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宋小词的小说，似乎总能找到当代文坛曾经的80后写作、底层写作、女性写作等思潮的影子。但感觉无论将她的小说放进哪一个范畴，又都有些不妥。当我们说80后写作时，自然想到韩寒、郭敬明等人笔下的青春、反叛、欲望；当我们说底层写作时，同样会想到王十月、郑小琼等打工作家带给我们的是苦难、压抑、游走；当我们讨论女性文学时，更多的是男权中心、解构、女性主体等命题。而同为80后的宋小词，并没有在类似于后现代主义式的文化焦虑中，书写一代青年遭遇市场经济带来的困惑，也没有在阶层固化的思维下讨论底层农民进城的艰难。宋小词的小说写得很真，她不断扒开社会生活的罅隙，于时代的皱褶中寻找个体生存的真实理由。宋小词的小说又写得很有野性，在不断调整我们的认知水平的同时，却没有富含挑战性的王者姿态。她的小说写得很扎实，总是真真切切地理解生命的残酷，刺破每一个绚烂的泡泡，显露出生活的尴尬、苦难和困惑。她的小说切入点独特，无论是乡土还是城市，总是聚焦一个个普通的人物，通过别出心裁的小叙述，追问大时代背后的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人性的困惑。在她的小说中，生存是王道，却留下一片现实个体自我挣扎后的无奈。她在写幽暗的人性，却带着生命的热能去刺破时代的常态。她在叙述的反抗中抵达真实，也在追求真实中缺失了一些形而上层面的追问与反思。因此，理解宋小词的诸多作品，感受世俗个体的生活追求及其痛感，对于把握当下青年作家的创作走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同时，这对于沿着文学现实主义的轨道，理解当下文学如何表现时代经验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生活常态中的痛点触击
生活在大时代下的个体，总是容易感受到时代高速列车的轰隆前行，却很难能够驻足片刻，体会脚下的两条铁轨在前行中的互相撕扯和推让，以及路边小草在风中的抖动。宋小词的小说写生活，写个体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但没有在城乡冲突的固化模式中将自己带入二元对立的伦理范畴，相反，她带着自身的生命体验探入时代的残酷之处，真切地触击生活常态中的痛点，聆听个体在大时代下的喘息。一般来说，城市女性的命运书写，总是将城市隐喻为男权本身，在强大的男权中心话语之下，呈现女性个体的生存艰难。相反，在宋小词这里，城市和乡村一样的生动与丰富，既充满欲望，又不无窘迫。作家并不遵循女性主义的思路，在文本中书写女性在男权中心话语之下的压抑和痛苦；也不似底层写作那样，重在书写进城个体的受挫与苦难，而是以点带面，敏锐地选取一些日常生活常态中的生动细节，书写生命个体来自世俗生活却又触及灵魂的痛点。新写实小说重在表现生活的原生态，将人性中本能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如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文本聚焦的正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生命与性。在方方的《风景》中，则以纯客观叙述来实录凡俗人生中的种种本相，以揭示出生存本身的意义。在池莉的《不谈爱情》《烦恼人生》中，则是以认同和拥抱世俗生活的姿态，来面对个体的生存境遇。而在宋小词的笔下，则更多是立足日常生活的世俗常态，其中既有社会的复杂与矛盾，又有个体世界的挣扎与追求，还有其中不时流露的温暖与情怀。