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燊

　　古往今来，讲述民族秘史的方法莫衷一是，而以一条河流及在其上生活、游走的人们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实属罕见，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便是这样一部以河流讲述民族秘史的巨著。30多万字的《北上》将京杭大运河百年来的历史及当下通过特殊的叙事方式进行了全方位式的演绎。之所以称之为“全方位”，在于小说以宏阔的视野和新颖的叙事呈现百多年来运河的沧桑史，回眸历史、立足当下，旨在强调保护传统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西文化的交锋与融合

《北上》首先以意大利两位兄弟的视角来讲述20世纪初至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北上》之名源于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在中国他被人们称为“小波罗”，他向往马可·波罗笔下天堂般的中国。于是，小波罗踏上了这片风雨飘摇的晚清的中国大地，来到京杭大运河，在谢平遥、邵常来、孙过程等人的陪护下，坐船由南向北，沿着时间和历史的河流北上，去印证想象中美好的中国。而小波罗的弟弟费德尔·迪马克加入联军进攻北京。在中国，他们行走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却都与河流相关，“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其宗教的体现”①，河流不仅是故事的空间载体，它更承载着中西文化的交锋与融合，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信仰和外来人对这个民族的文化想象，并在历史的长河中缓缓流淌。

　　小波罗对中国的向往代表着很多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是遥远的，他们受马可波罗的影响，认为中国是人间的天堂，遍地都是黄金、瓷器、绫罗绸缎。空间上的距离让欧洲人只能通过少数来过中国的旅行家、传教士、商人的讲述和记录来认识中国。直到西方通过工业革命崛起，中国依旧故步自封，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小波罗一样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就带有一种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猎奇心理。一路上，小波罗对运河沿途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这种新鲜感的基础是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带着这种先验的认知来到中国，“世界正轰轰烈烈地以他为中心向外扩展和蔓延”②。事实证明，这种优越性是受用的。旅途中，小波罗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受到当地官府的礼遇和重点保护，在“扶清灭洋”的乱世，当地官员唯恐这个洋人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出事，因而官职不保。

　　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时值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乱世。小波罗经历了太多人生未曾经历过的事，妓院放纵、尝遍美食、路遇劫匪、遭义和团拳民袭击身受重伤并最终葬身中国，等等，小波罗切身触碰到了鲜活而又破败凌乱的中国。但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小波罗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他代表着西方文明，代表着欺压中国人的洋人。因此，当中国人碰到洋人时，总是又恨又怕，而有时也想在洋人身上捞点便宜，有时也会借洋人之势欺负自己的同胞。当然，也有义和团拳民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被朝廷利用攻击洋人，最终激怒西方，成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导火索。

　　小波罗的弟弟费德尔·迪马克便是联军中的一名士兵，与通常预设的形象相比，我们很难用凶神恶煞这样的词来形容这名士兵。联军进攻势如破竹，义和团不堪一击甚至愚昧无知，清军虽装备落后，但抵抗顽强，尤其是聂士成血溅八里台，誓死保卫天津，令联军敬畏。而在费德尔眼中，战争是残酷的，他亲眼看着己方被射穿心脏的士兵死去，自己的腿骨碎裂严重，变成一个瘸子。在他的记述中，到处充满着血腥味，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被破坏，联军每前进一步都极其困难，到处都是肮脏、泥泞、废墟、尸体。在费德尔的自述中，我们似乎看不到联军的胜利是一件多么值得庆祝的事情，每一名士兵都被阴郁的气氛所笼罩，战争是残酷的，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无论是对于战胜的一方还是战败的一方来说，皆是如此。

　　小说对于战争的记述没有遵循弱肉强食的法则，没有从落后的一方切入，将弱者渲染得极其羸弱、令人怜悯，而将强势的一方描摹得极其残暴和非人性，作家更多地赋予了战争复杂人性的意涵。联军士兵费德尔·迪马克在随联军北上进攻北京的路上遇到了天津女子如玉，并一见钟情。北上途中，费德尔在腿伤即将痊愈时从联军战地医院偷偷溜走，沿着来时的路从白河返回天津找到了如玉，他化名马福德与如玉结为夫妻，从此抛弃了他意大利人的身份，甘愿做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因为爱情，费德尔·迪马克永远留在了中国，而与他的哥哥保罗·迪马克一样，兄弟二人在中国的结局都具有悲剧的意味：小波罗被义和团拳民刺伤，最终伤情恶化，死在了运河北方的尽头；做了奶奶的如玉被日本兵的狼狗咬死，马福德在埋葬完如玉后也随之而去。当然，小说最终并不是以意大利兄弟的死去为结局，而是聚焦到百年后当年这些人的后代身上，并以大团圆式的结局收尾。但小说最撼动人心的地方却是意大利兄弟在中国的逝去，他们被埋葬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以西方人的视角看中国的世事变迁。

