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越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在同时代的诗人中，卞之琳不写情诗是出了名的，闻一多就曾为此当面夸奖过他①。卞之琳对于自己的诗作要求极严，不仅为数不少的诗作未能入集②，而且很多入集的作品也都经过了修订。

　　未入集的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小诗四首》③《垂死》④《黄昏念志摩先生》。入集作品修改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诗句的修改，一类是诗题的修改。前一类占多数，其中又可以分为个别词语的修改和整体的删繁就简：前一种情况较为普遍，涉及众多诗篇，若要比照初刊本和文集本进行分析，势必是一件比较繁复的事情，此处不作讨论。而后一种的典型就是《足迹》。《足迹》初刊本的十四行在收入作者诗集时只保留了最后的四行，并略有文字上的修改，这一修改和取舍的行为也有值得深入分析的空间和必要。正如孙玉石所指出的，“诗的删刈，自然更增强了四行短诗自身的隐藏度与模糊性，更凝练而富于猜想魅力，但如果看了复原之后的诗作全文，前后连起来阅读，对于被删刈的《足迹》内涵的理解，就更有帮助了”，《足迹》因截句而变成的这两个版本，“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进入卞之琳新诗表现方法探索试验的一个典型文本”⑤，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创造与修改过程中艺术上的考量与情感强度上的变迁。

　　至于后一类，则据笔者所知，似乎仅有《若有其事四章》，即后来的《无题》系列诗的前四首，诗题的修改其实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探究的线索。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相近，主旨也相同，因为孙玉石对《足迹》一诗已有较为翔实的说明和分析，在此，笔者仅对《若有其事四首》的修订情况略作分析，以求对诗人的诗情诗意有更深的理解。

　　若有其事四章

　　一

　　三日前山中的一道小水，

　　掠过你一丝笑影而去的，

　　今朝你重见了，揉揉眼睛看

　　屋前屋后好一片春潮。

　　百转千回都不跟你讲，

　　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

　　你的船呢？船呢？下楼去。

　　南村外一夜里开齐了杏花。

　　二

　　窗口专等待嵌你的凭倚。

　　穿衣镜怅望，将何以慰藉？

　　一室的沉默正念点金指。

　　门上一声响你来得合适！

　　杨柳枝招人，春水面笑人。

　　鸢飞，鱼跃；青山青，白云白。

　　衣襟上不断少半条皱纹，

　　这里还差你右脚——唵，一拍。

　　三

　　我在门荐上不忘记细心的踩踩

　　不带路上的尘土来糟蹋你房间

　　感谢你必用渗墨纸轻轻的掩一下

　　叫字泪不玷污你写给我的信面。

　　门荐有悲哀的印痕，渗黑纸也有，

　　我明白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火。

　　白手帕至少可以包一些珊瑚吧，

　　你却更爱它月台上绿旗后的挥舞。

　　四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

　　隔院泉挑到你杯里，

　　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

　　我想要研究交通史。

　　昨夜付一片轻喟，

　　今朝收两朵微笑，

　　付一枝镜花，收一轮水月……

　　我为你记下流水账。

　　足迹

　　十年前卖梨的还叫在你门前；

　　悲哀是谁的？他的还是你的，

　　你经过了千山万水的？

　　想想看，哪一所城市里哪一条长街上

　　哪一面陈列窗抢过你一个面影。

　　哪一面陈列窗里俏丽的新皮鞋

　　(多少对眼睛同赞巴黎品？)谁穿了

　　点过了哪一条清脆的人行道，

　　哪一条石桥？该有巴黎皮鞋匠在想吧。

　　想吧，你穿了那双皮鞋的，

　　你经过了千山万水又回来的。

　　蜜蜂的细腿已经拔起了多少只果子，

　　你的足迹呢，沙上一排，雪上一排，

　　全如水蜘蛛踏在水上的花纹？

　　《若有其事四章》最初发表于1937年5月15日出刊的《文丛》1卷3号，署名“薛大惜”，未署写作时间，而在收入1942年出版的《十年诗草》中的《无题》五首也未署时间，《十年诗草(1930—1939)》(增订本)中则是《无题一》所署时间为1937年3月，《无题二》至《无题四》为4月，《无题五》为5月，据此可以基本断定《若有其事四章》写于1937年3至4月。

