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日本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1927年由于经济拮据辍学，离开北京，辗转各地后，于1929年3月来到上海，居住在法租界上。当时王实味在离党之后，又无固定的工作，希望能够鬻稿卖文为生，翻译了一本《珊拿的邪教徒》，侥幸得以公开出版。《珊拿的邪教徒》系德国著名戏剧家、诗人、小说家霍普特曼(Gerhart Johann Robert Hauptmann，1862—1946。王实味译为“霍布门”)所著中篇小说，原题DerKetzervonSoana，出版于1918年。王译列于徐志摩主编“新文艺丛书”之一，于1930年4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版式为32开本，竖排，本文140页(卷末附有4页广告及版权页)。放在该译本卷头的《译者序》末尾具有“1929年10月7日”日期，可视为译竣之日。这是王实味生前公开出版的第一本译著。王实味还在这篇序言中有交代，该译从美国Modern Library 1928年出版的英译版重译而来。Modern Library 1928年版为初版本，附有Harry Salpeter前言，不具译者名字。
霍布门著、王实味译《珊拿的邪教徒》中华书局1930年4月初版本封面及《译者序》第1页
王序篇幅不算短，不像一般的译者前言那样形式化，却包含着实质性内容，即对于郭沫若翻译的质疑。关于郭译，王序介绍如下：
不幸的是，在已经译了十分之八九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告我说，这书在三年前已经郭沫若先生根据德文原本译过了，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是《异端》。
此书，原来在王实味重译本之前，就有郭沫若根据德文原本翻译的译本，译题为《异端》。郭译初版于192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似曾重印过几次。据我所目睹“新中学文库”1947年3月第三版版权页所载信息，“新中学文库”版初版是1933年6月出版的。虽然郭沫若在1926年初版本卷头《译者序》末尾表示将来再版时希望能够更正初版的错误，但1947年版未见有更正之痕迹，可知后来的版本均非“改版”，而是“重印”。
那么，王实味对于郭译的质疑，针对何处？有何问题？王的指点是否正当？有无充分的论据和说服力？对于这些问题，我想在这篇小文中提出初步的看法，供学者参考。
王实味将郭译(从王《译者序》篇尾的日期看，他参看的应该是郭译初版本)第109页第4行至第110页第1行三个段落抄引(第三段落只是开头两行)，对存疑的三个地方施加下线，然后将己译所据英文和自己译文出示，供读者判断孰对孰错。他之所以不厌其烦抄引了不少字，似乎是为了让读者看到上下文以便判断郭译之顺不顺与合不合情节和故事的展开情况。以下，我对此略加省略，仅将郭译中王实味施加下线的部分、与下线部分对应的德语原文、王实味所依据英文版原文、王译，四者并列提示：
【第一部分】
[郭译] 他承认了牧师对于这件事体所处的位置。
[德语原文] und nahm in der Sache den Standpunkt des Priesters ein.
[英文版原文] and accepted the priest’s point of view in the matter.
[王译] 接受了他对于事体的意见。
【第二部分】
[郭译] 至于村民的所行所为，村正约束着要加以严重的防闲的。
[德语原文] Was aber die Dorfbewohner und ihr Verhalten betraf, so versprach er dagegen strenge Ma?regeln.
[英文版原文] But as to this villagers and their conduct, he promised to take stern measures against them.
[王译] 关于村民以及他们的行动，他允许加以严厉的制裁。
【第三部分】
[郭译] 这位年青的牧师他不好直接申禀到僧正那儿，乃至申禀到教皇那里去吗？我想他一定是清斋，祈祷，熬守通夜，把自己的脑经弄坏了的。
[德语原文] Dieser junge Priester k?nnte es wohl bis zum Kardinal, ja, zum Papst bringen. Ich glaube, er zehrt sich ab mit Fasten, Beten und Nachtwachen.
[英文版原文] This young priest might easily get to be a cardinal, yes, even a Pope. I think he is eating off fasting, praying and watching the night.
