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方丽

　　相较于旧作的在场感，祝立根新作的历史感表现得更为强烈。在时间的长河里，由于生命和记忆的有限性，历史与当下被贸然割裂，时空有限的人类也善于将最强烈且迫切的情绪表露于当下，而记忆难以承受的历史则往往作为一种“虚构”存在于当下的叙述和记忆里。祝立根新作中的历史感正是其立足当下的情绪处理历史时产生的时空纵深感和延续感。在断裂成为历史和当下的鸿沟时，祝立根新作体现出的纵深感和延续感就弥足珍贵，因为没有戛然而止的历史，只有连续的时间里不断累积的经验。历史这个概念本身就宏大且驳杂，对于亲历云南从闭塞到开放巨变的祝立根而言，处理历史时有意或者无意地选择个人的历史和地方的历史这两条路径是肯定的，且这两条路径的提出使我们把握其诗歌中历史感的长度、广度和厚度成为可能。

　　作为“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无乡可归的精神孤儿”，不断重返自身成为祝立根诗歌创作的重要路径，在处理自己的历史时，诗人显示出了对个人生命体验的重视，他对于重现事件没有兴趣，而对情绪和感觉的回忆、再现却十分着迷。《参观钢铁厂》中诗人以钢制品的一生为对象，讲述了从熔炉里的鲜活温热到日渐走向孤独冰冷的生命，从开端到结尾，一次次的量变最终引发了质变，日渐坚硬的体格和日益冰冷的身体最终构成了一件钢铁制品自我认知里的全部。虽然此前在炼钢炉里各种形态的力交织出现，并形成一个“自己的越狱者和守护神”的矛盾体，但对钢铁而言，炼钢炉内的火热、翻腾和矛盾不安才是生命体验的顶峰。全诗最出彩的地方在于，对于共性的“我”被“压扁、抽空”“切割又焊接”成的各种个性的“理想形态”的回忆和讲述，也就是钢铁水被送进铸造和轧钢车间塑造成各种人类所需形状并被使用的全过程，其间，“我”对各种功能经历了从期待到适应再到无奈的心路历程。当“我”被撕裂成各种超出“我”理想的形状，“我”也能在各种形态中找到存在的意义，这种撕裂的存在与炼钢炉内完整的“我”形成对照，尤其是作为铁轨的“我”想与成千上万个“我”拥抱，但永远隔着“一个拥抱的距离”，个体的破碎感跃然纸上。

　　其实，诗人参观的钢铁厂隐喻的正是诗人自己，在对自我的审视中，个体在生命的历程中体验到的所有情绪均被诗人敏锐地捕捉并呈现。作为一个历时性的人，如同炼钢炉内的钢铁水被现实的轧钢车间塑性、再造时，鲜活的生命力也逐渐萎缩，生命不断被现实改造，而改造出的人生样态与曾经的理想相去甚远。这其实就是诗人生命轨迹的真实写照，他“14 岁离家念书，从此背对故乡，越走越远，十多年后最初的梦想破灭”，破灭之后，诗人必须转变人生的样态，重新开始。只是再出发时，虽然如同轴承、螺丝钉一样，或有血有肉，或是家中的顶梁柱，但诗人仍要努力才能实现的是他在全新人生样态中的自我和解。

　　在处理自我的历史，注重人生经验和情绪时，祝立根也会注入对当下的思考和反思，这让祝立根处理自我历史的诗歌具有广度和厚度。《爱离别》是一首由主客我间的对话、驳诘组成的诗歌，诗中的“我”和“他”分别是表征现实的自我和表征自由的本我。本我，即“他”相送白云、与疯狗对峙、和松针上的露珠讨论人生，这位追求形而上意义的“他”在“我”看来却不合时宜地“像一个幽灵/也像一个孤儿”。尤其是“我”借助镜子，“让他身处阴郁的地下室”时，自我似乎战胜了本我，不过诗人对自我的反思仍在继续。“我”看似强大，对“他”实际上又恨又怕。“我”痴迷于“人间的烟花，圣山的雪光”，但他却无动于衷，甚至当“我”在现实中挣扎、被现实扭曲时，“他”却清醒地指出我真实的存在样态——像一个小丑，并报以悲悯。“我”与“他”的关系就是诗人互相矛盾的两套思想体系间不停博弈的过程，有时二者势不两立，有时又互相让步和解，即便是现实原则强大到“我”弄丢了那个向往自由的本我而痛哭时，“他”都能像“我的至爱的亲人”拍拍“我”的肩膀，漏出“恨铁不成钢”的眼神。这首诗是诗人的双重自画像，也是祝立根对“人”这个概念的诗性解读，在他看来，人所有的痛苦无不来自自我和本我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人的存在也恰恰因为这些因冲突而产生的痛苦、选择、和解充满意义。此外，祝立根还将镜子、水面世界幻影的真实与现实世界“我”的虚伪、懦弱相对照，在面对自我历史的同时也在思考颠倒的真实性问题。整首诗歌所有的思考都流露在自我的与本我的对话中，虽有思考的深度但诗人却不刻意追求表达上的难度，这也是祝立根诗歌的特点之一。

