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远清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通常说台港澳文学，其实这三地文学不甚相同。拿文学史研究来说，台湾地区有本土学者写的本土文学史，但没有编年史。香港地区无论是本土学者写的本地文学史或本土文学编年史，均严重缺席，而文学人口远远比不上台港的澳门，堪称后来居上。这里不仅有本地学者写的《澳门文学史》，还出版过多卷本的《澳门文学编年史》。以这种成绩单，“台港澳文学”不妨正名为“澳台港文学”。

　　郑炜明，1958年生于上海，常用笔名苇鸣，现任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高级研究员，已出版学术著作《从清华简〈楚居〉看中国上古外科医学》《香港与澳门之道教》《况周颐年谱》《澳门文学史》《澳门考古学史略》等四十余部，主编《戴密微教授与饶宗颐教授往来书信集》等十余部。

　　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澳门的郑炜明，在他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澳门文学史》。它对澳门文学的历史作了清晰的梳理，对其性质和特征也作了客观科学的界定，其理论价值和开创意义学术界均给予充分肯定。

　　该书目录如下：“绪论”“第一章 澳门文学的界定”“第二章 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第三章 澳门现当代华文文学概述”“第四章 澳门的汉语戏剧活动与作品”“第五章 澳门的土生文学、葡语文学与外语文学创作”“第六章 澳门的民间文学”。另有“附录一 澳门文学研究史略(至2000年止)”“附录二 本书正文所提及的人物生平简介”。

　　研究澳门文学，首先要界定澳门文学。通常认为，凡在澳门这个小城发生的文学，是为澳门文学。郑炜明显然不同意这个过于笼统的定义，如澳门媒体上发表的外地人所写，且内容与澳门无关的作品，显然不能认为是澳门文学。那称为澳门文学的作品，一定要在澳门出生的作者所写吗？郑炜明认为，不能完全以法律身份做标准。那些不是澳门出生，但其作品内容只要与澳门有关，就应纳入澳门文学的范畴，如在澳门住过“一段时日”的作者屈大均、汪兆镛所写的许多重要文学作品，理应在澳门文学史上占一席地位。至于澳门文学是否一定要用华语，郑炜明也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澳门文学应可以向所有文字开放。”①

　　所谓开放，就是澳门文学作品除了用华语书写外，还可以用日文、葡萄牙文、英文、西班牙文或荷兰文写成。事实上，用异国文字写的作品，澳门文坛经常出现。当然澳门作家用得最多的是中文。郑炜明“坚定地认为澳门文学应该包括用任何语言文学来创作的作品”②。

　　澳门文学与香港文学有相似之处，这表现在作家队伍流动性大。香港刘以鬯认为不是香港出生的作家，其居住时间必须在7年以上，写的作品才能纳入香港文学的范畴。郑炜明定义澳门文学时，没有照搬刘以鬯的说法，而只说“经过一段时日”，这就显得弹性大。在他看来，居住时间的长短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看他有无写出与澳门有关的作品。如果在澳门住的时间再长，写的仍是以中国内地或外国为题材的作品，这只能看作旅居澳门作者写的文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澳门文学。至于澳门人写的与澳门无关的作品，这理所当然应视其为澳门文学，这是由作者身份所决定的。还有关于出版与发表问题，郑炜明认为：“发表和出版于澳门的不一定就是澳门文学。如现居外地的作者，投稿澳门刊物得于发表，不能简单地说就是澳门文学……相反，不在澳门发表和出版仍算是澳门文学的，多有实例：懿灵的《流动岛》在香港诗坊出版；笔者另外一些土生土长的学生刚在文坛亮相的时候，绝少在澳门发表作品，其作品却在香港、台湾的刊物上刊登。因此说，我们看澳门文学的定义这个问题，总不能太死板。”③

