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唐浩明的历史小说中渗透了他理性思辨的文化观，这一文化观与寻根文学基本相同，都展现出了“文化的二元依存”这一观念。在具体文本中，这种“文化的二元依存”观念通过人物的内心矛盾和阶级的对立融合展现。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加深了作品的文化底蕴，也为历史小说创作如何更好地展现文化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典范。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韩少功等人发起的寻根文学掀起了一股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审视的热潮，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无法逾越的神话”①。文化根植于历史，并在历史长河的流淌中渗入民族精神，因此文化与历史的关系难以割裂。而在文学创作中，作者的文化观和历史观也难以割裂。张清华在考察寻根小说家的历史观念时，指出“道德的二元对立变成了文化的二元依存”是其主要特征之一②，“文化的二元依存”指的是传统文化本身是集精华与糟粕于一体的，传统文化的优势中包含着劣势，劣势里也展现出优势。
“文化寻根”的母题生成为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新思路，“文化的二元依存”也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使得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由传统历史小说对历史人物的简单重塑、历史故事的单纯复述转入更深层次的文化解读层面，从而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展现出复杂多样的性格特征。其中唐浩明的作品可以说是这一类小说的代表。在《我写〈曾国藩〉》一文中，唐浩明曾提道：“我写《曾国藩》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清末社会中的一位集大成者。我们可以从曾国藩身上的优长劣短，正面与负面透见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精粹与糟粕的两重性。”③可见这种对于“文化的二元依存”的思考在唐浩明的小说创作中是自发的，这既是唐浩明小说的创作特色，也是其魅力所在。
在唐浩明的历史小说中，这种“文化的二元依存”观念不仅包含了对传统文化优劣势的理性思辨，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对立统一的思考。结合具体文本，本文认为唐浩明小说中的这种文化思考主要集中在人物内在矛盾和阶级对立融合的书写中。
一、 文化的二元依存和人物的内在矛盾
在谈及寻根文学中历史叙事的审美特征时，张清华提到一种与“积淀说”理论相关联的历史意识，它同时也和西方集体无意识理论有某些内在关系，即相信历史与文化并不在遥远的古代时空，而就积淀在当代人的心理之中④。因而探析人的心理就是在探寻历史和文化，书写人的性格特征就是在展现历史和文化特征。“历史小说写的是历史人物的故事”⑤，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是唐浩明小说创作的核心，也是他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选取了曾国藩、张之洞、杨度三位传统知识分子作为写作对象，在中国，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知识的直接接受者和弘扬者，从他们的心理特征和行为选择上可以明显看到传统文化影响的痕迹。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儒家文化，知识分子们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内圣，是说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王，是说他在社会活动中好似君王。”⑥唐浩明小说创作中的主人公都符合这一人格模式，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修身养性，不断磨炼心性，以达到“圣人”的高度；在政治生活中则励精图治，以天下为己任，企图挽救晚清衰颓的国势。从理论角度看，“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并无可批驳之处，但回归到历史语境中，曾国藩、张之洞、杨度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此时的种种社会问题绝非单靠个人“内圣外王”的人格追求能解决，这一积淀了儒家思想精华的人格模式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的晚清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仅个人的德行出众并不能改变现实的困境，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也在传统忠君思想的阴影下多少带点保守主义色彩，这也使得原本正面的“内圣外王”品格一方面不得不屈从现实，做出一些违心之举，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了这一品格虚伪性和保守性的弱点。