如《直立行走》的杨双福，作为一个来自贫穷乡村的女大学生，嫁入城市成为她的现实追求。她贪恋周午马的帅气，也渴望有一个安稳的城市家庭。这里的杨双福，既有人性中本能性一面，又有贫穷乡村的社会性一面，还有女性个体寻求安全慰藉的一面，但这一切都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城市空间的书写方面，小说并没有像一般的打工作品那般，总是在展现城市高楼、购物中心等奢华的一面，而是将目光投向城市的褶皱之处。周午马的城市家庭同样贫穷、窘迫。即将拆迁的旧楼、散发出一股沤烂的臭味的垃圾桶、污迹斑斑的木门，还有周午马无法直立的“狗窝”卧室，这些构成了《直立行走》的城市空间。它没有成为城乡对立中高高在上的隐喻体，而是与乡村世界一样的生动与污浊。作家带领读者走进城市空间的内部褶皱，直面城市个体的生存状态。周午马一家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房屋拆迁中多获取三十平米的面积，用最快速度与杨双福缔结婚姻。杨双福为了能在城市中生存下来，同样希望嫁给城里人周午马。二人各取所需，靠吃饭和睡觉维持二人的关系。房屋拆迁这一个重大事件，快速促成了二者的婚姻。癌症晚期的周父为了能够保证多获取三十平米，拼尽自己的精力延续生命，希望能够熬到补偿的那一天。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周父在分房之前去世，周母竟然秘不发丧，千方百计只为保住这个三十平米。当记者和警察得知真相后，周家拼尽了力气抵抗，杨双福用秤砣砸伤了民警而导致入狱。这一砸，既有她念及周午马对她的好，也有她在周家利益受损时必须挺身而出，从而保住自己城市身份的考虑。然而，最终她没能保住自己的婚姻，出狱后的她倒在了周午马的一记闷棍之下。这一闷棍是城市给她的，也是生活给她的。无论是周家每一个人，还是杨双福，都不是生活的被动接受者。他们的生存没有悬浮在城市的上空，没有欲望世界的绚烂缤纷，也没有底层空间的愁云惨雾。他们的人生在城市的褶皱中行走，有隐忍，也有不甘，有欲望，也有惶恐，有残酷，还有些许短暂的温情与暖意。
如果说《直立行走》中的杨双福嫁入城市，是为了一个城市人的身份，那么在《开屏》中农村女孩秦玉朵嫁给了“官二代”南翔，则有她作为个体在城市的身份焦虑与现实需求。为了嫁入“豪门”，她讨婆婆的欢心；为了骨折的母亲来自己家顺利养病，她取媚于丈夫；为了一个独立稳定的工作编制，她陪领导上床。这一切都源于她无法脱去的乡村底色。在小说中，无论秦玉朵的家庭，还是工作单位，都拥有城市光鲜亮丽的一面，然其生存的处境，却依然幽暗如夜。面对孤身一人、省吃俭用供其读书的母亲，毕业后工作的不知着落，秦玉朵必须理直气壮地利用自己的容貌资本，“成为南翔的女朋友继而成为他的妻子，把根扎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彻底告别农民身份，这就是她的‘青云之志’”。于是她隐忍，把南翔变成自己手中的“利器”。“为了能拴住他，她到医院还做了上环手术，免去了他戴套之苦。”随着母亲的到来，她与丈夫的关系恶化。她为了在城市中寻求一个正式的编制，将自己的身体交付出去。然这一切并不在城乡对立的压抑状态下，秦玉朵的生存状态，属于她个体的选择，根本上来自她的现实需求和主体欲望。
