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斐然

　　2009年3月，80后作家笛安出版《西决》一书。作为“龙城三部曲”的第一部，该小说讲述21世纪初，一个华北县城普通家族两代人的纠葛，凸显“家族共同体”内部血浓于水的内在凝聚力。这个郭敬明所说的“青春文学中最不热门的父辈家庭伦理题材”的小说，却能够畅销七十万册，收获百万读者，不难看出，笛安所创造的“龙城家族”对年轻一代所具有的独特的吸引力。笔者作为《西决》最早的一批读者，在《最小说》风靡中小学校园的年代，便对《西决》在同龄人中受欢迎的程度印象深刻。彼时尚无法清楚明白地传达阅读过程中别样的感受，也许正说明了笛安的青春小说的异质性所在，如今重读《西决》，依旧讶异于笛安对时代的敏锐感知与体察，对一代青年情感结构的准确把握，由此为80后作家超越既往写作框架，提供了有益探索。

一、以“情爱”之名：从“孤独世代”到“家族认同”

作为传统中国人伦关系的基本单位，家族是个体成长过程中最早遭遇的共同体，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莅临，既往家族共同体也面临支离破碎的飘零。兄弟阋墙、同室操戈的悲剧，由于失去既往伦理的约束而屡见不鲜，被骤然抛掷到洪流之中的个人，也由于没有依托而陷入碎片化的原子状态。对于在市场经济浪潮下成长的80后来说，这一现代心理症候加上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族共同体并不具备纾解孤独感的功能，而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亲情关系，也只能作为想象而存在。

　　在现代中国社会，个人与家族的离合关系中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孤独样态：以不容于传统和家庭的“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为例，他们是在主流社会之外疏离、在新与旧之间辗转的“边缘者”，通过“走出家庭”，将自己推向孤独与痛苦的境地，试图在更广袤的社会中寻求一方能够容纳自身的所在，以至更广大的联合。与“五四”时期年轻人的孤独心境不同，独生子女一代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却由于缺乏身份认同的指向，成为核心家庭内部的“孤独者”。他们既没有离开家庭冲向更广阔的天地的勇气，也没有排遣舒缓个人烦恼的具体对象。所以“写作便成为这代人自我发泄和排解寂寞的方式”，通过选择表现个体的青春记忆，融汇为80后共通的集体记忆，从而展现一个世代的共同情感。《西决》的独特之处在于，用“家族小说”的形式，展现80后青年如何处理个人与家族的复杂关系；通过建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化家族形态，为年轻人在现实的必然受挫后提供退居之地，以对家族共同体的复归，撬开重新接近父辈历史的锁钥。

　　笛安笔下的郑家三姐妹，是三个“独生子女”结成的亲缘共同体，冷酷社会中遍布针对年轻人寻找共同体的渴望而设下的陷阱暗箭，而家族共同体能给予的不计回报、毫无保留的关爱，既是年轻人孤独感的来源，也是唯一可以信任的解药。只有在家族内部，在外闯荡、厮杀得遍体鳞伤的成年人才能“紧紧地抱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眼泪、血液、力量以及体温”。在高速变化的21世纪初，《西决》对家族共同体的再次确认，是笛安一记柔软的回马枪，一个“完全退居封闭内心世界”和“摒弃所有情绪坚硬地加入外部世界”之间的中间缓冲地带；在这个龙城屋檐下，笛安对父辈的历史伤痛与小辈的成长阵痛，投去饱含温情的一瞥，作家正是“做‘此岸’和‘彼岸’之间的摆渡人，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彼岸的美景，原谅并理解此岸的缺陷”。