唐浩明的小说创作十分注意“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对知识分子产生的双面影响。尤其对于曾国藩，唐浩明“发现他的个性无比复杂:既魄力宏大，又胆气薄弱；既冷酷残忍，又温情脉脉；既老谋深算，又轻信人言；既敢于斗争，又忧谗畏讥；既自强自立，又相信命运；既严肃端谨，又诙谐风趣”⑦，他在小说创作中，将这种矛盾性通过细节描写和情节叙述复现。
唐浩明特别突出曾国藩在传统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诸多优良品质。小说对曾国藩的为人清廉多有着笔，他从不受贿，至死只留下相当于他一年的俸禄两万两白银，申名标向他进献玛瑙珍宝却惹怒了他，反被撤职，即便是一幅很喜欢的字画他也不肯收取，这样的洁身自好恰是其磨炼心性、恪守品德的结果。
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战功赫赫，稳定了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这与他从严治军分不开。曾国藩的治军方法主要来自法家强调“法”“术”“势”三者统一的思想，他一方面建立严格的奖罚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杀鸡儆猴的谋略为自己树立军威，这些手段有效提高了军队的规范性和战斗力，湘军也不负众望地平定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
在生活中，曾国藩对兄弟、儿子言传身教，与人交谈中也多见金玉良言，唐浩明在小说创作里将曾国藩的多封家书改写成与亲友的直接交谈，从而增强了情境感，也对在政治生活外的家庭生活中的曾国藩形象作了补充，更突显了“内圣外王”人格追求对其影响之深。在唐浩明的小说中对曾国藩的一生进行了详尽描写，将曾国藩塑造成了一个中国传统观念中“立德、立功、立言”俱全的“三立完人”形象。
但人是复杂的矛盾体，好的文学形象也不会只展示单一的思想性格。正如唐浩明所认识到的那样，在小说创作中，他也将曾国藩的复杂多面性展现了出来。“完人”的背后有很多的性格弱点，在他的生命里也有许多不那么光彩的时刻。有一些是违心之举，例如对受贿深恶痛绝的曾国藩为筹措军饷，不得不为贪官奏请入乡贤祠；为树立军威，痛斩与己有恩的金松龄；迫于情势，面对天津教会被烧一案，曾国藩忍辱负重严惩地方官员并杀百姓与洋人抵命，这让曾国藩背上“卖国贼”的骂名，他自己也发出“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感慨。这些违心之举都是曾国藩迫于现实压力做出的选择，作者在小说中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展现出曾国藩内心世界的复杂和矛盾，也体现出传统文化积淀下的“三立完人”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仅靠“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既不能救人，也无法自救。
唐浩明不仅看到具体历史语境中传统文化暴露出的不合时宜性，对于传统文化本身存在的问题他也并不回避。以曾国藩为例，小说在刻画出一个清正廉洁、修身克己的正面形象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其弱点的挖掘。其中着墨最多的有三：
其一是他的为人残暴。曾国藩在历史上被称作“刽子手”“曾剃头”也是源自他的“霹雳手段”，唐浩明在细细考察历史后，并未替曾国藩加以掩饰，反而写了不少事件来刻画曾国藩的这一面：例如，曾国藩明知林明光案是诬陷案，但还是将其砍头；他面对对手更是不留情面，下令“凡胆敢抵抗的长毛，抓到后，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剜目凌迟”⑧；对于降俘出尔反尔，蓄意谋杀韦俊以立军威，这不仅体现了他的残忍自私，也造成了他与挚友康福的隔阂。曾国藩性格里残暴的一面受到法家影响颇多，法家强硬的态度与他性格中偏狭的一面相结合，使他走向了极端。法家是绝对的利己主义，主张“不但不排斥而且正是要运用各种阴谋诡计残忍狠毒的手段，才能保持自己的势位权力”⑨。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为达目的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其二是他的虚伪。在小说中，唐浩明借他人之口多次指出曾国藩这一弱点。首先是左宗棠痛斥曾国藩虚伪，对好友这一指责他觉得委屈，“他一生中最恨别人虚伪，想不到这个最招他厌恨的字眼，竟然由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加于自己的头上”⑩。其后是奕与慈禧讨论裁撤湘军一事时说：“曾国藩是个最虚伪的人。打下安庆时，曾国荃把伪英王府的全部财产都运回他的湖南老家，用这笔钱给他的每个兄弟都买了田起了屋。正因为这样，曾国藩明明知道，却不做声。……怪不得别人都说曾国藩是伪君子。”奕的上奏虽因站在裁撤湘军的立场而带有个人情绪，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批曾国藩“虚伪”并非一家之言。与康福故友重逢时，他对杀韦俊一事做出的回应并未使康福满意，康福也在心里说：“怪不得世人都说他虚伪。”曾国藩的虚伪实则是由儒家文化塑造的，关于儒家文化的“虚伪”木心就曾有过批判，他的矛头直指儒家的创始人孔丘，说他“虚伪”，说他的理论“不近人情”，“他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的不是人”。木心认为，儒家对人的道德提出的高要求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天性的扼制，内心欲望与儒家的道德要求是相矛盾的，并且在现实中人追求道德的完满并非听从内心所愿而是为了外在的名声，曾国藩也是如此。左宗棠的痛斥是源自他弃国难不顾，奕的上陈和康福的质问也都是实情，但曾国藩却为维护名声不敢直面自己的弱点，逃离战场用的是回家奔丧的理由，对杀韦俊一事的辩驳也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十分空泛无力。