宋小词就这样翻开了个体生活世界的外相，裸呈内在的痛点，让读者感同身受其中生存的刺痛、隐忍和挣扎。我们可以用城乡差别理论、性别权力理论等来阐释女性的生存困境，分析女性是如何被逼进一个狭窄阴暗的角落。然仔细看宋小词的小说，似乎没有这么狭隘，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视域。在她的笔下，虽然打开的是城市生活的褶皱，连通的却是城市生活的内在肌理。《直立行走》中，杨双福一心想要嫁给周午马是源自她的乡村身份和处境，但周午马为什么一定要娶？ 婚姻在杨双福那里意味着一个城市里的立足之地，它对周午马来说也是落实在家庭人口之上的三十平米拆迁补偿。周家在父亲死后秘不发丧，全家为了隐瞒父亲之死而与警察奋力相搏，都源于贫穷。在杨双福用秤砣袭警而入狱后，周午马住进了新房却踢开了杨双福。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生存比婚姻、爱情重要。而在《路遥遥的心事》中，宋小词直接让杨双福或秦玉朵变成了柳玉章，至少在刚结婚时，这个山村青年对岳父拿出10万元作房子首付款表现出一脸的感恩戴德。所以，在宋小词的小说里，婚姻无法与浪漫爱情对接，也与有情人终成眷属无关，它是实打实的首付款，是一个有编制的工作岗位，是三十平米的拆迁补偿。这些城市生活世界的爱情、婚姻、利益，构成了当下个体生存空间的复杂与生动，残酷而不无温情。
正如宋小词在《在城市的寒冬里蛰伏——〈直立行走〉创作谈》中所说：“我要书写他们，写他们的艰辛，写他们的疼痛，写他们的泪水，写他们的汗水，写他们的渴望，写他们的屈辱，写他们的精明，写他们的骨头，写他们的压抑，写他们的愤怒，写他们的沧桑，也写他们的精神，写他们的被伤害，也写他们的伤害人。”①作家在揭示这些个体的生存本相时，既有生命个体的内在逻辑，又有时代现实的残酷与复杂。相对于城乡之间的落差、男女权力的关系而言，宋小词笔下已然构建出这些框架之外不可回避的现实。这些个体由于各自的出身以及经济状况，表现出圆滑、隐忍、诡诈和屈辱，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机会去考虑人格或尊严，因为现实逼迫他们必须寻求实实在在的生存之道。小说只是在呈现大时代下个体生命世界的基本事实，文本之下是同情还是批判，需要读者自己去做出判断。作家无意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制造某种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是要写下秦玉朵、杨双福们的左右为难。就像她在一则访谈中所说：“我不过是居住在城里的乡下人而已……而对于我个人来说，乡村的生活并无诗意，城市的生活也没有多少荣光，我处于尴尬的夹缝中。”②文本中有他们的隐忍，也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在城市中寻一处立足之地的生命热能。这些个体从乡村走出来，带着乡村生活的野性，在体味城乡失衡带来的蜕变之苦中触击生命的痛点。不难看出，宋小词的小说带着早年新写实小说中直击生命本性的文化基因，却能在生活的常态中感受个体与社会的碰撞；有底层写作中面对生活艰难的勇气与担当，但走出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完整地面对时代生活的生动性和复杂性；也有来自80后写作的直率与热情，却由于其多年的乡村生活体验，其笔下的城市个体必然带着非农化过程中农村的亲情、礼法等在城市的阴影。于是，文本在社会生活常态中触击生命的痛点，既真切又有温度。
二、 人性幽暗处的撕扯
