。铁凝在这部完成于1981年的小说中敏锐地捕捉到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此后，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和以乡镇企业、城市自主创业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多元化发展将在她的小说创作中作为社会背景反复出现，把主动参与现代建构的年轻人们推上不同的人生轨迹。

三、夹缝中的梦：乡村对城市的“越界”

如果说拒绝延续“体制内”父母子女之间职业与社会位置的承继关系是一种突破时间序列的“越界”，那么，1990年代以来，铁凝则将讨论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年轻人们对空间关系的超越上，最直接的表现自然是对城乡之间界线的跨越。这种重心的转变从社会现实的角度而言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公有制企业的改革，以及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1986—1987年间全国的国有企业都陆续取消了“顶职”制度，虽然职工子女考取本单位仍有降分照顾，但这只是一种相对优势，继承父母的职业逐渐从一种惯例变成了多种选择之一。1992—1993年，中国社会遭遇了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内部原因在于“中央政府过快货币化和放开资本市场进程的同时不得不全部承担经济过热造成的过高对外债务”，从外部来看，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大背景有关，也与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潮流有关，它既为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可能，也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便利。这次危机是由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共同承担的，“国企职工大规模的下岗，以及公共事业领域的政府退出和民营化”是其后果之一，因此，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青年大规模涌入国企或公有制企业不再被提倡。1990年代中期，铁凝虽不像“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那样直面改革危机，却也在《安德烈的晚上》(1997年)等小说中将这一社会背景投射在主人公迷茫彷徨的心境中和看似点缀的生活细节里。这虽然是一个“分享艰难”的时代，但以自主创业为代表的多元经济发展模式也因此生长起来。

　　小说关注的重心发生转移的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乡村经济活动的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最初是以农村生产生活制度的改革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遭遇经济改革危机时，也主要是农村为其提供了“软着陆”的可能。改革开放之前，除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类的国家行为以外，城市与乡村之间基本很少进行人员的大规模流动，直到1980年代初，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的渠道还是非常有限，如果不是国有企业顶职(如《一片洁白》中的小杰)或者通过升学考试离开大山(如《哦，香雪》里的香雪)——这都是“体制内”的流动渠道，农村人是很难以“个人”的身份进入城市的生产生活体系的。然而，这一现象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生了变化。“从1988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农民进城兴办服务业和提供各种劳务”，其实在这之前，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已经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加之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对“解放生产力”的强调，各种民营企业抓住机遇发展起来，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在种种政策和社会现实需要的催化作用下，在农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下，1990年代初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民工潮”。而农村自身也出现了种种变化，除了青壮年大量进城打工导致农村劳动力空虚、留守儿童数量剧增等问题以外，很多研究者认为，同样严重的问题还出现在文化层面，“城市经济和文化对农村进行强大的逆向化倾销”，不仅如此，这种“倾销”还是以“畸形、次等的形式”在农村“显形”的。另一边，进入城市的打工者们又有怎样的遭遇呢？当他们试图退回家乡时，变化了的家乡是否还能维持其精神家园的功能位置？在市场化逐渐覆盖整个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会被消解吗？还是说，这一权力结构会被不断复制？

　　

　　《青草垛》中的两位主要人物冯一早和十三苓的人生际遇代表了乡村青年的两种人生选择，十三苓选择“走出去”，而冯一早却选择了“走进去”。热烈而美丽的十三苓可以被看作《哦，香雪》里的凤娇在1990年代的翻版，她不必将对外界的憧憬寄托在只停留一分钟的火车和“北京话”身上，而是可以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进入城市，争取让自己对未来的规划得以“落地”的机会。但现实并没有她想象的那样完美。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重新建构起了“个人”的合法性，到了1990年代，“个人”已经成为一个经济事实，“解放”了的个人被逐渐深化和完善的市场所捕获，个人刚刚建构起的主体位置在无形之中被消解为“劳动力”和“消费力”。对于十三苓进入城市后的遭遇，小说语焉不详，但是从货车司机们的对话和她回乡时神志不清、唯独对“吃”有强烈欲望的现实状况可以推测，她应该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后，选择或被迫选择了出卖自己的身体。可悲的是，当她在一封又一封半真半假的信中勾勒自己的光辉未来时，她实际上可能只是在一家城乡接合处的“黄米店”里靠肉体交易维生，无望地耗费着自己的青春。她被困在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夹缝里：她不愿回家，因为她自认有在社会上“混事”的能力，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这成了她进入城市的底气与动力，同时她的自尊也不允许她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回家；然而，她又无法真正进入城市的生存体系，当一个人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出卖劳动力却又被市场制造的消费欲望所裹挟(从她回家后对各种“好吃的”所具有的疯狂欲望中可见一斑)，便只能将自己彻底物化为商品，以此进入现代经济逻辑之中。不再有上升途径又不愿回家的十三苓最终只能在疯癫中被好心人送回故乡，作为一个失去了自我的人在失落了的精神家园里生活下去。

