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修海(以下简称“傅”)：老师先谈谈您的学习经历吧，包括小学、中学、大学。林
岗(以下简称“林”)：我的学历表面完整实际令人惭愧。1964年开始上小学，两年之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刚好那年的夏天，因父母调动工作，从珠三角的东莞迁到粤西的湛江。三年级还没怎么正经念，马路上的标语和大字报就多起来了。父母也在这种气氛下被揪回原地接受批斗和改造。学校接着因武斗停课有半年之久，后来尽管复了课，直到林彪事件前后，所谓上学大概都是以劳动为主，没有什么文化课可言，学语录，对照检查，斗私批修写检讨是常有的事儿。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上学必备的就是一个锄头、扁担和两个畚箕。老师通知明天拿锄头就拿锄头，通知拿扁担畚箕就拿扁担畚箕。学校附近就有学农基地，种着韭菜、菜心和番薯什么的，非常方便劳动。如果你没有这些个装备，那你不要来。是这样的，大部分时间是劳动，真的在田里劳动。初三到高中我是在广州62中念的。学校有个分校在从化温泉镇附近的云台山下，我们从广州徒步到分校，以学农为主兼及上点文化课，过了半年。高中有一段时间给我印象非常好，后来才知道那叫“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时期。课堂是正常的，老师上课也是传道授业，非常认真。学生读书的气氛也很好，同学之间偶尔会传一些“手抄本”或者那时被视为不宜的读物，例如《牛虻》之类。如果说学了点文化，就是那段时间了。虽然也有时起时伏的政治运动的冲击，如评法批儒运动，但趁着批判的方便，也接触了某些“批判材料”，如孔孟的选本、《增广贤文》一类的东西。口说批判，内心也会认同它们的某些道理。写作能力也是在写批判文章中得到提高的。
接受一段时间完整的教育，实际上是到了大学。我属于76届，也就是最后一届不经考试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我是1977年三月入学的，和恢复考试制度的77届入学时间实际上才相差半年。到我们上课的时候，教学秩序基本上恢复正常状态了。虽然具体的授课受制于当时的认识标准，大部分知识今天看起来是多余的，但是正常的教学秩序终于让我知道什么叫作读书求学，什么叫作追求学问和真理。不是百分之百地懂，总算是启蒙了吧。这是我最为感激大学生活三年的地方。我的大学只读了三年，毕业证上写的是大专文凭。毕业了将近十年之后，突然有文件下来，“视同本科”。76届虽然“来路不正”，但拜时运所赐，也得以“专升本”，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过这个馅饼那时对于我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了。
由于国家和社会处于一个秩序混乱的时期，我和那时的同一代人一样，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知识训练，没有接受到好的教育，甚至不知道考试是什么滋味。这一代人最为宝贵的青年求学时期全靠自己摸爬滚打，东读西读学点正道上的东西，默默尝着人间的酸辣，咀嚼着人生的苦涩，努力从中磨出一点甘汁，滋润心田。偶然遇到高人前辈给你指点一二，你就能够成长得好一点，顺一点。要是自己不自觉，不开悟，在社会的大潮里随波逐流，生命就稀里糊涂浪费掉了。
傅：影响您的第一个老师、学术启蒙者是谁？这一段时间您有没有遇到高人指点？林：初中我有一个语文老师是很特别的，他年轻的时候，加入了像三青团之类的国民党外围组织。“文革”中自然受到冲击和打压，属于“控制使用”一类。跟我们这些“黑七类”学生有点同病相怜，都是主流之外的边缘人。语文老师和我们人生经验相差甚远，当然无法有深入的交流。可能是我在学校闷闷不乐的样子触及了他的神经，有一回，我蹲在球场边，他走过来跟我说，“你要想明白人生就一定要读哲学”。我第一次听到“哲学”这个词，不懂是什么意思。他说哲学是探究人生意义的学问。我听了很是兴奋，世界上居然有一样学问让你明白人生的意义。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初中时人生正处在需要一个判然答案的岁数，有人给你指明一个向往的方向，就像在白纸上画下重重的一笔。我后来能找到带哲学书名的书，除了马哲的一些书之外，就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了。可想而知，读过之后并不能明白人生的意义。可神奇的是你只能说这本书不能让你明白，并不能排除哲学有这样的潜在功能。于是阅读就成为一个延伸着的链条。我在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最好的科目成绩并不是写作或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等，而是哲学，拿了全班最高分。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与那位初中语文老师的一语惊醒梦中人有一丝因果相连。总之在你四顾茫茫的时候，有人一语点醒你，就会如同闪电划破夜空那样豁然。所以我对这个老师印象很深。我高中就读的是梅花村旁的育才中学，印象最深的老师居然是体育老师。我还记得他叫李秉忠。他原是国家长跑队的运动员，退役回来做我们体育老师。他别无所长，不精跑步以外的任何运动项目。他喜欢周末带我们一帮学生长跑。有时往西边跑去佛山，有时往东边跑到车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跟着他搞这些弄得自己筋疲力尽的机械运动，技术含量不高又累个半死。大概是青春期精力无处发泄吧。学生时期，人生的可塑性是很大的。老师喜欢，你不反感，就会跟着老师，以至于养成后来的习惯。为此我要感谢我的体育老师。这项枯燥无味的爱好意外地奠定了日后的另一件事儿。我念大学，后来在大学教书，认为大学只有两个地方是可爱的，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运动场。这种认识有一半要归因于中学的体育老师。
真正在学术上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我的大学老师吴国钦教授。可以说他是我学问的启蒙老师。开始的时候印象并不深，他给我们上古代文学的元曲课，很短一段时间。他上课一板一眼，材料摆齐，逻辑非常清晰，条理严密，令我觉得上了又想上。因为学制三年，毕业并不要求写论文，到报社传媒实习一个学期就可以毕业了。最后一学期，系里公布了一个政策，也可以选写毕业论文。最终全班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学选择写论文，其他同学都实习去了。我因为家庭原因，跟南方日报很熟，大一的寒暑假已经跟过南方日报的名记，到乡下采访跟班，知道记者采访是怎么回事了。但写论文是个新东西，所以想尝试一下。