面对社会生活常态下的生命痛点，作家没有写得愁云惨雾，而是沉入世俗生活，在幽暗之处肆意地去展露现实生活的复杂人性。她聚焦人们世俗的日常生活情状，却把镜头推向个体生活的细部，书写现实对情感、人性的残酷销蚀；她直面当下社会的问题，却又遵循内心的召唤，表现出不循套路的野性，在亲情、爱情和友情各种惨烈的较量和考验面前，对人性作多元的审视和丰盈的阐释。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宋小词总是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将读者引向一个意想不到的境地，任凭情感、利益、伦理等在生活的真实中互相撕扯。宋小词在自己扒开的人生褶皱中，大胆亮出那些幽暗处的污垢，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执着，却又令读者感受到人性的暖意。亲情在宋小词这里，不仅仅意味着血缘关系下的温情，更体现为个体社会性的矛盾关系。个体的生老病死，不是形而上的问题，而意味着在金钱与利益的熔解下，一点点失去情感的厚度。作家将个体生命的轨迹与血缘、利益融合渗透，既有血缘纽带的神秘牵引，又有社会伦理的隐形制约，还有利益链条在其中的牵扯，呈现一个既残酷又不无暖意的世界。《太阳照在镜子上》中父亲出轨，同父异母的陶平、陶安姐妹之间既相斥又相吸。陶安是父亲中年出轨的产物，陶安洗脚妹的职业和鸡飞狗跳的家庭生活让本就对她充满恨意的姐姐无比厌烦。当带着三岁儿子再次追求爱情的陶安来到陶平住处，固执地等待着小她两岁的情人林大庆一起开启新生活，姐姐陶平既鄙视，又心疼。她理解陶安的追求，却又多次催促妹妹跟随妹夫回乡。最后，陶安纵身跃入江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文中透过姐姐陶平的视角，将情感、伦理上的拒斥和血缘上的隐秘吸引真切自然地融合呈现出来。在《天使的颜色》中，记者南音突然接到父亲在进城检查身体前打来的电话，开启了亲情和钱之间的撕扯。“能活多久”成了小说里不断跳出的提示音，它在反复敲打、摧残着南音等人的同时，也推动故事走向了一个早成定局却难以真正面对的尾声。小说把父女间的脉脉温情与一个颇为世俗的“钱”字捏合在一起，情感在不可更改的生死宿命中必须经历考验。舐犊情深无法改变每月动辄成千上万元的医疗开销，再加上母亲意外骨折，南音真实体会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无奈。一则“抗癌宁”的电视购物广告让父亲动了心，南音不愿上当，却分明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冷淡。在母亲历数从二胎罚款到父亲如何深夜抱着南音打针的种种往事后，“南音把两千七百元人民币一张一张数给收银员时，她感觉自己就像屠刀下的羔羊，伸着脑袋任人宰割”。当最终耗尽财富后父亲离世，“南音伤心欲绝，同时也如释重负，她有种轻松感，接着越来越轻……”父亲的遗物却是一张三万块钱的存折，留给南音出嫁用。一边是因为亲情而明知上当也应顺意的体谅，一边是所有的情感与关怀最终必须落实在钱上的残酷现实。“对生命的尊重”、父女之间的亲情、现实的经济状况，三者通篇都在撕扯，没有胜负，只有宿命下的无奈，温情中的酸楚。
其他如周午马一家为了多分三十平米的房屋拆迁，不让病重的父亲出去晒晒太阳，死后秘不发丧，在房间挂起腊肉、香肠，以掩盖尸体腐烂的气味。这种现实的惨烈恰恰与亲情的维系相互叠合，二者之间的冲突与撕扯，刺破了文艺腔带来的动人情怀与道德优越感，这大概才是真正的80后写作撕下体面之后的真与狠。
爱情的撕扯在宋小词的小说中，并非单纯的情感交流或分配，或者传统的情爱伦理冲突，而是将城乡关系、个体利益和情感关系放在一起，搅成一团乱麻。《开屏》中，各种力量的绞杀搏斗，将秦玉朵这个有着不甘、有着不满、有着隐忍、有着欲望、有着虚荣的女性刻画得入木三分。在秦玉朵这里，她与丈夫的爱情关系构成了她与婆家，甚至扩展到城乡之间两军对垒的关键。母亲的到来使她不得不有求于丈夫，她“用性事来铺垫”。当她与丈夫的关系恶化，她不得不因为“市编办”与局长发生了关系。当她与局长关系进一步发展时，却发现局长曝光了二人的隐私。