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颖仪 张立群

　　祝立根的诗歌中多见“骨”，无论是“反骨”“多余的骨头”，还是蕴于平实文字之内的气象，都彰显着由生命本质迸发而出的反抗力，犹如其笔下“一直端着从未敢放下的剑刃”的仙人掌，隐忍而又沉毅。他在诗歌创作中将“人”置于首要的至高的地位，强调人类生命的个体性，并试图推己及人，以己观世，在时代大潮中落地生根。祝立根诗歌所呈现的个人风骨，与尼采的悲剧精神、中国传统悲剧精神、“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悲剧精神皆有相通之处，是基于其个人特质、生活体验，以及所处时代背景而形成的悲剧精神，展现了高昂坚贞的个体生命意志和含蓄柔韧的持久抗争姿态，具有中西方悲剧精神交融下的独特审美风格。笔者拟从悲剧精神的角度入手，对祝立根诗歌进行阐释分析。

一、命运之悲：“无用”的挣扎

几次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一次溺水、两次翻车、无数次高烧不退”，以及一次翻车后却得知祖母在同一夜溘然长逝，这些生死瞬间使得祝立根越发体会到面对命运时的无力感与不可测，体现在他的诗歌中便是随处可见的命运慨叹。

　　个人对命运的抗争，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角斗，但诗人明白生活仍要继续，因为“活着就是一个溺水的过程，挣扎/出自本能，也出自一点生而为人的责任和勇气”(《回答》)。在诗人眼中，活着便是一种反抗，象征着生命力的“本能”，加之代表生命意志的“责任和勇气”，二者催发出的“挣扎”构成了个体生命对于既定命运的抗争，也只有反抗才能见证生命的存在，才能传达出势不可挡的个人意志。这里的“挣扎”体现了尼采所说的酒神本质，即悲剧精神，如此强大的反抗力源于生命本质，它试图破坏已有的规则与界限，但个人意志并没有到达酒神式的癫狂地步，破坏性也没有大到可以颠覆宿命，毕竟“挣扎”仍旧是在水中的挣扎，并没有脱离“溺水”的永恒宿命。

　　不过，这并不代表个体对命运的反抗是全然无用的，如王富仁先生所说，“这种反抗是无望的，是悲剧性的，但人却不能放弃这种反抗。人在这反抗中才表现着自己的独立性，表现着自己的独立意志，表现着自己主体性的力量”。正是这看似无奈又无用的反抗，极大地肯定了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主体性和个人意志在“这种悲哀与力量的混成感觉”的悲剧精神中得以体现，即便人从一出生起便是向死而生，是一场不断被宿命拉下水的险途，但反抗仍能带给人们一丝希望，这种希望就孕育在富有中式智慧的生存法则中。“活下来，是不是一场意外？/是不是一场惊喜，就像银杏，雌雄异株/荷花，一枝开一叶，活在淤泥里/也有简单的生存法则，和独立的/精气神，就像树蕨，贴着地皮的野草/也要努力长成森林的样子……”(《什么是奇迹》)要创造生命的奇迹，光有“独立的精气神”是不够的，还要遵循“简单的生存法则”，秉持随处而安的处世态度，于是雌雄异株的银杏能活，长于淤泥的荷花能活，就连最不起眼的野草也能活，甚至还可以长成一片郁郁葱葱的地表小森林。这种隐忍却实用的生存智慧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精神，它不具有普罗米修斯似的决绝，也不去试图颠覆宇宙中已有的存在，但这绝非意味着屈从与软弱，当充满着感性力量的个人意志注入了沉着冷静的理性精神，表面弱化的反抗方式却成了最具韧性、最持久的隐秘力量，因而生命的有限长度得以延长，个体能够保有柔韧恒久的姿态以明其志，从而拓展生命的深度和广度。

二、文化之悲：个体的孱弱

除了个人意志与既定命运的永恒悲剧，在社会利益至上、文化土壤贫瘠的现实面前，新的时代难题随之而来，即个体与文化的矛盾。祝立根认为，“古典诗歌里的人是山水里的人，是有身高的人，而现代的人，则是机器和血肉的混成体，是搅拌机下蚂蚁般大小的人，要在这个现实下，保持人在精神上的身高和尊严，可想何其之难”。与儒家传统割席后，“五四”以来的中国并未能成功建立起新的文化根基，整个社会面临着文化失根的窘迫和新秩序建立前的局促不安，个体无法从古典文化中汲取养分，那立足于现代文化中呢？个体仍旧无法扎根，反而陷入了一种更深层的困境，即精神的极度虚无之下，个体缺乏反抗动力和反抗精神的文化土壤，并被文化不断反噬，沦为物化、异化的工业产物。