那时对吴老师印象深，他做了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定了研究《西厢记》的大方向。然而研究《西厢记》什么呢？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有学术价值的想法，无计可施，于是就做翻案文章吧。金圣叹认为《西厢记》第五本很差，并且腰斩了它，我就抬杠说第五本怎么合理。等到把大致的想法给吴老师报告，吴老师就说，你不能光从王实甫的文本去讨论好坏成败，还要结合流传史的戏曲改编。因为改编最能说明它的好坏和成败，戏本是用来演出的。吴老师的提点给我震动，实际上他教我怎样从活的形态去观察事物。于是我就和赣剧老专家石凌鹤先生联系，问他当年为什么要那样改编。老先生还给我回信。等到论文初稿写出来，吴老师看过，他说我的文采不行。写文学的东西，一定要有文采，要表达优美。他让我找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好好读一读。等我读过，就知道自己的差距在哪里了。吴老师循循善诱，不是讲大道理，而是透过具体的操作来改进自己。这便是学问上的授人以渔吧。
傅：那影响您的第一本文学书或学术著作呢？林：影响我的第一本文学或学术著作？真不容易一下子有答案。青少年时期遭逢乱世，又无人提点。成长于这种背景是很难对读书感兴趣的，也没有理由会对读书感兴趣。小时候同一个大院一起玩的有三十几个孩子，后来才知道有幸念过大学的只有我一个。没在“文革”里毁掉的，熬到改革开放时期就做生意、从政去了。人生的路岔了开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对书本的世界有点兴趣，也许前提就是对感官所及的真实世界不感兴趣，希望逃入一个由文字组成的虚幻世界，或者说借由一个文字描绘出来的虚幻世界进而多少理解我们所脚踏的真实世界。今天或许有点意愿恢复和真实世界的接触，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真实的世界引不起我的兴趣，人间是一个让我半逃避半厌恶的存在。我对读书感点兴趣是从红卫兵抄家烧书开始的。来人把大部分书搬到院子外的空地，点上火，熊熊燃烧，然后留下灰烬。我以为都烧没了，但居然还有剩下的。有很少几样红卫兵没有烧，这令我纳闷好奇。除了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四卷，大部头就是一套深红色封面、毛泽东题字的《星火燎原》。用今天的眼光看，那就是传记文学，或叫作非虚构。我看到的有厚厚的七八本，那时候读得滚瓜烂熟，但熟悉的也就故事而已，说不上对那段历史有什么理解，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很勇敢，不怕死。
早先我对文学有严重的偏见，以为故事都是编出来的东西，假的。假东西不可爱，也没有什么意义。我很长时间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不过故事是好看的，这不能否认。知青上山下乡时，我带了几本书，一本是《反杜林论》，一本是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一本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没有一本是文学。等到插队劳动攒了一些钱，趁进城的机会在县新华书店买了本书，叫做《虹南作战史》。原以为是打仗的，就买了。看后才知道是小说，是当时“三突出”那种文学观念演绎的作品。这是我有点自主意识接触文学的开端。可见我的文学开端是很低，很不入流的。
我真正接触文学是到了大学时期，虽然在中文系念书，其实也是懵懵懂懂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从前是听过的，也是信服的。我读中文系，实非自愿，而是理工科的名额，已被人家拔了头筹，只好“屈身俯就”。我所得到的对文学的正解，一方面是来自大学课堂老师的讲授，另一方面是得自时代社会的活跃气氛。1978年夏天，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35种中外文学名著。消息传来，宿舍一片欢天喜地。记得校园对面新港路上有一个小门面的新华书店，开售当天早上七八点钟赶过去，门外已是黑压压的长队。当天买到了三本，《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一千零一夜》。正是通过阅读这些名著，慢慢研磨出什么是真正文学的模糊想法。这和当时“文学概论”所讲述的观念有些不一样，但得自阅读的感受更亲切和持久。总的来说，文学不是我“一见钟情”的对象，我也没有对于文学的先知先觉，有限的了解和基本观念都是来自缓慢阅读的省察。
傅：这种独特的、从生活中来的体会和经历，我觉得反倒会爆发出更大的动力，要是像现在一开始就读中文系，然后要求写这呀写那呀什么的……搞到最后可能都没有意思了。林：我觉得你的话是合理的，有一点点关系。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和反思的气氛让你觉得自己很无知。关键是因为你从前有一套东西，这套东西已经嵌入了你的脑子里。然后现在又来一套不一样的，很多观念的碰撞，很多对不上号，催促你追求说得过去的解释。这两套东西，你自己要对比，你要找一个平衡，这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肯定会知道你无知，并扪心自问：为什么你从前不知道自己无知呢？这也是读书的一个动力。我不太愿意自己的阅读受专业范围的拘束，把自己局限在文学的领域。所有的专业知识其实都是问题求解的工具，当具体问题要用到什么工具，你就可以到工具箱里拿。在自己的工具箱里多储备几把不常用的工具，并没有什么不妥。人间的道理多是相通的，不同的领域看起来隔绝，但如果你找到新的合适的视点，就会恍然发现它们是相通的。问题的求解，往往从一个道理跨到另外一个道理。你想明白A，但是你要从B开始，然后你要确认B的可靠性，又得要理解C……对这种事物关联性的省悟，就让你对读书、对专业产生不要太局限的认知。
