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姝

　　李敬泽近年的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井喷期，从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华丽转身为“新锐”散文家。2017年1月《青鸟故事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7月《咏而归》由中信出版社出版，2018年10月《会饮记》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如此密集的出版速度令人惊叹，更让人惊叹的是其“绕开了每一种已被确认的文体”①的任意、随性，熔文化、思想、哲学、历史、考古于一炉，跨学科、跨文体的写作方式。梳理李敬泽散文写作的理路，三本散文集的密集出版，其实来自十余年的积累，特别是刊物散文专栏的支持。《青鸟故事集》是在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基础上增补了《抹香》《印在水上、灰上、石头上》《巨大的鸟和鱼》三篇修订再版的。《咏而归》则是在2010年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小春秋》基础上增补了《一盘棋》《富贵如秋风，秋风愁煞人》《鱼与剑》《挑灯看剑》等十余篇而成，而《小春秋》本身则源自李敬泽在《南方周末》“经典中国”专栏和《散文》“经典重读”专栏。2016年第1期的《十月》，李敬泽以“会饮记”为名开辟散文专栏，陆续发表了《精致的肺》(第1期，收入《会饮记》时改为《银肺》)、《坐井》(第2期)、《抹香》(第3期，后收入《青鸟故事集》)、《鹦鹉》(第4期)、《考古》(第5期)、《杂剧》(第6 期)、《大树》(2017年第1期)、《笑话》(第2期)、《江湖》(第3期，改写为《夜奔》发表于2018年第8期《上海文学》，收入《会饮记》时以《夜奔》为题)、《机场》(第4期)、《山海》(第5期)、《延宕》(第6期)以及2018年第5期未以专栏形式，仅列为一般散文栏目的首篇的《邮局》。批评界在解读李敬泽散文时，都感受到了文体之特殊性，认为其“从文学到美学，从思想史到历史学，从知识考古学到生命政治学，这种跨文体的写作方式有助于启发对‘讲述中国’的深入思考”②。的确，从《青鸟故事集》《咏而归》到《会饮记》，李敬泽的写作神游古今，跨越中西，天下之大，秋毫之末，齐聚笔端，令人难以抓住脉络与主旨。而就在读者迷失在李敬泽营造的文字迷宫中时，仿佛可以看到作者那狡黠而智慧的目光穿越过缭绕的历史，亦仿佛可以听到时空之上回响不已的机智笑声。

一、徐徐舒展的历史褶皱

李敬泽写历史，最为醉心的是春秋。在《咏而归》的跋中，李敬泽明确表示追慕孔子的“咏而归”，将中国传统上溯至春秋精神，这也是他把《小春秋》中的《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调整至《咏而归》首篇的原因。《咏而归》的目的是“所咏者古人之志、古人之书，是自春秋以降的中国传统。而归，是归家，是向可归处去”③。2010年的《小春秋》一变而为《咏而归》。此前，从2016年起，李敬泽又在《当代》的“讲谈”栏目开讲“小春秋”系列，先后发表《卫国之肝》(第1期)、《游街》(第2期，后改题为《鲁道有荡》)、《大白小白》(第3期)、《晋国之卜》(第4期)、《天下之客》(第5期)、《风吹不起》(第6期)。2017年起在独立的“春秋随笔”专栏先后发表《风中之信》(第1期)、《无神之讼》(第2期)、《郑伯克段》(第4期)。这一系列的春秋随笔，写的依然是春秋时代，却与《小春秋》《咏而归》从一人一事生发开去，点评杂叙杂议不同，“春秋随笔”专注于春秋时期的历史人物写传，写他们与他们国家戏剧化的命运与遭际，写他们充满性情的勇敢选择，李敬泽凭借文字复活了这些春秋人物。

　　比较《小春秋》与“春秋随笔”，同样写宋襄公，先后收入《小春秋》《咏而归》的《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和发表于《当代》“讲谈”的《天下之客》，讲述的视角和方法就大相径庭。在《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里，宋襄公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不自量力的国君。文章开头用白话讲述了泓水之战的经过，随即转入“我”对这个故事的阅读体会。童年时得出的教训是：“手段和过程是无所谓的，只要我们能够达到目的。”④成年后再读，宋襄公却在武侠的想象中变成一个白衣飘飘、潇洒有礼的大侠：君子不乘人之危。面对愚货宋襄公和英雄宋襄公的难题，遛狗的楼下李大爷一语道破天机，只有强者才有资格讲姿态和风度，弱者必得不择手段以求生存之道。“我”在悟透这点之后反而更加困惑。“五四”之后，人人皆称引丘吉尔所言：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偏偏丘吉尔在希特勒席卷欧洲大陆时做出了傻子般的举动，“聪明人都该为了自己‘永恒的利益’赶紧设法和新主子搞好关系，但丘吉尔说，他要傻到底、干到底，干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寸土地”⑤。在这一番强弱伦理争辩中，宋襄公只是以固定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历史原型而成为一个话题的由头。

