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清泉

　　动笔写关于张远伦诗歌的评论，是从最近读到他的组诗《而后无限长》开始的，第一首《局部》就深深地打动了我，短短四行：“我一生活在局部里，蟋蟀解决不了所有大地的荒凉/在星空的完好无损下，低声部的吟唱那么忧伤/一声长，一声短，又一声长，又一声短/而后无限长……完整性的人间啊，从局部开始爱起。”诗人自比一只“蟋蟀”，把自己的身段放到极低处，通过长长短短而至无限的吟唱，“从局部开始”爱这个“完整性的人间”。这样的一种姿态，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此前一直在关注远伦的创作，偶尔也有所交流，有两次面晤印象深刻。一次是去年六月参加奉节端午诗会，我俩去到一处河滨散步，走走停停说闲话，唯独没聊诗歌，后在一个叫玫瑰农庄的所在，同处一室，听着雨声，不期然远伦悠悠然念出一首情诗来，感觉甚合当时情境，彼此心有戚戚焉；另一次是在去年的十月之末，诗人大窗组织的张远伦诗集《逆风歌》分享会上，听远伦讲述自己的诗歌创作轨迹和关于诗歌写作的认识与主张，感觉他对诗歌个性化特质的追寻以及对诗歌语言系统的构建，体悟深刻，遂激发了我较为立体、全面地梳理他的诗歌创作的冲动。

　　在我的印象里，有三个张远伦。

　　首先是早年的张远伦，一个“乡村术士”——出生在彭水农村，初中毕业去酉阳读中师，中师毕业回彭水最偏远的乡村教书十年。那时的中师生绝对是学霸，吹拉弹唱写跳画再加手工等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回到故里自然意气风发，成为十里八乡的一道风景线。1997年，几个立志写诗的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在诸佛江一个幽深的峡谷燃起柴火，举行诗会，命名为黑木炭诗会。诗会之后，其他人悉数散去，只有他一个人还在一边教书，一边做农活，一边孤独而又唯美地坚持写诗。他把自己比作一条菜青虫，“仰着头，一点一点地/咬出一个小洞，看天”，渐渐地，少年成人，几近而立，在诸佛村作“跪书者”和“写碑人”，享受“术士”荣光的同时也在这里深刻体味“闭塞和艰苦生活”。这期间的他无疑是一个倔强的抒情诗人。“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十年间，诸佛村就是一个源点，既深含纯净、优美、淳朴，也刻下了他难以忘怀的亲人们隐忍、坚强、艰辛的烙印。

　　十年后，张远伦成了一名“外科医生”。在乡村历练十年后，远伦于2006年调入彭水县文联。彭水县城，应该可以被称作他文学意义上的“城乡结合部”，是其十分重要的精神原乡。在这里，他写了很多小县城题材的诗歌，也创作、发表了不少小说，其中中篇小说《麦草》发表在《小说月刊》并获得了巴蜀青年文学奖。远伦就像一名医术渐长的外科医生，以笔为刀，以诗歌和小说为处方，致力于用精密的手术缝合城乡之间的裂隙。

　　现在的张远伦，更像一位“灵魂按摩师”。2014年调入红岩杂志后，远伦写了一些探索性质的诗，如发表在《扬子江诗刊》《花城》的长诗《致影子》，体现了他的诗歌在城市题材方面的开掘与深入。在此期间，他精研过佩索阿的诗，后又对勃莱、帕斯、特朗斯特罗姆、西密克等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外国诗人产生了兴趣。透过一系列的阅读和思考，他进一步确认了自己追求诗歌个性化的信念，2015至2017年，远伦创作了一系列重返乡村的诗歌，获得了《诗刊》2016 年度陈子昂青年诗歌奖、2018 年度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以“诸佛村”为代表符号的系列诗作引起全国范围关注。2019年，他的最新诗集《逆风歌》入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小众书坊“中国好诗第五季”并出版①。正是这些引起全国性反响的书写，让我们在远伦重返乡村的道路上，看见了不一样的布道者的光芒，看见了城乡关系在文学意义上的修复，而这样的弥合之效来自他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的诗歌语言系统。

一、 乡村生活的厚积，使得远伦的诗歌创作葆有难能可贵的“温度”