　　这是一个独特的讲故事的方式，在无法回避的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意大利兄弟二人都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但这又非简单的推崇和好奇，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多维向度。小波罗具有典型的西方强势文明孕育下欧洲人的优越感，在北上航行的途中，每到一处，他都会拍一些对于他来说新奇的人和物，他的相机留下了这片古老如船夫烟袋一般的土地上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淳朴无知甚至愚昧的人们。“最可怕的东西来自愚昧，愚昧有时候使很多智者也束手无策。所以任何时候，谴责愚昧远比谴责苦难有力得多。在对待那段历史上我们对愚昧的注意仍然还是太少，什么时候我们对人的素质感到深深的痛苦，什么时候也就走向了深刻。”③这固然是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比较精准的审视，然而，小波罗并非要单纯地记录下“愚昧”，我们更多地看到小波罗对一切新鲜事物所感到的兴奋和新奇，却往往忽略了这种情绪状态背后所隐现着的中西文明发展的落差。这种差距是明显的，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弥合的，这又回到了“谴责”的层面上。在那个百年前羸弱的中国，欧洲人的傲慢与主人的意识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可以用金钱买到一切。小波罗花钱雇佣知识分子、船夫、厨师、保镖等为自己服务，即使如孙过程这样的对洋人恨之入骨的江湖中人，也“归顺”了小波罗，成为他北上途中的保镖。

　　作为联军的士兵，费德尔·迪马克对战争是厌倦的，字里行间笼罩着一股阴郁的情绪。他深爱着杨柳青年画世家老秦家的女儿如玉，在国破家亡之际，秦家祖传手艺交给了唯一的后人如玉，她和费德尔·迪马克即马福德带着《龙王行雨图》雕版出走，在逃难中开启了新的人生。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在乱世中，无数如秦家这样的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它们或毁灭于炮弹之下，或泯灭于强盗之手，或在西化的潮流中被抛弃。马福德和如玉的结合正是小说对中西和解的期许，这种和解是以文化的传承为根基的。老秦花一年时间制出的《龙王行雨图》年画，堪称史诗级的创作，年画艺术手法展示得淋漓尽致。民间家庭绝学虽有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的老规矩，但老秦只有一个女儿，最终还是将代表着家族文化最高水准的《龙王行雨图》传给了女儿如玉和女婿马福德。政治上、军事上的对峙无法阻隔情感上、文化上的融合，马福德甘愿留在异国他乡，融入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中去。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很多涉足中西文化的碰撞尤其是近代中西文明的碰撞的作品，通常是以批判古老中国的落后与近代西方的先进的二元模式出现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对华夏文化形成单向的绝对压倒式的颠覆；《北上》则背离了这条叙事的主线，中西文化围绕古老运河进行交锋与融合，本身是一个彼此影响的过程，而非简单化的单向输入。

古老运河上前行的人们

这是一条古老而雄浑、凝结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心血的运河，中国文化在这条古运河上绵延至今，未曾中断。而在百多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无论是如谢平遥这样的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双重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如邵常来、船夫老夏、老陈、陈婆等这样的为生活而日夜奔波劳碌的中国千千万万的贫苦百姓，抑或如孙过程这样的加入义和团或江湖帮派扶清灭洋的底层民众，他们构成了动荡岁月中的共同体。古老运河滋养着生活在两岸的人们，承载着古老民族负重前行的脚步。

　　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但我们时代的精神只盯着时下的事情，这些事情那么有扩张力，占据那么广的空间，以至于将过去挤出了我们的视线，将时间简化为仅仅是现时的那一秒钟。”④徐则臣正是注意到了日渐被淡化的“过去”，因而《北上》的历史叙事试图与“时下的事情”关联起来，达到一种叙事时间和文化上的延续性。因此，作家选择了回溯历史，以历史叙事的悲剧理念，重塑被简化的现时。