其三是他的愚忠思想。“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品德，也是维护封建统治屹立不倒的坚固城墙。出生在封建社会中，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曾国藩自然也将忠心耿耿地维护清朝统治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在小说中，唐浩明为曾国藩安排了五次试炼，先后由王闿运、左宗棠、彭玉麟、王韬、曾国荃等人出面试探曾国藩是否有问鼎天下的野心，曾国藩的态度很明确——鼎之轻重，不可问焉。但曾国藩的忠心反遭到不少人诟病，小说中借托陈广敷之口指出曾国藩的忠心之举不过是“囿于忠君敬上之小节，无视拯国救民之大义”。其时清王朝已经奄奄待毙，统治者也毫无作为，若是曾国藩“少考虑些一己之得失，多想些国家长远利益”，中国的历史会完全改写也未可知。听了陈广敷的惊世之言曾国藩目瞪口呆，心中产生了疑惑：“难道说，读书千万卷，竟没有读通么？”事实上，并非书没读通。李泽厚曾指出，“君主专制主义、禁欲主义、等级主义的孔子，是封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的总符号”，书里记录的圣人之言本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作，自然不会教人反封建。曾国藩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文人，儒家文化构筑了他身上诸多美好品质，但同时儒家文化的封建性也侵害了他的思想，以致到最后他都只是质疑自己“书没读通”，而丝毫不怀疑书本身的错误。
曾国藩这一人物形象在唐浩明笔下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而这一矛盾就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在个体接受者身上的投射。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人格模式追求养成了曾国藩在生活中修身克己的作风，也是他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故而唐浩明将其称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培育出来的最为优秀的成功者”。但同时，传统文化的人格追求在面对动荡社会现实时的软弱性和虚无性，以及其本身的封建性也在曾国藩性格的弱点中暴露。
二、 文化的二元依存与阶级的对立融合
“历史的阶级性品质，决定了历史叙事的终极指向是阶级关怀；它所顾及的只能是共同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书写历史，尤其是立于危难之际国家集体意识空前高涨的中国近代史，阶级关怀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不同的时代语境给我们提供了多角度的历史视野，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也会获得不同的评价标准。例如，对于曾国藩这个人，1944年范文澜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指出曾国藩是“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但“与他同时的人以及后世不少名人又都盛赞他，有的甚至说他德追周孔，功比李郭，掌近朱张，文如韩欧，是一代完人，千古楷模”。在传统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一般是采取一种视角和评价标准，以获得小说主题的鲜明。但在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创作中却打破了这一传统，他采用多元评价标准，用宏大手笔勾勒出内忧外患的中国近代社会全貌。这种多元评价标准的使用并没有导致小说主题的模糊不清，反而可以从中更为清晰地看到唐浩明“二元依存”的文化观念。阶级的对垒背后是更广阔的文化差异背景，中国近代社会又恰是一个多种思想碰撞、多种文化交融的乱世，在唐浩明的小说中主要涉及的一组文化对立来自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这两种文化壁垒分明，在差异中确定了各自的特性，同时又互为参照，甚至在个体身上呈现出交融之象。面向每一种具体的文化，作者也不是单一地肯定或否定，而是采取“二元依存”的态度对各种文化进行理性审思。
在小说中，庙堂文化的文化载体是清政府，按照中国传统历史观，清政府所代表的是“正统”，清政府的立场才是唯一正义的立场。与这种立场相关联的便是“忠君爱民”思想，在这一思想的统摄下出现了一批于危难之际担起大任、救国救民的忠臣形象。“三立完人”的曾国藩、廉介刚方的左宗棠、经世致用的罗泽南、正直英勇的胡林翼，这群忠臣在乱世里大展拳脚，尽显英雄本色。