[王译] 这青年牧师怕会极容易就作到僧正甚至教皇的。我觉得他像被斋戒，祈祷，熬夜弄得消瘦不堪了。
王实味对于这三处的看法如下：
第一第二两点，我想只要读者细心把英译郭译和拙译对照看一下，揣摩文清，自然就可明白的。关于第三点，村正妻子所以说那牧师怕容易就会做到僧正甚至教皇，是称赞他的热心为道，看接下去的那句话就可明白，而且依据书中的事实，那牧师原是曾把事体“申禀到僧正那儿去”了的。
据如上理解，王实味判定郭沫若确实译错了。他语气很肯定，说：“好像绝对是郭先生错了。”那么，郭沫若译文的“错”那么明显、那么“绝对”吗？我未免有点怀疑。
本来关于上列译文的正确度问题，不谙德文的人没有发言权。这一点，王实味也承认：
郭先生的译本是根据德文原著译出，不懂德文的自己，几乎可以说没有批评他的权利。他的译本与英译本出入的地方颇多，但我不敢说一定都是他的错误，因为英译本也许会译错的，虽然英译者因文字相类的关系要易免错误些。不过有些地方，依据常识和上下文情，好像绝对是郭先生错了。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王实味判断郭译译错的依据不外是在理解德文的正确度上，英译者因其语言的类似而胜于郭，以及常识和上下文情，这两点。那么，现在让我去逐一确认王实味判为“译错”的三个地方。
关于第一部分，问题比较单纯，因为郭译与王译的分歧仅在于对德语原文Standpunkt及其英文译语point of view的译语之选择上，而其他部分包括句子的解释就大同小异。原来，Standpunkt及point of view均可译为“观点”“意见”“看法”“立场”等。对此，郭沫若却充当“位置”一词，而既然用上“位置”，作为与此相称的动词，就想到了“处”，将整个句子译为“对于这件事体所处的位置”……这是很自然的思路和处理。虽然如此译法稍欠稳当，但不至于到“译错”的程度吧。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像郭沫若那样留日学生出身的文学家都有一种语言习惯，动辄将日语中汉字词汇直接搬到中文书写中。原来日语中“位置”这个词包含着“立场”的部分意思。今天我们也经常使用“立位置(tachi-ichi)”一词，意为一个人在思想上的倾向、价值取向或对于具体事情所采取的观点、立场。“立场”与“位置”有时候也可以互相通用。郭沫若或有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位置”一词。如果是，至少在当时郭的主观意识上，此处不算“译错”也不为过。
接着去看第二部分，我们就可以发现到郭沫若直接挪用日语汉字词汇的更露骨的例子。德语原文versprach确如英文译语那样是promise之谓，中文应该译为“允诺”“答应”“保证”等，王译所采取“允许”亦可(虽然王译中“他允许加以严厉的制裁”指何人加以制裁，不甚清楚)。很有意思，虽然现代汉语词汇中的“约束”并无此种意思，但日语中“约束(yakusoku)”恰恰是promise的意思，而且是极为普通的动词/名词。留日多年，对日文那么烂熟的郭沫若，一不小心(或无意中)就直接使用日语意义的“约束”，也算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大有可能。当然，在此使用“约束”作为“允诺”“答应”等意思，不管如何也算是“译错”，但也不是那么严重的错误吧。
即使说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问题，那也不过是译语选择的问题而已。但是第三部分的问题，其性质却与上面两个问题不同。因为它就涉及一个比较完整的句子的解释。
这部分的解释，一看就可以知道，郭译与王译迥然不同。为何产生如此分歧呢？我也可以判断，王实味的译文，作为英译版英文句子的翻译，是正确的。那么，英译到底是否德语原文的忠实翻译呢？因为我也与王实味一样不谙德文，所以就请教于德语专家，就得知原来英译就有“译错”的嫌疑，即“郭对王(英)错”。至于如何正确解释这句德文，我没有发言权，无法确定其究竟，只好搁置在一边。但跟我一样不谙德文的王实味将郭译断为“译错”的理由能否成立，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此重审一下。
如上所述，王实味认为，英文与德文“文字相类”，故英译更可信。这理由，虽然在原则上可以成立，但本来只是泛论而已，不能据此断言以英文翻译德文绝对没有“译错”。而且王实味也无能在某一句某一词的层面上判断英译的正确度如何。我认为可以不管这第一个理由。
王实味还举了第二个理由，说：“看接下去的那句话就可明白，而且依据书中的事实，那牧师原是曾把事体‘申禀到僧正那儿去’了的。”以此为由而判断郭译是“译错”无疑。这理由能否成立？
第三部分这句话出现在整部小说进入最后高潮之前，发自村正年青妻子之口。原来山上乱伦兄妹之子亚加达听从牧师的嘱咐，下山到教堂找牧师，而进入村里就受到村民的迫害。牧师好不容易将他引入牧师馆内躲避迫害，自己就跑到村正那里去说明情由并请求适当的对应。牧师回馆后，村正之妻对丈夫如是说的。
