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清华 王士强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作为诗人，作为优秀诗人的白玛几乎是一个秘密，无论是在社会公众层面，还是在“诗歌界”内部。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与社会风习的急功近利、气躁心浮有关，与诗歌生态的某种体制、积习有关，但实际上，之所以如此，更多地恐怕与白玛个人有关，这也许正是她主动的选择和追求，所谓求仁得仁。一句话，白玛是将自己的人生活成秘密，将自己的诗歌写成秘密的那种人，与艾米莉·迪金森不无类似。

　　白玛的冷静、淡泊、纯粹在当代诗人中殊为少见。她几乎是逆潮流而动，她有过丰富的“现代生活”经历，从军，去西藏旅行，“北漂”，经商，写专栏……而近年来，则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居住山里”“种地、除草、放羊、修房”……这当然不应该被看作迫不得已，因为从世俗生活的角度，想要改变此种生活是极为容易的。唯一的解释，是她乐得如此：她找到了安顿自己、成全自己的最佳方式，这里正是她诗意栖居的无可替代的所在。从大的社会和文化系统中进行观照，白玛的意义才能够得以凸显：“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势推进、摧枯拉朽，人们被欲望所挟持、征用，自我分裂，变异为非我，而白玛则从这一体系之中脱身而出，她选择了“人迹罕至的一条路”(弗罗斯特语)，在生活态度上做出了非比寻常的选择，而更为内在的，则是意识形态、价值观方面的分道扬镳、卓尔不群。就此而言，白玛的选择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意味，有一种“孤勇”蕴含其中。她是独立的、有立场的、有力量的，确乎做到了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白玛与日常生活、世俗生活之间的关系颇值得考量。她的诗固然是纯粹的，有精神性和形而上维度，但是并不拒绝日常生活、日常经验，而恰恰充满极为丰富、生动、毛茸茸的细节，也充满对世俗中人、世俗生活的体恤、关切和温柔。她是在世俗、俗世之中的，而并非现世生活高冷、孤绝的反叛者，但同时，她“在”而又“不属于”这种世俗和俗世，她更多是以出离、审视、回望的态度看待这一切的，她关注的是在这日常和俗世背后更持久、更有意义的一些存在，比如爱，比如美，比如神性，比如命运。她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她的诗中有人间烟火，有沉哀剧痛，有活色生香，同时又有超拔、高迈、宏阔之思与想，拥抱与疏离、热爱与厌弃、入世之深与出世之远在白玛诗歌里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白玛的写作是慢的，如她所说“写诗是一门慢手艺”，她在艺术上非常用心、讲究，这是一种自我的高标准、严要求，或者说，是一种“洁癖”。她曾言要“像写墓志铭一样写诗”，尤其可以看出她对待诗歌写作的态度。这种“洁癖”体现于她的作品，是反复的打量、揣摩、调试，无一字无用处，增之一字则嫌多，减之一字则嫌少，全诗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白玛重视诗歌的节奏、气息、韵致，其诗歌在发声、音韵等方面均颇为考究，在意义之维外，她的诗同样颇有“味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玛的这种“洁癖”主要的不是在语词、修辞的层面用力，她的写作更多是“生命本体”而非“语言至上”的，所以意象堆叠、语言空转、修辞奇观等不是她诗歌的选项，她努力达到的是生命状态的睿智、通透与语言状态的澄明、平易的结合，应该说，这样的诗歌追求也是深谙艺术之辩证法的，是值得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