接线头式地串联一个诗人的形象是相对容易的，但也面临巨大的危险——因为那样凸显出来的只有一个个高点，经不起细细的揣摩，最终形成的还是一个模糊的整体，尤其面目是虚化的；一旦诗人的写作暂停，线头就可能从接榫处滑落，使得此前的所有努力成为徒劳。所以我判断远伦的乡村生活不是线性的时间拖拽，而是网状的空间配置。如果非要从时间上寻找他的乡村生活印迹，那乡村一定在他整个生命旅程之中如影随形且深入骨髓。为什么诸佛寺、诸佛村、严家山，瓦片、麦草、枣木、神龛、箩筐、箩箕、天灯、杆秤、烟墨、铁斧，唢呐、啰尔调、娇阿依、盘歌、羊群、黄豆雀、叫灰二的纯黄狗和她新生出的女儿“两斤半”、小兽白鼻以及弹花匠、蓑笠翁、结绳者、写碑人、跪书者、父亲、母亲等等在远伦的诗中随处可见，信手拈来？那是因为他时时刻刻把它们和他们捧在掌心。是他给这些寻常、卑微以致被忽视的物和人赋予了新的生命，是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全身心温暖着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远伦就是乌江流域乡村生活的温暖代言人。

　　翻开远伦最新诗集《逆风歌》，第一首《瓦事》即让人感受到非比寻常的味道。瓦是乡村最常见的物件，揭瓦则是乡村最普通的事务，可是为堂屋留出光芒而被父亲特意揭开的瓦片却是不能随意触碰的，为什么？因为那留出的光芒“照到的，是神龛上的牌位”，因为“让出一片瓦，就会/亮出一个安详的先祖来/保持着树木的肃穆/和天堂的反光”。正如评论家霍俊明所说，“这是一个时代最为典型的整体化悖论——你所怀念的正是已经彻底失去的那一部分”。你现在回到乡村，还可得见多少瓦房？走进房内，你还能看到有几家供奉着祖宗的牌位？取而代之的是两层、三层甚至多层的水泥楼宇，楼宇里悬挂的多是印刷的领袖画像。源自族群的崇拜几近无迹可循。我们是否注意到了远伦诗中由此生发的温暖而深沉的爱？我没有用到“热烈、强烈”等等词语来修饰“爱”，实在是因为此前诗人们给予乡村的“热爱”早已泛滥，不值一提。仅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从海子对麦子的偏爱，到白连春对苦瓜的苦情，再到为土地不倦歌唱的姚振函、陈惠芳……从唯美到伪美再到异美(“异常的美”)，乡村一直是一个载体，是所谓“乡土诗”“新乡土诗”的眠床；极致是纯粹农民出身的余秀华，用患疾的身体和裂变的灵魂，使乡村被幻化乃至被异化，广阔而有耐受力的乡村成了诗人们化身为演员进行各种表演的舞台。

　　我注意到张远伦在自述中谈及读中师时很喜欢台湾诗人痖弦，这为溯源他的青春期写作找到了极好的证据。不论是出于主动选择还是偶遇，客观地说，痖弦及其诗歌成为张远伦诗歌写作的一个高起点，应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现实色彩与口语化情调”是痖弦诗歌的鲜明特点，而这个特点又是靠语言的音乐性和幽默感凸显出来的。远伦深得个中三昧。在一组《郁水谣曲》里②， “杜鹃花开了，红一阵白一阵，你心里的鬼鬼儿/野兔一般跑出来吃草，蜜蜂一般颤动触须/你临摹的阳雀，在白纸上紧一声慢一声/你遗失的草籽，在初恋里东一粒西一粒/情人的格格裙：葡萄架的西施/麻鞋的层层底：土豆苗的牵绊”(《比喻一》)，满满的画面感，唯美而亲热。接下来在《比喻二》里，“桐花长出千张耳朵：收听天光云影/村庄调好音乐频道：播放狗吠鸡鸣”。而诗人自己，作为“一个粗粝的孩子，被花朵生下”，经历了种种磨砺，“最终成为水井湾一粒苦命而自大的结石”(《比喻三》)。读到这些句子，我就会想起1997年黑木炭诗会之后远伦孤独而决绝的身影，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恰恰映衬出他的诗歌底色：大气、隐忍。不论现实多么困苦，心中总有善良作为支撑，以至于他会借春燕之口，唱出“你这村庄的乳名已被音乐收藏/最高的音阶叫火苗，最痛的爱情叫故乡”(《音乐》)。我还注意到，这一组由八首小诗组成的《郁水谣曲》，基本上都是六行，且多有乌江流域苗寨流行的“娇阿依”“薅秧歌”曲调，大可当歌谣来听，颇具音韵之美。这些内里大气、隐忍的“谣曲”散发出来的味道，不仅传递出绵绵不绝的温暖，也可见“情趣与意象的融合”③，自然就祛除了青春期写作“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自怨自艾，使得远伦坚实地站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从“菜叶的背脊上”“咬出一个小洞”，所见确是别有洞天。对于弱冠之年的张远伦来说，这样的境界更是难能可贵。好诗虽可偶遇，但这偶遇实在是注定的久别重逢，从来不会亏待有充足准备的有心有信之人。