傅：《符号·心理·文学》是您的第一本书吧，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呢？林：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很幼稚的第一本书。那时候我刚好是在读一个台湾学者叫何秀煌的《符号学原理》。我读完这个东西，令我对“编织”文学文本的语言文字感兴趣。因为文学不是真的，在什么意义上它是真的或假的，很长时间困惑了我。刚好杨匡汉从花城出版社接受了一个选题，要编一套能传达社会开放和反思气氛的丛书，称作“开放文丛”。我和他有段不短的时间都住在日坛路六号的文学所小楼里面，早晚见面，彼此很熟。我从崇文门第二旅馆的宿舍搬到办公室，他借调到文学所暂时找不到住处，于是都寄身于机关。那时的办公室真是个好地方。平时不用上班，没有人来打扰。一周只有半天碰面，剩下的时间就都是自己支配了。杨匡汉在一楼，我在二楼，聊天的时间很多。他把丛书的事情跟我说。“不如你也写一本吧。”他这样劝我。我那时说是傻子睡凉炕也好，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好，既然邀约，那就写着试一试。为什么是文学理论的主题呢？这跟我自己长久的困惑有关，刚好读到何秀煌的书，就想运用符号学的观念来讨论文学文本，文学的“真”是什么意思，想探讨这些问题。
我大学毕业派遣到文学所，是被分配在近代室的。我最年轻，那时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还未毕业。近代室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答辩，由我做秘书。近代室最为资深的前辈王俊年先生告诉我，不要急于写东西，你要好好读材料。前辈们奉行的板凳甘坐三年冷的精神，从熟悉材料开始研究的路，这当然是正道。近代文学最重要的材料就是四大小说杂志，《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和《新小说》。我把读旧刊和发表研究近代文学的新刊当成纯粹的工作，然后再分出一部分时间读自己喜欢的读物。因为旧刊不大能提起阅读的快感，觉得意思不是很大。不是说它作为材料没什么价值，而是它们跟我的心智相通的地方不多。读着读着，老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那样的急迫感，就把那些要读的旧刊放下了。心里的这些感受又不能跟做学问的前辈讲，怕辜负了他们，可是越不讲越辜负了他们，结果就真的是辜负了近代室前辈们对我的期望。他们对我都很好，知道我来自广东，吃不惯粗粮，就让我拿粗粮票换他们的细粮票，还轮流请我到他们家吃饭，让我至今都有负疚感。事后总结，就算文学研究的领域，有的人适合读这些东西，有的人适合读那些东西。
研究什么，总要跟研究者的心智特性结合起来才好，若是不能和心智特性结合，也是会有入错行、嫁错郎类似痛苦的。我当时是属于不适合的人，在近代室足有十年，才写过一篇该领域像点样子的论文，颇为惭愧。但对于分配给我的工作我还是很勤快的，旧刊的每一篇都写提要，做卡片，新出论文的每一篇都写摘要，做好卡片和笔记，最后积累的卡片有几千张。我平时做这项工作，抱着跟研究室的前辈有个交代的心态，并没有做到全情投入，回想起来，有点儿“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样子吧。
傅：是不是那个时候的理论热潮刺激了您写这本书，跟大的潮流有没有关系？林：也应该有一点关系。为什么会找何秀煌的书呢？这样的书文学所资料室肯定是没有的。那时候我们看书多是到中国科学院文科的图书馆，就在近代史研究所的院子里，在沙滩那边。中科院把社会科学图书馆就放在那个地方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日本侵华期间搜罗了很多书，没有运回日本的都放在那个地方。投降以后就全部归属中科院图书馆，那里什么书都找得到，只有一部分古籍才需要到国图那边去找。傅：何秀煌的书算不算你读的第一本学术书？林：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本，还有钱锺书先生推荐我们读新批评，由韦勒克的《文学理论》入门。当时《文学理论》还没有简体字本，我最初读的是繁体字本。钱先生告诉我们不要盲目崇拜外来的东西。东渐而来的西学像新批评是有点东西，但并不是所有学问思潮都是如此。钱先生对西方思潮能够辨别，但那个时候我基本不能辨别，就像今天很多年轻一代也不能辨别一样。因为语言本身是有差异的，即使能读原文，没有语言障碍，但也有文化的差异、知识背景的差异，导致西学东渐的种种现象。或者趋若时髦，或者拒之如怪物。一直不能平心静气地对待外来思想和学问。人在成长阶段，过来人的指点非常重要。关键的时候有人点一下，这点一下就破了很多的困扰，这点一下就能渡过学问思考的迷津。要是碰不到对的人，就卡顿在那里，过不去了。我非常感激做学问路上遇到的前辈，他们的指点让我受益良多。傅：现在很多高校都有海外访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林：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有个时髦，除了再次西学东渐之外，几乎没有人不想出国的。但凡读过比较好的大学、觉得自己够得上出国线的人，就把时间、精力用在考英文、联系学校等事情上。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史所搭食在社科院食堂，年轻学子饭后坐在食堂里头天南海北地聊天，东拉西扯，一时谈学问，一时说笑话，但我发现在座的多数都在努力联系出国。第一步是考托福、考GRE，然后填入学申请表。申请表一发数十上百封，他们还说有发三百多份申请表的。出国这件事，就跟农民种地撒种子一样，广种薄收，而微薄的所得大部分都付了邮费，用来争取人生珍贵的机会。我从前的教育所接受的西方形象，从来只有帝国主义一张面孔，没有正面的形象，如今知识界的气氛翻转了，我接受的刻板的西方印象，至少多一张科学技术先进的正面形象，否则为什么这么多学识优异的青年人都嚷着出国呢？我受他们感染，也动了这个心思，但英文太差，无计可施。接着认识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出国走了，真的都走了，很少回来。我大学期间英文是选修课，九十个同学只有七八个选修了英文，我是其中之一。但我底子太差，从前连ABC都没有学过，而且觉悟也不够，没有好好在外语方面用功。古人说学到用时方恨少，幸逢出国的黄金岁月，也只能与其擦肩而过。后来我出国是换了一个赛道，当访问学者出去了一段时间，那是1989年之后。出去看看也好，就走了，到了美国之后还是想读个学位什么的。当考过托福也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想法又变了。其中之一的想法是：我的英文不可能学得比我的中文好，就算下苦功，岁月也不饶人，今后学问的关注点毕竟是以中国为对象，所用毕竟是中文，再把时间和精力用到间接相关的语文上，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我的答案是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另外一种我不熟悉的语文上面。