　　谢平遥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他受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化的影响，通晓英语，先后在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翻译馆、漕运总督府工作过，他对清王朝的衰败落后与受西方列强的欺凌感到痛心，拥有一颗热血的心，立志要为救国图存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世风日下，有志之士很难干出一番事业，正如与他在翻译馆共过事的李赞奇所说，“伟大的时代不是煮熟的鸡蛋，剥了壳就能白白胖胖地蹦出来”⑤。后来，谢平遥成为一个来中国旅行的意大利游客保罗·迪马克的随行翻译，显然这与其报国之志有很大的差距。而对于小波罗旅行故事的讲述，《北上》主要选择以谢平遥的视角串联起叙事的轨迹。

　　与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样，谢平遥对洋人的态度也是复杂的，做洋人旅途中的翻译或许不是他的初衷，但与其在将死的漕运衙门供职，还不如换一种生活方式。至于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也无法确定，只是迫切地需要改变现状，而并不知道未来的路该走向何方。苦闷与彷徨是晚清知识分子的写照，有的人走向革命，有的人走向改良，有的人走向堕落，有的人如谢平遥一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历史深沉的脚步一起艰难地前行，而这些都构成了“五四”的先声。这些声音并非都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斗，而更多的是在至暗时期人们无奈地甚至是被推着向前艰难地匍匐。在历史的长河中，知识分子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但激进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如谢平遥一样，岁月风干了他们太多的执着，愤怒与激情日渐被消磨，而与小波罗日复一日的水上生活，更是打磨掉了他最后的棱角。

　　当然，谢平遥依旧保留着知识分子的尊严，他虽依旧关心时事，但不是与谁都可以谈论政治。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那样，决不跟脑子生锈的人谈政治，尤其在陪同小波罗来到妓院里，当嫖客与其大谈特谈政治立场甚至义愤填膺时，谢平遥明显有点反应不过来。这从另一层面也反映出当时官民对时事政治的关注，但知识分子与这些人还是存在难以化解的隔膜，而这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也成为近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重点表现的主线之一。

　　小波罗在生命的最后分发自己的东西时，作为读书人的谢平遥还是选择留下小波罗的跟此次运河之行有关的书籍和资料，以此也作为他自己这段北上旅程的纪念。谢平遥曾经满腔热血的家国情怀最终抵挡不住岁月的蚕食与乱世的洗礼，即使他只做一个洋人旅途中的翻译，也无法做到善始善终，最终只能看着“雇主”死去。在乱世中，每个人都是孤独飘零的落叶，浮在水面无着落，不知何时就会被风雨席卷而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中，就连不可一世的洋人也丧命在异国他乡，没有亲人照顾，肉身腐臭，身边只有同行的中国人，“他所有的朋友都在那条船上了”⑥，一个孤独的灵魂并未因其居高临下的洋人身份而改变现实的困境。

　　同时，我们不仅可以从小波罗的相机中看到运河两岸的乡风民俗和当地百姓的生活境况，也可以从其弟弟费德尔·迪马克的自述中看到晚清中国社会的大致面貌和民众的精神状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费德尔·迪马克“汉化”成“马福德”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漩涡中人性的多维向度与良善的一面。读者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了1900年京杭运河北端两岸中国百姓的现实生活，以及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大背景下清政府、义和团抵抗的惨烈和民众的胆战心惊与万物凋敝的土地。马福德用他的眼睛与他的书信记录了他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善良、愚昧、麻木、冷漠、坚强、悲壮、勇敢……这些彼此矛盾的性格如古老运河浑浊的水，静默地流淌了无数个日夜，坚韧地延续着它的根脉。

　　小波罗临终前说：“运河是能说话的。它用连绵不绝的涛声跟我说：该来就来，该去就去。就像这条大河里上上下下的水，顺水，逆水，起起落落，随风流转，因势赋形。我突然就明白了，对死应该跟对生一样决绝，对生也应该跟对死一样坦荡。”⑦这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古老运河深刻的体悟，或许也是作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由运河生发出的对人生的感慨。从古到今，运河滋养了两岸的人们，它用涛声与百姓对话，在它看来，这个世上没有贫富贵贱，而运河更多的是与贫苦的人们一路同行，历朝历代，它见证了太多民众的苦难与无奈。