　　书评人李青在评价痖弦诗歌时说，“他以一支笔，建立了文字世界中自己所熟知、亲昵的那个家国”④，同样，张远伦早期诗歌中厚积的温暖，既有对隔靴搔痒式抒情的反对，也有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体认，而且因为整体有大气、隐忍的不俗风骨，所以自带常青的色彩和暖玉的微芒，特别经得起时代的汰洗和人文的诘问，也常让读者脱口而出“相见不恨晚”。

二、 城乡接合部的站位，使得远伦的诗歌创作彰显特立独行的“风度”

在诸佛村足足呆了十年，自比菜青虫的张远伦凭借不倦而优秀的写作，逐渐“咬出”了更大的“洞”，于2006年调入彭水县文联，来到了县城，看见了更大的一片天，这里也便成了他写作意义上的精神原乡。我去过彭水，总体印象就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全县总人口近50万，其中城镇居民不到20万，是以汉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县城就在莽莽群山和汤汤大水之间的一片开阔地上，从更为广大的重庆地理视域来看，彭水县城具有比较明显的城乡接合部特征。按照地理经济学上的说法，“城乡接合部是城市与乡村两类性质不同的区域之间的‘急变带’，人地关系的空间差异变大，存在着频繁的能量与物质对流，分别来自城市与乡村的人口、物质、技术、信息等在这里相互作用与竞争互生；由于同时受到城市与乡村经济的双向辐射，这里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点，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的依附性不断加强，城市性产业及城市需求导向产业在增加”⑤。这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互、矛盾、冲突与调和必然伴随其间。因人而生、为人而在的文学也就必然裹挟其中，成为远伦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在这里，不只是时空及其关系的“过渡”，还有切切实实的生命在“度过”。

　　远伦对此心知肚明。处于城乡接合部，可谓五味杂陈，但他既没有感情崩溃以致号啕大哭，也没有沉湎过往而陷入痴迷，更没有在现实面前无所适从而手足无措，总体上他是一个安静而理智的诗人，他清楚地知道，随着生活的变迁，唯美的抒情势必渐渐退出他的地盘，他选择用“追忆与冥想”来建构自己新的诗意空间，进而彰显特立独行的诗歌风度。在一首题为《刀痕》的诗中，“从最初的刀痕到最新的刀痕”，远伦发现“我的青春蜿蜒了很久”，“我已经习惯了弹花匠、蓑笠翁和结绳者/对我的凌迟”，所以他已然看到“他们的刀锋，闪耀着宣判的光芒”，当中既深含对乡村生活的追挽，也有对当下所处位置的自我审判。生活的性质、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原本熟悉的人、事、物，渐渐离开了身边，就连那曾经的自己——教书先生、跪书者、写碑人——也好像越来越陌生，远伦心中是有无限叹惋的，他甚至是愧悔的，他感觉到了棱角被磨平后的麻木，加之新的工作也有些单调、无趣甚至让人憋屈，改变的一切并非与想象和预期完美契合，难免让他觉得压抑。所以，与其说他写下的许多是追忆，不如说他凭靠的主要是冥想。这样的站位一下子就拉开了他与许多分行文字制造者的距离，而真诚就是把他凸显出来的那一块“河心洲”。真诚既示于人，也付诸己。在《别错入这死寂》里，远伦对到访“我的村庄”的人送上了“用泉眼看”“用连枷抽”“用嗥声喊”“用山梁困”的“待遇”，因为他既害怕“我的村庄，空无一人”，也害怕到此一游的“你”出于“迷信”耽溺于“名词的我，而不是肉身”。有智在，眸清明。远伦看到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窘迫，也对浅尝辄止的乡村体验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和劝告，“别错入这死寂”的前提在于乘兴而来的人须抛开停留在表面现象和单纯想象之中的“迷信”。