但封建势力气数已尽，以慈禧为核心的权利中枢罔顾社稷，贪图享乐，作威作福，更是加速了清王朝的毁灭。居庙堂之高的大臣也并不都是有志之士，更多的是一些贪官污吏或酒囊饭袋，例如小说中的官文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官文的特点是“贪名贪利，无定识，无风骨，你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这种人没有坚定的立场，哪里有利可图他就倒向哪里，但又恰是因为他这一特点，才使得曾国藩托他之名的“长江水师”改制得以顺利推行。由此可见清政府官僚腐败到何种地步，哪怕是做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会遇到各种掣肘，不得不依靠这些贪官污吏的帮持。上行下效，整个清政府系统中充斥着官僚主义作风，这一座表面风光的大厦实则早已长满蛀虫。
对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作者的态度无疑是批判的，但他也看到这个系统中不乏英雄才俊，对于他们的匡扶正义之举毫不保留地褒扬，虽然陈广敷的“小节”、“大义”之说对曾国藩产生了剧烈的思想震动，但仔细思索后他还是认为“即使从国家兆民的大义出发，他也觉得不能做赵匡胤式的人物”，“劫后余生的百姓第一需要的便是和平。为了改朝换代，再次把他们推入战乱兵火之中，不正是对他们犯下滔天之罪吗？……怕不成功声名全毁的怯弱之心固然有，不忍背叛皇家的忠贞之心诚然很重，而一个孔孟信徒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曾国藩的这番自我剖白让我们看到一个儒士“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感，也不难看出作者多少对曾国藩有点维护之心。这种维护之心实则就是对庙堂文化关注社稷民生一面的肯定。
民间文化的代表是太平天国。与庙堂文化的“忠”思想地位相同，“义”是民间文化的核心。在唐浩明的描写中突出了太平天国的“义”，这与主流历史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一致。早在对苏区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便将红军称为“粤匪——太平军”，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叶青还曾经发表文章，称“毛泽东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在这一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农民起义团体无疑是正义之师，它象征着底层人民的觉醒，是代表革命的进步力量。
太平军的这种正义性一方面通过侧面描写清王朝的腐朽落后来表现，另一方面则集中体现在太平军中一些英雄豪杰的形象塑造上。太平天国运动虽是农民起义，但太平军中不乏能人志士，尤其对石达开、李秀成和康禄三个形象的刻画，更是展现了起义团体的英勇无畏、胆略过人。石达开的智勇无双令死对头曾国藩都不禁叹服，李秀成沦为败寇后面对拷问而面不改色，康禄更是武功超绝、大义凛然。尤其是康禄从容就义、慷慨自焚一幕，作者用抒情性极强的文字描摹出这场起义运动的悲壮结局：“它是雄伟的。这把火将人类执着的追求、崇高的理想送上了真正的天上圣殿，它必将令万众敬仰，子孙膜拜。它是悲壮的。这把火将人类的精英、宇宙的脊梁无情地吞噬了，它必将激起更强烈的反抗，更勇敢的斗争。它是深沉的。这把火本应焚毁腐朽与黑暗，却为何转了向？美好与光明如何才能获得？它必将留下深刻的教训、深沉的思索。它是永恒的。这把火将五千忠骨化为最纯洁的灰烬，让它们洒向蓝天，飘落在山川湖泊之上，安卧在苍茫厚实的大地之中。它必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永存！”在唐浩明的小说中很少看到对事件和人物做出直接判断，这里却一连用了四个排比段落讴歌了太平军的正义和壮烈。
但在对太平军的英勇行为表示赞叹的同时，作者也没有回避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以及这种局限性必然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走向。小说中吴南屏就直言：“其实，长毛是自生自灭。倘若没有内讧，这天下洪杨坐定多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反封建性是他们的进步性，但革命后企图建立的不过是又一个封建王朝，以洪秀全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在打下南京后就开始贪图享乐，弃革命事业于不顾。没有先进思想引导的农民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最终只会导致革命失败。
在小说中，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是“清妖”和“长毛”两股互不相容的敌对势力，太平天国运动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为旨归，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则誓要剿灭太平军。这种矛盾对立实则也体现了庙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排挤和民间文化对庙堂文化的挑战，但由于两者都统摄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中，这种对立又并非不可调和。