当然父母的意见也给我很强烈的影响。他们觉得作为中国人应该报效自己的国家。我那时候这种国家情怀的观念说实话不是很强烈的，但父母的看法会慢慢在心里发酵，说观念差异也好，说文化冲突或代沟也好，总之和你关系密切的家人有不同看法，他们的看法是值得尊重的。我最后的决定是不悖逆父母的意见，放弃了国外读博的机会。访学一年就回来了，在芝加哥大学半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半年。傅高义教授当时想我留下来的，但我只想读个学位，受一段完整的学术训练。后来才知道，他当时正准备写邓小平的传记，希望我留下来协助他，做秘书助理性的工作。当时我对学术的路怎么走，虽然还缺乏清晰坚定的想法，但也有一些朦胧的主意，就也没有顺从他好意的挽留。傅高义是一位非常温厚而勤奋的教授，我住在他家，他工作室的灯光经常都是一直亮到深夜。
不同时代也许出国有不同的经验，我觉得自己的海外经历所得还是正面居多。走出国门亲历亲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源。飞机降落在芝加哥机场，给我最深的震动是抬头一看，天上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绕飞成一个大大的圆圈，真的是个圆圈，然后排着队从切线的口子边低飞着陆，这边下来了，新来的飞机又从切线的另一端补上去，就这样源源不断，形成空中的景观。我想，我的天，什么国家这么强大！这比所有的文字都有力量。今天中国已经很强大了，繁忙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已经比芝加哥机场多了，但我还是没有在这些机场的上空看到如此高效率而严密管理形成的景观。
具体人文学问的形成，有一部分是书斋的，但也有一部分不是书斋的。不是书斋的部分是形成你书斋部分的经验基础。读者只能看到书斋的部分，之所以有的书读来似嚼蜡，没啥意思，就是因为它的问题意识缺少非书斋的部分，基础不牢，大厦自然就不坚固。人文学问归根究底毕竟要理解一个现实的社会，有很多感知，有很多经验的东西，它是书本不能给你提供的。从这一部分感性经验出发来寻找答案的时候，你会回到书斋，回到历史。所谓回到历史，历史早已烟消云散了，就是那些书本的记载，从里边你可以追溯到外面，但是你问题的产生一定是由于现实层面的东西。海外读书，我始终觉得“读书”这两个字不能完全概括海外所得经验和观感。虽然身在海外，见到不同的人，但交往面依然很窄，不能完全进入人家的社会，因为毕竟不是那里的一分子，但对学问增长还是有正面的作用。
比方说上世纪90年代我们有一段时间很崇拜德里达，崇拜解构主义的学问。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德里达受邀来到芝大。我们知道美国对各种学术观点，意见都是公开的，而芝大总体来说是偏向保守的。德里达是新潮学问，芝加哥大学也不愿意落在潮流的太后边，也要做个姿态，但他们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实不认同，于是弄成了折中，以外语系的名义请他来，做的是语言学的讲座，或者说以语言学的名义吧。但德里达不管那么多，还是讲他的解构主义。这一切，你身在其中就知道，解构主义虽然时髦一时，但大家并不是没有微词的，这会促进我们独立思考。但德里达如果潮头上来中国，我相信我们很难这样对待他，学坛风潮一定是不得了，厉害的学问泰斗来了，然后一边倒，除了崇拜就是仰慕，没有独立思考。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些汉学教授来讲座，我们都很崇拜，除了崇拜就没有别的。当一个人带着崇拜的心情去理解事物的时候，肯定是不中肯的。但是当有不同意见存在的时候，我们作为当事人比较容易客观一些，不容易随风倒。受这种开放式的学术氛围熏陶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比较健全的学术环境。至于说在海外，你在专业上学到多少东西，以专业所得来判断海外访学的必要性，并不能准确评估学人走出国门留学、访学的意义。当然如果你很专心，一心一意找相关材料，那又另当别论。
傅：当代学术史上有着合作著述(所谓“双打”)的现象，您和刘再复先生的合作应该是成功的榜样之一。你能介绍一下撰写这本书的情况吗？林：我跟刘再复无论在文学所时期还是之后，一起写书的过程是非常愉快的。前后一起署名写过三本书。一本是薄的小书《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另一本是《传统与中国人》，还有就是《罪与文学》。薄的小书其实是《传统与中国人》的雏形，根据这个雏形伸延成了大书。前面说过，我在文学所是在近代室，那时刘再复名义挂在鲁研室实际在院部。我读鲁迅小说有些心得，写了篇《阿Q与中国传统精神文化》，刊在《鲁迅研究》上。文章的论点是不够成熟的，题目大得很，架不住年轻胆子大，写就写了。大意是阿Q的形象蕴含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应当将之挖掘出来，以认识国民性。《鲁迅研究》是鲁研室编的，刘再复看到了，周二上班的时候，特意问是不是我写的，他认为有点儿意思，欢迎有空到他那儿去聊天。我和他都住在劲松大区，小区不同，但相隔不远，一来二往，就熟起来了。他母亲待人真诚热情，常常端出拿手的炒年糕招待年轻人。几个常去谈天说地的年轻人私下把再复家叫作“人民食堂”。所谓“人民”无非就是我们这些偶有饥饿感的饕餮。1986年夏季复旦大学召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邀请再复参加，他这个时候已经当所长了，忙得没有时间，就跟我商量，一起合写篇论文去参加研讨会，于是就有了《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到了会议上，王元化先生还找我谈了对论文的看法。他的意见启发了我后来的思考。
