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18年11月13日、11月15日
访谈地点：北京蓝旗营严家炎先生寓所
一、 儿时求学经历
汪静茹(以下简称汪)：您的祖父颇有学问，他平时是怎么教您学习的？严家炎(以下简称严)：我的祖父叫严伯勋，他是清末的秀才。他平常带着我，或者抱着我或者拉着我的手在地上边学走路边学说话，同时就学着认字。说话和认字统一起来，这样就兼有两者的好处了。
汪：祖父遇害后，您的父亲请了私塾先生，能谈谈此后的学习情况吗？
严：我祖父去世后，我父亲就为村里的孩子请了一个私塾老师，来给我们教课。村里边很多人家的孩子，都送过来读书。有的读《三字经》《百家姓》，有的认《千字文》，课本是多种多样的。我那时五岁，读的是《孟子》，识的字已相当多(上千)。老师将《孟子》全书分为十几个单元，逐个单元给我讲，等我懂得意思后，让我再逐段朗读背诵，学了将近一年，学到基本上全书都能背的程度。后来六岁了，又学了部分的《论语》。这个《论语》因为过于抽象的东西多一些，所以并没有学完。后来八岁左右，我就自读《史记》和《三国演义》了。《史记》因为有个历史的材料，可以帮助你理解，就可以更活泼一些，这两三年时间就是这么过的。再以后就正式地上小学，但是我没有上三年级以前的那个课程。一开始就是四年级，上的是附近的大庙小学。那个时候已经是中日战争时期。
六年级的时候是在复旦(现在复旦大学所在的地方)，旁边有个小学叫竟成小学，那个“竟成”就是“事竟成”——做事情一直到做完——这么两个字。后来我们村里听说我在那边念书，也送了两个同村的孩子过来。同村的孩子比我大一两岁，他们后来还跟我说到过，那个时候体育教员是日本人。这个日本体育教员，当然有日本人的那种仗势欺人(的毛病)，随便打孩子啊、打学生啊。有一次就发生了学生跟体育教员对打的情况，五六个中国学生就跟这个二十多岁的体育教员对打起来。凭仗他们人多的优势跟老师拉扯，把老师打倒在地。因为那么多人扯他的腿，拉他的手，这个日本体育教员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后来他也自己识相，并没有真的把学生打得怎么样，更没有开枪，他也不带枪。
1944—1947年我就到顾村中学读书，顾村中学离我们家里大概有七八里路吧——就是宝山县的顾家宅。顾村初级中学是镇上姓顾的有钱人来赞助的，那个时候的教材还算是已经比较正规了。读的除了国语以外，还有数学、化学、物理、公民等。第一年我数学学得还比较吃力，但到第二年学过代数以后，学算术就方便了。代数在我的头脑里面，觉得很容易学，比算术难题解起来要容易得多，然后还有三角几何这些，这样我在顾村念了三年。
我高中上的是吴淞中学，吴淞中学就更靠近上海了。吴淞也就是宝山这个县的边城，它是已经到长江口了。在吴淞中学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到了上海。不过那个时候，整个松江专区九个县，都不是上海的，还是江苏省的，后来都归属上海市了。到吴淞中学，上高一开始，学习就更方便一点，轻松一点。
汪：您高中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当时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严：当时我在吴淞中学，因为喜欢文学，就自己也开始学着写一点小说。在《淞声报》上，就是在吴淞区的一个地方报纸上面，发表了两篇小说，一篇叫《不堪回首》，一篇叫《巳生嫂》。《巳生嫂》实际上就是以自己村里边一个守寡的妇女为写作对象，知道一点她家庭贫困的情况，也就写她那种吃苦的精神。
还有一篇是《青青草》。班主任老师不让我把这篇作品拿出去发，因为它牵扯到了拉壮丁问题，所以我就贴在班里那个墙报上面。这件事以后，反正自己知道有些事情要小心一点。那个时候虽然还只有十几岁，但是有些事情也会经常发生，比方自己村子里边也有人被拉壮丁走了。老师怕出什么事情，所以不让发表，就只能登壁报。
二、 投身革命为文学
汪：毕业后您为什么选择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严：1950年我高中毕业，我母亲希望我进复旦大学这样的一类正规大学。可我自己呢，那个时候就光想着所谓革命，我进的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1950年那个时候，我反正不听母亲的话，主要是觉得自己因为喜欢文学，所以将来要写一点东西的话，一定要有自己的切身体验，没有自己的生活体验，那可能就很困难，写不好的。
先是1949年的那个寒假去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办的团校，当时去了两个星期。然后接着就是1950年的夏天，6月份的时候我就到了苏州。苏州当时有一个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有一部、二部、三部、四部，共四个部，总计有三四千人，我那个时候就整整学了半年。来上课的老师叫刘雪苇，他是华东局宣传部的一个处长，写过一本很好的书，叫作《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他自己就是从延安出来的，为人非常真诚，自己非常喜欢文学。他也能讲，讲我们年轻人“要革命那就要思想改造”这样一些问题。他讲得很生动，我们就很认真地学，最后到了年底的时候，每人写一篇四五千字的思想总结，学习就基本结束了。
汪：结束后您参加了土改运动，那是怎样的经历？