　　研究澳门文学，还牵涉到如何看待澳门作者在外地发表的“离岸文学”问题。这个观点是编辑《澳门离岸文学拾遗》的凌钝提出的。郑炜明认为：“该学者对离岸文学的界定，只着重于某地区的作家在该地区以外的地方所发表的作品这一点上，似乎并没有注意作家身份的区域认属中时效判断的问题。”④郑炜明举例说：“某作家未踏足乙地之前是自甲地生活和发表作品的，那么他在甲地居住时所发表的作品，能不能说成是若干年后当他移居乙地居住后的乙地的离岸作品呢？答案显然应该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该作家在甲地居住时的作品因为人未到过乙地，所以受过乙地文化影响或反映乙地精神和物质面貌的可能性相当低，故此在与乙地并未产生任何关系的情况下，不能算是乙地的离岸文学。”⑤总之，“离岸文学”的界定除了不能违反澳门文学的定义外，还要看其作品在不在澳门发表。郑炜明这种观点，既注意原则性又不忽略灵活性，自成一家之言。

　　郑炜明的《澳门文学史》，毕竟不是以理论探讨为主，而是以勾画澳门文学发展轮廓为宗旨。该书写得最有价值的是第二章“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这是别人没有做过的工作，全凭作者挖掘史料写成。《澳门文学史》的拓荒意义，充分表现在这章里。哪怕“明末”“清末”没有出现过澳门文学一词，但这时有过大批外地人写澳门的作品。虽然不是用白话写成，但仍应将其纳入澳门文学的范畴。这就是说，《澳门文学史》不是澳门新文学史，而是新旧文学结合的文学史，这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就是别人论述过的澳门现当代文学，作者也有许多新的发现。此外，第五章 “澳门的土生文学、葡语文学与外语文学创作”，对土生文学的界定、土生文学中的诗歌及戏剧、散文、小说，还有澳门的葡语文学，澳门的其他外语文学作品，也有详尽的论述，不少处发人之未发。书后附录的“本书正文所提及的人物生平简介”，具有《澳门作家小传》的雏形，坊间至今还没有出过这样的书。著者如能进一步加工和充实内容，一定会为澳门文学带来福音。

　　朱寿桐，1958年生于江苏盐城，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澳门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论》《朱寿桐论戏剧》《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等，并主编五卷本《澳门文学编年史》。

　　《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论述了作为中西文明近代交流的第一回廊的澳门，为什么是近代以来移民文化高度发达的特殊地域。在朱寿桐看来，澳门绝大部分的文化遗存都残存着移民文化的痕迹。1949年以降，一波又一波新移民通过各种方式来到这个“赌城”，为澳门带来了多元的文化，而且也开拓了移民文学和新的发展模式。此书用文化视角观照澳门新移民文学，在同类研究著作中脱颖而出。

　　作为“澳门文化丛书”之一种的《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由汉语新文学与澳门文学的重新认知、汉语新文学视阈中的澳门意象、澳门文学对汉语新文学的贡献、汉语新文学格局中的澳门文学事业等四编组成。此书牵涉面广，作者重点阐释了澳门文学与汉语新文学的关系，以及澳门文学在中华文学发展语境下的发展历程与处境，每一部分均在掌握丰厚的史料基础上提出新见解。与别的论著不同的是，该书从整个汉语文学世界的宏观角度审视澳门文学，重新发掘出澳门文学在华文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此书视野宽广，不局限于澳门文学，或者说通过澳门文学提出了健康的文学生态理论，以此刷新了经典文学理论。

　　朱寿桐在南京大学等地工作时已蜚声论坛，他于2007年聘为澳门大学教授后，逐渐融入本土。他这时把精力放在港澳文学研究上，其中他对澳门文学的重要贡献是主持编撰了五卷本《澳门文学编年史》。

　　中国本有悠久的修史传统，撰史则有纪事体、纪传体、编年体等，《澳门文学编年史》属最后一种，它涵盖了文化事业的兴衰、文学制度的变迁、新旧文学的发展、各种文体沿革、文学社团沉浮等项。各卷重点不同，如第二卷历史记载简短明晰，就事论事，第一卷则兼容并包，在编年的同时辑录重要作品。这部皇皇巨著，由细小的历史片断甚或每日发生的历史事件，连缀而成宏观的历史叙事，以编年体方式对澳门60余年来特殊而又复杂多元的文学创作轨迹进行了细致的勾勒,其中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以及中葡关系诸方面。在史观、史料、内容方面，该书极大地超越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了“澳门学”研究的内容。