傅：那是不是你第一次参加研讨会？林：应该不是，更早参加过近代文学领域的研讨会，在广州和开封举行的。可惜那时对近代文学热情不足，精力投入不够。而重新反思国民性这件事，我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当再复说了复旦研讨会“传统文化再检讨”的主题，格外令我兴奋。于是按照先前文章传统文化与阿Q形象的关系的思路，再发掘若干可供探讨的主题，作成一篇论文。在开放和反思的社会气氛下，产生当年“五四”先驱认识中国的国民性过于匆忙、早早便结束的印象，是很自然的；并且想把当年先驱们未竟之事继续深入下去，正当其时。正是出于这种想法，将之扩展写成《传统与中国人》的时候，加了一个副标题——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基本主题的再反省与再批评。在这件事情上，我和刘再复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后来才慢慢知道，他有一个庞大的学术思考，计划写一部中国人的自我认识史、自我反思史一类的著作。民族的自我反思都要有一个外来观念作为“反思之镜”才能进行，而西洋观念的传入要上溯到晚明利玛窦的时代。从明末清初一直到康雍乾盛世再到晚清、“五四”，这将近三个世纪中国人的自我反思历史跌宕起伏，丰富多彩，刘再复要把它的源流脉络勾勒出来。这是一个有学术雄心的想法，他平日也搜罗了不少资料，孰料后来世事变迁竟未能诉诸笔端，令人唏嘘。不过因此机缘，他也成就了别样事业，此是后话。我不敢说自己落笔的时候，所有见解都吻合再复拟议中的想法，也不知道他的基本观念是不是我后来表达出来的这种观念，但可以肯定它至少是合拍的，是处于相通的脉络里的，所以他提议我们一起合作写论文参会，并把它扩展成书。
开完研讨会回来之后，我向刘再复转达了听到的意见，包括王元化先生的意见。他提议并鼓励我写成书，他肯定再反思“五四”若干基本主题这件事很有意思，值得去做。那时候书写得很快，尽管积累不多，材料准备不够，就一边读，一边写，大概半年多一点就完成预定计划了。成长中的青年学者，通常不容易确定拟议中学术构想的价值和意义，难以作判断，或判断不够准确，这时有前辈从旁指点一二，非常重要。再复的提议对我来说相当于从旁指点一二，使我能够看得更准，看得更远。书稿交到三联书店，很快就印出来了，反响很好，热销了一段时间。我们还在北京西单附近的三味书屋联袂签名售书。我唯一签名卖过的就是这一本。可能不是因为这本书写得有多好，而是因为再复的威名实在太大了。
傅：这本书有没有翻译成外文？林：我知道有韩文版，还写了韩文版的后记。《传统与中国人》出版以后，已经是1988年5月，离1989年非常接近了。我心里想着自己的另一件事情，就是读个学位。教育走向正规化是大趋势，缺个学位就像小贩没有营业执照，恐怕要被城管勒令收摊。我觉得最合适的指导老师就是刘再复了，他在文学所虽未名列博导，却是国务院的学科组召集人。如要招生，添个名字就是。我把读学位的事儿跟他商量，没有料到他问我：“你觉得自己能不能写？”我当然说能写。他又问：“读学位的目的是什么，还不就是要能写吗？你现在都已经能写了，你还读它干什么？”再复一心一意为文学奋斗，看问题一眼看到实质。我心里也认同他的道理，于是这个事情就变成泡影了。刘再复非常真诚，他不认同敲门砖的道理，或者说他没有这个概念，他厦大毕业就到社科院，那时无所谓读研。可是到我们加入以学术为业的行列，手上没有敲门砖，总感觉两手空空，少了些什么。就像走夜路，不是不会武功，总要有根武松的“哨棒”在手吧。
我有十年在社科院文学所，社科院跟大学的气氛风格很不相同。其中一个有意思的区别是社科院的人基本没有学术的门派，或者说不重视师承和门派。当然也有重视门派的权威泰斗，就像蔡仪。蔡老给我印象很深，就是很重门派。他的门派开会阵仗很大。蔡老个子不高，也瘦小，但走在前面，气宇轩昂，后面并排跟着杜书瀛、许明两位大弟子，然后是一众的三代、四代的弟子，如同高僧在前，护法在后，十几个人嘡嘡地从楼道的这头走到那头，这场面震撼到躲在办公室的我。但是这种阵仗是文学所仅见的。大部分学问渊深的前辈都没有门派。一样治美学，像李泽厚，他要弄个美学或中国哲学史的门派，那多容易，可是就是没有。像刘再复，连收徒授业的意识都没有。坊间流传钱锺书不做博导招生的原因：要是招到聪明程度不够的学生，怕辱没师门；如果招到比自己聪明的学生，又脸上无光。这个传说不一定是真实的。就我在文学所的耳濡目染，是因为这些学问好的前辈其实相信，好的学问是没法传的，而能传的学问大抵不是好学问。然而我改到大学教书之后，就发现大学不一样。大学讲师承，有师承就有门派。有门派也不见得都不好，起码是有利于更年轻的学子成长吧。于是各有各的氛围和风格。
傅：那本《罪与文学》是怎么来的？林：刘再复是非常关注当代文学的学者，他还在国内的时候，对当代写作就有批评。他认为经过“文革”这么大的曲折，作家大都倾诉苦难，以伤痕文学开篇，就算反思，也多指向外部社会，鲜少反思自身，鲜少将自己的角色代入这段当代史中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思想解放以来的文学缺少忏悔精神，这一点再复在新时期十年文学研讨会上就已经提到了。从他这一点反思性认识，可见俄罗斯文学对他影响非常深厚，人道主义文学的信念非常强烈。这个角度确实是认识中国20世纪文学一个重要的角度，本来应当在国内做的。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落脚在芝加哥大学，我出国访学也刚好在芝大。我住在他家里，经常切磋，交换看法。虽然人生比较彷徨，但总算生活暂时安定。重新检讨20世纪文学的传统包括其得失的事情就又提起来了。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的主要潮流服从于启蒙大众的宗旨，服从于救亡图存的目标。这个目标从历史上看是高尚的，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但对文学也是有伤害的，尤其对于启蒙的宗旨有偏狭理解的时候，对功利目标制定得过于迫在目前的时候，文学的路就越走越窄了。特别是发展到“文革”阶段，八亿人民八个戏，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可读的越来越少，连外国名著都成了洪水猛兽。其原因到底在哪里？除了政治路线，其实还有文学传统本身的原因。由于这个文学传统，我们对文学观念的理解也越来越狭窄。那时候和再复经常聊的也就是这些。应该说相当多的部分，我和他都是不谋而合的，如果我们要一起来再做一件事，再写一本书，那主题就是反思“五四”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道路。我们反复讨论之后，有一些初步的想法，大体思路已经有了。剩下如果有安定的日子，就可以提上日程了。然而生活不会这样美好。在芝大半年，我离开了，我搬到了哈佛，可以联系，但没有那么容易了。后来我回国了，也经历了个人生活的动荡期。整个计划处于按下不表的状态。
从美国回来，我在广东省社科院文学所，一两个月之后落脚在深圳大学文学院。迁到深圳大学，这个时候联络就更困难了。到1997年，刘再复安家在落基山下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主持召开了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他邀我参加。之前我有一段时间也爱读金庸，顺手写一篇论文去参会。趁金庸讨论会的机缘重新见面，写书的事情自然重又提起。这回事情就推进很快，因为一方面我又有写点东西的兴致，另一方面金庸会之后不久刘再复受邀到香港城市大学做客座教授。我在深圳，他在香港，见面商量很容易，基本上到上个世纪末，初稿就完成了。这回合作前后有十年之久，所以再复在后记里说，我们“十年磨一剑”。