严：学习结束后，学校就让我们到安徽去准备搞土改，允许我们从苏州回一次家，只给两天时间。我回到家里去看了一下，就觉得很是意外，我家里边被划成了地主。本来按照1950年的土改法规定，地主必须是家里边没有人参加劳动的才可以划。如果是家里有人参加劳动，那就不能被划为地主，或者是被划成小土地出租者，或者是被划成富农那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挺奇怪。我就问当时在我家乡宝山的那个土改队员，他是从山东过来的。我就问他，我说按照土改法规定，只要家里有人参加劳动的，就不能被划为地主对吗？他回答说是的，但是他又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在上海郊区这些地方就根本没法搞土改，没有几个能被划成地主的。按照他的说法，土改法的有些规定实际上就被变动了。那个时候的松江专区还不算上海郊区，仅仅大场、吴淞这些算是上海管的。我听他这么讲了之后，也不好再讲什么了。我觉得土改法既然已经被修改了，我也就无话可讲了，我就终于在第三天离开了宝山到安徽去。
我们革大去安徽的人，到滁县专区那里搞土改的就有上千人。我在这个专区的嘉山县连着搞了三期土改，到了第四期又搞到淮北去。前面是在滁县专区搞了三期，后面第四期是在宿县专区的怀远县，前后就搞了四期土改。
汪：之后您到了铜官山，当年的“三反”运动曾给您带来哪些触动？
严：土改结束以后，就让我进安徽省的合肥，当时叫皖北区的区党委首府。1952年过年的时候，皖北、皖南合并，整个安徽省统一起来。原来皖南区的区党委书记牛树才，那个时候调往别处去了；整个的安徽省就由曾希圣来当省委的书记。
1952年春天，曾希圣给我们讲话了。他要我们组成近二十人的工作队到皖南去，到铜官山去搞“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他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分子，有贪污到上百万元的，那就是“大老虎”了。而铜官山这个地方，就是深山密林，那里的“大老虎上百条”。你们就是专门去打“虎”的，是打“虎”队。
我们十几个人到铜官山去，就是给我们限定了三个月到半年里边，一定要搞出上百条“大老虎”来。可我们到了铜官山，也就是铜陵，才知道铜官山这个铜矿其实1949—1950年才开始接管，国家的投资能投到里面去的很少很少，那怎么可能就有“大老虎”上百条呢？那个搞法就非常的粗糙，可以说非常的粗暴，就定了要搞出多少条“老虎”来。这种指标很危险，去了之后呢真的就是把职工好像都看作是“大老虎”。实际上搞了将近半年，没有搞出一条“大老虎”来，这个做法还不粗暴吗？
我们搞的结果，就感觉到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当时搞这个“三反”，搞的结果实际上“老虎”没有打出一条来。我们一查这个投资，包括国民党时代开始办铜官山这个铜矿，到后来我们解放以后，这两年开始投入了一点钱。这点钱加在一起总数都没有多少，所以我们觉得既然投入很少，那么哪来这种贪污？怎么打出上百条“老虎”啊？这个事情当然完全是主观主义，就没有意义了，自己才醒悟过来。后来，我们的工作队就留下来了，留在了铜官山。
汪：您在铜官山从事什么工作呢？您那时候还写了一本关于工业方面的书？
严：我是在铜官山矿务局里边，当了矿务局办公室也就是局长办公室的副主任(最初是个秘书)。我们去的那个工作队就在那几年，有的当了采矿区的矿长，也有的是在选矿厂——就是把铜矿石开采出来并击碎以后，然后把它磨细了，捞出铜矿粒子来，这叫“选矿”。最后第三步是冶炼，冶炼就是要正式在熔炉里大量地炼出铜来，哪怕是这个铜的质量，还不一定马上就符合标准，但是也要炼。在铜官山矿务局，包括这几个步骤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已经正规地建起来了。此外，还有机器修理厂，有管理部门等。这里就有一个经济活动过程要进行分析。矿务局局长要我帮他写出一个关于从采矿、选矿到冶炼成铜的过程中，有无不合理浪费的分析报告。
整个的生产过程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它必须能够在经济上面符合要求，而不是大手大脚地在那里乱用国家的钱。作为一个经济活动，作为一个矿区，这几个步骤都要能够尽量地降低成本，尽量收到自己的经济效益。矿务局局长要给当时安徽省的一些矿(铜官山是铜矿，马鞍山是刚开不太久的铁矿)去讲经济活动分析，凡有经济活动的都有这种问题(如何降低成本)。抓住这个关键，研究矿区的这些活动，包括它的成本是怎么花的，用到什么地方去了，用得合理不合理，怎样才能够节省投入，这些就是经济活动分析的讲义。我们的矿务局局长，不但在矿务局里边讲，同时还要到外边的厂矿去讲。分析这种经济活动的变化，主要目的是尽量降低自己的成本，能够收到经济效益，能够减少投入赚到钱。这个矿务局局长要去讲，我们就得进行一点研究了，所以就要写出那本经济活动分析的讲义。这是我们跟会计部门配合起来，也就是从里边琢磨分析，然后进行调查研究写出来的一个东西，由我来执笔。这是比较花时间、花精力的，当然也是一种学习，就是要很好地对会计、对经济活动这些行当，真用点脑子。
汪：您对文学的热情不减，当时还有时间看文学书吗？
严：当时没有时间看文学书了。但写出经济活动分析讲义之后，我同时也体会到生活本身的乐趣，增强了对生活信心的体验，这对我还是很有好处的。我最初因为还是一直喜欢文学，并不对这些有太多兴趣，想体验的是生活本身，是矿区生活本身吸引了我。那时我自己可以说还是很刻苦的，没有礼拜六、礼拜天，晚上也总要学习两三个小时才睡。当时礼拜六还不放假，一周就只有礼拜天休息，礼拜六休息那也是很晚才规定的。
自己搞这些东西之后，想体验的呢还是文学上面的一些东西，要拼命地读书，读好多文学的东西。我因为小的时候，在八九岁左右，就在家里边翻到一部《三国演义》。虽然那个线装书缺了一本，十本书只有九本，但是也还是觉得读起来很有意思。还有《杨家将》，也有那个《平闽十八洞》。“平闽”就是打福建，那里的山区有十八个洞，有人占据着，这些我觉得大概完全是瞎编的。但这种小说拿来以后，自己还是读了，觉得要真正能够写出东西，那自己要思考做笔记，把生活里边的感受化为有意义的东西，能够体验到这些收获。
