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翼

　　乡村一直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观察对象，积累了大量怎么“看”的技巧，也由此生长出有关“看”的庞大意义体系。进入新世纪，中国乡村的物质形态与文化品格变动剧烈，人的生存方式及情感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怎么“看”再次成为困扰乡村写作的难题。与此同时，作家创作代际更迭，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汇入文坛。青年作家向乡村的凝望，在证实乡村之于中国经验、中国文学依然不可或缺的同时，也使新世纪以来乡村叙事的形式与意义日趋复杂。

　　宋小词就是这样一位密切关注变化中的中国乡村的青年作家，她的多部作品如《血盆经》《锅底沟流血事件》《呐喊的尘埃》等都关涉乡村，也有意识地尝试从不同角度、以差异化立场反复观察乡村。其中，中篇小说《血盆经》尤其出色。《血盆经》中的茶铺村与中国众多乡村一样面临经济模式转型、人口结构变化、情感结构重塑等问题，然而小说并非一味呈现苦难，而是将乡村艰苦的生存、狭窄的精神世界与弱者们执着的生、温腻的善交织融汇在一起，作品因此充满张力、蕴藉动人。此种叙事效果的取得与小说叙事视角的运用密切相关。这部小说采取以隔离为主，不时启用锲入的叙事视角，既从外部整体审视乡村的困境、症候，也从内部体验乡村的疼痛、希冀。叙事视角的融合使《血盆经》饱满丰盈、余韵不绝，体现作家的价值立场，展示了宋小词观察、理解乡村的差异化路径。

一、 作为主体的隔离视角

入惊蛰了，天色将晚时发的春雨。春雨如铜豆，砸在瓦上、地上、树叶上，砸出一大片叮铃哐当的声响。天火擦着地火，轰隆隆的雷一个接一个响在屋脊上。何旺子跟大伯歪在火塘边，一株柳树蔸烧得好似三魂丢了两魂，时不时地冒着青烟。从房梁上牵下来的一根铁钩上挂着一把炊壶，炊壶一身黑垢，在火上保持沉默。

　　这是《血盆经》的起始段。小说从一开始就为全文定下了隔离视角的基调。所谓隔离视角，着眼于观察者与虚构世界的距离，指的是观察者在虚构世界、所讲故事之外，“与‘虚构的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①。隔离是中国作家望向乡土时最偏爱也最自然的角度，《阿Q正传》《水葬》《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等经典文本都以此看人观物。隔离也是宋小词本人常用的观察乡村的角度，在《锅底沟流血事件》《瞳孔》等作品中都曾娴熟地加以运用。

　　作家们注目乡村时之所以青睐隔离视角，缘于这一视角所提供的诸多叙述便利。置身于茶铺村之外，《血盆经》里的隔离观察者可以透过广角镜头，将茶铺村里的万事万物、芸芸众生聚于细微笔端，从地理、人文、伦理等多个维度充实虚构的茶铺村。《血盆经》里春雨、闪电、月亮倒映在水面、银河延伸至旷野等田园风光，火塘、茶园、油菜田、红花苕子等地域景观，画符、招魂、报丧、丧礼、唱经、祭祀等民间风俗，田野间的水泥路、村口路边的超市等现代标识，青壮年去往城市谋生、田地撂荒、乡村空心化等时代症候皆因这一观察角度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血盆经》的隔离观察者通过视觉使读者“看”到茶铺村，还启动嗅觉、听觉丰富读者的感知，那些混合着枯草、果浆、阳光的气息，深夜里的风声、雨落、鸟鸣，因丧礼而吟唱的经文，使茶铺村拔地而起、摇曳生姿。