　　到“春秋随笔”中的《天下之客》，常在李敬泽笔下出现的“我”或“他”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中规中矩的公元纪年开端，从齐桓公的葵丘会盟讲起，严谨而不失法度，紧接着却荡开一笔，转到卫国公子子鱼被急急召入宫中。在父亲临终的榻前，子鱼的弟弟兹父想把国君的位子让给子鱼。子鱼逃而不受，兹父即位，宋襄公登场。这一切都从子鱼的视角叙出，年青的宋襄公是子鱼那个善良、仁义、真诚得有些呆气的弟弟兹父。用子鱼的目光看去，只有这个他亲爱的永远长不大的弟弟才会在逐利的春秋时代做出推位让国这样符合上古道德却早已不合时宜的举动。子鱼就是那道历史的褶皱。通过这道褶皱的打开，宋襄公不再是一个可笑的靶子，他的仁义是真诚的。从推让王位开始，也因为仁义的名声，才答应了齐桓公与管仲的托付，热情急切地插手齐桓公死后的动荡，送公子昭回齐即位。一切来得太过顺利，使他的野心开始膨胀，这才有泓水之战的那一幕。子鱼的目光一直躲在宋襄公的身后，甚至带着料事在先的神通，劝阻弟弟做那些愚蠢的举动，泓水之战终于使宋襄公成了一个笑话。子鱼的料事在先，分明有着预知历史结果的“我”的主观，现代人“我”隐身在子鱼的身后，用子鱼的目光向宋襄公投去了怜悯的一瞥。作为殷商后人的宋国，始终无法摆脱“亡国之余”的阴影，他们永远是“天下之客”。

　　从《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到《天下之客》，李敬泽对春秋史事，翻转了言说的方式与风格，历史的褶皱被徐徐展开。有人认为“戏仿是李敬泽的武器，是他消解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工具”⑥，也有人指出李敬泽“在知识考古学、文献学基础上对一个又一个‘故事’进行勘察、甄别，对历史镜像进行纠偏，以小说化、戏剧化手法对‘历史’进行重新讲述，建构出一种个性审美化的历史，从而对历史完成个人化的‘修补’，这是一种生长之中的多元化历史叙事方式，将历史的诸多可能性和丰富性重新还给历史，开辟出散文叙事的新维度，形成新的文体风格与书写范式”⑦。诚然，李敬泽的历史叙事是主体化的，“我经历着我的‘历史’，我是自由的，历史不能把我怎样，相反的，你们所说的历史将越来越像我的书”；“历史如同死亡，它只是把死亡、把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命定的结局讲述得更精致、更有逻辑、更可以理解”⑧。从《小春秋》到《咏而归》，再到“春秋随笔”，从《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到《青鸟故事集》，可以看出他对某些历史时刻的人与事有着持续而深入的关注与思考，必须通过不断地写作将之呈现。

　　《小春秋》是由叙及议，史事是激发讨论的引信。“春秋随笔”却将议论的“我”完全隐去，几乎是小说化的手法，有意识地选择历史中那些沉默无声的配角，用细节打开了历史的褶皱，使历史成为主体化的历史。“不是历史虚构，而是历史审美，是历史的‘美学化’与‘文学化’，是历史的‘言说’。”⑨春秋随笔不是戏仿，不是消解，也不是修补，压根儿就是创建，创建一个现代人思考下的主体化历史。他心心念念追溯的春秋是中国精神的源头，春秋那些激荡的热血，那些难以羁御的性情，由此逐渐形成的夷夏之辨、礼义之德，都是民族初始时期最为可贵的东西。《卫国之肝》在生动讲述了卫宣公因淫乱而把国政搅得一塌糊涂之后，写急子与寿子的友爱赴死，写宣姜在接受哥哥齐襄公荒谬绝伦的安排时无可无不可，最后写到被国人遗弃了的卫懿公赤以三辆战车悲壮地迎战狄人，回国复命的弘演见到的只有懿公鲜红的肝，于是以身为棺。波澜壮阔的春秋史事，污秽与纯洁并存，阴谋与忠烈共置，卫国之亡激起的是整个华夏民族的认同：“懿公赤的肝高悬，弘演的死成了向所有华夏国家发出的壮烈吁求：这就是我们，我们的祖宗和社稷，我们的君和臣，我们的忠义和血气。我们的所有和我们的所信、我们的天下和我们的文明，都已退守到最后的时刻，退守到赤裸裸的肝，退守到这具身体。”⑩让那些掩藏在历史褶皱里的小人物走到前台，让那些在史书里沉默的小人物借助李敬泽的思考开始发声，开始观看，由此勾勒出一个充满血性而生机勃勃的时代。