　　由于克服了专注自我生命时间长度及空间范围的限制，打通了自我历史与地方历史的界限，祝立根对自我历史的处理实际上也包含了其对“地方”历史的部分认知。在马丁·海德格尔看来，“地方”使人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他的存在的外部联系，同时揭示了他自由和现实的深度。虽然祝立根 14 岁便离家去县城上学，此后日渐远离他所熟悉的那方水土，但在文学研究中，“‘地方’”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作家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而应看作是与生活体验、文学活动相关的一切地域空间”，从腾冲到昆明，祝立根的文化血脉里流淌着的始终是云南地方的血液。《烟花》中诗人介绍自己的名字时就将个人与地方的历史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我姓祝，祝愿的祝/祝福的祝，身体里藏存着祖先们/沉沉浮浮的爱和担忧。”立根这个名字是生活于此的祖祖辈辈形成的文化基因选择的结果，包含着当地独有的最隐秘也最强大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而这正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可以说，云南为祝立根注入了专属于云南的文化基因及语言密码：

　　那天晚上，烈酒击溃了我们的普通话

　　暴露出他裹挟着风沙的山西腔

　　以及我翻滚着泥石流的云南调

　　但我们都能听懂，彼此的叹息

　　——《遥远的青冈县》

　　被烈酒击溃的普通话释放出了深藏已久的乡音乡调，无论是风沙之于山西腔还是泥石流之于云南调，其实都象征着地方特殊性对全国普遍性的一种超越，祝立根在语言维度仍保留的云南腔正是其体内云南文化基因的表现之一。

　　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等原因，云南从社会文化意义角度看处于边缘地区。语言、信仰、生活方式使云南地方文化相对内地的主流文化来说，成为一种边缘文化。由于云南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当地提供了自给自足的物质基础，云南天然具有对外界的隔离机制。当然，虽在同一空间，祝立根与其祖辈生活的时代对主流文化的“隔离”程度又差异巨大。受交通、消费、网络等因素的影响，云南尤其是昆明以飞快的速度缩短着与其他地方的时空距离，也在同质化的道路上亦步亦趋。但这种变化不会一蹴而就，漫长而缓慢的历史积淀成了这个以质朴、真实为底色，神秘多姿的地方。

　　特殊的风土人情及文化氛围影响了祝立根的诗歌创作，因此他的诗中不仅有地方元素，如丽江、雪山、兰坪县等，还有他普通话包裹着的“云南腔”。云南赋予祝立根诗歌真实、自然的风格，祝立根也以自己对地方历史和文化的个性化接受及表达实现了对云南地方的再生产。在他的诗歌里，云南不是被书写的对象，而是其生活的一部分。《江上的日子》《孤山上》两首诗歌分别以江、以山为空间背景，诗人存在其间，感受同一空间里时间流动形成的历史。“残兵、悍匪，舍身崖上的/报春花……到过这儿的人/都是些孤注一掷的人”，正是不同时期这些孤注一掷的人让这座孤山具有了穿透诗人内心的魔力，或曰“文化”。一座山的历史就是一座山的文化，而诗人体验到的“与世为敌的孤傲”和“和走投无路的伤心”又作为历史参与其间。《江上的日子》更是熔铸了诗人生命体验的一首诗歌，在这首诗里，苦难和彼岸、生命和宿命同在。面对苦难和宿命，诗人试图借助渺远的彼岸和鲜活的生命实现此在的超越，但那终究只是诗人自己的“宽慰”。

　　可以看到，祝立根在处理地方的历史时，不是站在文明和道德的制高点去审视，而是在认同地方文化滋养的前提下，以个人的视角对地方的历史加以阐释。在我看来，《关于补鸟的故事》更像是诗人对于如何讲述地方历史的一个宏大隐喻。地方的历史就像诗中的鸟，“也是羽毛、骨头，血/跳动的心脏构成的、具体的/生命……”，诗人“一直在黑暗中，想要说出/它们的存在，和存在的意义”，因此诗人必须推演历史，必须减轻“灵魂的体重”，像进入鸟的身体一样进入历史之中，去“求证某一细节”。在诗人看来，讲述捕鸟故事前，“我首先要确认自我，确认/我应该看见什么，在意什么/凭借什么抵达什么”，可见，正如前文所言诗人对自我的历史路径的选择是一种必然。诗人深知“任何的立场，都改变着讲述的语气/角度、审美趣味和道德标准/事件的实质和虚影——我们都是善变的/却想得到理想中的恒久，真的很难”，但他对于地方历史的个性化讲述始终都在尝试。即便有人将历史像那只超出人们认知的鸟一样扔进水中，烙印在历史中的文化、精神的秘密都吸引着诗人在确认自身历史的过程中不断靠近地方的历史。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祝立根诗歌关注的不是决定或者记录地方命运转折的宏大的历史，而是小人物甚至景观风物、精神文化的历史，这一点在《关于捕鸟的故事中》也有体现，在祝立根这里，历史必须具体到由“羽毛、骨头，血”和跳动的心脏构成的、具体的生命。这种通过生命切入地方历史的方式让祝立根的诗歌具备底层情怀和悲悯情怀。他关注普通人(包括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对于苦难他敏感而直接(如《对面就是野人山》)，对于美好他小心且警惕(如《什么是奇迹》)。在祝立根面对自己历史的诗歌中，自省式的和解是一种常态，在面对地方历史的诗歌中，通达的理解往往占主导地位，因此，他的诗歌虽然向现实敞开，但少有痛感。祝立根诗歌中的历史感也在削弱现实的痛感时，让其诗歌不那么尖锐刺耳，具有了节制、宽厚的特质。

　　注释：

　　①祝立根：《诗歌与我——救赎与抵达》，《诗探索(理论卷)》2019年第2辑。

　　②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