三、 文学道路中转
汪：您去体验生活是为了文学创作，后来为什么又选择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严：是生活本身在引导我。有一件事情就是“反胡风”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胡风本身是个作家，也是个进步的文学家。我就读过他写的三种理论书，包括《论现实主义的路》、评路翎的作品等等。我还读过胡风周围其他作家写的东西，大概有五六个人。可是到了1955年那个时候，胡风、路翎等被称为“反革命集团”，我们就很吃惊了。因为在我们眼里，胡风是一个进步作家，他在日本时，还是一个日共党员，他跟鲁迅是跟得很紧的。
给我们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讲课的刘雪苇老师是从延安来的，他是华东局的一个宣传处的处长，他给华东革大的同学做报告，讲思想改造，都讲得非常成功。这个人是很生动的，他自己写了书《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那不是很进步吗？可是在“反胡风”运动当中，刘雪苇也成了被抓起来的对象，说他也是“胡风分子”。胡风周围的这些人，都成了“反革命”。全国有上千人被抓起来了，这件事使自己大受震动，觉得无法理解：无论如何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的？都是“反革命”在那里讲思想改造？
到了那个时候啊，我就提出问题来了——胡风怎么是反革命呢？我买的胡风的那些书包括《论现实主义的路》，我买了好几本他们的书，都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书。我买的大概有六七本书都上交了，有胡风的，有路翎的，还有的就是刘雪苇的。刘雪苇的书叫作《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我已经读过，感觉很好。
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就把我买的书上交给组织，就是铜官山的这些领导，我们的局长、党委书记，请他们看看，我自己觉得这个情况是无法理解的。我因为从工作以后，1950年以后就一直在做笔记，经常做生活的笔记，在土改里边也写笔记，晚上都是写得很晚的，写的笔记厚厚的一摞，我当时害怕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大概是不能留了，有一个晚上我把这些东西，就是“反胡风”案当中不符合要求的东西给烧了。然后我觉得我搞文学，但是不能呆在现在的环境里边，我想改变我的路子来研究文学。
汪：“反胡风”运动直接改变了您的志向啊？
严：1956年的时候，正好是周恩来号召知识青年向科学进军，去读大学、读研究生。我觉得看来我只能走这条路，我要好好地去研究文学。原来是自己写文学作品，到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既然周恩来号召知识青年去读大学、读研究生等，那我也就去考吧。我去搞文艺理论，就去研究文学作品，研究文学理论。
我听说北大9月份要招收副博士研究生，要举行研究生入学考试，在南方委托南京大学来组织监考，因为从铜官山到北京，那还是相当远的。我就报名参加了在南京大学的考试。恰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我的矿务局局长是去参加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怕自己要发言，没有实战准备，就把我带到了北京，以备万一。
会议结束后，我就参加了1956年9月份的这次研究生考试。我报了名，报的是四年制文艺理论的副博士研究生， 一读就是四年。我的这个计划是成功了，9月份考试，10月份的时候接到了录取通知。当时考了四门：英语、哲学、文艺理论、中国文学史。一共考了两天，在南京大学考的。考的时候当然是非常紧张，但是自己考完之后，就觉得比较满意。果然10月份收到了录取通知，我就跟铜官山的矿务局局长、党委书记报告了，就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副博士研究生考试，被中文系的文艺理论专业录取了。我提出来之后，局长和党委书记都肯定了，说“好啊，祝贺你”。可是当年入学已经来不及了，就通知我1957年的2月份正式入学，所以实际上学四年的话，到1961年才能毕业。
汪：原来您是“问题学生”，一开始就是带着问题去考大学的。
严：从胡风被搞成“反革命”开始，我对于一些问题，是挂了一个问号在那里，我觉得这个做法有问题。像刘雪苇讲课讲得那么好，讲思想改造，讲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体验得那么深入，可是到了搞胡风的时候，连刘雪苇都被抓起来了。光是上海这一个市里边，一个地区大概就抓了十几个人，到了这个地步反正我是想不通的。
刘雪苇你可以读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这很符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什么要把刘雪苇也关起来？把胡风周围的关系密切的、跟鲁迅的关系很密切的一些作家都关起来？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就有自己的很多看法了。