　　《北上》涉及近代以来各个阶层的人物，包括洋人、官员、将军、士兵、知识分子、船夫、厨师、妓女，等等，其中对普通民众、手艺人、下苦人的记述是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孙过路、孙过程兄弟，厨师邵常来，船夫老夏、老陈，老秦、秦如玉父女等，这些在河边、河上生活的普通人都有着各自生活的辛酸与无奈。如陪同小波罗北上作挑夫和厨师的邵常来，为了挣些银子回老家买块地，娶个老婆生个娃，扑通跪倒在小波罗的面前，称他为自己的贵人。这还是一个膝盖“没事就朝地上放”的时代，虽有一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如李赞奇、谢平遥等开始觉醒，但绝大部分民众依旧受传统思想的禁锢，他们已习惯自己卑微的身份，见人就下跪。尤其是对于如邵常来这样的很多贫苦人来说，洋人给他的酬劳让他受宠若惊，于是本能地将膝盖朝地上放了。

　　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记述理解为是作者以启蒙的视角塑造贫苦人，特定历史情境下，一些思想和文化的弊端并非源于某个人或某一群体，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本能。其折射出的人身上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性格，其实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人们把它叫作奴性也好，愚昧也罢，曾经知识分子站在高处俯视、批判的这些积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化成人自身内在的肌理。启蒙在这里也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为无论是在落后的时代，还是在先进的社会，生活中总有诸多的无奈，甚至苦难，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生活，人们总要不断地妥协，甚至忍辱负重。正如这样一条古老的运河，在其上航行与在其两岸生活过的人们不计其数，他们各自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而运河没有权利去选择接纳谁、不接纳谁。随岁月的流逝，河流的棱角也被打磨掉，在历史的淘洗中变得越发深沉与成熟。

百年后的回响

在《北上》多线条、多时空叙事下，我们也看到了百年后的运河，以及百年后还在以河为生的人们，他们是要把古老运河拍成纪录片《大河谭》的谢平遥后代谢望和，用相机记录当代依旧在运河上生活的人们的孙过程后代孙宴临，在河运已步入暮年的时代仍然对运河不离不弃的邵常来后代邵秉义、邵星池父子，马福德、秦如玉的后代马思艺和参与运河考古发掘工作的儿子胡念之，以及在运河边开办多家具有博物馆特色的连锁民宿的周海阔，等等。

　　这些人都离不开运河，河流古老而雄浑的血液已经注入了他们的身体里，这是一种沉淀在他们心中浓得化不开的文化传统，指引着他们继续沿着前人的脚步走下去。当然，这种前行并非要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彰显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这也正契合了当下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需要的意识。周作人在《谈龙集》中写道：“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⑧或许作家正是出于“地之子”的情怀，对当下很多人看似美丽实则空虚的生活感到忧虑和不安，从而将渗透进脉搏的土气息、泥滋味寄托在古老运河之上。

　　运河百年后的回响以谢望和拍《大河谭》始，又以运河申遗成功从而激励谢望和将《大河谭》纪录片拍下去而告终，其间穿插了诸多人物的诸多故事，但都离不开运河，运河是串联起人物关系的纽带。与迪马克兄弟时代的叙事相比，百年后的当代叙事重在对前人事迹的追溯与整理，并以运河的历史为中心，强调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一直贯穿着《北上》当代叙事的始终，并以行走在不同人生轨迹上的人物的彼此相遇，串联起运河的历史与现实、近代与当代的关联性。对于这些人来说，运河承载着各自家族的历史，他们用各自的方式传承并记录着运河的前世今生：谢望和用录像机拍下现在的运河及与运河息息相关的人们；孙宴临用相机记录下邵秉义、邵星池父子作为以河为生的行船人对运河深挚的情怀；胡念之凭借自己的学识成为济宁运河故道沉船考古发掘的专家；周海阔在运河边建起了一座座运河博物馆式的民宿……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北上》中很难捕捉到对历史、对传统文化反思的文字，作为运河的子孙，他们更多地选择了沿着前人的足迹去寻觅走过的路，重在传承和保护，而很少有质疑和审视的一面。正如加兰所说：“多数的作家在写到‘快乐，快乐的农民’时，总是忽视了这种生活经验——他们把泥土和灰尘漏掉不写，把成群结队的小虫、苍蝇和暑气，以及棚里的臭味和苦活全都忘了。”⑨虽然这是一段关于作家笔下农民生活经验的分析，但这同样适用于对《北上》的评价。对于跨越百年历史的鸿篇巨制而言，《北上》缺乏一种对待历史审视的深刻的态度，历史中的“泥土和灰尘”没有在当代人追溯历史的过程中得以呈现，而是代之以当代人对待历史的释然与和解。小说虽在叙事层面上别具一格，也表现出当代人对历史敬畏的一面，但在敬畏之余却没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体悟。当然，我们不应去苛求小说中的人物达到怎样的思想高度，但作为一部成熟的作品，作家应该赋予其笔下人物一种潜在的反思的意识，不管其所描写的人物如何平庸，这种意识不应被抹煞，这也正是文学来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