小说并没有一味地突出两种文化矛盾的一面，关于两种文化的相互依存也多有体现。首先体现在塑造了康福、康禄这一对持不同立场的兄弟形象，康福感念曾国藩的知遇之恩而选择加入湘军，康禄则始终坚持底层立场成为太平军的一员。两兄弟虽在不同的阵营，但他们的理想目标并没有很大的分歧，他们都渴望建功立业，也渴望为百姓创造一个理想的太平盛世。立场的不同让他们无法携手，他们都不认同对方的立场，并极力想要劝说对方加入自己，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只能分道扬镳。不过在康禄自焚之后，康福又通过韦俊被杀等一系列事件认识到曾国藩的虚伪无情和清政府的腐朽黑暗，最终他认可了弟弟康禄反抗朝廷的立场。其次这种由阶级对立走向融合也突出地表现在李臣章和瞿荣光身上，他们一个是前湘军哨长，一个是太平军师帅，但在战争结束后居然结成了异姓兄弟。
湘军与太平军这一对宿敌由对立走向融合，在曾国藩看来这是“泯灭了大是大非的界限”，但实际上，这种界限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并没有那么明确。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所以其最终目的是要关爱人民。民间文化本站在人民立场，自然心怀苍生；而庙堂文化虽然为统治者服务，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仍镌刻在知识分子心中。从这一点看，湘军与太平军的隔阂并非不可弥缝。由对立走向融合的发生是建立在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在民本思想观念的统一之上的，这种统一也是两种文化相互依存的关键。
三、 结语
文化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因而历史小说是最适合展现和剖析文化的文学载体。可纵览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小说，对于文化的自觉意识并不突出。儒家的“入世”思想促使中国文学更加关注政治、伦理等问题，对于文化的关切却十分之少。相对“以往论者多习惯从政治和道德上给曾国藩定位”，唐浩明“从文化层面上来研究曾国藩，塑造曾国藩的文艺形象”就很好地展现了他的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区别。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文化”是不可忽视的要素，他对于文化的书写和剖析也的确非常成功。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化并不简单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它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因而我们必须“要以实践的基础理解文化”。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复杂的，所以我们所面对的文化问题也应该是复杂的，我们对文化问题的探析也必须从多个角度出发。在唐浩明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文化就是持这样一种态度，既看到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不回避传统文化的糟粕，从而进入一种理性审思的层面。我们沿用张清华应用描述在寻根文学特征上的概念——文化的二元依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文化的二元依存在唐浩明小说中不仅表现为对传统文化两面的剖析，也表现不同文化的对立与融合。通过解读唐浩明的文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文化的思辨理解，他始终站在多维的历史空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这为历史小说中的文化书写提供了一个优良典范。
注释：
①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布景——关于韩少功与寻根的断想》，《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
②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
③唐浩明：《我写〈曾国藩〉》，《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④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⑤唐浩明：《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⑥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9页。
⑦唐浩明：《〈曾国藩〉创作琐谈》，《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
⑧唐浩明：《曾国藩》(上卷)，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页。
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92页。
⑩唐浩明：《曾国藩》(中卷)，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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