爱情的浪漫成分完全被挤对,各方力量的厮杀让爱情只剩下利益和性的交易。《路遥遥的心事》中，家境优越的路遥遥一直在出身农村的丈夫面前趾高气扬，可是婚后长期不孕让路遥遥心事重重。她从爱情的云端跌落到生活的尘埃里，备受歧视和轻贱，还牵连到自己的父母，路遥遥只能在人情如纸的婚姻里隐忍。当现实的利益、爱情的怀疑和人性的暗影搅和在一起，促使她决定离婚的时候，路遥遥却意外怀孕。这一爱情的荒谬结局，虽然满足了路遥遥在婚姻上快意复仇，却将生活的残酷暴露在读者面前。我们不难想象，路遥遥与丈夫的爱情未来指向何方、娘家与婆家之间的矛盾、腹中胎儿能否健康成长，这些婚姻问题都将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华丽的婚姻外纱、家族权力的变化、女性生命的隐忍，一一在她的笔下无处遁形。这些残酷的现实中透出生活的尴尬与疼痛，又冒出生命的热气，让读者叹服。
除了城市的爱情和亲情，作家还把目光聚焦于乡村的世态人情上。在《柑橘》中，小说以两个身份特异的人物的凄惨命运来表现乡村社会的生存事实。一个是“五保户”，一个是精神失常的哑女。他们处于整个乡村社会结构的底层，生活处境艰难，小说却穿透人性的幽暗之处，去感知日常难以抵达却渴望到来的光。“五保户”苟大宝收养精神失常的哑女，村人强奸哑女致其怀孕，他决定留下孩子。村支书等人恶意报复，他几乎走投无路。当“糖水”难产死去，已经身患绝症的苟大宝，托付好孩子后抱着“糖水”的尸体走向柴火堆，点燃了打火机。在小说中，有村人对孤寡老人和哑女的残忍和报复，有苟大宝在关键时刻遏制了对哑女的情欲冲动，有其最终放弃对村支书的仇恨，还有雷屠户、曾医生、胖赤脚医生、妇女主任等在善恶交织的关口，自然地流露出良善与慈悲。作家绕开了大时代下的灿烂光影，在幽暗的人性撕扯中呈现乡村弱势群体的生存事实。在小说《呐喊的尘埃》中，疾病、暴力、卖淫缠绕着一个家庭，也肢解了一个家庭。父亲的尿毒症是个无底洞，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而且将家人之间的温情引向人性的幽暗处。二叔为了找钱杀人抢劫，被判死刑，母亲、小姑和“我”出外卖淫。为了家里少一张吃饭的嘴，爷爷在床底下放了毒死太太的农药。“不要弄得人财两空”，既是乡村生活的真实状态，也是家人在病者和其他个体的生存之间的艰难选择。
不管是城市生活的爱情与亲情，还是乡村日常的世态人情，文本中总是将读者带入幽暗的人性空间，任凭各方力量追逐和撕扯。作者扯去包裹在大时代外面的糖衣，露出了赤裸裸的生活苦涩，揭开了轻易不为人知的底色和肌理。在各种扭曲和矛盾、各种妥协隐忍与抵抗中，生存、人性、伦理、道德纷纷按照自己的逻辑在生长和厮杀，人的内心被撕裂，生命乃至人性，都被逼至一个尴尬甚至可怕的境地。小说的关键之处，仿佛裂帛之声从幽暗无边的空间传出，读者感喟真实的同时，不觉颔首与叹惋。于是，我们不难感受到作家在撕裂中的决绝与冷静，以及直面隐秘幽暗的勇气。正如宋小词自言：“作家立于一个时代，眼睛所看见的，身体所遭遇的，心理所感受的，必须要如实表达出来，不能歪曲，不能蒙蔽，真实客观冷静的书写，写一个时代的血与泪、沧桑与残酷，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③这种冲破文本弥漫开来的撕扯的力量，与读者的隐秘内心形成共振，探入人性的幽暗处，体现人性与社会的交锋。
三、 在反抗中抵达真实