　　春秋如此，中外交流史亦是如此。《青鸟故事集》“将资料汇编式的类书传统改造为一种首尾关联、气息浑然一体的现代书写形式”，用索引或者引文，“进行一种知识考古式的发掘、比较和重新创造”，通过不断舒展开的历史细节，《青鸟故事集》“既是散文、评论，也是考据和思辨、博物与知识，它还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说。李敬泽用充满想象力的小说笔法为读者复活了一段段鲜活的历史”。他心心念念于一些“失落于历史的重重暗影中”的历史细节“根须和枝叶在历史中不为人知地暗自生长”，“这些人一直隐蔽在历史的阴影中”。而现在，他要凭借文字把他们从阴影中拉扯出来，让他们正大光明地生长，直到生长出一大片充满隐喻而又浑然天成的历史。在《小春秋》《青鸟故事集》，以及“小春秋”系列里写的历史人事，其实都是常识，观点在历史专业领域里也早有思考，但唯有跨界的李敬泽，通过文字的排列，才将之幻化为完整的文学世界。这奥秘在于，舒展的历史褶皱并非随意安排，而是通过现代人李敬泽的精心选择，在每一个褶皱背后，都放置一面今天的镜像，重重折照后，变成了一个个殊异的历史“交汇处”。

二、镜像里的反思

从《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到《青鸟故事集》，十余年的沉淀，依然是李敬泽想要写作的命定之书。在写于2016年5月28日的《青鸟故事集》的跋里，李敬泽说：“另有一件事差堪自喜。十六年后，重读当日写下的那些故事，觉得这仍是我现在想写的，也是现在仍写得出的。”他自承这是一部“幻想性作品”，“在幻想中，逝去的事物重新生动展现，就像两千年前干涸的一颗荷花种子在此时抽芽、生长”。值得追问的是，“两千年前”，何以“在此时”在幻想中“生长”？

　　这就是《青鸟故事集》醉心的史事，跨越了两千年迷障的中西交流史，唯有在今天的中西观照下才显现出重重意义，“中国故事”在“我们与他们、本土与异域、中国与西方之间展开”。这一展开受到布罗代尔史观的影响，李敬泽不但在《青鸟故事集》的跋中写下他初读《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感受，并服膺于布罗代尔的观点，认同真正的历史在“无数细节中暗自运行”，“布罗代尔使我确信，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事件和人物其实并不重要，在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无意识的涌动，是无数无名个人的平凡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信念、智慧、勇气和灵感，当然还有他们的贪婪和愚蠢。历史的面貌、历史的秘密就在这些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编定，一切都由此形成，引人注目的人与事不过是水上浮沫”。布罗代尔展开的是物质基础决定的资本主义历史，也是今天全球公认的“现代”的历史；《青鸟故事集》则从布罗代尔的“物”出发，回到“前现代”时代的中西方相遇，在那里，充满了误读和错解，我们自身的迷雾也成了缭绕在西方身上的迷雾，而身在这历史大迷雾中的小人物，更是个个不自知，而个个以其个人的行为选择加深、加重了迷雾。“青鸟”要做的，是把这些错解的乖张情境重新展开，并借由这展开，重新审思“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的辩证性，接受行走在丰饶物质中的“传统中国”何以错失了“现代”，“现代”何以由“西方”定义，“传统中国”在遭遇“现代西方”时，何以错置了情境等一系列烧脑历史拷问。

