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迅

　　宋小词是新近文坛涌现出的青年新锐。她出生于古老的荆州大地，源远流长的荆楚文脉中，那狂放、野性的现实主义传统滋养了她。这种滋养化作叙事，让其作品在略带任性的叙述话语中尽显锋芒，直击人性痛点。这种审美个性使宋小词在80后作家群体中具有很高的审美辨识度。她的写作自然不同于韩寒、郭敬明的青春校园书写，也殊异于稍后崛起的一代80后作家的经典化写作，如郑小驴、甫跃辉等。宋小词的写作是忠于自我经验的。她生活在城乡之间“尴尬的夹缝中”，惯于以乡下人身份与时代展开对话，在直面现实的叙述中破解人性密码，解剖时代情绪，突显出创作主体的责任担当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随着国家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向城求生”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然而，宋小词没有沿袭既有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格局，像大多数作家那样去呈现农民工的苦难人生，而是把城乡观念内化到人物的意识中，着力于讲述乡下人在城市安身立命的个体追求。这个过程中，那种深入骨髓的身份自卑，让他们活在成为城里人所具有的优越感的幻象中，甚至不惜以让渡个体尊严的方式来满足身份转换的虚荣。为了获得城市身份，杨双福(《直立行走》)蝼蚁般地生活在重重屈辱之下，最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为了扎根城市，秦玉朵(《开屏》)充分利用自身“资本”，每次有求于丈夫时便以性事来做铺垫。面对异质化的空间，他们好不容易挤进城市，却不得不勾着腰生存，而无法“直立行走”。因此，宋小词写作的意义，在于她抛弃了对小说人物浅表化的价值褒贬与道德评价，而把“底层叙事”的主体形象作了延伸处理，精微地描绘了乡下人企图扎根城市所持有的那份扭曲的执念，以及他们试图将这份执念现实化过程中的卑微心态。

　　为了呈现无比屈辱却还要自投罗网的悖论心态，宋小词为小说主人公预设了为之奋斗的“青云之志”：扎根繁华都市，告别农民身份。我们看到，一方面，面对城市青年周午马及其家庭那赤裸裸的利益化诉求，杨双福卑躬屈膝到了毫无底线的程度。另一方面，为了实现人生目标，她虽然意识到自己是极其敏感而容易受伤的弱者，但还是“每天都带着盔甲，全副武装地把自己弄得质地坚硬”。是否可以说，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写作？“青云之志”对周午马们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在杨双福们心中，却值得为之背水一战。在隐没于繁华都市幽暗处、带着乡村印痕的弱势群体身上，宋小词发现了由于先天的自我预设所形成的不可避免的自我遮蔽。这恐怕是人物悲剧性的根源。他们抱着殊死一搏的意愿，肩负着扎根都市的重任，如履薄冰。那种惶恐，那种困顿，那种幻灭，在城乡意识互动中被宋小词写到极致。同时，《柑橘》《血盆经》等乡土书写中，苟大宝、六儿、翠儿等弱者形象构成作者重审乡村社会的重要窗口，那种卑微与圣洁，那种贫弱与坚韧，那种荒芜与生机，在极致化的张力结构中隐含着强烈的反讽意味。

　　无论从格局和视野还是从小说主题、叙事艺术来看，宋小词的写作都是值得关注的。她的小说聚焦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城乡人际伦理，直接而尖锐，丰富了“80后写作”的概念体系。关于宋小词的作品，当前学术界主要从城乡文化夹缝中左右为难的心理意识和生存状态的角度来解读文本所提供的艺术经验，揭示了青年写作的时代特征。而对宋小词的小说美学、叙事肌理、主题空间以及“时代”与“个体”的关系等深层次问题缺少必要的考察、分析和梳理。事实上，作为城乡视阈中的80后文本，宋小词的小说依然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基于此，本期“文学新势力”栏目推出四篇小说评论，分别从乡土小说的叙事视角、“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乡村女性的多维审视以及个体挫败与社会批判等多重角度深度解析宋小词的小说文本，以期从文本个案的意义空间与美学价值的阐释中发掘出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叙事伦理，进一步探索80后写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