宋小词小说的辨识度在于其对现实揭示的真和狠。一般而言，现实主义总是与真实性相通，尤其是近年来的非虚构倾向，体现了作家关注社会、关注时代的用力所在。农民工书写、乡村题材创作、底层写作等，都在经典的现实主义轨道上继续滑行，也逐渐走向同质化、模式化趋势。正如有学者指出：“城乡之间的流动迁徙、文化冲突、身份尴尬、农村的土地荒芜、传统价值解体、家庭伦理失范等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现象和社会问题，耗尽了文本的文学性和审美性，作品成为类型化的现实镜像或社会学记录。”④在宋小词的小说中，也有乡下人进城、城市底层和乡村题材创作，却没有堕入城市与乡村、底层和上层、男性与女性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相反，小说在这些题材范畴的书写中不断反抗，反抗固有的思维模式、历史理性、伦理观照模式，从个体生命“自我实现”的角度深入开掘生活，抵达人性的真实。其一，在她的小说中，个体的生命形态书写与当下的流行模式构成一种反抗。底层叙事、城乡冲突等书写，往往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凸显生存的苦难氛围。宋小词虽然也书写底层的苦难，书写疯癫、残疾、犯罪、性、死亡，其文本中却没有当下农民工书写那般的愁云惨雾，而是在世俗认同的基础上反抗固有的模式。因为苦难的因子已经被她打碎、熔化、重铸、吸收，其中既有张爱玲式的世俗性露骨，又有鲁迅式批判的狠和准，还有湖北楚人的野性气息。在《直立行走》中，作家没有沿着乡下人进城的书写模式，将城里人周午马和乡下女子杨双福对立起来，而是以类似于张爱玲式的世情笔法，将二者通过“吃饭睡觉”联系起来，最终落实在二人的婚姻事实上，目标直指的是房屋拆迁还房中多分三十平米。二人的结合各取所需，却感觉与爱情相隔甚远。小说一开篇就是杨双福和周午马在钟点房性爱之后的淋浴，“她忽然感到羞耻，觉得自己像周午马的一只夜壶”。这个比喻完全刺破爱情或性的浪漫神话，将一个乡下女子与城市贫民之间的利益婚姻的真相裸呈在读者面前。文中的城市贫民周午马“摇摇晃晃径直去了自己的‘狗窝’”，“月亮升起来了，照出了他们的影子，她觉得她跟他就像两只狗”。小说结尾处，杨双福看到周午马的新家，感慨“更重要的是他狗一样蜷缩在狗房子里近三十年，受了几十年的苦楚，总算要由狗变成人了”。作家将周午马比作狗，将他简陋狭小的房间比作狗窝，体现了周午马表面上放荡不羁、寻欢作乐，其实生活同样窘迫和压抑。宋小词打破了将城市与乡村厚此薄彼的底层叙事模式，而将二者联结成一个整体，书写大时代下的新体验。《开屏》讲述的是一个贫家女和富家公子的故事，却加入摔伤后母亲到来的情节，将个体在男女、城乡、母女之间的纠结与撕扯作集中表现。秦玉朵为了落户城里找了副区长儿子南翔结婚，但秦玉朵的农村出身一直备受丈夫一家歧视。她的城市生活看上去令人艳羡，却由于母亲的存在而拖着一个沉重的乡村负担。秦玉朵为了生存而出轨，为了尊严而离婚、辞职，她的尴尬与痛苦正是乡村不断被城市塑造的结果。
因此，宋小词凭借其丰富而又可靠的乡村经验，把城市看作生动的城市，看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书写个体身上的疼痛与挣扎，书写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身后那个长长的乡村影子。这使她的创作在80后作家群中摆脱了所谓“同质化”写作的困境。相反，当下一些作品中，城市与乡村的形象是固定的，城市中各个阶层也是固化的，而忽略了其中的变动性。对于秦玉朵这样的个体而言，随着乡村与城市生活空间的变化，人的情感、命运也相应地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正是当下城市化进程的生动现实。宋小词在写城市底层的个体命运，关注当下农村青年进城的生命形态，与大时代的潮流并无二致，但作家聚焦大时代光影下的一些幽暗处，书写他们的窘迫艰难，以及生命的韧劲。于是宋小词的写作犹如锋利的手术刀，切入个体日常生活的皮肤，向外翻出一道道鲜红的血肉，露出生命的肌理。于是，习见的题材在反抗中打磨出了新的光亮。