　　《青鸟故事集》对历史褶皱的打开，建基于庞杂的知识储备，仅《〈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一文便涉及日本女作家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邬君梅主演的情色电影《枕边书》，周作人对《枕草子》的翻译和随笔，由周作人引出李商隐的《杂纂》，再到《太平广记·独异志》里李灌与穷波斯的相逢，而穷波斯故事还有着李勉的异文……《沉水、龙涎与玫瑰》引用了《梁书》，有名的如李贺、杜牧的诗，无名的如唐人章孝标的诗，还有《开元天宝遗事》《张氏可书》《圣经》《唐大和上东征传》《太平御览》《博物志》《铁围山丛谈》《影梅庵忆语》《辞海》《老学庵笔记》《太平寰宇记》《早期澳门史》《杜阳杂编》等，史书、类书、笔记、诗文、宗教经典、百科全书、学术著作无不信手拈来。忽中忽西，忽唐忽宋，忽又穿越到现代，“你”在2000年遭遇关于中产阶级的讨论，那些唐宋的香气一下子穿越到了眼前。文章初看全无章法，细看步步为营，其脉络与时空无关，而题旨归于“物的旅行”。沉香和龙涎香的贸易体系、玫瑰与蔷薇的长期误认，都在说明“物比人走得远”。《抹香》《布谢的银树》等篇目，罗列的皆是物，皆是乍看起来不知所云的物，舒展开来方知人、事、物在历史细节上呈现的秘密。“‘物’当然是历史，历史的绵长、丰饶、静穆感和跳跃性，时常呈现在‘物’的‘秘密交流’上。‘物’一刻也不曾消停，它在呼啸。”而随着李敬泽笔下物的展开，物背后都是人，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人。

　　与“小春秋”系列“我”的逐渐隐身不同，《青鸟故事集》通过引文、缀章、附记的形式强化着主体对历史的编织，资料和史实以细节铺演展开，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场景与场景之间并无必然的时空的联结，碎片化的场景背后是精神的缀连成章。《青鸟故事集》成了本雅明意义上的“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书”，卡尔维诺的“百科全书式叙事”，“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个图书馆、一份器物清单、一系列的风格；一切都可以不断地混合起来，并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记录下来”。整合这些时空并置场景的则是李敬泽从史料细节中打捞出来的精神镜像。“穿行于博杂的文本，收集起蛛丝马迹、断简残章，穿过横亘在眼前的时间与遗忘的荒漠，沉入昔日的生活、梦想和幻觉”，让“沉默不语的文献”“重新开口说话”，从而发现“伟大的无名生活的秘密”。

　　这是李敬泽对文字魔力的体悟与实践：“资料下面，是复杂含混的人心，不能或不愿形诸文字，若对人心无感觉，所能摸到的大抵只是皮毛。”香料如何得以在前现代的世界贸易体系里旅行？东方如何成为《布谢的银树》？雷利亚是四百多年前死里逃生的葡萄牙使节的女儿，还是现代酒吧中出现的神秘女子？大明嘉靖年间两条葡萄牙走私船上的船员伯来拉被流放到桂林，在伯来拉之前两百年的传教士鄂多拉克在福州，伯来拉之后两百多年，大英帝国马戛尔尼使团的一员在北京前往广州的途中，他们都见到了鸬鹚。(《静看鱼忙？》)还有《利玛窦之钟》里被理解为奢淫摆设的现代时钟，《八声甘州》里被绕晕了的丝绸之路，《飞鸟的谱系》中“鸟媒”一样诱惑、欺骗着的译者，以及《第一眼——三寸金莲》中在西方目光下发现的三寸金莲……

　　在现代之前，中西方已经有了无数次错译情境中的遭遇，“那棵银树也是一面有着神奇魔力的双面镜子，东方和西方、中国和欧洲，在镜子的两边相互凝望，他们看到的景象是相似的，唯一的区别是，他们都以为在镜子中看到的是对方”。标志着“技术进步、生产和历史的时间”的“利玛窦之钟”可以有能力重造，明清两代的帝王却永远与“现代”相隔，君臣们的精力消耗在马戛尔尼的礼仪之争中，小民们则在三岔口的戏剧演出中，继续世俗生活的算计。“什么是‘现实’?对知府来说，‘现实’就是他在审问一个来历不明的番鬼，现在他知道了一切，圆满地履行了职责；而‘老汤姆’和阿树的‘现实’是向官府证明了他们作为通事的专业水平，而且阿树还借此推销了樟木箱；至于那位印度水手，他的‘现实’是一场噩梦。”世界的时间隆隆向前，镜像里的中西带着无数的谬误与短兵相接，见到了对方，也见到了自己。一道名叫“现代”的闪电，划开了中西方，却依然抹不去无穷的谬误，镜中之像永远笼罩在语言不可抵达的迷雾中。《青鸟故事集》里的过去“故事”，却在这道闪电下照亮成为世界史、全球史的“中国”。因而，那些穿插在历史场景中的现代人，是必要的，有他们的存在，才显现中西方镜像式遭遇时的可笑与滑稽，而这可笑与滑稽正在为他们所继承。“在这个所谓‘全球化’时代，我强烈地感到，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那些充满误解和错谬的情境，我们和陌生人、陌生的物相遇时警觉的目光和缭绕的想象，这一切仍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现实。”“历史”由一个个故事串联而成，这故事或真或假，假亦是真，真亦成假，“‘历史’这个故事将不得不重新讲述”。