　　《血盆经》里的隔离观察者不仅仅置身于茶铺村之外，很多时候他还居于茶铺村之上，他天然地了解茶铺村里所有人的举动思虑、过往未来，能够整体、宏观地呈现茶铺村的面貌。茶铺村已经“老”了。聚集在场院聊天的全都是牙齿所剩无几的老人。青壮年大多像大伯的儿女、起亮道士的儿女一样远离乡村，到城市谋生。对这些离开的年轻人来说，乡村已经缺乏吸引力，也因此并不能提供归属感，他们一去不回，从未在虚构的茶铺村真正登场，只存在于人们的言语与想象之中。缺少青年的乡村，也就逐渐失去了活力。茶铺村平日里总是寂寂无声，只有老人死去、举办法事时方才有些热闹。可是那些给亡者做法事的道士，也都是花甲老人了。《血盆经》共有14节，死亡在每一节中都会出现，或是有人死去，或是谈及某人的死因，或是众人交流关于死亡的看法。死亡成为茶铺村故事的线索、动力。《血盆经》密集地展示死亡，既是对乡村老龄化、空巢化的写实，也完成了对乡村衰败没落的隐喻。茶铺村是“残”的。村子里的个体多有残疾，连基本的社会结构——家庭也大多残缺。大伯的妻子、起亮道士的妻子追随儿女去往城市。离散的家庭，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邻居菊香每次现身也都是独自一个。菊香初见何旺子就要戏弄他，她的泼辣之下或许就是孤独。残障的个体、残缺的家庭，使原本自然天成、浑然一体的乡村露出了裂缝。茶铺村还是“病”的，它的“病”不独指生理上的症候，更多的还是落实为精神上的暗疾。简陋闭塞的生活，使人们总是匍匐于利益计较。何旺子的大伯将村中的老人都看成“生意”，算计着老人们会因死亡而必须花钱举办葬礼，全然忘记了自己也已经行至暮年，垂垂老矣。葬礼上的唱经道士千方百计让失去亲人的家属们失态，私心希望能得到更高的报酬，完全不是原本的寄托哀思、抚慰伤痛。精神上的“病”还会滋生出惊人的“恶”。呆傻失智的六儿身强力健，被大伯当作牲畜一样百般驱使。翠儿的智力永远停留在孩童时期，身体却逐渐成熟，于是她成了生育的工具，不断地被姑妈“嫁”给不同的男人。六儿、翠儿都因身体残障而被他人践踏，他们是令人同情的，那些视他们为物的人更是早已经自我物化。精神的委顿将乡村的空洞彻底暴露在读者面前。

　　居于茶铺村之外、之上的隔离观察者，不仅掌控茶铺村的运行，也承担着引导读者的功能。他通过选择观察对象、能动地安置观察对象，从容引导读者的视线，保证读者始终凝望着他想让读者看到的一切。特别是隔离观察者可以通过种种细节，以渗透、启发的方式使读者向自己的情绪情感、价值判断靠拢。《血盆经》里被转卖多次的翠儿，终于还是因生育丧了命。面对翠儿的死，观察者迅速将目光聚焦到她的死状之上：“被子遮住了头，但脚露出来了。那脚一只穿了鞋子，一只没穿鞋子，两只脚吊在躺椅下晃荡晃荡。”②虽未明言，但蒙住的头、垂在躺椅外的脚、散失的鞋子等细节仍有效地引导读者猜测出翠儿死时的猝然凄惶以及所谓“亲人”对待她的草率轻慢。绵密细节之下隐藏着种种情绪感触，以留白的方式为读者的自行理解、主动阐释提供空间，引而不发反而积蓄一发惊人的能量，也更具说服力、感染力。隔离观察者没有止步于翠儿之死，而是继续扫描众人对翠儿之死的反应。翠儿的姑妈“闹了一场，得了三千块钱也就罢了”③，“六儿大伯把自己的棺材给了翠儿，却不肯让出自己的田地来安葬她”④，而“师傅跟师娘倒是痛哭了一场”⑤，在深夜里为翠儿做了一场完整的法事。读者能够通过观察者所选择的特定对象以及观察者如何组合对象，揣测出观察者对翠儿姑妈、六儿大伯的不屑以及与起亮夫妇、何旺子的共鸣。

二、 锲入视角的浮现与意义

出了门，上了坡，就闻到一股青气，是茶树叶子味。何旺子脑子发蒙，步子发飘，踩棉花般高一脚低一脚，上坡如腾云驾雾般。何旺子觉得过瘾，兀自笑了起来。

　　这是《血盆经》的另一种视角。这一视角相对复杂，初看起来似乎仍属隔离，仍然是那个无处不至、无时不在、无所不知的观察者在“看”何旺子如何行动，但如果读者仔细推敲就会发现，闻到那一股子茶树青气的实际上是何旺子。此种观察类型属于锲入观察，即观察者在虚构世界之内，是所讲故事中的人物之一，与虚构世界粘连难分。