　　这也正是我把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张远伦称为“外科医生”的原因。在彭水县城工作和生活期间，他一直在致力于用精密的手术缝合城乡之间的裂隙。我注意到，在诗集《逆风歌》中，“麦草”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之一，仅见于诗歌标题的就有近十处，更不用说其作为意象深植于众多诗篇。麦草是什么？麦草是“口哨”，是“草场里的贵族，也是隐逸”，是“保持身份的那一点，甜味”，是“刑场用剩的草缨，恰好可以插到我的后背”，是“向所有重于它的事物发出了口谕”并“就在自己的分毫之间/说话……”，是“在自己的流量和气度里发音，像落草英雄”……诗人尹朝晖认为，远伦诗歌中“麦草的意义，就是安放到唢呐的顶端，以草芥的质地，依次激活枣木、黄铜潜伏的灵魂，等待神龛神光的召唤，静静地回来”。他进而指出，只有把麦草“放在合理的位置、通过合理的组合，才能调整泄出的状态、找到合适的出口”。在我看来，“麦草”其实正是“外科医生”张远伦手里握着的那把用于缝合城乡裂隙的“手术刀”。割开内含蒙昧、落后、迂执、裹足守成等以罪愆为标签的“腐肉”，远伦在作为“口哨”的麦草里植入了音乐的响和想，也就为这个城乡接合部注入了新的“防腐剂”和“催化剂”，当然其中也有为消减疼痛而准备的不可或缺的“麻醉剂”。这些娓娓道来的诗歌，正如尹朝晖所评的那样，“情绪的表达按着音乐的强弱和节奏对比，律动在一个起伏的线上”，为读者的进入打开了更加宽阔更加开放的通道。很显然，从写作的方式与风格来看，这个时期的张远伦与早期的张远伦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从唯美转向相对客观，从抒情转向平和叙事，从精致转向沉稳自如。

　　在彭水县城，除了诗歌，远伦还写小说，也写电影剧本、歌词，以及评论、随笔。饶有意味的是，他发表在《小说月刊》并获第五届巴蜀青年文学奖的中篇小说，题目就叫《麦草》。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13岁少年惊见母亲与大伯之间的隐情，然后揭开大伯才是自己生身父亲的真相，结局是大伯在火灾中意外死亡，母亲七天后随大伯而去。小说的重心不在母亲和大伯凄苦悲凉的爱情故事，而是在于“少年对成人世界、对隐秘生活的惊人探索和发现”，以少年最终的“明白”，“过滤了一般悲剧文学所表现的沉重的一面，让所有的伤痛最终归于平静……还原了两个小人物平凡黯淡的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对人生原生态的另一种理解”。更为重要的是，“麦草”在小说中具有“叙事指向和表意功能”，确定了全篇的“情感基调”。从一开始被作为乐器去感受自然的快乐，到后来被销毁以报复大伯，最后被吹着陪伴埋葬大伯，“麦草”成为小说主题的象征体，它“‘中空的、光滑的、难以言喻的秆子’沙沙作响，正是母亲感伤、坚韧、如歌如泣的人生写照”⑥。巴蜀青年文学奖给小说《麦草》的颁奖词写道，“《麦草》哀而不伤地叙述着生命的秘密，反衬出人们当下千疮百孔的情感和脆弱迷乱的心灵世界，提醒人们不至于坠入米兰·昆德拉反复强调的‘对存在的遗忘’”。可见，诗意满满的叙事格调为这篇小说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加分效果。但在远伦自己看来，相比较而言，多种文体的写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对他诗歌的提升才是决定性的，因为通过写小说，他的诗歌一下子“打通了”，诗歌语言的叙事性以及描写的准确性、到位感都有很大提高，远伦对更加丰富多样的诗歌题材的驾驭，也因为小说创作的加持而变得娴熟、轻松。

　　根据我对诗歌的理解，判断一首诗是现代诗而不是新诗，关键就在于它的叙述性。总体上，现代诗就是“说”的艺术，而新诗还只是“唱”的艺术。这也是新诗和朗诵艺术走得越来越近并需要灯光、音响背景一起营造一个舞台来宣示自己存在的原因。现代诗不需要这样的“舞台”，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更强。张远伦的诗歌无疑是我所欣赏的现代诗。凭借外科手术般精准的缝合之术，远伦诗歌的乡村情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纾解，城乡接合部的写作站位得以确认，他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现代性问题也有了逐渐深化的体悟。所以，真诚、沉稳的诗歌风度，使其从众多诗写者中脱颖而出也就成了必然。

三、 重返乡村的推送，使得远伦的诗歌创作已然达成洞幽烛微的“深度”