三、人、事、物的趣味

历史褶皱的展开，镜像式的反思，最终都要落地到文中所叙的人、事、物。《青鸟故事集》“首先是因为那些人和事真的非常有趣”。“有趣”是李敬泽对于写作对象的选择标准。“有趣”在《咏而归》和“小春秋”系列是李敬泽意图“引古人之精神”以鉴校今日的中华文化源头，在《青鸟故事集》则是中西交流中一个个互为镜像而又错讹百出的情境，到了《会饮记》则无疑源自“转述”对既有秩序的挑战。

　　李敬泽自己也说过：“《会饮》也是一篇文体上非常有趣的作品，它是由多重的、复杂的转述构成的。这使它的内容在叙述学意义上非常不确定，隐含着自我怀疑和解构。这是一篇名副其实的‘道听途说’——阿波罗多洛斯所讲述的一切可信吗？他并非那场对话的在场者，他只是一个转述者。”不止一位研究者系统整理过《会饮记》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现实的对应关系，认为它是“‘有意味的形式’——一部当下中国文学的指南录和意见书”。黄平甚至总结出了每一篇的结构模式——“从一处或几处现实情境中的‘文学生活’写起，与之对话的，是当下的‘文学生活’所无法包括的部分——真实的人，辽阔的山河，直抵有关本质性问题思考的艺术或理论”，并指出“会饮”对话最终归结于“总体性”矛盾的张力及其解决。但对《会饮记》做出如此抽丝剥茧的理论解读的同时，仍需回到文学的趣味。对话的双方，对话的内容，乃至对话的场景，何以构成《会饮记》的热闹有趣？否则，《会饮记》为什么不直接以学术论著的形式现出思想的真身？

　　对话的一方是《会饮记》里的“他”。他奔忙于一个又一个的文学会场，准确而不超时的八分钟发言，表面的谈论与内心的想法毫不相关，吃牛排，涮羊肉，以及饮酒，最重要的是遇到各种各样有趣的人与事，并由“他”博杂的阅读经验将这些有趣的人与事置放在“总体”世界中显影。这个“他”是谁？李敬泽在《会饮记》的跋中这样写道：“‘他’是谁，对我来说，‘他’就是他，当然，我也没法禁止别人在‘他’的皮袍下榨出一个我。”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亲身经历者，面对当下“总体性”的分崩离析，“在今天表面热闹内里虚无的文学现场游走，其中的孤独与虚无可想而知，这就能够理解《会饮记》从一个李敬泽分蘖出的无数的复数的‘他’。因此，一部《会饮记》最后只能是‘会饮的招魂’。一个‘李敬泽’分裂出无数的‘他’的‘会饮记’——这些‘他’彼此怀疑、批判和对话，在敞开着‘李敬泽’，也敞开着《会饮记》整个文本”。李敬泽用这个“他”的化身，以文学书写的形式回归，实现了他自己期待的文学生活：“小说家或作家都是山鲁佐德，他们和她一样，以言说和书写战胜残暴的时间，战胜内心的恐惧，战胜死亡，人的生命和生活由此得到维护和肯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始终面对他们的时代、他们的读者，如临深渊而镇定自若。”