　　和小说中其他年轻人不同的是，男主人公西决很少表露与父辈激烈的观念冲突，他作为晚辈，总是处于一个居间的位置，成为维系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重要纽带。西决由孤儿的身份生发出敏锐谨慎的感知，从十岁父母双亡，搬到三婶家开始，就被迫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大人，体察周遭所有人的情绪。采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的《西决》中有大量娓娓道来的心理描写和旁逸斜出的议论性独白，让这个男性角色有了令人着迷的“女性特质”：在家族中的隐忍与坚守，让他几乎像一个树洞，用宽厚沉默的双眼凝视抚慰着郑家全部的秘密与黑暗，忠实地记录，而从不审判。更为难得的是，西决在两性关系中，总是轻易交付真情，反而处于被女性欺骗的位置。在小说中，男主有过两段失败的恋爱纠葛：大学时期相濡以沫的女友陈嫣，深知西决的善良与自尊，利用这点让西决受到亲情与爱情的双重出卖；第二段恋情是和现代都会中活得游刃有余的独立女性江薏，在他产生与之共度一生的念头的一刹，却被告知江薏是有夫之妇。西决的用情至深和忠诚专一，有着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坚持与钟情，而他对于这个时代主流认知下的“坏女人”，无论是陈嫣还是江薏，都给予原谅与同情——西决作为一个生活在个人主义盛行年代的80后，在书中唯一属于他“个人”的情绪，就只有被“家人/爱人”背叛的愤怒：而在《西决》一书中，这愤怒也极少溢出身体的边界，化为刻薄的言语和暴戾的行为；他总是以柔软磨损愤怒的棱角，将愤怒化为对罪恶的宽宥谅解，与对他人秘密的保留。

　　作为这个家族中最具有“龙城气质”的人。西决有一颗“静的心”，诚如龙城平静且从容的时间流逝的体验，“我是胸无大志，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待在龙城，教一辈子书……帮你们支撑好这个大本营，好让你们随时回来养精蓄锐，再战江湖”。西决作为郑家第三代唯一的男性，支撑起这个家族在变幻莫测的当代社会扬帆起航，尽管自称“乏善可陈”，可是倘若没有他，郑家姐妹们再鲜艳斑斓的故事都如无根之木，没有依凭。笛安在创作这个人物的时候，避免了第一人称在80后写作中常见的对“私人视角”的凝聚和个人经验的偏执，作为家族记录者的西决，有着丰富细腻的心理活动和幽微流转的情绪变化，全部指向外界、对他人内心世界的揣摩，除了少数对身世飘零的哀叹，几乎没有对自身的藻饰和夸耀，而指向对家人、同事、恋人命运的关切，让他能够“为了姐妹在这艰辛的人世赴汤蹈火”，从而成为家族忠诚温柔的守望者和护林员，维系理想家族共同体的主心骨。

　　笛安通过家族共同体的理想构筑填补了独生子女一代情感上的空白，让郑家三代人富有戏剧色彩的悲喜人生，“最终还是被消弭在体谅与温情之中”。而子世代对家族共同体的维护，必然以三个小辈对“共同的前史”，即父辈历史的体认为基石；年轻人对家族共同体的认同，需要在两代人之间寻找共同的桥梁。笛安选取情爱作为锚点，在父母的龙城往事和年轻主人公自身的情感纠葛之中挖掘共通之处，认为“对爱情义无反顾的热情天真”，是郑家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以情爱为名的家族记忆，既是代际矛盾冲突的引线，也成为孩子最终理解父母的契机。

二、“龙城”记忆：“家族”背负的历史债务

“龙城”是笛安作品中屡次出现的地名，她也热衷于将人物放置到这个干燥而布满沙尘的小城。笛安自己认为，“所谓‘都市文学’，指的并不全是描写工业化或后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活，不全是描写大城市里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一种只可能诞生于都市中的情感模式，用我自己的更为文艺腔的表达，所谓都市写作，一定要有的，是对于都市的乡愁”。人在都市中产生的情感体验，也随之具备不同的城市气质，被笛安形容为“灰色的，凉而不寒，并且肃静”的龙城，“不适合温馨的离别，比如毕业，相反地，比较适合反目成仇，适合情敌决斗，以及，适合葬礼”。不过，这座承载着肃杀黄土的华北小城，却能产生强大的与之抗衡的感情力量：如果说呼啸的沙尘属于留守的父辈，那么年轻人们就选取清新的爱情之风作为武器，对抗龙城粗粝的现实。