的确如王实味所说那样，牧师在此以前曾有两次“把事体‘申禀到僧正那儿去’了的”：第一次在牧师向村正了解到珊拿山上“邪教”牧民兄妹的实情之后，第二次在亲自上山访问了兄妹家之后。其实，这两次“申禀”完全是牧师职掌内普通汇报(而且此时牧师心里还没萌生“邪念”)，表示自己一定要善诱教化牧民一家的决心，而受到掌管教区的僧正之嘉奖。但如上介绍，村正妻子的感想是在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之后发生的。此时她或许觉察出了问题之严重已经超出只管世俗事务的村正所能对付的范围之外，是应该由教会来解决的心灵问题。果然如此的话，她此时也不妨说：“这位年青的牧师他不好直接申禀到僧正那儿，乃至申禀到教皇那里去吗？”像郭沫若所译那样，而可以不管牧师在此前有无“申禀”。
王实味还说，村正妻子的话“是称赞他的热心为道，看接下去的那句话就可明白”。这个理解本身没错，但也并不构成非得将前一句话与后一句话解释为一体的理由。而且，当时牧师面临事体的急变，加上已经明确自觉到对于亚加达的爱慕，内心正展开着灵肉冲突的激烈斗争，一定呈现出狼狈不堪的样子。那么，他之所以“消瘦不堪”，可能是如此心理状态的反映，而不一定只是“热心为道”的表现。我觉得，王实味所举的理由，作为将郭译断为“译错”的理由，还是缺乏决定性的说服力，有待进一步商榷。
指出文坛前辈翻译的“译错”，以炫耀自己的外文能力和翻译态度之严肃认真，这可以说是渴望跻身文坛的无名文学青年惯技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动机)，以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的嘲笑为著名例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不乏见。王实味对郭沫若翻译提出质疑也是否出于如此动机？对此，我不敢妄断，也不大感兴趣。我只想指出一点：或许因为王实味后来不幸遭遇的印象太强烈之故，他的“牺牲者”形象往往会影响甚至支配后世对他人生道路上一切行为的客观评价，产生某种“误导”。通过本篇所介绍的例子，我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王实味这个人的个性之一面，而这“一面”恰恰是被“牺牲者”形象遮蔽的“一面”。如果得以收集更多的“一面”，而将这些面面综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够构筑更生动更丰满的“王实味”之立体化形象。我认为，这还是对“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承认与尊重，而这承认与尊重，不仅是所谓“作家研究”要靠以建立的基础，而且是以“人”为对象的所有“研究”须臾都不能忘记的伦理底线。
2019年1月4日
注释：
①在此据王实味夫人刘莹的回忆文章《沉痛的诉说 无限的思念》(原载温济泽等《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暂取1929年3月说。朱鸿召《王实味年谱》(收在朱鸿召编选《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将王来沪之期定为1929年底，不知所据。
②对于1926年版和1947年版进行对照就可以知道，两种版本，除了装帧更换外，还有三处存在着明显的变更：译者名义，后者使用“郭鼎堂”；后者将此书编入“新中学文库”，将丛书名称写在封面上；在扉页及版权页上，将“世界文学名著”字样加在书名前。
③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上海三联书店版《王实味文存》所收《译者序》，从三处取消下线，仅对第一存疑处以着重号替代下线。黄昌勇编《王实味：野百合花》(“野百合花丛书”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所收版本保留三处下线，可据。
④此处德语原文引自Project Gutenberg网站所提供电子版(http://www.gutenberg.org/files/20302/20302-h/20302-h.htm，2019年1月4日阅览)。据该站说明，电子版根据S. Fischer Verlag 1922年版。英译原文重引王实味在《译者序》所引。
⑤毋庸赘言，郭译与王(英)译孰对孰错的问题，最终取决于德语原文的“正确”解释。为了慎重起见，我还参看了以下两种日译本(都是直接译自德文的)：中岛清译《ゾアナの異端者》(金星堂1923年版)、奥津彦重译《ソアーナの異教徒》(“岩波文库”版，岩波书店1928年版)。其中郭沫若参看过中岛清译本，而利用了其译注多处。饶有兴趣(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两种日译本对村正妻子这句话有不同解释，中岛清译本与郭译一样，奥津彦重译本与王(英)译一样。
⑥据我管见，董国强《“王实味现象”解析》一文(《书屋》2004年第3期)很早就敏锐指出了世上所传“王实味像”存在着某种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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