我到北京大学上学去，但到1957年5月份开始就又发生问题了，这个问题叫作“右派进攻”。1957年的5月19日这一天，北大里面出现了“大字报”。最早的第一份“大字报”，就是张元勋、沈泽宜，我们中文系的两个三年级学生，他们提出来的是一首诗——《是时候了》。这个《是时候了》就是，“现在是时候了”。原来我们吃的一些苦啊，现在要提出答案来，是不是应该吃的，是不是实际上搞错了？张元勋、沈泽宜他们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我们当年流了眼泪的，是不是应该？这个泪流得是不是冤枉？这样的“大字报”在一天之内就出了几十张，然后在一段时间里边，“大字报”是陆陆续续地出。我们当时觉得奇怪。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这个“是时候了”究竟是什么样的时候？是你们要翻身，要转过来，要对共产党、对领导进行批判吗？我们当时觉得这有问题。
汪：能谈谈您在杨晦先生和钱学熙先生门下求学的经历吗？
严：钱学熙先生原来是英语系的老师，他调到中文系来了。中文系的照样要学英语嘛，他过来就成为我们直接的老师。杨晦先生呢，他是我们中文系的系主任。他是 “五四”时候就相当进步的一个人，“五四”时候就是沉钟社一个社的成员，也是一个作家。他写过小说，也写过诗和戏剧。杨晦先生的朋友，同样是沉钟社的，就是冯至，那是学德文的一个人，是西语系的系主任。
这些人都很好，但是他们有些观念跟当时的一些时兴的东西不完全一样，比方《红楼梦》研究批判，李希凡、蓝翎他们写了一些批俞平伯的文章。我只是举了个例子。杨晦先生他们谈的，在有些问题上面跟我们三个文艺理论的研究生有点儿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杨晦先生认为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批判不见得都有道理，所以我们就在杨晦先生家里，我们讲我们的看法，认为李希凡、蓝翎是代表了新生力量，他们批俞平伯是有道理的，跟杨晦先生的看法不一样。为什么呢？这个里边的情况说起来就很复杂了，我们做学生的跟老师就有争论了。当然我们也是笑眯眯地跟老师争论的，但是杨晦先生的看法是不赞同当时李希凡、蓝翎的意见。他认为这种意见是简单化的，一定要批判俞平伯，不见得真有道理。我们就跟老师杨晦争论起来，当时我们不承认自己会有这个不正确的看法，过了好几年以后，实际上就有问题提出来了。李希凡、蓝翎的看法不见得对，俞平伯的那些学术见解不见得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不同看法。
汪：那个时候能保持“当局者清”实在难能可贵。
严：1957年5月19号开始出的“大字报”，也有这样的一类问题。“大字报”里面有些人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可有些人提出的问题不见得都是错误的。我们当时是对于出“大字报”的张元勋、沈泽宜提出过一些看法。我们是批评张元勋、沈泽宜的，但是我们的看法是受到当时大多数学生的赞成的。张元勋、沈泽宜的《是时候了》，实际上他们的看法受到多数人的不赞成，是受到批判的。
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们被认为是“右派”，在北大那个时候就被划出来了。在党委的领导之下，划出来了相当一部分“右派”，北大上万学生大概可能有七百多人后来被划成了“右派”，大概将近百分之七吧。所以有没有“右派”呢？有！但是北大在1957年的时候，已经有个变化。原来的校长是马寅初，一个民主人士；原来的党委书记是江隆基，这个人是1927年的一个老党员。在他们手上开始划“右派”，开头大概也就是几十个人，甚至最多也就上百人。可是后来中央上面认为，他的问题是“右倾”，就是江隆基这个副校长、党委书记是“右倾”，实际上是要调走他，到10月份他就被调走了，调到了甘肃的兰州大学，当党委书记兼校长。
新来的党委书记是陆平，是铁道部的一个副部长。这个人头脑是比较激进的，他胆子比较大。他看过“五一九”以后那几个月的“大字报”后，认为江隆基是“右倾”，实际上从中央书记处就有看法。有了看法之后，一直到1958年初，划出的“右派”数量就相当大。
汪：“文革”十年草木皆兵，您因为什么问题受到批判？
严：我当时看过林彪写的书——《林彪文选》的上、下册。这个纸是很粗的一种纸，这本书还在我这里。另外呢，特别是看了林彪“谈政变”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不短，我看过后觉得他的有些提法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对他“谈政变”的那篇文章有一些看法。
这个我是在我们的组里，当时比方说讨论有些问题的时候，我是讲过的。我没有回避，但是到我讲了之后——我是跟当时一个排长叫郭祥喜讲的(军宣队在北大)，我跟郭祥喜讲了我的看法，觉得里面讲的政变问题，我认为那么一种讲法有些问题。我只是谈了，但是我谈完以后，排长郭祥喜就跟我说，“你不能去对外讲这些意见哪，你就到此为止”，跟他说了就完了。他当时是这么说的，到第二天可就不一样了，就是变成严重的“反革命”言行了，所以就成了问题，马上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我现在不记得比方说具体的，有些很具体的那些内容文字，现在我想不起来。但是我的一些看法呢，在那里我也做过一些回顾，当时我是受到了冲击。但是也就是两年之后，“九一三”之后，就被认为不是问题了，所以那种痛苦的、艰难的日子还不算长。我后来就去江西的鲤鱼洲五七干校，我们北大清华好多老师都下去劳动了，我也下去劳动了。劳动了一年多一些时间，后来又要我回来。一方面叫我，是因为招了工农兵学员了，要我回来教书；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是要审查我批判我，还继续看作“五一六”分子来批判。作为“五一六”分子，大概不到一年，到了林彪真的出问题之后，我就算解放了。