　　《若有其事四章》在诗题下引了瓦雷里(Paul Valéry)的一句法文诗Douceur d’être et de n’être pas，可视作该诗的题记。这一句出自瓦雷里的《脚步》(Les Pas)，全诗译文如下：

　　你的脚步圣洁，缓慢，

　　是我的寂静孕育而成；

　　一步步走向我警醒的床边，

　　脉脉含情，又冷凝如冰。

　　纯真的人哪，神圣的影，

　　你的脚步多么轻柔而拘束！

　　我能猜想的一切天福

　　向我走来时，都用这双赤足！

　　这样，你的芳唇步步移向

　　我这一腔思绪里的房客，

　　准备了一个吻作为食粮

　　以便平息他的饥渴。

　　不，不必加快这爱的行动——

　　这生的甜蜜和死的幸福，

　　因为我只生活在等待之中，

　　我的心啊，就是你的脚步。

　　(以上为飞白译文)⑥

　　你的脚步，我沉默的孩子，

　　神圣而徐徐地

　　向我警惕的床移动，

　　无言而又冰冷地向前迈进。

　　纯粹的人啊，神圣的影，

　　你那审慎的脚步多么温存！

　　天呵！……我猜测得出跟着

　　这赤脚，全部赠礼会来到我的心！

　　假如，你用伸出的双唇，

　　为我思想的饥渴

　　准备着一吻的满足

　　以便使之趋平静，

　　请不要把这个温存的举动做得过于匆匆，

　　无论有它或没它我都感到甜蜜，

　　因为我活着就是为了等待你，

　　我的心灵的跳动就是你的脚步。

　　(以上为葛雷、梁栋译文)⑦

　　而作为题记的这一句飞白译为“这生的甜蜜和死的幸福”，而葛雷、梁栋译为“无论有它或没它我都感到甜蜜”，而从诗句原文来看，直译起来应该是“无论有它或没它我都感到甜蜜”，葛、梁二人的译文较为准确。这一句题诗应该说隐含着卞之琳在恋爱的喜悦中所夹杂的不安之感。在他看来，女方对他的接受纵然是令他喜悦和幸福，即使不爱或不再爱，那也没有关系，他内心的这股爱恋之情就足以令他感到满足，纵然也难免心痛与沮丧。可能是女方尝试着接受了他，他认为这是爱情的表示，于是感到欣喜，同时又难免不安，因为女方的态度并非全然两情相悦式的，所以才会令他有恍惚之感，不知道是否该为这份他所理解的爱情而欢呼，他是拘谨的，小心翼翼的，不愿否定自己，又不能自我确认，于是只能以“若有其事”的态度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激动之情。颇有点他的老师徐志摩那种“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态度。

　　以“你”为对象的诗，如《无题一》《无题二》与《足迹》，都拟想或设置了一个等待的场景，而主题思想，则正是《无题五》中所谓的“世界是空的，因为是有用的，因为它容了你的款步”，这些诗基本都是在有与无的辩证中，浓缩了时空，将千山万水走遍的人生羁旅之感与雪泥鸿爪的悲欢离合之情、镜花水月的色空观念以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就《足迹》而言，你曾走遍大街小巷，看尽万水千山，人生际遇无穷，行踪在刹那间即是永恒，而小水掠过笑影，正对应着陈列窗抢过面影，皮鞋踩过人行道与石桥，巴黎皮鞋匠所做的皮鞋也许销往全世界，穿着他所做皮鞋的人行迹可能踏遍天下，这又是足以引起他遐想与沉思的事情。穿了那双皮鞋的人，经过千山万水又回来，已在沙上雪上踏过无数足迹，正如同那小水百转千回，那蜜蜂的细腿拔起多少只果子，水蜘蛛在水上踏出无数花纹，说的无非是刹那与永恒，流动与静止的禅机与哲理。