2014年，张远伦的人生迎来了又一次新变——调入久负盛名的红岩文学杂志社做编辑。从彭水小县城，到重庆大都市，远伦既迎迓纷繁，也面临整饬，以更加纯粹地拥抱自己的缪斯女神。经过一段时间的向内自我检视和向外阅读触探，特别是在精研一系列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外国诗人的作品后，远伦的诗歌创作出现井喷，以“诸佛村”为代表符号的系列诗作引起全国性关注，“重返乡村”成为其诗歌走向的一枚显著标志。

　　为什么“重返乡村”？一方面是大环境使然，“美丽中国”“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等热词反映新时代的宏阔背景，也昭示链接现实与未来的多维图景，有召唤就有回声，远伦的选择是大势所趋的合理呼应；另一方面则是远伦作为诗人精神自觉的需要，是一次写作意义上的再确认——再确认经过此前的“手术”缝合处留下的痕迹以及缝合后城乡各自长出的“新肉”是什么样子，再确认通过康复治疗、心理建设等多个路径以实现从缝合之“术”到弥合之“效”应如何进阶，再确认诗歌语言谱系生成与个性化诗歌理念追求之间有怎样的达成度。按照评论家霍俊明的说法，就是在成为“发现者”之后，诗人还应争取成为“命名者”甚至“立法者”，这才是当代诗歌的真正使命，而不是止步于平面化的“发声器”。

　　其实远伦在《逆风歌》这首诗里说得很明白：“他们都顺着风向走，而我不能/风向所指，是熄灭，是枯死，是默哀/我逆风而走，便是走向光源/走向草根，走向声带//便是，走向大风的子宫/仿佛听到神在说：孩子，起风了。”因为顺着风向走，得见的只有“孤灯”“残叶”“余音”，与之对应的就是“熄灭”“枯死”和“默哀”，这是一条不归路。只有“逆风而走”，才能到达“大风的子宫”，找到精神的母体，生命的源泉。我想，这也正是他把整部诗集命名为《逆风歌》的寓意所在。

　　明确了风之所向，便是找到了“重返乡村”的入口和出口。我在《现代性问题与我们的现代诗写作》一文中说过，我们的现代诗写作若要避免被“西方模式”遮蔽、被“中国古典”矮化，关键还在语言。优秀的现代诗写作者必有其标志性的语言方式：一是多能驭手，对诗歌的腾挪、拐弯、跳跃、换气、加速等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二是气质行者，有属于自己的语言色彩、气息、句式甚至标点符号，辨识度高；三是调情高手，善于抓住读者心理，只提供可能，不妄下结论，让读者在参与中找到新的平衡。张远伦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现代诗写作者，他的诗歌高明之处，还在于把上述三点归结于一个显豁之处：细节。在他的诗歌里，细节既是所指也是能指，甚至可以说细节就是全部。透过一个个精准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一处又一处微缩景观跃然纸上。比如“夏夜，我会在箩箕里疲倦地睡去/有时候，脸上印满细篾条的小格子”(《在箩箕里进入梦境》)，这是观察的细节；比如“这是一只名叫灰二的纯黄狗。她新生出的女儿/名叫两斤半，身上的毛黑里透出几点白”(《一声狗叫，遍醒诸佛》)，这是还原的细节；比如“最后见底了/我在陶罐里刮了又刮，看见几粒米化成了浆汁”(《醪糟罐子》)，这是动作的细节；又比如“离得远点的时候，它们是两只野鸟/靠得太近的时候，它们是一对野鸟/各自觅食的时候，它们是两只野鸟/顾盼生姿的时候，它们是一对野鸟”(《两只鸟的组合方式》)，这既是场景的细节，也是对称的细节；而在《秤杆上银白的小星星》里，“我的手指，从一颗微星，滑向下一颗微星/不是逃逸，只是在努力将秤杆上的悬铁，抹到/将落未落//最后一颗微星，一直在最后一个幸福的刻度上，等我/在小木头的末梢，在我的穷途，等我”，则是物我相互打量相互唤醒的细节，中间有时间在流逝，也有精神在交通；还有这首《扬尘扫》，“母亲却低着头/从外圈扫到内圈/像在收集天外的风沙残骸”“我知道，明天/又会有一些星屑掉下来/被母亲慢慢聚拢，慢慢埋葬”，姑且不论“尘埃”和“母亲”的双层象征意义、多指向隐喻，我以为单单这些细节就构成了一首整体的诗，足以带动读者进入深幽的意境和恍惚的情境。远伦把这些细节巧妙地排列在诗行里，就是掌控了现代诗最为核心的“说”的艺术，细节被幽微化，诗歌所欲追求的“深度”也就可以被俭省地表述为“由表及里”了。