　　《澳门文学编年史》以崭新的体例重回1920—1984年澳门文学现场，它重考据、重实证，用传统的 “朴学”精神，通过对文学史的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钩沉、甄别、对照和胪列，深入剖析澳门文学的来龙去脉，逐日逐条书写了不同于香港文学的澳门文学的发展轮廓，形塑出一部“用史料说话”的文学史，从而全面展现出作为中国文学一部分的澳门文学的独特文学景象、发展规模及其寄生于报刊的文学生产方式，尤其是《总序》再加上各卷内容，使其成为迄今为止对澳门文学资料整理和论述最为全面和系统的著作，填补了华文文学这一领域学术上的空白。

　　《澳门文学编年史》的编撰和出版，本是为了进一步丰富澳门文学的形象。编撰者充分体现了澳门特色，在华文文学世界中形塑出自己的影响力，但又没有停留在澳门文学自身特色的定位，更没有在独具特色的形象中画地为牢。朱寿桐强调：“倘若作为一种凛然、严正的概念加以过于严肃的应用，甚至作为一种文化招摇的标签加以不无炫耀地对待，或者作为一种自甘边缘的借口以做不思进取的固守，最后可能导致严重的自我设限，导致澳门文学总体创作力趋减。”⑥这种论述，并非主观臆造，而是因为现实中确有论者没有把澳门文学放在整个“澳门学”的整体思考把握中，致使澳门文学在狭窄的逻辑关系里构成对澳门文学理论的牵绊，造成了负面影响。

　　《澳门文学编年史》的另一特色是不局限于文学，常渗入澳门丰富的历史文化，注意澳门不同于台湾文学，更不同于香港文学的复杂文化构成。该书从富于魅力的文化层面诠释了澳门文学发展的历史。朱寿桐领头的团队，面对澳门文学原始资料大量丧失的困难，始终重视文献构成乃至文学历史构成的不同阶段出现的差异，因而没有要求整齐划一的体例，具体说来，第一卷将重要的文化教育活动和文言诗词容纳进去，这非常符合澳门新文学起步时期的实际，以让文学融入文化教育等历史环节中，让新旧文学处于互补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澳门文坛的秩序重新洗牌，尤其是随着现代化传媒的出现，澳门文学开始进入独立发展的轨道，编年史的内容也就不再包罗万象。

　　《澳门文学编年史》还有一个特色是用“汉语新文学”概念贯穿全书，将其处理成一部澳门汉语文学编年史。当然，在适当的地方也容纳非汉语写的作品。这是朱寿桐研究境外及海外华文文学即汉语文学的一大特色，这次他又在《澳门文学编年史》中进一步阐明了华文文学其实已正名为现代汉语文学这一事实。

　　在香港，新时期南来的评论家有黄子平、许子东。他们到港的时间虽然比朱寿桐长，但仍以研究内地文学为主；虽然也写过香港文学研究的文章，但他们毕竟是旅港评论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香港文学评论家。而朱寿桐不同，他虽然主编有《汉语新文学通史》等专著，但他去澳门后，最引人瞩目的成果是研究澳门文学的著作。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澳文学评论家，而是名副其实的澳门文学研究家。当然，他不光是研究澳门文学，还客串研究香港文学，他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是他任执行主编的《香港新诗发展史》，这里不再论述。

　　注释：

　　①郑炜明：《澳门文学史》，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10页。

　　②郑炜明：《澳门文学史》，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10页。

　　③郑炜明：《澳门文学史》，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12页。

　　④郑炜明：《澳门文学史》，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13页。

　　⑤郑炜明：《澳门文学史》，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15页。

　　⑥朱寿桐：《澳门文学编年史》总序，花城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