　　在《参观钢铁厂》一诗中，人们不难看到那一个个熟悉的影子。“原来我在这儿出生，身体的模具里/藏存过那么多岩浆般的热爱和体温/原来我在这儿长大，在这儿/一寸一寸变冷，一天比一天变得坚硬。”当个体成为众多模具中的一个，人便从神坛跌落，成为毫无个性可言的量产商品，生命本应散发着的“热爱和体温”也随之消失殆尽，这可以被视作文化工业带来的后果之一。“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是由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提出的，“文化工业是现代发达国家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媒介，对生产出的产品进行传播并复制，在此过程中，创造出一种被物化了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实质是虚假被动的，但却被以一种异常聪明的方式来对大众进行娱乐欺骗”。当文化落入标准化、娱乐化的弊端，缺乏个性、丰富的风格和观念时，社会会不断迷失于现代社会的商品经济中。更糟糕的是，缺乏人文指导功能和社会批判精神等必需的文化滋养，只会加速个体萎靡、病态的退化，于是“那么多的我，我、我、我，和我……/在没有尽头的圆形轨道上/在碾压和被碾压的尖叫声中/一直想要拥抱在一起，却又永远隔着/一个拥抱的距离”。无数个“我”挤在单一化、同质化、集体化的人生轨道上，个体生存发展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每个人只需做好“模具”即可，个体生命在这个时代里难以实现自己的意志，也无力进行持久的反抗，因为悲剧精神中最根本的生命本质已被文化蚕食得所剩无几，或者说，个人意志早已“溺水”而死，连“挣扎”的浪花都不曾看见一朵。要如何应对如此棘手的时代难题，我们似乎可以在《关于捕鸟的故事》中获得一些启示。首先是要让隐藏于集体之中的个体得以出场，“我一直在黑暗中，想要说出/它们的存在，和存在的意义/让它们，从黑暗中显现出来”，人只有在个体性得到充分体现时，才有机会慢慢驱除个体的孱弱，才有可能重新认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接着要明确自己的个人意志，“我首先要确认自我，确认/我应该看见什么，在意什么/凭借什么抵达什么”，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式与道路，亦是反抗的方向与目标。最终“才能找到烙印在它们天灵盖中的/秘密星座的航线图/才能从虚无中，捕获实质的翅膀”，个体生命只有从“天灵盖”般的生命本质里寻回内心的原始冲动，从虚无的混沌中找到可以慰藉心灵的文化养分，才能重新以强烈的个人意志进行抗争，将自己从孱弱中彻底分解出来。

三、自身之悲：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返乡

祝立根一直在思考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诉诸笔下便是其诗中常常流露出的自我局限性，例如“我真是我自己的囚徒”，“我就是我自己的镣铐”，“其实我真的不是我自己的/集中营”，悲观迷惘的情绪弥漫其中，这让人想起了王富仁先生对于人的自身悲剧的看法，“人的悲剧，是由于人的局限性造成的”，亦“是在追求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更崇高的目标中表现出来的”，那么诗人是否找到了应对自身局限性的反抗方式，以及某种可能实现的目标呢？换句话说，诗人能够实践自己的悲剧精神以努力摆脱俗身的悲剧吗？

　　诗人确实做到了，他通过返乡的方式来不断完善、建构身体与心灵，以期达到一种平衡状态。祝立根认为他至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地理和现实中的故乡，在现代文明里急速凋零、残败的故乡，这是肉身的故乡；另一个是汉语的故乡，“我信任汉语如同信任自己的生命，用她写诗，让我有一种性命相托的安全感，她不会欺骗我，她一直在救赎我”，这是灵身的故乡。

　　“榕树从胸口抽出根须，从掌心/放下儿子，让它们在身边成家/成村，感谢神/每一场家宴都预留了一个神的席位/每一个孩子都有故乡可回”(《草木间》)，可见乡间的宗祠不仅通神，还能通人。在宗教、信仰日渐式微的今天，宗祠显然承担起一个重要的职责，在游子与家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具有神性的联系，实现肉身的返乡。当然，这种神性是建立在人性上的，如今神明的现实意义更多地在于帮助家乡的亲人呼唤远方的孩子归家，于是等到逢年过节，游子们回到家乡祭拜时，人与人才取得了实质性的联系。但神的力量还是很有限的，抵不过“到我们这一代/乡音一改再改，后土的神灵/已经越来越陌生。如今我在昆明/一座灰茫茫的原始森林/娶妻、生子，这么多年了/始终找不到那种落地生根的安心”。对于更多在外生活的人，记忆里熟悉的家乡犹如一张老照片，总有一天会泛黄褪色的，但纵使在另一个地方组成家庭，还是难以找到“落地生根的安心”。那假如去寻找一个能落地生根的精神乌托邦呢？这恐怕是穷极一生都无法实现的。诗人认为，人要实现真正的心灵返乡，还是应该在理想与现实之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容纳俗身的自由时空，“从天地山川、人间四季中撤退到日常的、具体的、手心的油米柴盐，撤退到生活的细节里面”，去生活中寻找答案，在强烈的个人意志之中注入现实意味，才有可能寻得一种融入现实世界的理想方式。即便诗人迫于现实，“我将继续/做一个岁月的合同工，磨字”，但他也同样能继续表达自己的意志，“写诗，闲暇时向你们寄送/茶和好天气”(《与友书》)。对他而言，写诗是一种救赎行为，亦是一种反抗方式，让自己从宿命或是现实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自足与富足，于是诗人能从容地说，“我也乐意做一个小地方的自己/安静、清澈，就像山下的小湖/你一眼就能看见，/我胸膛里的/倒影和蓝天”(《在凤羽》)。

四、小结

祝立根诗歌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悲观精神，确有其独特的风骨，既不同于西方悲剧传统中的癫狂迷狂、意图毁灭的力量，也不像中国传统悲剧精神里强调群体性、社会性力量，而是植根于现代中国的现实土壤，坚持从尼采的悲剧精神中的个体生命本质出发，结合中国古代悲剧精神中的含蓄蕴藉，采用隐忍的态度和沉着冷静的理性精神，不与命运、时代、文化、自身产生正面冲突，以柔韧恒久的姿态来发扬个人意志，进行坚忍而又持久的抗争。另外，诗人以个体生命观照现实，见证时代的创作理念，也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悲剧精神之中的“为人生”理念不谋而合。在中西方悲剧精神的影响交融之下，祝立根的诗歌审美风格可谓是俗身之中见风骨，于世俗世界的肉身中仍然可见其植根于骨的叛逆与反抗，充满了生命的本质力量与独立的个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