《罪与文学》这本书，篇幅上我写一半，刘再复写一半。他对《红楼梦》、高行健这些比较有心得，我可能对左翼文学或者延安文艺比较有体会。写好之后到底取个什么书名，我踟蹰再三，没有好的想法。“罪与文学”这个名字是再复起的，非常恰当大气，我觉得恰到好处。再复对词汇、对语言的敏感度真是要胜过我很多。书写完了，就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多年以后，中信出版社出了简体字本。
2000年之后，中国社会变化剧烈，变动速度超出想象，引起了一些以前没有料想到的学术问题。我开始被这些新问题引着走，有时也岔开了现代文学领域。跟再复认识这几十年，他给我最强烈的一个印象，他是一个对文学最忠诚、以文学为生命的人，他的整个生命都扑在文学上面。我跟他相比真是差太远了。
傅：那个时候您已经是声名远播了，怎么想到要读博士啊？林：还是古人对名气认识比较深，称之为虚名，无论是远播的，还是浪得的，一盖认作不实的虚名。我在文学所没有经过助理研究员一关，直升为副研究员，其实是意外得之。1988年社科院出台政策，可以破格晋升职称，条件是考过两门外语，再加业绩。那年代光两门外语就把很多人吓退了。我刚好前几年参加过社科院人事局举办的日语培训班，时间有一年之久，然后又参加社科院研究生院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办的英语培训班。这个培训更地道，老师都是加州大学来的。这些培训一律不收学费，纯粹的善举，非常适合我这样的人。有这个底子，就放手一搏了，结果又都考过了。凑巧的是《传统与中国人》刚刚出版，加上之前写过的书和几篇论文，业绩算是不错。于是就过了，那一次社科院破格晋升的连我在内也就三人。我认为并不是我有多优秀，而是那个时间点有学位的还未到年限，年资够的又被外语卡住，我刚好就赶了这趟运气。读博士是1996年的事情了。在深圳大学文学院一晃六七年过去了，又到了申报下一个职称的时候了。这时学位就成为迫在眼前的事儿了。大概是1995年吧，院长章必功来跟我说申报教授的事，他也有这个急需。章院长是一条有情有义的好汉。他跟我说，论出道，我比他早；论岁数和学位，他比我高。这次他先，下次我来。章必功有北大文献学硕士学位。我很赞同他开诚布公的举动，把高校同事之间搞得你死我活的难题轻轻化解。但是他提到的学位问题，确实刺激到我的神经了。刘再复先前的劝说在现实面前被证明是无力的，“城管”说来就来，谁让你证照不全？我不但没有硕士学位，就连本科也是追认的。作不作数，文件有时也不灵光。这样，学位对我就是将来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环顾广东地面，能读学位的高校也就中大的古典文学和暨大的文艺学。稍早也努力过想跟复旦的朱维铮先生读近代思想之类，他也首肯，终于因为外语和思政课必须到场而作罢。我离不开深圳的教职，还是需要银子糊口。深圳离广州不远，在职就可以兼顾。中大的古典戏曲不是我的所长，实在没有胆量再回母校拜师，于是选了暨大文艺学。我非常感激饶师芃子教授收留了我，只有用“收留”一词才能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我连学士学位都拿不出来，更拿不出硕士学位，以同等学力为名就读博了，相当于大步跨过吧。虽然符合理法，但异代而同心毕竟是不容易的。饶师能不拘小节，体谅晚辈成长道路上的无知和挫折，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傅：您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小说评点》，有论者指出受到浦安迪的深刻影响。您怎么看？林：博论选明清小说评点为题，主要是因为那时叙事学尚属西学东渐而来的“新学”，谈论叙事学的越来越多，我也想一探究竟。另一个原因是业师主要治海外华文文学，我很少关注这个领域，突然涉足，没有基础当然行不通。古代文论里面，评点也有人做，不过觉得还有空间，加上吴予敏兄跟我讲他选博论题目的经验——最好与业师的专攻不远不近，远则背道，近则麻烦，真是过来人的独得之见，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具体操作的时候，我有一个意外的学术发现。我觉得实际上可以清理一下，因为叙事学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语言的特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叙述表达的特性。叙事之为学老外最早开始讲，可是西语和汉语差别很大，这种差别部分是认知，部分是表达习惯，部分是语言发音引起的记录符号差异，例如汉语没有严格的时态语态，动词不能变形，名词的性数格更是闻所未闻，主语通常不言自明，这些语言差异引起的叙事表达的个性，我们讲叙事学的时候是应该注意到的。但是非常遗憾，我看到的还是以照搬西洋叙事学的讲法居多，食洋不化。结合中国文学作品讲叙事学讲到点子上的人，反倒是美国人浦安迪。浦安迪上世纪80年代来过文学所，还做过讲座，跟他也许见过面，但记不清了。但我那时肯定没有关注古代文学叙事的意思。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叙事特性有很深的理解，能够和明末清初评点家所讲对得上号。我作为后来者受浦安迪所论的启发和影响是很自然的。
傅：《口述与案头》跟你的博士学位论文应该还是有一种呼应关系，是吧？林：博士学位论文写到后面，渐渐就产生相关但不属于论文内容的想法：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到底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悠久的传统有什么主要的内涵？由此想起王国维的说法，他认为叙事不是中国文学的所长，中国文学的所长在抒情。后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关于抒情传统的讨论就是从王国维这里发端的。我想，既然没有所长，反倒可以细细探讨一番，看看其中的真义是什么。博士念完不久，我回到母校中大中文系教书了。这时我就想从头到尾来做这件事。实际上整个构想中的上半部，我在《口述与案头》后记里也写到，仅仅是“半截美人”。这下半部我一直没有动笔，被另外的写作计划干扰，像小红帽不够专心，走岔到另一条道上去了。看看以后有没有机缘重启吧。