　　在张远伦大量 “重返乡村”的诗歌中，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仪式感。在诗集《逆风歌》里，他把将近50首诗辑录在一起，并以“仪式与颂辞”命名，恐亦有意宣示其“重返乡村”的某些主张。如果说一首《逆风歌》是用于指明“重返乡村”的路径，那么，“仪式与颂辞”大抵可以被视为远伦“重返乡村”的方式与手段。甚至可以认为，在“重返乡村”的过程中，远伦用自己的诗歌重构了原本根植于乡村却已渐渐散佚在荒林野陌的神龛、神像、土地庙、碑铭、符、水纸、经文、悼词、悔过书，甩手揖、啰尔调、娇阿依、薅秧歌、盘歌，以及写碑、具符、化纸、绞蔑、击鼓、吹浆、采耳、开山、拉锯、绣花、弹棉等等，正是经由这些外化为“形”的乡村徽标和乡村形象，乌江流域的古老文明、经久不息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内化于心，成为我们膜拜的图腾和心灵的慰藉。从《瓦事》开始，被亮出来的不仅是“神龛上的牌位”，还有“天堂的反光”；一声狗叫，唤醒的也不只是诸佛，还有“余音可关照更远的旷野”。《跪书》里说，“除了沐手，焚香，对一块石头足够的尊重/就在这个手势上”，“在我的诸佛村，如有一个花甲老者为你垫膝盖/说明你写墓志铭上百块了”，“而这个简单的动作，他们只对父母做过”；“生老病苦死”，“这五个字概括了诸佛村的人间/也超越了诸佛村的人间”，这五个字因此“像佛语，也像巫咒”(《五个字》)；写符的时候，兄弟“错把具符一封奉上，写成了具佛一封奉上”，而我“没有提醒他。他心里的佛是对的”，因为“这多么契合我们眼前的高山/和高山脚下安详的新墓”，也因为“岳父，就埋在诸佛俯瞰的眼光中”(《佛和符》)。这些安详、沉静的句子，如拂面的微风，亦如缓缓诵出的经文，正好可以让人从烦乱、焦灼、不安中解脱出来，归于静宁、平和。我还注意到，远伦在这一缉里有一些为增强仪式感而作的专门安排，如由《篾之变奏》《篾之水香》《篾之小火》《篾之火屑》《篾之凉薄》《篾之犁扣》构成的“篾”系列，由《采耳：舞者》《采耳：祷辞》《采耳：噬咬》《采耳：石头》构成的“采耳”系列，由《白鹤颂》《凸石颂》《断游书》《卑微经》《徒劳经》《赋桑柘》等构成的“经”系列，以及由《123》《345》《咏竹小调》等构成的“声音”系列。这些组诗组成的断面，连接起来就是一幅立体生动的画面，形成了一个缈缈云烟、了了分明、袅袅乐音的整体，人在其中，如沐洗礼，身体、发肤乃至心灵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远伦的这些诗歌，与早期的书写不同，彼时的唯美抒情、浪漫歌咏，已被如今的安静、内敛、沉着、脱俗所取代。正如著名诗人李琦所评价的那样，“不嚣张，不做作，不慌不忙，视角幽微却自带洞天，有一种暗中的力量”。这就是张远伦作为“灵魂按摩师”所发挥的作用。细读这些诗歌，就像参加了一次次康复训练、心理疏导，渐渐地，我们身上的、心上的伤痕都已弥合。也就是说，仪式被内化，这种“由外而内”的建构与修复，显示出远伦诗歌的“深度”在事物纹理勘察和人生命运探访中的清晰脉络。

四、 城市题材和非题材写作的淬炼，使得远伦的诗歌逐渐养成日常神性的“向度”

梳理张远伦的文学写作轨迹及其人生历程，可以发现：一系列“重返乡村”的诗歌，或许只是他力图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版图进程中的一个插曲或意外。说“插曲”是因为远伦从在彭水小县城开始，特别是2014年移居重庆大都市以来，写了一大批城市题材的诗歌，2019、2020年的不少诗歌尤其如此，他似乎正在有意淡化题材对写作的单一指向，力图突破题材的限制和拘囿，也就是说城市题材写作以及非题材写作才是他的重心；说“意外”是因为“重返乡村”系列在诗坛“爆红”，以至于遮蔽了远伦在城市题材、非题材写作中的探索与尝试。远伦自己也说过，总体上他是一个“意义写作与意味写作并重的诗人”，在他看来，“城市文明和农耕文明并不存在二元对立，就像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一样，就像一个诗人有前半生，也有后半生”。远伦的上述观点，为我溯源他的诗歌风貌提供了重要启示。