　　“无论有它或没它我都感到甜蜜”，这是令卞之琳深有感触的诗句，而“当毕”(Tant pis)则是令他感慨系之的短语，吴心海发现的卞之琳集外文《“当毕”》⑧与《若有其事四章》构成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对照，可谓具有很强的互文性。

　　《“当毕”》写于1936年12月2日。1936年卞之琳经历了丧母之痛，在感情生活上也不顺利，《当毕》就是写于这一背景之下。在这篇少有的情感直切的散文中，卞之琳直言“我最近受遭了人力所不能挽救的打击，人力所自召的折磨”，此处“人力所不能挽救的打击”当是指其母亲去世，而“人力所自召的折磨”则是指他为情所困而饱受煎熬。深感焦虑无奈与疲惫心痛，但卞之琳毕竟是一个喜好哲理思辨、拘谨内敛的人，他又不会任由自己的情感倾泻，正因为喜好哲理思辨，他才会对Tant pis的多重含义加以申说：

　　作“活该”讲：既然自取了，Tant pis，工作啊！作“管他”讲：笑骂由他笑骂，Tant pis，工作啊！作“算了”讲：到头来都是一场空，Tant pis，工作啊！

　　才会采取一种辩证法式的自我暗示和自我安抚：

　　Tant pis！是消极的顶点，积极的起点。这是否定到肯定，破坏到建设的桥梁。这是革命的，前进的。这好比跳远的时候，脚向地一蹬——Tant，pis——人就冲出去了。这是塞翁的失马。这是蝉蜕。你要出外，你得离家。旧的不好，Tant pis，来新的！失败了，Tant pis，重起头！“残冬已至”，Tant pis，“阳春宁尚迢遥”！

　　强作醒悟与解脱，其实只是自己的一种幻觉，实际上依然痛彻心扉。

　　再来看《若有其事四章》，诗题是一首诗的重要内容，隐含或暗示了作者诗情的主脉，而诗题从“若有其事”改为“无题”，其中颇有值得思考的地方。“无题”的意思自然无须多说，无以名之，无声胜有声，不多说不可说。“若有其事”则明白说的是自己的一种感受，对于爱情怀有美好憧憬的诗人觉得这一次幸福似乎来临了，情感基调是欢快和愉悦的，这一点不同于《“当毕”》那种苦恼焦虑的心情。

　　据张曼仪编《卞之琳生平著译年表》，1936年10月卞之琳在母亲丧礼结束后去往苏州探访张充和，留住张家数日⑨，月底经上海回青岛，一直留在青岛译纪德的《赝币制造者》，张家留存有二人合影，其中一张卞之琳左臂上还戴着黑纱⑩，应该是说明他仍在服母孝。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曾将自己20世纪30年代诗歌创作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0—1932年，即进入大学到大学毕业前；第二阶段是1933—1935年；第三阶段主要就是在江浙游转的1937年春天的几个月，《若有其事四章》即写于这个阶段。1942年出版的《十年诗草》中“装饰集”这一部分收录了他1935—1937年的诗作，特意注明“1937年夏曾手抄一册”，他自己总结这个阶段诗作的特点是“形式上偏于试用格律体(这到后期以至解放后都是如此)；风格上较多融汇了江南风味；意境和情调上，哀愁中含了一点喜气”，为何会有这一点喜气的出现呢？他自己给出的一个原因是，“年前在青岛海滨欣闻‘西安事变’后的希望不知不觉中多少影响了我的心情”，这里“西安事变”应该是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他接下来又说道“同时，私生活中的一个隐秘因素也使我在这个阶段里写诗另外有了一个具体特点：写了像《无题》等我以前和以后从不写的这样几首诗”。