傅：假如您还要再把下半部也写完的话，您准备怎么讨论这个问题？林：当然应该从佛教东传开始讨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已经有不少义理的探讨，形而上的层面已经很充分了，但鲜少事实的或形而下的梳理。佛教东传伊始，是那些行脚僧云游四方，用口头向识字或不识字的大众百姓宣讲佛教的教义，例如讲着佛本生故事，讲着我们今天在佛经见的奇奇怪怪的故事。这段自西至东的故事持续数百年之久，跨越广袤的东亚大陆，带动起一个口头讲故事的民间风俗，引起民间艺人的模仿，催生了汉语本土口头叙事的传统，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民间像弹词这样的俗文学中看到它的痕迹。这个过程伴随着题材的扩大，本土化的加深，而且融合了案头文人的修辞手法，这个口头叙事传统最后的结晶就是百回本的“奇书文体”，凝聚成百回这样的宏大的规模。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独自演进的，更为古老的案头传统也在绵延中，到了清代虽不占叙事文学的主流，但依然出现纪昀、蒲松龄这样的代表性人物。这个过程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案头修辞如何缓慢渗透融合到口头叙事和修辞中去的问题。这是蛮有意思的，比方说百回本的“奇书文体”，它们从来都是文备众体的，里头有诗，诗的作用还很重要，故事讲着讲着，一定要“有诗为证”。你看《西游记》中有多少诗，话本、拟话本如果没有诗夹在其中，那简直不可想象。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两种特征，它怎么融合、影响它的叙事，如何融合成丰富而独特的叙事传统，这些都要慢慢梳理。要是把中国文学的叙事研究搞成西方式的学问，摘章摘句，分析罗列，那多没意思！中国古人其实自己也有一套，我们作为后学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人的一套光大显明出来。傅：从左翼、革命的反思(《边缘解读》)，到地域文化史(《秦征南越论稿》)的关注，兴奋点似乎不同，但都存在边缘与中心的关系。这种跳跃与变换的研究视角，呈现出了您特别清醒的研究自觉。您能就此谈谈么？林：古人讲故事无非说一个聚散，人生万事皆聚散，与治学有相似的道理。散就是散开数点，铺张出去，通过做具体的研究累积见解、知识、经验，检验更大的构想是否合理；聚就是这些散的点最终能铺垫你做成一件不负韶华不负人生的大学问。我自己还在路上，不知道能否实现这后面的宏愿，目前仅仅看到一点儿曙光而已。好几年前，我说过，“我看见了自己的耶路撒冷”，但能不能走进城里，还在未定之天。为此有些选项我是把它当作必要的训练来做的。你问我为什么对早期的东西感兴趣？其实我是对一个事物具体的起源方式、对它后来发展到底有多重要这个问题感兴趣，于是我就尝试寻找一个小的点，比如中国诗论的起源来试一试身手。《诗志四论》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写出来的。通过这项写作，我多少明白了源头的意义和它对于事物的价值。尤其是人文领域，不同的开头通常意味着不同的道路。当然不能说必然意味着后续发展的一切，但确实塑造了后续的发展。所以你要理解后来的东西，你必须返回到它最开头的那一点开始讨论，这样才会让问题透彻。写《秦征南越论稿》也是出于铺垫的想法，热心地方史研究的动机是很弱的。在我自己看来，这其实也是寻找源头。什么源头呢？向外部大规模投射力量的源头。秦经过历年征战，建成跨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行政统一的王朝，国力强盛蓬勃。强大之后向外投射力量，这是国家本性的自然趋势。所以秦王朝建立不久发动的南征之战是一个观察角度，看看它如何将一个本不统属的地方纳入其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主流。过往讨论秦征南越，经常笼统地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认识遗漏掉很多东西，也掩盖了很多东西。中国是历史积淀而成的，不是天然抽象的东西，它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雄伟辽阔的规模，是经历了过许多历史脚步的。回顾其中关键的历史脚步，能提供当下的启发。秦王固是千古一帝，但王朝南北疆界对他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五岭以南是南蛮之地，部落社群散漫，没有侵略性，构不成对北方强邻的威胁，与北地匈奴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但秦王依然发令征伐，有国家本性的因素，也有他个人心理的原因。秦征南越完全印证了恩格斯关于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杠杆的说法。
当我登上岭南之巅猫儿山的时候，还不觉得讨论秦征南越有意思，但再查阅资料时才发现，压根儿没有中国学人正儿八经地讨论这段历史，尤其是没有有分量的著作。一般都把它看成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尾声，或者南越国历史的插曲。但我认为有价值的历史观察既要关注秦为什么发动征伐，又要关注秦怎么投放它的力量。有这个视点这段历史就能呈现与先前不同的面目。关注历史一定要关注人类历史里面残酷的那些东西，不能用赞美或歌颂掩盖它的残酷，不能用谴责替代对真相的揭示。首先要面对事实，秦王朝确确实实扩张到这边来，但王朝的征伐也给百姓带来正面的作用。应该承认，扩张确实会带来正面的作用，就像我们在殖民历史里看到的一样。殖民固然存在血泪的一面，但也有另一面。所以问题不在于道义和价值，而在于实际的历史后果。回顾这段历史，能够发掘它可能对人类的文明做出的正面贡献。这是中国文化的潜在力量。南越的征服者主动采取政治和文化的融合措施，与西方现代殖民者采取的压制和隔离的方式完全不同。虽然同为扩张和投放力量，但却能加速本土和外来的融合，减少社会矛盾和残酷的冲突。比起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残酷，秦之征南越是中国历史传统里独有而温和的政治和文化的绥靖。