　　霍俊明在为张远伦诗集《逆风歌》所写序言《仿佛是时间的透光器》中说：“物同己身达成的是一道道擦痕，人性、物性和神性得以交互往返。”“心动而为诗，是常识法则，所谓心外无物、心外无诗。而心不动亦能为诗，则是哲人或者佛陀所为。”这和远伦的自述不谋而合：“更注重发现日常的神性，和人生哲理的表达。”这里所指的“神性”不是完全的宗教意义，而是更多与“精神性”相牵连，是与现实相对应而又融汇在一起的。他进一步阐释，“日常的庸碌，并不影响我们在其中出神，逸出一部分与信仰、信念、天道等相关联的诗意”。这“一部分诗意”就是远伦所说的“日常的神性”。事实上，远伦是最有资格触探神性的，他从小生活在乌江流域统摄的彭水，深受巫文化的浸润，那里的民间经验和生存状态被他用诗歌一次次激活，使得他的诗歌放射着布道者的光芒，呈现出通灵、幽微的鲜明特点。这个特点在他“重返乡村”的系列诗作特别是那些富有仪式感的诗里，我们已然感受得到。

　　神性之光同样投射在张远伦的城市题材诗歌系列之中。与众多简单描摹城市生活片段或图像、止于个人情绪体验的书写不同，远伦致力于把神性日常化，看似走在一条狭窄的小路，其向度却是“通向精深幽微之境”，承载着“深邃浑厚之思想”。比如2017年的《致影子》⑦，由1首序诗、1个尾声和16首与重庆地名紧密相关的短诗组构而成，虽是长诗的布局，但每首诗又是相对独立并行的，所以我更愿意把《致影子》作为组诗来研读。“影子”(其实就是诗人自己或灵魂)，在视网膜上生长，在文化宫、两路口、人民路、大礼堂、曾家岩、上清寺、牛角沱、中山四路以及门牌号对应的楼栋间飘荡，直至最后“脱水”——“如同散养的野猪，长出了金黄的毛”。其间，“影子”经历了“那些薄如影子的，轻贱的后背”，和温暖“撞个满怀”，却不能“用掌心养活云朵”，“影子动弹起来/淡淡的葭，正在形成飞絮”，而且有岔路“向我的影子，亮出剪刀”；“影子”发现“灵魂是颜料做的，质地有些斑驳”，“一个名字被四处移植的时候/就是国家终于有了影子的时候”，“微渺的影子从宏大的影子里穿过去/这个黄昏便如同被银针瞬间刺穿”，“影子有时候消灭了结构，消灭了我/存活下来的，是影子体内烧红的砖”；在上清寺，“影子长出飞白，具备了速度和动力”，在牛角沱轻轨站进口，“卖劣质袜子和拉二胡的盲人/共用了一个影子”，在中四路，“影子是有声音的”，“都能朝着树叶间泻下的阳光，惊叫”，在中四路××号，“直到一只手，捂住半边乳房/影子的捷径才被阻断，归于人的生长”，在中四路××号内室，“影子已经屈从了在高速路上飞奔/而非在荞麦地里躺着，要扭转顺序/如同扭转血液的流向，如同向影子下毒”；“所谓形影不离，说的是生命不可以一刻错过/罪孽不可以一时赦免”。这是关于诞生的“影子”。而“覆灭的影子”，其实是“幼儿园的影子”，是“一团不灭的大火”。人、物、事、情、境、惑、思，都经由“影子”来连接、感受、评判或质疑，触及的都是缘于城市的撕裂、疼痛、温暖、美好以及背对城市的“出离”，尽管“影子”有些迷离，有些晃荡，但我们能看到远伦在尝试这样的写作后所呈现出来的变化：“用少量的现实介入和大量的精神参与，打通我认识当下的隐秘通道。”(张远伦《致影子》创作谈)这样的变化，正是现代性的反映，是从现在指向未来的。而日常的神性，就在其中。