　　可以说，《若有其事四章》是他这一阶段以至整个写诗生涯中极为独特的创作成果，何以独特？原因不在诗的形式与情感，而在这“私生活中的一个隐秘因素”，作者虽然没有明说这个隐秘因素是什么，但可以肯定是与张充和有关，他的《装饰集》(单行本因故未能出版，后收入《十年诗草》，于1943年出版)的题词就是“给张充和”，且是由张充和为他抄写一遍。据他的回忆，1933年初秋与张充和有了“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而“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这里所说的三年多以后的重逢，应该是指1936年10月苏州之行，以及1937年“开春即南下逍遥，出入宁沪苏杭，会友写诗译文”期间与张充和的交往。此时“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应该说，作者本人对于后来以“无题”为名的这五首诗的主导情感所做的说明基本上是可以与诗作本身对应得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上引的这篇自序写于1978年，已是四十多年后的一种总结与反思，并不能完全代表他当年写作的真实心情，也不能完全说明他的主导诗意，而在1988年底至1989年初所写的《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中，他将1937年居住杭州陶社期间因隔壁禅寺的礼忏声而受到“无端的触动”，从而写下“晓梦后看明窗净几，待我来把你们吹空，像风扫满阶的落红”，以示“把这一个悲欢交错都较轻松自在的写诗阶段划了一道终止线，结束了一度迎合朋友当中的特殊一位的柔情与矫情交织的妙趣”，这表现在诗作上，则是“不免在语言表层上故弄禅悟，几乎弄假成真，实际上像玩捉迷藏游戏的作风”。而在《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中，卞之琳在文末谈及周煦良解读姜白石两首七绝的文字时，又说到“他当年虽不知底蕴而为我1937年春末所写的意图(实为故弄禅悟以迎合当时我那位女友的矫情)表示结束铅华的《灯虫》一诗的最后三行那样伤感，应为有过类似的‘少年情事’的过来人所能道”，这两段文字中都用到了“迎合”，这应该是卞之琳事后的一种反思，而两相对照，则不难看到，前一段说到“柔情与矫情交织”，“柔情”应该是指自己，而“矫情”应该是指对方，可惜柔情总被矫情误。

　　对于自己的这几首诗，卞之琳晚年好几次曾谈到，一次是在《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中，是在正文之外表示附带说明的一段文字，“在我那一路寥寥几首诗里，正如悲喜都可以颠来倒去讲，因为都是托古托人托物托景来写自己和一位不平凡的当年同辈女友之间不值为外人道的若干年平凡交往的缘故，‘你’‘我’也可以颠来倒去变位称呼的”。在《难忘的尘缘——序秋吉久纪夫编译日本版〈卞之琳诗集〉》中则明确说到自己创作《无题》诗“首先是明白写给谁的，论者也多能肯定诗中有大于文本的意义”。

　　应该说，卞之琳与张充和的交往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卞之琳是1933年秋在沈从文处认识的张充和，于是心生爱慕，但觉得自己是一介穷书生，未必中对方的意，所以有《断章》(1935年)那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梦中暗恋和自觉无缘的感叹。而1936年到1937年则是两人关系的一个临界点。他们的交往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卞之琳因情不自禁而苦恼，开始正面追求，但是又是一种绅士式的矜持，既怕失自尊，也怕难为对方；而从张充和那一面说，她则正当青春年华，一时也没有别的选择，卞之琳对她也算是慰情聊胜于无了，所以两人关系渐趋亲近。1936年的探访与结伴同游(卞之琳去张家拜访，张充和也为卞之琳抄写诗稿)，令他们之间的感情有所增进。可以这么说，卞之琳被张充和吸引已经很久，但因对方态度暧昧和矫情，他一直逡巡不前，不敢直接表白，大概直到1936—1937年间，他才正式展开追求并获得了对方某种似有若无的回应，双方的情侣关系于是变得“若有其事”——至少是被熟人公认正在谈恋爱的一对男女朋友了。这在卞之琳来说自然是欣慰的进展，而张充和似乎也没拒绝，倒是很享受卞之琳的追求。陷入情网的卞之琳在欣慰的同时仍感到不安，变得为情所困而激动苦恼起来，于是才有了《“当毕”》的出现。这并不一定是他个人的单相思，也不大可能是完全自作多情，会错了意，也并非张充和后来所说的“无中生有的爱情”，她在这段交往中应该也是有所表示和回应的，不然他不会如此误会。而目前笔者尚未看到史料说明1937年卞之琳在宁沪苏杭游访期间见过张充和，但他1937年集中创作的诗作基本上都是起源于这份感情。而从《若有其事四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诗人的情绪已非1936年年底写作《“当毕”》时的那种焦虑与懊恼，而多了一点“开朗以至喜悦的苗头”。