　　青年们以对真爱的投射性认同，结成了齐心合力、心照不宣的“孤独者同盟”，重新激发因天真而受害的郑鸿老师的尊严。小城历史上负载道德指责的丑闻，却由于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唯情至上的追求成为荣光。值得指出的是，笛安并未止步于对真爱的简单认同，而是将浪漫往事中的男女主角拉到近处，检视他们瞳孔上布满时代的划痕：曾经风度翩翩的语文老师郑鸿，已经成为大腹便便的沮丧的中年人，天真沉默的“若琳”也变成世故老练、游刃有余的“陈嫣”，这段具有琼瑶色彩的师生恋，以并不年轻美丽的面目再次被讲述，年轻一代由此获得了阐释父辈历史的钥匙——以情爱为名，重新评价他们的生活，接近他们的颓唐与失败。孩子们通过对父辈感情历程的挖掘，将“面目可憎”的父母还原为有血有肉、情感丰沛的认同对象；东霓和父母最终关系缓和，也是因为在父亲重病的时刻确认父母在彼此仇视的同时，也彼此深爱。由于真爱缔结的家族共同体，由此获得了子孙世代的归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郑家因为“天真热情”而饱受磨难的背后，不仅是简单的情爱悲剧，更有着深刻的时代症候，这或许显示了父子/父女两代人理解上的错位与隔膜。

　　除去无处不在的沙尘，笛安选择烟囱这一景观作为龙城的界碑，暗示龙城作为重工业城市的前身，而东霓正是从这片“烟囱的原始森林走到天边的人”。伴随着东霓少女时代的，是父母残忍酷烈的家庭暴力，也是让她漂泊一生的心理创伤的来源。她对龙城的厌恶和决意出走，既来自父母病态的相处模式，也来自对这个囚笼一般的故乡的抗拒。东霓选择新加坡作为逃离的第一站，笛安运用一个富有改革开放时代感的词汇“下南洋”，形容她勇闯世界的豪情；新加坡以其商业化的新潮允诺东霓成为女明星的梦想，事实却是她只能做酒吧的歌女，飘零四方，远嫁大洋彼岸的美国，最终还是不得不残缺不全地回到龙城。

　　吊诡的是，东霓对龙城的再次接受，也带有一个逝去的工业城市的印痕。她将美国金门大桥的夜景，与幼时在父亲工厂中看到的冶金锅炉相比较，“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有多壮观，铁都化成了水，火光映得金灿灿的。还以为是池塘呢……其实不管是纽约还是东京，巴黎还是上海，有什么夜景能赶得上我看见过的呢？又黑又暗的车间里，一大锅液体的太阳，那才是真正的火树银花”。东霓潜意识中的乡愁，来自父亲的车间高炉，这个小时候自己成长的地方。然而工厂车间曾经是工人阶级的主体空间，在郑家小辈眼中却承担着荷尔蒙的功能——“钢铁、高温、晚霞一般的火焰，劳动的男人健壮性感的赤膊”，是东霓的父亲为了母亲，与情敌决斗的血色浪漫，工厂作为父母爱情生发的场所，具有强烈的肉体和情欲的色彩。可是，东霓父母日后的互相折磨，却成为家族深重的阴影：母亲为将户口从清平县迁回龙城，而与“大钢铁公司的副总”发生性关系；父亲在其后的数十年里因此对妻女拳脚相向。小说反复强调东霓的“仇恨”，但她并没有意识到父亲的抑郁与暴力，来自无力主宰自身命运，转而对家人施加虐待；母亲的“浪荡”之举也不是天性里的轻浮(就像东霓潜意识里的自罪)，而是试图为全家谋求更好的未来，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东霓一家的悲剧，是20世纪80年代市场化改革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在家庭之中的投射。她轻轻放过了父辈的历史，急于逃离衰败的龙城，奔向新加坡与美国。在她的身后，是父辈的颓废与残缺，曾经才华横溢、挥斥方遒的小叔变得“什么都明白，但是什么都懒得经营”，而自己的父亲从一个为了爱人而战的钢铁勇士，变成病床上一把衰老的骨头，让东霓几乎不敢相认；在她的面前，是现代大都会毫不留情的鞭笞，在父亲挥拳打铁的钢厂车间，她看到的只是父母义无反顾的浪漫爱情，而在新加坡光怪陆离的夜店，当客人在她身上一掷千金的时候，她才恍惚间明白“这世上真有阶级这回事”。