　　比如，在《北上》中，我们应该看到当代人对那段屈辱历史的评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日军侵华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是小说故事演进的重要背景，小波罗、马福德、谢平遥、孙过程等当时的亲历者对此都有各自不同的态度，作家在这部分也做到了细致入微地呈现。但是，他们的后代并未对这段历史背景进行足够的关注，而是真的将其作为“背景”来处理。这样就造成了叙事基调的极大反差：近现代叙事的沉重与当代叙事的舒缓。当然，人们可以说，年代不同，一个是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一个是和平年代，叙事基调有差别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既然小说演进的脉络前后是一脉相承的，其所设置的人物也具有极强的关联性，这也就决定了“讲故事”的基调也应具有内在的传承性。小说设计了一个圆满式的结局，谢望和与孙宴临牵着手，他们既高兴又激动，因为大运河申遗成功，谢望和拍纪录片的资助也来了，皆大欢喜。

　　因此，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北上》情节设计上的不足。“大团圆”式的尾声消解了历史的沉重，似乎曾经发生的一切的悲剧与苦难，都在情侣间的欢笑声中被抹去。在很大程度上，《北上》的近现代叙事是为当代叙事所作的铺垫，但其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却显得头重脚轻，“头部”的史诗性与“脚部”的日常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一部作品不可能赋予每个人物以洞察幽微的能力，但与前半部分复杂的历史叙事相比，当代叙事的大团圆式的结局未免处理得过于简单与突兀。小说采取了穿越时空式的别致的叙事方式，人物与故事情节的设置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人与人和物与物之间发挥作用的，是文学的想象和叙事的力量，而不是考古学层面的考据与推理。这也就告诉我们，在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或者说物与人之间，若不建立内在的想象关系，他们的存在便是零碎的和彼此没有关联的，因而也就是没有灵韵的形态”⑩。但是，我们并不难发现，这种依靠想象的设计，并没有弥合原本零碎的存在。

　　小说对谢望和与孙宴临爱情的着墨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甚至表现得过于牵强，二人最终走到一起显得草率和突兀，很难说是“顺理成章”。而百年前陪同小波罗北上的那些人的后代以及费德尔·迪马克的后人，在百年后又再次相遇的设计也显得生硬与刻意，故事情节设计的痕迹较为明显。而与百年前的近现代叙事的厚重感相比，百年后的当代叙事部分略显轻薄，虽立意和主题明确，即回望历史、立足当下，意在强调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对于一个民族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但这部分叙事没有完全做到自然而然地流露，有命题作文的痕迹。

　　注释：

　　①T. S.艾略特著，杨民生、陈常锦译：《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②徐则臣：《北上》，《十月》2018年第5期。

　　③张炜：《诗性的源流》，参见陈占敏：《沉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77页。

　　④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⑤徐则臣：《北上》，《十月》2018年第5期。

　　⑥徐则臣：《北上》，《十月》2018年第5期。

　　⑦徐则臣：《北上》，《十月》2018年第5期。

　　⑧周作人：《地方与文艺》，《周作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1页。

　　⑨赫姆林·加兰著，杨万译：《中部边地农家子》，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31页。

　　⑩徐勇：《物的关系美学与“主体间性”——徐则臣〈北上〉论》，《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