　　“他”的主体性保证了“会饮”的生动、鲜活。“他”的诘疑、思考、漫想、反审，构成了文学的“未封”之境。借用柏拉图《会饮篇》为名，为的就是通过“转述”的形式，撑起“会饮”的热闹，这热闹还不可追问。“但实际上，纸面之下还有一个广大的动荡的、很不清晰很不确定的面，那是日常的思绪、情感、言谈，是生活和交往，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是思想的‘未封’状态。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做一个阿波罗多洛斯那样的转述者。”“他”的转述无穷无尽，涵盖中西，接通当下与传统。《银肺》中那个可爱的速记姑娘，在“他”与他人的文学讨论中被虚构成想象；《坐井》中从五国城里徽宗的困守到维特根斯坦的思辨，还有那个瓷瓮状的“地听”，“我”用“地听”听到了一切；《考古》中范仲淹的“天下”和被西方发现的“丝绸之路”；《鹦鹉》《杂剧》《大树》《机场》《笑话》等篇里，柏拉图、卢卡契、本雅明等哲学家们互相论难，范仲淹、卡夫卡、鲍勃·迪伦们谁也不服谁；还有《夜奔》里那个用价值一个亿的宋塔换自己女人的大盗，葆有着真正的侠气。在《会饮记》里逐字逐句解读“他”所涉及的庞杂知识是无趣的，沉浸于由这些庞杂知识构成的“未封”之境里，体悟、贴近有趣的人与事，当然还有物，才构成了“‘前知识’的观花或许是更美好的生活”。

　　在这里，《会饮记》与《青鸟故事集》《咏而归》构成了同一的关系。“会饮”专栏的最后一篇《延宕》，从半夜收到朋友的照片写起，联想到酵素广告，那照片竟是机场书店架上的《咏而归》，鲁迅的《故事新编·起死》嘲讽庄子，朋友圈纷纷转发的十个欧洲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公开信《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谈到雷蒙·阿隆，思考着“欧洲左翼或新自由主义将如何对西班牙或伊拉克之事做出自洽的、逻辑一贯的回应”，“世界正在回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划分着我们和他们”，参加着讨论《咏而归》的会议，担忧着“会饮”专栏编辑的催稿，继而在泳池里遇到曾与之论辩过扶贫、假古董博物馆等当下现实问题的县长。漫天的思绪纷拢而归，县长所面临的，不正是欧洲知识分子们所思问题反映在中国现实里的困境？《延宕》的个人情境，与世界大势、中国问题，经由“他”联结纷扰在一起，正是“未封”难解之境。这和《青鸟故事集》中“三千年前殷宫中占卜的龟甲有的竟来自马来半岛，而一千年前，来自索马里的乳香就在唐朝的香炉中烟云缭绕”的情境异曲同工，都共同地指向了“总体性的，是一种壮阔的联系，一种隐秘的结构，一种人世间默运的大力”。也许跳出现实面临的文学总体性难题，李敬泽只是想用“会饮”的转述来构成有趣的形式，引入有趣的人、事、物，从而打破散文陈规的结构，完成“子部的复活”。这也是李敬泽自己期待向往的文章境界：“需要一种广义的文章理论，把庞杂的万物生长的常态的书写活动都容纳进来。对人类生活来说，小说不是常态，诗也不是常态，但文章是常态。文与章，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根本发意，我们需要在更广大的视野里对现代中国之文作深入的理论思考，也只有经历这样的思考，作为文学的散文才能获得它的艺术自觉。”更进一步而言，“文学作为整体性力量”，“无论风俗史还是心灵史，‘史’的观念要求一种整体性的力量，意识到生活的变化和流动，意识到这种变化和流动是整个时代图景的一部分，意识到个人的隐秘动机和思绪与这个时代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现实出发的《会饮记》如此，深入到历史的肌理与须发中的《青鸟故事集》《咏而归》和“小春秋”系列亦如此。回到“有趣”的人、事、物，“向着现代以来的世界性的文学经验的整体敞开”，文章脉络因精神而运生，历史的褶皱云雾缭绕，现实的镜像千回百转，抵达的正是文章气韵之本身。

　　注释：

　　①黄德海：《它绕开了每一种已被确认的文体——评李敬泽新著〈会饮记〉》，《文汇报》2018年9月12日。

　　②颜水生：《时空的辩证与讲述中国的方法——论李敬泽的文学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1期。

　　③李敬泽：《咏而归》跋，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页。

　　④李敬泽：《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小春秋》，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⑤李敬泽：《关于宋襄公，一种想象及种种问题》，《小春秋》，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⑥陈霁帆：《站在历史的断井颓垣——关于李敬泽的历史书写》，《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

　　⑦罗小凤：《“历史”的另一种言说方式——论李敬泽散文对历史的“修补”》，《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1期。

　　⑧李敬泽：《行动：三故事》，《青鸟故事集》，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309页。

　　⑨毕飞宇：《李敬泽：从“看来看去”到“青鸟故事”》，《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3期。

　　⑩李敬泽：《卫国之肝》，《当代》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