　　东霓自身的偏执与决绝，与其说是家庭纠纷带来的童年创伤，不如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视域下关照：父辈自身价值的灰飞烟灭，使之成为断鸿零燕，对于金钱的执着无非是想要在势不可挡的资本浪潮中抓住一块浮木，而免于不断下坠的命运；她的颠沛流离和必然失败，也是出于难以索解家族悲剧背后的历史根源，而流于对表层情爱的认同。对于这位女性于连闯荡世界的壮举，笛安施与极大的同情，也让她最后与父亲和解，父亲最终以一个英雄的形象印刻在女儿的心底。在大伯的葬礼上，出现了这个灰色暗淡的故事中少有的轻盈时刻，在郑家第四代纯真的眼中，外公是被派去“属于天神管理的工厂去制造云，制造晚霞，制造月光”，可惜沉重的肉身还是无法飞上柔软的云彩，凝滞的历史依旧淹没在黑暗的寒潭里，对于痛苦一生的大伯，死亡竟是唯一的解脱。

三、“复归”的限度：“孤单感”的背后是什么？

《西决》以郑家三代人的兴衰为主线，辐射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巨变，突破了青春文学既定的阐释框架，展示了笛安对日常生活与社会历史敏锐的洞察：一方面以构筑理想家族共同体的形式，勾勒当代青年的孤独感，指出背后是他们寻求联合的渴望，然而他们的“联合”又由于缺乏个人情爱之外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从而显得无比脆弱；另一方面，小说通过年轻一代对父辈历史的重新把握，打开了两代人互相理解的缺口，成为80后写作中难得的触碰“同代人以外”世界的佳作。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倘若没有对父辈尊严和价值感来源的真正确认，这份理解可能只是善意的错位，所踏上的复归之旅，也只能指向永无故乡的漂泊。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指出“风景的发现”是“内面的人”内心感知外部世界方式的外化。“想象的风景”在特定认知条件下被发现，所有作为“风景”的装置背后都有某些的盲视与遮蔽。笛安发现家族共同体作为退居之所，也正是“孤独的内面”所呈现的效果。80后一代的孤独感，鲜明地体现了从自身向外投射的视线，从一座孤岛指向另一座孤岛；情爱的逻辑主导世界的运行，在爱情关系中寻求微小的团结，成为80后作家青春叙事的主旋律。笛安对这个主调有所克服，也有部分的认同。父辈独特的家族历史，让下一代前所未有地紧密团结在一起，东霓父母的家庭暴力，西决父母的撒手西去，让他们和唯一较为健全的三叔一家产生了血缘般的感情。三姐妹掏心掏肺、彼此付出，才确立了以亲情和友谊为基石的家族共同体，进而构想一种超越独生子女一代的同盟关系；但是对“一家人”的确认，来自年轻人们对“在亲密关系中所受伤害”的秘密的共享，对家族中“桃色传闻”的挖掘中，证实父辈也曾有过“奋不顾身的青春时刻”，从而编织以情爱为底色的人际联系的蛛网。南音和她的同学们推崇小叔对真爱的追求，并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东霓默然动容于父母爱恨交织的夫妻关系，这种对父辈历史的指认，难免携带浪漫化的想象。

