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立根

　　宗祠建在村庄的尽头，往外走就是长满杉木和松树的山野，那儿是松鼠和野鸽子的领地，它们在林隙间不多的阳光里留下鸣叫和毛茸茸的身影。当然，如果站在那儿往回看，宗祠也是野外的尽头，从那儿开始，屋顶和照壁勾勒出一个层层叠叠的人间，语言和炊烟在那儿荡漾，爱恨和冷暖在那儿上演。村民们背着从野外获得的柴薪从宗祠门前回家，恼怒的母亲也会站在那儿，扯着嗓子喊回林间撒野的孩子。

　　对于村庄而言，宗祠的功能和效果也是这样的：亡者逝去，村民们在此缅怀、祭奠，送他们归返自然的怀抱；新生的孩子，也在这儿谢神庆祝，把他们迎往人间的灯火。谁家的孩子生病了会在这儿喊魂，谁家得到了幸福在这儿吹吹打打。就像一个苍老的巫师，宗祠有着与神灵和祖先沟通的本领和职责，村民们在那儿听取神灵和祖先的意志，也在那儿说出五花八门的希冀和诉求。但它不是庙宇，没有像庙宇那样孤立于人世之外，也没有具体的神祇和宗教的威严，让人敬畏得低眉合掌。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宗祠就是我认为的理想的诗歌该有的形质和状态——它具有宗教的崇高感和招魂的力量，却又不会一意孤行地走向教义和哲学。它倾听着季节里的花开虫鸣，同时看顾着人间的烟火熄灭又升起。

　　但世事无常。众所周知，在一系列的社会变动之后，宗祠被改造成村中的小学校，老师们在那儿吃住洗漱，教授村中的孩子们认字和发音；孩子们也在这儿用并不标准的官话朗诵大江东去、月是故乡明，在粗糙的草纸上练习大字，计算五只鸡会生出多少只鸡蛋……作为语言的巫术，诗歌通神的功能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消亡之后，诗歌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这应该是诗歌专业化的肇始。同时，文化带来的对人的天性的束缚也在逐日加深，诗愈工，诗歌的灵性和气象更有可能丧失。老师们不但教授孩子，有几年时间里，还负责在那儿开展夜间扫盲培训，教授满脸菜色的妇女和骂骂咧咧的男人，让他们认识简化的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知识之光终于照耀了生活中的最边远的地带，在社会文明史里，这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知识之光照耀的地方，自然的精灵们也纷纷躲进了山林和水泽。

　　再后来，因为生源、乡村教育资源的整合等诸多原因，小学校搬离，宗祠又回到了村庄的怀抱。但除了不知是谁画在墙上的红粉笔的小花，除了糊在漏风的板壁上的摇摇晃晃的草黄色的大字纸，除了墙头上枯萎的蒲公英，一切已经面目全非——村民们在隆重修缮了当年老师们的伙食房后，搬来了足够多的折叠桌、塑料椅，把这儿彻底地改造成了婚丧嫁娶招待亲朋吃喝的公共场所。在天气干燥又无事可做的腊月，人们在流淌着的油腻腻的洗碗水中跳跃穿行，在乒乒乓乓的碗盏的撞击声中，在面红耳赤的大笑大叫或争论不休里，孤零零的中堂柱子和落满烟尘的房梁上，挂满了装有各种零碎和肉类的红色或白色的塑料袋，角落里则堆满了花花绿绿的未开封和消耗了的酒水和饮料。世俗滚滚而来，终于淹没了一切。如同诗歌国度中的人声鼎沸、杂乱不堪。诗歌文本从充满理想主义和高蹈情怀的“天空中的异象”，终于成为一场各吹各调、各说各话的乡村大宴席。道统和向心力的丧失，带来的是网络时代对诗歌的山洪般的误解和调侃，以及对诗歌门槛的拆除和践踏。欲望等同了梦想，私欲当作了自由，段子和顺口溜全都贴上了诗歌的标签。当然凡事都有相悖的两面性，去中心化带来的个体的觉醒，也使得诗歌越来越贴近真实，强调个体独有的精神生活和生命体验，它呈现的芜杂和繁复，在粗鄙和混乱泥沙俱下地到来时，也极尽可能地拓展了诗歌的疆域。

　　如果用我们村的宗祠变动的过程，来比喻这几十年来新诗的流变过程，我想也是成立的。从轰轰烈烈的理想主义到精致的个人书写，从各种抱负到解构到信口开河，中间涉及的方方面面的转变和延展非常值得细细品味。