历史已经消失在尘封之中，它的意义在于后来者的不断发掘。因为发掘就是重新叙述，而重新叙述有可能把它有价值的那些东西光大出来、发扬出来。这样有可能在当下的实践中产生启发，对别人或会产生一丁点儿作用。书写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叙述的过程。当然不同的人会光大不同的东西，由此产生分歧和争议。这就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光大什么东西。关注历史要站在良知的角度，光大那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本粤人，而秦始皇征的又是南越，这大概就是让人产生我是不是出于桑梓情怀“指染”地方文史研究的印象。其实我就算不是广东人，大概也会走到关注秦征南越的地步。我写这本书更真实的心情是解剖一只麻雀，弄明白一些道理。当然我也觉得能为地方做件事是好的，为地方文化出力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每个人都出生成长于小地方，后来逐渐脱离了乡土，投身于更大的平台，如果机缘巧合能为本乡本土做事，当然顺理成章。但我知道这个题目竟然没有中国学人站出来，只有一个法国的“汉学家”在夸夸其谈，当然有点生气，也有点儿乡土情绪，就像看到有人被欺负，于是就拔刀相助一下，也是很自然的吧。实际上我是一个没有什么乡土观念的人，很难理解乡愁到底是什么，也一直认为乡愁是一种没有什么厚度的情感。因为我从小就过惯了说走就走的生活，有的地方待的时间长，有的地方时间短，但都如白驹过隙，难以产生基于在地的深厚情感。当然如果别人认为这本探讨中原政治文化南渐第一步的书无意中为地方文化增添了什么，我是不会反对的。
傅：作为20世纪诸多风云的亲历者和思想者，您始终有忍不住的“当代关怀”，如《醉论风雨六十年》。这是当代思想史的一本奇书，从最初网络流行到成书，一时蔚为大观。然其思想锋芒、意义和价值仍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和发掘。您能谈谈这本书吗？林：社会处于思想活跃的时期，假设三人谈话的方式来写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能够表达出各方的各自状态。我最早看到这种形式的文本是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伽利略生活在文艺复兴差不多由盛到衰的时期，科学已渐成气候，但与梵蒂冈的一套体系有非常大的冲突。他赞同哥白尼但不能明说，明说了就可能步布鲁诺的后尘，他没有那么勇敢。于是就写了这本假手三个人的谈话的书。人文社科的道理比实验科学不同，很可能没有最终真理的定案，社会思潮就像钟摆，你没法说左边合理还是右边合理，或者只能摆向左边不能摆向右边，我只能看到它不停地摆动。如果要讨论任意一边的合理性的话，就一定得结合具体情形。毛泽东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活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抽象地说是非对错。作为一个原则，它可能是两边长存、共存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会长存的。由于有这样的认知，三人谈的修辞形式也是非常适合表现的。日本明治时期的中江兆民也有一本《三醉人经纶问答》。他讲的是“经纶”，我就没有这样的企图。我只想表达我的所想，说徘徊也好，说犹豫也好，反正就是一个观察者的状态。于是就假借三醉人之口。孔夫子一直教导我们，“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写这本小书也是出于如此心情。穷研学问多年，积累到一定程度，相当于“行有余力”了，于是就学起文来。这本小书就是“学文”的见证。专业做到一定程度，突然有些其他想法，不是专业的框架所能容纳的，其实就不妨着手，即使逸出格外、在框架之外都不妨碍，作为曾经的彷徨、曾经的动摇、曾经的琢磨不定的记录，留不下来就让它灰飞烟灭，本无所谓。
傅：这本书面世至今，又过了二十年了，您对当时的观察有没有需要补充的或者调整的？林：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国家富强的康庄大道当然不是从近二十年开始，但中国国家力量的急速壮大确实是近二十年的事。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如今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分量举足轻重，这种形移势易终将使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在未来构成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和重要的观测点。加上这个问题存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叠加，使得问题格外复杂和不确定。然而越是复杂和不确定，探讨起来就越有意思，对吧？之前三醉人谈论的几个主题，除了有的遣词欠安妥之外，基本判断至今仍然看不出有改变的必要。如果三醉人还要开坛论讲，聚焦在中国与中国以外的世界的关系，我相信将是他们感兴趣的。世道的更替常出于意料之外，很多当时看毫无着手处，预感数十百年之后才会出现的事情，忽然数年之间就来到面前，思想措手不及，理论无从应对，眼前更手忙脚乱。不过今后我们都要习惯类似的情形。中华民族经历各种考验，曾经很好地适应漫长的农耕时代，也一定能通过各种“大考”，适应多变的工业科技时代。傅：最后，请老师说一说，您觉得哪几本书特别好，譬如说“青年必读书”，哈哈……林：我真的被你问倒了。学习文史，必读书是很多的，说这不说那，就顾此失彼或重此轻彼，说多了，变成勾书单，没啥意思。经典都在，不用一一列举。让“大人物”传授青年人几本必读书是“五四”时期传下来的套路。我今天就被你套住了。
这样吧，我说几篇我心目中认为属于范文级的好论文，聊以解套。这些论文我曾经在一个讲座中推荐给学生，考虑到他们反正要学写论文，尽管不一定是这些论文所涉的领域，但知道啥是应当追求的好论文，闲时拿来读一读，明白如何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知道怎样去努力，也是一桩能起点作用的事情吧。它们是：陈寅恪《论韩愈》，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李泽厚《孔子再评价》，钱锺书《诗可以怨》。陈寅恪的论文发表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谭其骧的论文发表于60年代，竺可桢的论文发表于“文革”中，李泽厚和钱锺书的论文均发表于1980年。这说明环境、学术生态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人追求真理的热情和专注总是可以突破环境的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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