四、 “重写文学史”进行时
汪：您当时在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为什么特别关注晚清以来的文学资源？严：“五四”新文学出来就是在当时的1919年前后这一段。这一段实际上就是西方的文艺思想开始比较大量地传入中国。陈独秀，然后胡适、鲁迅，这些人都大量地出来了，也冒头了。“五四”新文学大体上从1917、1918年就开始了，鲁迅、胡适的作品都开始比较多地集中出现，所以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就把这个作为开端的时代。
这一段的新文学，它是白话的，但是确实新的色彩比较浓重，胡适的诗、鲁迅的小说，都是这样子，跟十年以前比方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提倡戊戌变法前后提的一些东西比有比较大的变化发展。所以从近代那个时候开始，变化比较明显，从后来我们看到的好多材料来看，实际上真正的开端应该说是从黄遵宪、陈季同他们开始的。他们更早一点，大概在1890年前后就开始了。他们当时自己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最初还没有引起那么多人的注意。而且像陈季同写的那些作品，他是用法文写的，他的七部作品都是用法文写的。
为什么陈季同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因为在福建这个地方啊，那个时候请的一些老师都是法国人。他们用法语训练当时的知识青年，就是陈季同他们这批人。也就是严复特殊一点，他是英语，但是英、法语在1890年前后的福建，一直都有相当多的人在学习和运用。这就是后来中国在文学方面开始出现学习西方的明显趋向。
从严复一直到陈季同，严复是英语，陈季同是法语，更多的人比方做其他方面的像萨镇冰这些，都是在那个时代出现的，这个思潮的变化非常的突出。陈季同写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写了研究法国文化、研究法国文学的东西，他有七本书，当时都是用法文写的。这些书在最近十几年来已经被翻译过来了，都翻译成了中文。
所以真正中国跟西方的交流，从1890年前后开始的变化就比较大了。到“五四”也就是二十多年之后那就是更明显了，那就是鲁迅他们出来了。胡适、鲁迅，中国的新文学到这个时候又蓬勃地发展，所以现代文学真正要讲起来的话，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的。
汪：您参与了唐弢先生主持编写的那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能说说具体的编写情况吗？
严：在唐弢先生的安排领导下，他们老一辈的学者，除了唐弢先生自己之外，唐弢先生大概是最年长的，还有王瑶先生、刘绶松先生等，他们之间的差距不大。编写文学史以他们几个为骨干，当然还有几个当时像我这样年纪的年轻人，都投入写文学史的工作当中去了。我们写了两年半，将近三年时间。
后来就在唐弢先生领导之下，有了樊骏和我，我们两个就帮唐弢先生去修改已经写出来的书稿。上册——相当于上册，实际上后来又分为了一、二分册，这个基本完成印出来了。到了第三册就是原来的下册，写出来过一个稿子，但是唐弢先生对这个稿子还不太满意。他身体有一段时间(不太好)，当时就不能工作了。我们就按照他的安排，继续做一些准备。有一些部分能够写的话，再继续写一点，就希望能够把下册也写出来。
后来遇上“文革”了，当然什么(书)都写不成了，连这样的一些书，在周扬主持之下，计划要编写两百部文科方面的教材，都受到冲击了。那根本就不是写不写的问题，而是受到了冲击。首先比方说像周扬，像唐弢先生这样一些人，都受到冲击了。因此这个教材问题，只能挂起来、搁起来，而且把已经写成的一些稿子都弄丢失了。“文革”当中，造反派要这个稿子，认为这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就把这些稿子拿去，最后就不知去向了。这个教材没有办法，实际上只出来了上册部分。上册部分编成一、二册，后来的第三册是重新写的。因为“文革”当中，造反派他们要材料，把这些稿子拿走了，最后是不知去向，那只好重写。
汪：在编写文学史过程中意见不同怎么办？
严：大家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也不一定那么激烈。主要是唐弢先生提出意见，他当时五十岁左右，比王瑶先生、刘绶松先生他们年长两三岁。他是很熟悉这一段的，因为他自己就是过来人，从30年代起他就参加写当时的许多文章，成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左翼作家。他在鲁迅的影响下写过好多作品，尤其是杂文方面写得很多。他是一个参与者，后来又在文研所继续做研究，所以他作为一个带头人是很合适的。另外文学研究所的像何其芳，就是唐弢他们同一辈的人，这样的人也比较多。在讨论当中，他们的发言、他们的意见，我们都很重视，没有很大的不同意见。
后来下册呢，就是因为丢失了稿子，我们只好重新写，就是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经过我的手，我跟樊骏两个人重新写。上册用的是唐弢先生那个时候组织的队伍写出来的东西，唐弢先生最后改动，重写或者局部地改动。下册是1978年冬到1979年夏重写的，而且是比较紧张、比较匆忙的，因为教材等着要用，赶紧写出来就要用的一个稿子。那个稿子相对地来说，不像一、二册那么精细，就是粗犷一点，但是也可以赶上当时用。