　　远伦还有不少诗歌既不属于乡村题材，也不属于城市题材，在这些非题材型的写作中，我甚至能看到远伦有意把城市与乡村置于同一个空间并进行拆解或整合的实验，比如《寻人游戏》《数数的人》《雪落老街》《古镇夏雨》等。这些非题材型诗歌更加舒缓、自由、散淡，因更趋近于“人生哲理的表达”，而成为远伦追寻“日常的神性”的重要“拼图”。这类诗歌大致有两个指向，一个指向是向人的内心更深处掘进，以捕捉幽微的元素。如“我的背面推送着我的正面。我的前胸/推送着空气。我的后半生/推送着前半生”(《推送者》)；又如“为了达成和虚无这个对手的妥协/我允许死亡，可以后撤一步”(《死局》)，“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在巨大的莲花阵中/被香气绕过的人/一个近乎荒谬的人//他定然是我”(《有一些香气我已经闻不到了》)以及“登高便是刷新，绝顶如同断交/……而当我一身轻松地站在危塔的露台上/便深深地理解了一个幸存者的隐秘悲伤”(《登鹅岭》)。另一个指向是向更高远辽阔的大自然扩张，以传递通灵的秘诀。在《给女儿讲讲北斗七星》里，远伦说“上天布满了预言，所以我们仰望/女儿，有时候，要相信轮回”；而在《爱就是光，用来浪费》里，他告诉孩子“像光芒那样，只管掩映你/而不说爱你”；《麻雀的内心生活》里事实上藏着“一个中年人的模糊部分”，诗人要“向一对麻雀学习最轻微的扑腾”，尽管“光线被控制，被带走/我被时间省略了一瞬”；在《抵达小金顶如同抵达针尖》一诗里，诗人终于登临武陵山主峰，却“像一个伤感的乞丐，不知讨要什么，竟至于瑟瑟发抖”。还有坠落的小飞虫“带来高处的讯息”，“车厢里均匀的鼾声/像是来自于呼伦贝尔沉郁的呼麦”(《夜行漠河》)，“这些错愕再次折损了我的生命/像雪折损了眼前的空山”(《站在风雪的对立面》)，“有一片衣襟，还羽毛一样/定格在天空之中”(《跳墩河》)……大自然和整个世界布满神奇，我们所知不多，得到的却已不少。对于人届中年的张远伦而言，他“不仅放弃了时间，还放弃了内心不需要的人际关系”，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市井而不市侩”(张远伦《登鹅岭》创作谈)，正是这样的宽宏大量，为神性自日常中抵达人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为在日常生活中给神性留下更加宽大、深广的净土，准备了无数可能。

　　带着孤独、敏感、不舍、忧怨、慈悲等各种交织的情绪和思绪，张远伦从乡村走进城市，又从城市重返乡村，而后无限长……不停行走的他找到了城乡之间“颇有微词”的结合点，用自己精准、个性的诗歌语言和逐渐形成的符号系统，巧妙缝合着城乡之间的距离、伤痕和隐秘，逐渐达到了弥合的神奇效果。从“乡村术士”到“外科医生”再到“灵魂按摩师”，从结合到缝合再到弥合，从难能可贵的温度到特立独行的风度再到洞幽烛微的深度乃至通往日常神性的向度，张远伦一直守望着古典田园和现代化城市之间那不易为人察觉和在意的一方土地与天空，努力做着布道者的事体，形成了具有超高辨识度和超强持续性的整体诗歌风貌。这是诗人对诗歌使命的独特体认，也是诗歌之于过去、现在、未来的真正价值。

　　正如法国17世纪最卓越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所说，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因为人知道自己要死亡，也知道宇宙之于人的巨大优势，而宇宙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人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⑧。让我们拥有、珍惜并维护张远伦诗歌给予我们的这份“伟大的尊严”吧！

　　注释：

　　①张远伦：《逆风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版。

　　②张远伦：《郁水谣曲》，《民族文学》2009年第8期。

　　③参见朱光潜《诗论》之第三章“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④李青：《痖弦：相见不恨晚》，https://cul.qq.com/a/20160405/022235.htm。

　　⑤搜狗百科：城乡接合部，https://baike.sogou.com/v70908.htm?fromTitle=%E5%9F%8E%E4%B9%A1%E7%BB%93%E5%90%88%E9%83%A8。

　　⑥杨军：《一根麦草吹响的人生咏叹调——试读张远伦的小说〈麦草〉》,http://blog.sina.com.cn/s/blog_a5e5a 1360101756x.html。

　　⑦张远伦：《致影子》，《花城》2017年第4期。

　　⑧帕斯卡尔著，何兆武译：《帕斯卡尔思想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