　　《血盆经》偶尔会借助某个虚构人物的眼睛，换了一个角度观察这个虚拟世界。它启用的另一个“眼睛”是何旺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透过何旺子看到的所有，完全可以由隔离观察者独立完成。那么连何旺子的梦境都能了如指掌的隔离观察者，为什么会允许何旺子的视线脱离自己的掌控？

　　仅从艺术技巧来看，何旺子视线的加入，形成叙事视角的变化，使一直被隔离观察者牵引的读者感到新鲜，能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他们的阅读疲劳。从隔离到锲入的视角切换，还能牵引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完成由“外”到“内”的微妙位移，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靠近那些虚构世界里的连绵青山、鳞次茶园、扑鼻清香，甚至恍惚间闯入何旺子的精神世界，隐约体会到何旺子此时此刻的轻松愉悦与心有所待。

　　从价值立场、思想观念而言，锲入视角的使用意义非凡。隔离观察者将视线让渡给何旺子而不是茶铺村里的其他人，体现了他对何旺子的重视。这一点至关紧要。无论是天赋条件，还是后天因素，何旺子都属于边缘者。他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发育不全，瘦小羸弱，又因父母双亡只能依傍伯父生活，中学未完成就辍学了。众人眼中，何旺子智力不足，体力欠佳，连裁缝这样稍显复杂的工作都无法胜任，只能去给算命瞎子当向导或者去当葬礼上被人捉弄的唱经道士。可是，何旺子一旦成为另一位观察者，读者就必须借助他的目光观照事物，感知人心。由此，何旺子这个在真实世界里被人忽视、歧视的人，在虚拟世界里反而获得了机会去看、去表达。从读者开始接受由何旺子看到并传递的信息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有可能逐渐察觉，何旺子原来是和自己一样有知觉的“人”。可以观望的何旺子，终于拥有了话语权，并有可能因此萌发出主体性，不再仅仅是一个被观看的对象。何旺子是茶铺村的一员，或者说是茶铺村的象征。在隔离观察者看来“老”“残”“病”的茶铺村经由何旺子，也试图说出自己的体验。

　　不可否认，《血盆经》里何旺子的“看”仍窄于、浅于、弱于隔离观察者的“看”。从所占文本比重来看，隔离观察者的“看”构成《血盆经》的主体，何旺子的“看”只作为穿插、点缀存在文本之中，所占篇幅较少。读者如果稍不留意，就有可能与之擦肩而过。隔离观察者的“看”是主干，一旦消失，虚拟的茶铺村必将崩塌。何旺子的“看”是枝叶，设若消隐，茶铺村或许会黯然失色，却还能保持形体坚实。从思想认知的深浅而言，较之隔离观察者的“看”融感官、情感、思想于一体，何旺子的“看”显然欠缺深度，他大多只能感官地“看”，其中也掺杂情绪、情感，却几乎不能抵达思想、观念的深层。从话语等级的强弱来看，何旺子的“看”是受限制的，他只能看到自己，即便看到他人，也不能像隔离观察者一样任意深入他人的思想。何旺子仍然是被挑选出来的，而挑选他的人恰恰就是隔离观察者。何旺子的世界并不能完全独立，他自己的很大一部分也仍被嵌在隔离观察者的世界之中，只是视线偶尔逸出边界。隔离观察者所“看”到的茶铺村居于第一层，何旺子所“看”到的茶铺村则处于第二层。

　　但无论如何，两个观察者还是将一体的茶铺村划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两个层次。茶铺村里的何旺子毕竟张开了眼睛，哪怕他的主体性、能动性极其虚弱有限，但只要是能够“出了门，上了坡，就闻到一股青气，是茶树叶子味”，他就将不断干扰那个掌控全局的隔离观察者，使原本气定神闲的隔离观察者或多或少有了犹疑。何旺子的视线一旦浮出，必然提醒隔离观察者注意来自茶铺村内部的经验、言说与逻辑。因此，隔离观察者在审视茶铺村时，也不由自主地受茶铺村的影响，接受茶铺村经验的冲击。既有主次轻重的层级框架，也因此不时在“外”与“内”、“审视”与“体验”之间徘徊，《血盆经》的观察角度、价值立场就不总是那么清晰和稳定了，于是文本中出现了如下陈述：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堂屋的正墙上挂着一幅画，一个须发倒竖的男子，瞪着铜铃般大小的眼睛，举着剑，骑着一只老虎，那老虎四脚踏云，张着血盆大口，一副要吃人的样子。看得何旺子心惊肉跳。