其二，小说还在历史叙述的反抗中，寻找人性中富有生命力的地方。长篇小说《声声慢》没有像当代文坛众多的历史叙事那样，去家族史或革命史中寻找历史的玄机，或是讴歌民族之魂。作家通过孙女对奶奶雷明翠一生的回忆，书写了一位历史风雨中摸爬滚打求生存的农村妇女。她出身富家而知书达理，性格却大大咧咧，生出不少是非；自己身为女人却重男轻女，苛责媳妇与孙女；一生争强好胜，却在丈夫死后不得不乞讨、偷窃谋生；处心积虑安排儿女的婚姻与前途，又因为命运不济而自责不已。小说没有沿着历史叙述的轨道，反思大时代下的历史走向。相反，她时刻在反抗，写家族，却反抗常规的家族叙事。其中有亲兄弟在战乱中分道扬镳，堂兄弟为了争一个公办教师的名额反目成仇，母女之间的撒泼斗狠。这些乡人和乡间的世事叙述，并非本能式的原生态呈现，而是依凭着乡间的岁月流动反抗着当下主流的历史叙事。乡村世界生命原质的东西自然流露出来，并不遵循宏大的时代逻辑，而是带有乡间的朴素和野性，诠释生活前行的秘密。
作家带着真切的乡村生活体验，穿透时代的表象，关注“滚滚向前”的时代巨轮之下一些最底层的生活状态，并表达其对历史主流的“进步”话语之敏锐思考。在《柑橘》中，苟大宝并非仅仅是一个乡村世界的“五保户”，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失败者”。作家将笔触深入历史的逻辑之中，揭示这个“失败者”形象生成的环境与过程，进而窥破了时代的隐疾。在集体经济时代，苟大宝是一个乡村的能人。集体经济解散后，因为村主任和村人的强夺，他不仅没有承包橘园的机会，而且失去了耕牛和良田等生产资料。因此在改革开放后，尽管苟大宝勤扒苦做，仍然难以发家致富，最终沦为“五保户”。在主流话语的历史建构中，勤劳致富是历史前行的主要动力。然而，透过苟大宝的经历来看，如果一开始就分配不公，个体的价值不能通过奋斗得以实现，更多的人反而会因此丧失自由选择的权利。小说没有沿着乡村历史的常态叙述，走出了要么因懒而穷、要么因缺失文化而穷的历史逻辑，通过对苟大宝性格生成过程的细致回溯，透视社会发展的玄机，在反抗中抵达乡村历史的幽暗处。
宋小词除了关注现实，关注大时代下个体的生存本相外，也在一些乡土小说中制造一种历史的幻影，有意识地模糊时代话语，反抗现实世界对文学的压迫。如小说《呐喊的尘埃》中一开篇写道：“我们这里四周都是山，那山其实离我们很远，只能看到连绵起伏的形状,这形状给我们带来一种被包围的感觉，无论目光放得有多长远，终究要被这形状给挡回来,日子因此变得逼仄冗长。又是丘陵地貌，田地被地势弄得不成规矩，只能进行原始的刀耕火种。犁田的牛望天叫声‘哞’，便是一股子穷味。一切都毫无指望的样子。”小说的时空在这里仿佛凝固，乡村的生死于是带上了历史的宿命色彩。在《血盆经》中，“入惊蛰了，天色将晚时发的春雨。春雨如铜豆，砸在瓦上、地上、树叶上，砸出一大片叮铃哐当的声响。天火擦着地火，轰隆隆的雷一个接一个响在屋脊上。何旺子跟大伯歪在火塘边，一株柳树蔸烧得好似三魂丢了两魂，时不时地冒着青烟。从房梁上牵下来的一根铁钩上挂着一把炊壶，炊壶一身黑垢，在火上保持沉默”。这些小说的开篇，仿佛带领读者走进历史的幻影，将时代现实的问题，置于隐隐约约的乡村文化历史的绵延之中。这些历史幻影的叙述中，既对当下一些文学非虚构倾向构成了反抗，又体现了作家因来自乡村而无法抹去的乡愁气息，给小说带来了直面现实之余的诗意韵味。