汪：“重写文学史”是您在80年代初就想做的事，那您是怎么看待80年代陈思和、王晓明他们提出来的这一命题？
严：陈思和、王晓明他们提出来“重写文学史”是有道理的，我是很赞成的，并且已就有些问题作了思考和研究。后来我们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个“二十世纪”就是，不管你是现代的、当代的文学，或者是19世纪末那个时候，也就是1890年前后，现在都已经写到了，所以实际上一直在写。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从19世纪末开始写起的。参加的人呢，连我在内一共有十个。北大有两个，其他有复旦的，有北京师范学院的，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至少是有八个单位的都参加了。所以还是不停地在这里进行着，这个可以影响到文学史质量的提高。所以文学史是不断在发展着，不断在被研究着的。我们文学史一百多年，就是包括前后大概有一百二十年的文学史。各个高校它有当代文学，有现代文学，有19世纪末这种划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切法，但是都已经在我们十个人写的文学史里面了。学校也已经是包容了七八个大学的，所以实际上这些工作都还在进行着。
汪：您后来又主持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您觉得这本文学史该怎么写？
严：我觉得，首先我们作者要下点功夫去研究这一百多年的文学发展情况。文学大体上总是在白话范围之内的，当然文言的有没有呢？也有。某种程度上文言写的作品也有，特别是诗歌范围里边的。那就不光是白话诗了，而且是古体的一些诗也都有。我看到广州一些高等院校中文系用的一些教材，大体上也是这样子。开头他们是用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后来他们就变成各个学校都分别用自己的教材。实际上这种教材主要是便于他们招生，便于他们教学当中有所改进，有所发展。他们都希望每个学校，比方说中文系有自己的文学史教材，这样子就方便他们招生。有了自己的课本，学生也就容易招进来，学生也有更大的兴趣。
我觉得文学史的研究，首先要从原始材料出发，不应该仅仅靠我们搞教学或者做研究写作的人。写文学史的人都应该读大量的原始材料，千万不要看别人是怎么写的，就稍微把它变动一下，用这种办法来搞教材。这个实际上科学性就不大了，也没有太大的意思。
从原始材料摸起，也许我们就假定，我们各地教学用的材料，应该都有一些新的东西。确实是自己去摸到的原始材料，而不是用大家千人讲万人讲的，那个没有太大意义。我看到过一些书，有的确实是从摸原始材料入手去写成的。因为可以看到他的一些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材料，这个就很好，就容易推进科学的发展，推进文学史教学的发展。
但是也有的呢，虽然是用自己学校的名字拿出来的教材，但是这个教材基本上是抄的，这就没有多少进展。我想还是应该(要求)搞教学的人，尽可能地从原始材料摸起，这样对推进文学史研究才有好处。
五、 问学求实找真相
汪：您当了北大中文系系主任后，想做哪些事情呢？严：我很想在有一些问题上面，继续做一些研究。但是以后因为事儿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多了，到80年代那个时候，又当系主任了。然后80年代不是事没有了，接着还出现了新形势，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涌出来了，一些客观形势有了变化，很难像原来预计的那样去做。我1984年起当系主任，然后一直到1989年，这五年下来又有新的变化。1989年以后的形势又有变化，这个都是很难说的。中国在这一方面，把时间花在一些不一定值得花的方面去，真正值得研究的，值得推进的，都不是很简单，不是很容易的。可惜我们就是在不应该浪费时间的地方浪费了，这个谁也没办法。
汪：我注意到您在80年代初有一组关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定义、文学的衡量标准及发展问题，应该说很有建设意义，您自己是怎么看的？
严：笔谈只能说是我的一些看法、一些意见，并不一定有什么很突出的进展。真正有进展的，可能是有些点上、有些问题、有些方面，有一些进展，这个在我后来自己写的文章里边有提到。真正要把一个学术问题弄得比较深入，要有一些新的发现，那样子才算有意义。
这三个方面是我当时的看法，可以说提出来一些问题。真正要进展还要花功夫，花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我写《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史》，那个花了八年时间，书出来以后当时获得了教育部的一等奖。在这本书上我是投入了很长的时间，可见搞什么东西都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
汪：您的研究得到业内的首肯，能具体谈谈您是怎么做研究的吗？