　　冯一早的人生道路与十三苓截然不同。当他发现自己无论是依靠升学还是依靠才艺都难以真正在城市占据一席之地的时候，他便选择了往更偏僻的乡村走去，将自己深刻掌握了的市场交换原则运用到与现代化隔着更远的距离的人身上。他以从山民手里收购制作镐把儿的树棍子维生，在山民们还看不到自己劳动的价值、为天生地长的树棍子竟然也能换钱而窃喜时，冯一早早已将沉默的大自然和不自知的劳动力转换成了商业利益。从这个层面上说，他其实比十三苓更适合城市及其商业生活，但可能也正因他吃透了市场逻辑，才明白1990年代的市场化大潮正在席卷整个中国社会，农村迟早要被包裹进去。冯一早虽然拒绝了城市，却将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复制到了乡村内部，“那些扛着树棍子找我卖钱的本是和我一根同生的山民，现在倒成了我的臣民”，他在这一关系中占据着权力上的优势地位，以此暗中弥补他曾经在“权”与“钱”面前遭遇的歧视。冯一早与十三苓虽然际遇不同，但其实都是处在同一套市场逻辑和权力关系之中，并对其抱以深深的认同。冯一早也并没有收获幸福的人生，他死于收货途中，灵魂无法进入家门。他是一个将商业逻辑带入乡村的人，当精神家园开始失落，他也无能为力，只能默默擦去原本干干净净的女厕墙上新染的污渍，让这一小块地方还能“永远洁净”。

　　铁凝的思想一直保持着开放和变动，到了21世纪，她对乡村与城市(或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又有了新的思考。写于2010年的短篇小说《春风夜》中，铁凝在极为有限的篇幅里将进城打工的农民所遭遇的困境与他们生活的底气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出来，不再带着反讽与悲观。当保姆的俞小荷与跑运输的王大学夫妻从身份上来看完全可以套入“底层文学”的叙事模式，他们难得的一次“约会”因俞小荷忘带身份证、无法进入旅馆而陷入僵局，最后只能在小旅馆的窗下站了一宿。单看这段情节，作者无疑对农民在城市中遭遇的窘境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呈现，刻板的规定与城市交通的过长距离共同铸成了这个局面，从中完全可以解读出城市对乡村的拒绝等信息。然而，铁凝却反其道而行之，让这对在城市里“无家可归”(居无定所的丈夫，寄人篱下的妻子)的夫妻怡然自得地在窗下交谈，如同在家里一样。他们的生活是殷实的，孩子也考上了大学，城市里有没有他们的位置并不重要，就像他们家主营的运输业一样，在这个流动的时代，人们不再执着于一个固定的位置。城市不再可能冷漠地拒绝乡村，一个城市的正常运转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乡村的种种人与物，乡村的经济也与城市水乳交融，城市与乡村已经进入了双向选择的阶段，城市现在也只不过是多种生活选择之一，而非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力位置。有趣的是，从时间上来看，《春风夜》(2010年)中的那对中年夫妻正是《青草垛》(1995年)中冯一早、十三苓的同代人，在这个城乡二元结构走向消解的时代，铁凝终究还是为乡村青年给出了“越界”之后拥有幸福的可能。

四、结语

从1980年代初到21世纪这一历史时段，既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革新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又是中国社会对现代的想象逐渐“落地”的过程，铁凝以自己笔下一代又一代城乡青年的人生选择与现实际遇为依凭，思考着、内化着这一段内涵过于丰富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香雪对城市与现代懵懂而充满希望的想象，历经城市青年对体制内职业继承的拒绝与乡村青年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一再越界，终于落实在了现代化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有机统合之上。曾经激烈的“拒绝”与“越界”如今被时间所消解，落地后的现代又要往何处去？这是一个永远具有生命力的话题，等待着新的思考与演绎。

　　注释：

　　①铁凝：《一片洁白》，《巧克力手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5页。

　　②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③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④大卫·哈维著，王钦译：《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⑤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⑥参考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⑦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 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⑧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⑨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4页。

　　⑩“内爆”即“瞬间发生的内向爆炸，是空间和各种功能的融合”，它将曾经彼此分隔、内部分割的“中心—边缘”文明转化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地球村”。参见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