　　画像前是一张八仙桌，桌上三个盘子装着橘子、梨子和香蕉，一个铜香炉，炉里的三炷香已经燃尽，中间那炷香还有半指长的灰烬未落下，弯弯地吊在香桩上。屋子里有股浓重的檀木香味。

　　看到这一切的究竟是谁？是占据主导的隔离观察者，还是偶尔发言的何旺子？叙事视角的融合，使《血盆经》的观察受到侵扰，也因此获得张力。受到何旺子视线影响的隔离观察者，不再急于讲故事，而将注意力分散在了风俗之上。他像学唱经的何旺子一样不厌其烦地观看一场场法事、祭祀，目光黏着在经幡、桌帔、画像、法器、香蜡、纸烛、条案、灵位、科仪、经文之上，紧盯着师傅“拿起桌上的一杯清水，抬起莲花指将杯中水往天上弹，中间弹，地上弹，边弹边向灵位鞠躬”⑥的动作，连那些帮厨、道士、和尚、八大金刚、纸匠师傅、裁缝师傅等等闲杂人等也不舍得错过。他也极为留心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与禁忌，如节日放财神的习俗、拜师学艺的规矩、春季采茶的避讳、汽车上贴着的平安符等等。所谓风俗，混合了人们朴素的生存欲求与粗粝的精神需要，风俗既是仪式，更是茶铺村自己的活法。隔离观察者对风俗的迷恋，或许出于好奇、不乏审视，也隐约使读者感受到了茶铺村内部视线向他的渗透。频繁的风俗呈现有效地抑制了隔离观察者讲故事的冲动。何旺子发现翠儿被欺侮，与六儿携手解救翠儿本是《血盆经》中的高潮，牵涉人物众多，线索复杂，可是《血盆经》并没有把精力完全放在一系列紧张动作之上，先是用起亮道士制作符箓，何旺子揣摩笔画走向，延宕戏剧场面的开始。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小说明明有机会讲述六儿大伯殴打翠儿，却又一次转向起亮道士和何旺子，借他们的行踪呈现念咒、哭声以及“帘棚里糊寿仙筒的、扎纸人纸马的、折元宝的、写账的都热闹起来了”⑦。风俗作为闲笔不断穿插在激烈的故事中，使故事张弛有致，也体现了隔离观察者调整自己视线的努力。而故事越是延宕、分叉越多，读者的注意力越是会从故事本身转向故事之外，特别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边缘人群、暧昧情绪。

　　何旺子视线的浮现，影响了隔离观察者对茶铺村里所有人的理解。他们不再是“老”“残”“病”的符号，而是血肉淋漓、复杂难解的人。《血盆经》里的人物往往成组出现，既以量的方式显示茶铺村的存在，也借人物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提示茶铺村的复杂。何旺子、六儿、翠儿三个残障少年，境遇相似，命运共通，但三人之间仍存在性别、残疾程度的差异。为茶铺村代言的何旺子在三人之中，智力略高，心思也较为细腻。六儿、翠儿智力显然弱于何旺子，他们的吁求更多停留在生存层面，六儿要娶老婆，翠儿要吃鱼，何旺子则表现出更多的情感需要，他能明白大伯的苦衷，也体会到了起亮的善意，会因为翠儿的死痛哭，也由翠儿的死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结局，为一路上没亮的坟包都点上蜡烛，以自己的残弱之躯、薄弱之力呵护乡村的生灵。小说通过叠加三个残障者让读者发现乡村的重重困境，而三人之间细微的差异，又使读者在施予同情的同时体察到弱者也具有不应被忽视的力量。