　　等到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卞之琳和张充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张充和已是成熟有主见的名媛了，热衷于与高官显宦、名流名士相交往，而对卞之琳再无兴趣。而卞之琳仍然苦苦追求，“当年春天(按：指1938年——引者)我好不容易把在避乱退隐又即将成为沦陷区的老家乡下的女友催劝‘出山’到成都来”。在成都期间，卞之琳动员一切力量追求张充和，张充和非常生气，以至离家出走。绝望而又不甘绝望的卞之琳于是奔赴西北和北方战区，目的是让张充和看看自己也有勇武的一面。而对于此次出行的前因后果，卞之琳自己的回忆中是这么说的：

　　煦良以为我与女友就此分手，私下对我说，想起我1937年春末写的那首十四行体诗(按：指《灯虫》——引者)的最后三行，不胜伤感。其实他不知道他这番出行，并非好像部分为了私生活上的什么挫折，而是多少相反，倒是女友当时见我会再沉湎于感情生活，几乎淡忘了邦家大事，不甘见我竟渐转消沉，虽不以直接的方式，给了我出去走走的启发。方向则是我自己选择的：投身到前方为国家存亡、社会兴衰的现实问题而出生入死的千百万群众中一行，以利于我当时和日后较能起点积极作用，同时也就是接受考验和锻炼，居然能成行，自然会给我引起振奋，而并非给我标志了一种出家式的悲凉。

　　从上述引文看来，卞之琳去延安等地并非因为感情受挫，而恰好是因为和女友感情深挚，为避免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才有这番出行；但他并未说明为何他又“竟转消沉”。因此，这番追述自然不能不视为一种事后的掩饰和回护。而较为接近事实的情况可能是，卞之琳努力了仍遭拒绝，在感应到时代大潮冲击的同时，为了有所改变，也半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文弱，半是为了排遣内心苦闷，才前往延安并随军生活。卞之琳回到西南后，仍然放不下张充和，可张充和已然无意。抗战胜利之初，卞之琳应邀去英国访学，仍为此委决不下，求计于沈从文，沈从文鼓励他放下儿女私情去英国，卞之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他1949年回国后，张充和已经嫁给了傅汉思，并且传闻与沈从文有关，这才有了方令孺致张充和信中所说的卞之琳“很恨从文，说从文对不起他”的说法。总归一句话，卞之琳一生痴心不改，晚年的张充和则极力撇清自己与他的关系。

　　这里顺带说一句，当事人张充和曾称所谓的卞张情事是“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这是她自己的一种认知，自无不可。但更符合实情的情况可能是，张充和很喜欢或“享受”这种被追求的感觉，也乐得逢场作戏，内心也许略有所动，但终究还是认为卞之琳不是她所中意的类型，因此，两人的相处与交往应该不会是她晚年所极力撇清的那样，是卞之琳极力纠缠，她却从未“惹”过他，两人的交往，也应当不是她用比喻所解释的那样，“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和我表白过”。据她的家人回忆，卞之琳也并非没有说过“请客”：

　　周孝华(张充和弟弟张寰和的妻子——引者注)奶奶在解放前后见过卞之琳多次，知道他对四姐充和是真心真意的，夸张的表白她也见过，曾有报纸将此刊登，周孝华奶奶不愿提起，心里同情归同情，但也很无奈。

　　周孝华老人告诉记者，其实卞之琳还是有过“攻势”的，“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带礼物，多少也说过一些让我们帮他劝劝充和的话”。但他的迂回策略显然没有奏效，“毕竟家里人都觉得不合适，而且总是以充和想法为重的”。至于礼物，“是那种亚麻布料的香港衫，每次都一样”。即便心存感激，且与卞的私人感情与日俱增，但在周看来，“连买礼物都不会变通”应该也算是木讷和不够灵活通达的表现吧。