严：我还是比较从实际出发，从原始材料出发，无论是1928年前后鲁迅跟创造社、太阳社的争论，或者是萧军——萧军是1948年那个时候在东北受批判的，被批得非常厉害。批判他的就是有好多东北作家，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在很多方面他们是很进步的，但是他们批萧军那一次，应该说是失败的。为什么？他们连原始材料都弄错了。原始材料一旦弄错以后，那出来的结论就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倒是萧军的一些思想，他讲的东西并不错。当时在东北批萧军的有宋之的等，应该说他们的立场是很进步的，但给人家扣的帽子很大，而实际材料是错的，反过来萧军倒是更有道理。这是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碰到的一些有不同意见的现实问题，实际上通常有些说法、看法并不真实。这种事情多得很，所以我在文学史上提出来首先要把实际情况弄清楚，好多问题是不一样的。我想就是应该从实际出发。
萧军挨批是从1948年起，他在延安的时候，1942年前后还没有那些问题，结果到了东北他挨批，把他批成是“反动”“反革命”，批得非常尖锐，帽子扣得大极了，还出了一本《萧军批判》的专书，但是你一翻实际材料，就完全不一样。当时是批了半年多呀，好像批倒批臭了，可是我去把原始材料一翻，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萧军是被冤枉的，真的要从实际出发，那样得出来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胡风，1955年说他“错误反动”，再后来是“反革命”，再后来把他关起来关了二十多年。可是那些结论，所有的结论都对吗？不对，几乎都是没有道理的，没有对的，可以到这种程度。我看有些事情，总会还它的本来面目的。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子，都要摸原始的材料，看事情的本来面目究竟怎样，把那些东西摆出来以后，才是推翻不了的。我们好多事情都应该做到这种地步，从最根本的地方把它弄清楚了，得出一些应有的结论来。
汪：要真正有一些新发现实在太不容易了。有学者在说到鲁迅研究的窘境时，就自嘲说要开始研究鲁迅的胡子、鲁迅的烟斗了。您认为做文学研究的人该如何拓展思路呢？
严：拓展思路最简单的，必须要求读新的材料，掌握新的材料。从原始材料出发，这样才能够得到新的东西，能够得出一些新的看法来。像鲁迅研究，看起来好像鲁迅现在是大家熟而又熟的对象，实际上还是有好多问题没有回答。
鲁迅在日本这个阶段，他是有自己的好多看法的。从鲁迅的某些信件、某些散文里边提到的来看，他实际上有他自己独到的一些看法。但是他也不一定就愿意大声地在那里说，愿意宣传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你可隐隐约约地发现，他对日本当时的事情有看法。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一些看法，可以侧面地反映出他的看法和想法，这都可以挖掘。
鲁迅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思想，其实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已经研究到头了，已经研究尽了，远远不是这样的情况。鲁迅对中国的历史，究竟是怎么看的，和我们一般人、普通人的一些看法一样吗？其实不一样的，他有他的一些看法。《故事新编》里边，从中国的“女娲”，从我刚才说的“眉间尺”，还有几个作品里边，你去研究一下的话，可以得出很多新的看法来。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鲁迅研究，不能说到了头了，永远不会发展了。仅仅是说《故事新编》，就很不一样了，更不用说《呐喊》《彷徨》。我有一个老师，是我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给我们讲课的刘雪苇，他的有些看法还是比较有新意，有特别的地方。他说到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1928年前后的那场争论，他的一些看法在当时1950年我们听他讲的时候，就觉得比较新鲜。一直到后来，也还是感觉到他是有道理的。关于鲁迅1928年前后跟创造社、太阳社的那场论争，他论述得相当深入，比我们一般想象的要深入得多。
汪：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的元老，您当时对刊发的稿子有什么要求？
严：作者写出来的东西，下了功夫之后写出来的东西，能够有一些让人读了就能感觉很惊人——即使不惊人的话，也让人感觉到很有深度、很有质量。我们用的稿子，是这样的能真正推进对一些问题看法的稿子。这种稿子在有些学术方面，甚至能推翻过去错误结论的。真正要做到，我们拿到的、接受的稿子是这样的质量。如果没有这种稿子，就太平凡了，泛泛地，甚至于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就没有意思了。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编辑部收到稿子的时候，产生的是什么感觉。如果真正能够有一些震动人的东西，说收到一篇稿子，“啊”会叫起来，这个就有希望了。提出的问题真是没人想到过的，或者是非常深入、非常尖锐的，我希望能够多一点这样的，让人发出惊叫的稿子。
六、 老熟人们
汪：1978年北大招收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钱理群、吴福辉等，他们现今都已成就不凡，他们都有怎样的治学特点？严：在“文革”以后啊，因为大学停了那么久，所以再招进来的人，可以说那是渴望着学习的，非常地渴望。他们是全心全意地扑在学术上的，当时报考的七百多人里边，我们定下来录取的是八个。最初想录取五个，也是按他们的分数来排的。后来觉得呢，太可惜了——只招五个太可惜了，所以招了八个。八个既有现代文学的，也有三个后来是当代文学的，所以一共有八个人。我看到有材料说只有五个，其实不止五个，是有八个人。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些新人是很不错的。