　　《西决》展现了两个历史转折时刻的横断面：显在的文本是本世纪初年轻人生活的受挫，东霓在残酷世界中的搏杀最终铩羽，南音在恋爱关系里沉醉却横遭背叛，姐妹们殊途同归地回到了家族共同体内部舔舐伤口；在此之外，还有一条上世纪末郑家父辈遭遇的潜流，市场化改革与国企工人下岗的历史大潮下，一度也是年轻人的父母，面对既有共同体破碎的时刻，却无法复归家庭内部求得安身之所，热烈忠贞的爱情和获取自我认同感的职业，一道成为弃若敝屣的时代垃圾，如同东霓父母那处小小居室里肮脏混乱的环境。“全球化与市场自由主义的抽象理想”不仅造成上一代家族中深刻的对立，也使得下一代在这个神话的笼罩下流离失所。以情爱为名对家族共同体的回归，存在对周遭事物与逝去历史的颠倒和忽略，若要走向更广阔更强有力的共同体，需要挣破这张蛛网：龙城虽小，也可以容纳下很大的世界。如何复原龙城“黄沙与烟囱”城市景观之下的有机历史，不仅需要承认家庭亲族意味之上的家族共同体所能给予的情感能量，更呼唤在宏大的历史结构之下把握家族共同体的存在背景，方能意识到它对年轻人的保护与疗愈终究是有限度的。为什么上一代人同样有着愿为家族奔走效劳的兄弟，有着更亲近的血缘关系，却不能因此获得幸福和救赎？年轻一代要摆脱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求援于家族的力量，除了在感情上寻找慰藉与共鸣，还得对父辈的历史产生清醒的认识。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来自沈阳铁西区的“新东北作家群”，呈现出另一种80后写作的面貌。他们以原国企工人子弟的身份，回到家族共同体中“与父亲对话”，将他们的生命经验在地化，凸显接续父辈历史的努力。“新东北作家群”为在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历程中被抛掷的上一代人正名，从历史深处打捞超越伤痛而继续前行的精神资源，同样具有独树一帜的文学力量。其中班宇写作《盘锦豹子》，讲述来自辽宁盘锦的“姑父”孙旭庭的半生坎坷，正是在这样一个饱受磨难仍勉力前行的家族共同体中，“我”得以触摸父辈的沉痛伤口。在小说的末尾，孙旭庭忍无可忍地拿起菜刀冲向放债的高利贷者，这个压抑的故事最终没有流于血腥，孙旭庭宣泄不屈的怒吼声震四方，让我们知道这些残破之人还可以彼此扶持走过多艰岁月。与《西决》类似，《盘锦豹子》也选取复归家族共同体作为解答现实困境的办法，同样是刻画小辈眼中的上一代人形象，以此同父辈展开对话；不同的是，班宇细化了父辈日常生活的空间，勾勒一个“大家”“小家”兼顾的劳动阶级父亲形象，虽然没有笛安笔下诸多细腻丰富的心理描写，但也打开了沈阳城区的历史纵深，呈现一介普通人的生命浮沉与中国当代历史的紧密纠缠。

　　80后作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后，拥有物质满足的青春时代，书写内容多为青年男女封闭居室中的情爱和“孤独世代”的生命体验。现实同盟的缺失所带来的空虚与孤独，召唤青年们寻找情感寄托，催生了80后写作中以“亲密关系的结盟对抗全世界”的叙事模式。时至今日，共同体的失落已成为不得不直面的事实，哪怕在文学书写中，我们也很难想象一种无关情爱的亲密关系；在当下社会，如何探寻人与人之间重新发生深刻联系的可能性，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龙城三部曲”可以一直写下去，写尽都市男女的爱恨嗔痴、灯红酒绿。但是，如果止步于重复“走出家族共同体—现实受挫—回归家族共同体—再次出走”的循环，青年四散奔逃的疲惫终会淹没这片遮风挡雨的屋檐，不能找到真正进入历史的方式，对家族共同体的复归最终还是会导向孤独的个体。如何在深入社会肌理的基础上再一次踏上归程，清理家族共同体中的历史债务，是让这一行动得以摆脱怪圈的根源。厘清父辈创伤的社会根源，肯定他们的尊严与付出，才能使两代人达成更为深刻的和解，让家族共同体持续地成为面对外部世界勇气的来源。情爱话语并非探究历史的唯一路径，青年面对世界，虽然赤手空拳，但可以不是孤军奋战。

　　注释：

　　①阳月：《笛安的“龙城三部曲”及其代际意义》，西南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②笛安：《写作赐予我勇气》，《新作文》2013年第6期。

　　③刘大先：《镀金时代的城市之心——〈景恒街〉与情感结构的变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④笛安：《都市青春梦》，《名作欣赏》2013 年第 4 期。

　　⑤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⑥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 年第 3 期。

　　⑦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