　　…………

　　周孝华老人还曾亲眼目睹过一次卞之琳情难自已之后的大胆表白。“那一天我在自己屋子里，充和突然进门来喊我跟她上楼。”透过楼上充和的房门缝隙，周孝华看到卞之琳竟双膝跪在地板上。“充和又可气又可笑地告诉我，说卞之琳跟她求婚，声称如果不答应他就不起来。”但显然，卞的“威胁”并未有作用，“过了没多久，也不知道充和用什么法子，就让卞之琳又站起来了……”

　　张充和还说卞之琳“他自己也老对别人说，我对他有意思。——其实完全没有，说良心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从来没有惹过他”。其实据笔者所见，卞之琳除了在少数几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提到自己的女友外，并未多谈这段感情经历，仅有巫宁坤在回忆文章中写到20世纪80年代他去拜望卞之琳时，后者告诉他说“有人认为，他和充和的关系是他自作多情，其实当年他俩之间的感情是很热烈的”。“热烈”与否，自然是个人感受，但从上述《若有其事四章》的诗题及诗文不难看出，这里的情感远非那种单相思的苦闷与焦灼，分明有着两情相悦的那种“哀愁中含了一点喜气”和惆怅中含有喜悦的诗意。

　　笔者非常认同蔡登山激于《合肥四姐妹》中“充和不仅善讽，还有很强的思辨力，这种女人岂能轻易放过卞之琳这种男人！卞之琳自称诗人，把瓦雷里、魏尔仑挂在嘴边，同时又是充和的裙下之臣，要充和不揶揄他也难”这种不仅有失公允而且是刻薄过分的言论，而依据史实所作出的钩沉与辩误。诚如蔡先生所言：

　　前尘往事，对张充和而言，或许已是云淡风清，但对卞之琳而言，却是情深一往！尤其是卞之琳诗句中所吐露出的真情，可说是“情到深处无怨尤”！而这在金安平的书中却简单地一笔带过。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为治史者的基本要求。当历历往事已化为动人的诗篇，似乎不能简单地视为诗人的自我多情，而对卞诗“缺乏深度”的揶揄，更是有失公允。

　　所以，尽管当事人一个轻描淡写但却痴心不改，一个极力撇清同时有意无意贬低，感情的事本来就复杂得难以说清，外人也不好妄加评判，好在诗人虽已远去，但诗作还在，仍有读者。

　　注释：

　　①卞之琳：《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②除了张曼仪《卞之琳新诗系年》(《卞之琳著译研究》附录三，香港大学中文系1989年版)中所提到的之外，还有《小诗四首》《垂死》《若有其事四章》《黄昏念志摩先生》等。

　　③可参见拙著《卞之琳的新诗处女作及其他》，《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1期。

　　④该诗原载《文艺月刊》(南京)2卷4期，1931年4月30日出版，为“诗二首”之一，另一首题为《傍晚》。陈丙莹在其所著《卞之琳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中提到这是“各诗集皆未收入的早期佚诗”，并在注释中附上了全文，详见该书第111页。

　　⑤孙玉石有关《足迹》的修改情况和诗歌主旨所作的说明和分析，详见孙晓娅、徐玥《慧心灵工说不尽——纪念卞之琳百年诞辰清华座谈会录音整理》，载《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新诗卷第八辑，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⑥飞白主编：《世界诗库》(第3卷)，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408页。

　　⑦瓦雷里(Paul Valery)著，葛雷、梁栋译：《瓦雷里诗歌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⑧详见吴心海整理的卞之琳集外文《“当毕”》，《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6期，同期还刊有吴心海所著《人力所自招的折磨——关于卞之琳集外文〈“当毕”〉》，可参阅。

　　⑨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大学中文系1989年版，第203页。

　　⑩张充和著，王道编注：《小园即事——张充和雅文小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1～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