其三，宋小词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是对伦理常态的反抗。在宋小词的小说世界中，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伦理、亲情与之不断冲突。小说叙述不停地反抗着常态的伦理、亲情，在人物命运的推进中阻断逻辑的支持。《天使的颜色》中，“我”在不停地挣扎、不停地计算着，尽管想方设法筹钱给父亲治病，依然换来父亲写在纸上的几个大字：“久病床前无孝子。”当“我”倾尽所有，甚至到处筹钱借债，父亲还是没有活下来。其生前留下的三万元存款，给小说增添一抹亲情、人伦的亮色，却无法照亮人性最深处的幽暗。亲情、人伦与利益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较量，宋小词不无残忍地撕开了温情的面纱，在父女亲情的反抗中逼视生存的残酷。在《呐喊的尘埃》中，得知父亲得了尿毒症，“我”竟然生出巨大的恨意。为了给父亲治病，钱成了一家人最大的问题。爷爷故意在老太太床下置放剧毒的农药，让卧病在床的她自己结束生命。二叔为了搞到钱，杀死老板大河，被判死刑。他在死刑执行之前，劝父亲在治不好的前提下自杀。这些个体身上，亲情、生命、金钱厮杀，治与不治构成伦理与现实之间一个无解的难题。这些文本的叙述始终与伦理、亲情在反抗、搏斗，最后杀得人仰马翻，在富有张力的美学效果中穿透日常生活的表象。
同时也应该看到，作家在追求生活本质和反抗常态的叙述中过于激情与紧张，导致文本难以有一个真正勘探内心世界的从容心态。无论是中篇，还是长篇，作家捕捉生活细节的能力很强，但众多的细节表现往往点到为止，少有荡漾开来的生命追问和时空渲染。小说结尾大多努力制造欧·亨利式的出人意料，真实曲折，却影响了小说超越现实的高度。所以，杨双福或秦玉朵等个体的命运，往往令读者叹惋的同时，并没有将读者引向一个形而上层面的思考。作家要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更要有表现现实的智慧与能力。如果光有勇气，小说至多也是面对问题时“用事实说话”的“焦点访谈”。因此，很多小说若能在现实生活的真实中进行一定程度的虚化，将某些人性的幽暗处作极致性的书写，这样小说就能穿透现实世界的局限和避开时代话语的束缚，容易引发读者在艺术层面作个体存在的反思。如《直立行走》中，杨双福用秤砣砸伤警察，恐惧的她见到血后倒地晕了过去。这后面的结局可以通过幻觉或梦境的方式，打通虚构与真实的暗道，从而在多维的话语空间走向人类意义的生命哲思。关于《血盆经》中的何旺子、《柑橘》中的苟大宝等形象，也同样可以将他们的性格再往前推进，挣脱大时代下现实问题的局限，从而抵达艺术想象的多种可能。因为过于客观真切的世俗空间，表现的仅仅是此在的世界。小说不能仅仅依靠“原味的生活”，而需要将读者引向一个审美的世界。文学要解决的不是现实生存中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而是表现通往形而上的精神之途中驻足留恋本身的诗意。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新时期文学的‘现代文学传统’研究与反思”(19WX02)的成果之一。]
注释：
①宋小词：《在城市的寒冬里蛰伏——〈直立行走〉创作谈》，《中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1期。
②宋小词、吴越：《宋小词、吴越对谈：写作是我在打开心扉说最私房的密语》，《收获》微信公众号 2018 年3月20日。
③宋小词：《小说是一场幻术》，《文艺报》2018 年9月17日。
④王鹏程：《从 “城乡中国”到 “城镇中国”——新世纪城乡书写的叙事伦理与美学经验》,《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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