三、 入乎其“内”的重要性与可能性

以外部的、审视的隔离观察为主体，间或使用来自内部的、体验的锲入观察，构成了《血盆经》“看”的基本框架，也是这部写于2013年的小说，至今读来仍动人的重要原因。较之宋小词的其他乡村小说，《血盆经》的故事并不刺激，故事元素也不新鲜，但两种观察视线的相互竞争、彼此校正，构成了《血盆经》的张力。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视角“并不只含有纯粹视觉的意义。……它也意味着感知、思考、体味看或可能看到的东西，而这当中自然包含着思想、意识、价值判断、观念形态等更深层次的含义”⑧，怎么“看”既蕴蓄写作者自身的情致才思、精神立场，也作为联结写作与时代、文本与社会、虚拟与真实的关键点，裹挟艺术与历史、时代的复杂辩证。站在外部的隔离与来自内部的锲入，是形式技巧，也标注了“审视”与“体验”的立场差异，并进一步地区分了“观念”与“经验”的意义体系。如果仅在理论范畴内加以讨论，叙述乡村、理解乡村变化的理想状态莫过于，既入乎其内，也出乎其外，内外结合，审视与体验兼备，以观念提升经验，防止观察与叙事过分沉浸于经验，也以经验填充观念，避免过分抽象。然而具体到中国的乡村叙事，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乡村叙事，问题并不如此直白和理想。

　　对于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叙事而言，出乎其“外”的作品数量远远多于入乎其“内”的作品。但这恰恰证明，面对变动不居的乡村，入乎其“内”的难度远远超过出乎其“外”。这由乡村经验本身决定。中国的乡村本就沉积着不同时代、各类型人群的诸多问题，新世纪以来的各种冲击更是使乡村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在《血盆经》《锅底沟流血事件》里都有所展现。乡土经验的繁复新鲜成为创作者进入其中的首要障碍。当写作者面对陌生的经验时，讲故事的冲动往往压倒了剖析问题的耐心。这也是隔离视角被普遍使用的原因。宋小词的《锅底沟流血事件》虽也涉及偏僻乡村被忽视的群体及他们的困境，但由于只单一地使用隔离视角，虽陈列、组合了种种戏剧化情节，但作品仍存在故事有余而蕴藉不足的遗憾，特别是锅底沟里的人除了困境之外，还有什么更丰富也更复杂的情感体验，作品也几乎没有涉及。

　　创作主体乡村经验的匮乏进一步增加了进入乡村的难度。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创作者尤其是青年作家，其生存发展空间主要是城市，因此普遍缺少关于乡村的实际生活经验，也很少像前代作家将乡土视作精神原乡。他们更多的是把乡村视为对象，从观念、文学传统等维度对其进行想象。宋小词之所以能关注乡村，能够在《血盆经》里让乡村自己发言，源于她已然成为基因的乡村经验。作者在小说集的后记里一再表白“我出生乡野”，“在大自然中成长的人身上会有野性的基因，……这种基因会被唤醒”⑨。她重视并享受作为经验来源与精神资源的乡村，“人从哪儿来还是要回到哪儿去的，内心强大了，才有勇气洗净铅华，露出本来面目”⑩。当然，乡村经验并不是作家叙述乡村的先决条件，但缺乏乡村经验必然会使作家与乡村隔膜，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时代里有意识地弥补短板，是青年作家涉足乡村题材之前就需考虑的问题。

　　中国乡村叙事传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写作者进入乡村经验的内部。中国的乡村叙事历来重视出乎其“外”，借助启蒙、革命等诸多观念建构经典，为后续创作者提供了众多可供学习、模仿的范本。后续创作者通过继承经典的叙事视角及与此相关的叙事立场、意义体系就可以获得深度与质感。然而，观看乡村的经典叙事视角、叙事立场、意义体系有它依赖、对应的历史语境和对象，当语境与对象都已经发生变动之时，沿袭并无益于发现新的问题，更不能解决新的问题。

　　总体而言，新世纪乡土仍在变化之中，面对变动不居的乡土出乎其“外”固然重要，如何入乎其“内”却应该是第一位的。尽管《血盆经》仍存在如何调节“外”与“内”，特别是如何避免过分沉浸难以超拔的风险，但它启用锲入视角，重视乡土内部经验的立场，让乡土自己发声的努力，仍为新世纪乡村叙事提供了一种方案，一种可能性。

　　注释：

　　①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0年版，第194页。

　　②宋小词：《血盆经》，《呐喊的尘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③宋小词：《血盆经》，《呐喊的尘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④宋小词：《血盆经》，《呐喊的尘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⑤宋小词：《血盆经》，《呐喊的尘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8页。

　　⑥宋小词：《血盆经》，《呐喊的尘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⑦宋小词：《血盆经》，《呐喊的尘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2页。

　　⑧谭尹强：《叙事学研究：多重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页。

　　⑨宋小词：《呐喊的尘埃·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80页。

　　⑩宋小词：《呐喊的尘埃·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