　　事情并没有结束，也不会结束。在提倡节俭和对乡村建设投入更多的关注后，村里的宗祠已经少见那种喧嚣嘈杂的招待现场。现在，宗祠里成立了各类的活动室：党员活动室、老年人活动室、文化活动室、妇女活动室等等，在农闲的闲散的午后阳光里，那儿经常传来麻将在铺着丝绒布料的桌面上翻滚的声响，以及演奏洞经乐的二胡尖厉的剐蹭声和排练仙灯的说唱。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最先祈求丰年、殡送亡人、怡悦神灵和祖先的演奏和表演，在漫长的年岁里，也为村民们带来了不多的欢笑与狂笑，《背山调》《送郎调》《八仙过海》或《刘海砍樵》，在小地方的日日夜夜里，变得和现实生活混淆不清：角色模糊、唱词混乱，有时活色生香、粗鄙下流，有时指名道姓打击报复，有时又在嬉笑怒骂中令人不胜悲伤。这是乡村生活不多的奇异的山茶花——唱戏的人和看戏的人在宗祠和现实中相互转变着打打闹闹、吞声忍气，自由、散漫，又无可奈何地上演着想象中的坏人终将受惩、好人终将幸福的恩怨情仇。

　　当然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县里安排了艺术院校毕业的老师，对热爱艺术的村民进行了专业的培训，角色的拿捏、妆容的技巧、剧本的完善和现代化、台词的发音、服装的制式，甚至灯光音响已经一应俱全，装备精良，软硬兼备。但村民们也再找不到当初单纯(粗鄙)的快乐，表演的村民异常认真、一脸严肃，仿佛面临重大的检阅；观看的人也神情肃穆、鼓掌如潮，如会议胜利闭幕。仿佛演员和观众根本不认识，不在一起吃饭，不睡在一个被窝里。鸡猪狗鸭再也不会突然出现在舞台的中央，剧中的人物再也不会突然变成具体的某位村民。在宗祠门口搭建的专业舞台上，演员们谢幕时摆出了专业的扇形和训练过的笑容，那些恩怨和爱恨，终于成为别人的恩怨和爱情，与村民们再无关系。

　　观赏出自专攻，动人来源于自由。仙灯表演这座没有建筑、没有围墙、没有外形的宗祠，这个除却宗祠之外的村庄的另一个灵魂，在经历野生野长的混乱和粗糙到制式化精工良造的疏离和隔阂之后，再次佐证了“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这句话的有效性。诗歌亦是如此。在神灵缺失的状况下，“文”使诗歌葆有了文化的传承和滋养，从而防止诗歌流俗于粗鄙，而不至于变“野”；而“质”则使诗歌具有了对现实世界的体验、观察，以及创新拓展能力，那是诗歌的耳朵、眼睛、鼻子与指尖，它使诗歌具有了动人心魄的花香和安宁灵魂的水声。没有个人生命体验的诗歌，必然走向堆词垒字的空泛和乏味，变成了“史”。这种平衡又兼顾的关系，正是我用宗祠比喻诗歌的一个最重要的支点：它理应建立在村庄和野外之间，建立在世俗与理想之间，建立在自由与栅栏之间，建立在教化与欲望之间，建立在现实与想象之间。

　　这也是为什么诗歌始终是“戴着镣铐的舞蹈”。而我始终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镣铐和舞蹈同等重要。在每个人的写作都受其出生环境、教育背景、个人性情、生存境况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下，诗歌呈现纷繁复杂的观念和审美趣味，呈现不同的风格、类别，甚至派别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这是现代文明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最好的里面背负了最坏的，最坏的里面蕴含了最好的。这样的情况下，想要梳理概述一整个时代的诗歌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那个摸象的盲人，而传说中的大象一直在原野上奔跑，只有站得足够高足够远的人，或许才能看清她那模糊的身影。

　　因为疫情或身在他乡的原因，年前在首师大驻校期间，我经常一个人站在窗边凝视窗外的一棵大杨树。长久的凝视的确让我想到过许多东西——在这个人世斑驳、灵魂摇晃的人世间，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写作葆有最初的热望和内心的敬仰，如何让我们的写作葆有仅存的那一点点小小的骄傲和幸福。对于我个人的写作而言，我想这棵树至少为我做出过这样的示范：狂风和乱雨都会到来，而站立在天空下不移动并且每个春天从身体里掏出足够多的绿之波涛，则需要自身对这些力量能够有效地抵抗和汲取。诚如你知道的——天空会降下暴雨与雷霆，也会降下静谧的月色和恒久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