他们的底子比较好，而且他们是一心地扑在学术研究上。有几个开头就留在北大了，也有几个搞的是当代文学，后来又转到作协那边了。像钱理群，其实50年代他就是北大中文系的，那时在新闻专业，后来新闻专业的同学从北大转到了人民大学，所以钱理群是在人民大学那边毕业的。然后他又到贵州去工作(教书)等，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但是他们也已经是到了很为难的地方——如果再不招进来，那他们也就不会再进学校了。这八位录取的，有的比他们年轻一些，但是都有一定的成就。钱理群因为连续地从50年代到后来，经过“文革”，有十几年都没放松，所以是相当突出的。他这个人也很能思考。吴福辉跟他的年岁接近，他们两个年岁是最大的，吴福辉也很不错。再年轻的有温儒敏，留的都是进来读书之后，过了大概三年样子吧，然后留下来工作。还有凌宇、赵园等，都是有相当成就的。
汪：最后我们来说说金庸，您跟他是老熟人了。您觉得他是怎样的人？
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慧厚道、实实在在的人物。我跟他前前后后相处了可以说已经有二十五六年了吧。
我觉得他这个人有很高的价值，他看起来是写武侠小说，但是他的武侠小说跟过去的那些武侠小说，就太不一样了。过去的武侠小说就是，“口吐一道白光，取人首级于百里、千里之外”，都是这样一套，其实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看那种小说，是很乏味的。我最初拿起那种东西来看，但是看了几本后就只能丢掉了。它们也叫武侠小说，但是没有一点味道。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一样在哪里呢？他写的武侠小说看起来是很神奇的，但是他有内在的一些根据和道理，就是读起来觉得有意味。他也是让人觉得很奇怪，可是呢，你仔细想一想它里边的趣味，特别是后来的那些像《笑傲江湖》，他提出来的那些问题，确实是值得思考的，是有益于人生的，可以让你连贯地想到好多奇特的东西，让你愿意去进一步深思的一些问题。连韦小宝那种所谓的趣味，那是一种很可以否定的东西，但是这种否定，也可以让人去思考。金庸写到的这种否定方面是很不一般的。
金庸这个人，确确实实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在抗战那个时候，恐怕还不到二十岁吧，他跑到重庆，在国民党的一个学校里边读书，但是被开除了，国民党的特务在那里很活跃的。后来他没地方去，就到他表兄那个图书馆里当一个图书管理员，呆下来读了一年的书。那一年的书读下来，丰富了他的思想，让他思考，让他觉得有好多有趣味、有意义的问题。那年他写了一篇作品，叫《白象之恋》，获得重庆市的二等奖。
金庸看起来把武侠小说写得奇奇怪怪，但他同时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他提出来的那种逻辑有意义，让你去进一步思考，跟一般的武侠小说、过去我们读的武侠小说大不相同。《射雕英雄传》里边，郭靖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是很愚笨的，就是有点儿木的，但人非常正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人很可爱，而且他内在的价值应该说是很高的。而金庸呢，在某些方面跟郭靖内在的性格是有些相似的，有很可爱的地方。郭靖和金庸之间，在性格这些方面，确实有相似的地方，金庸自己也承认。他的可爱也在这个地方，金庸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物。
访谈后记
“严家炎访谈录”是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老作家口述历史拍摄项目计划之一，整个项目由征集编目部的计蕾主任牵头组织。该项工作通过采访提问的方式，引导老作家回顾自己的生平经历，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留下丰富且生动的宝贵资料，也为研究者们进一步多侧面地研究作家提供了宝贵资源。2018年11月中上旬，我们先后两次去严先生家进行采访拍摄。早闻严老师“严”上加“严”的威名，我在做采访准备中不敢有一丝怠慢，生怕说出的话贻笑大方。见到严老师之后发现，他原来是那么和蔼可爱，在访谈中不断用发亮的眼神鼓励我“但说无妨”。严老师是那么宽厚，言谈中透出一股“侠义之风”。他痛感于特殊时期的冤假错案，痛感于“浮夸风”的荼毒，痛感于生命的时不我待。为此，他从一个文学创作者转变为一位文学研究者，用一丝不苟的研究姿态去探究学术真理，让文学研究回归到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去。
2014年3月，严家炎先生将自己近万册藏书无私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专门设立了“严家炎藏书文库”，以供更多的学人利用，更好地为文学研究服务，并将严家炎先生的治学精神传之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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