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涛

一

有这样一种印象，在我们试图把握文学作者与其作品的互动机制时挥之难去：“写作者与小说的每一次遭遇所产生的结局都是不可以重复的，因此我们见到的每一部小说都有让人惊讶的地方。”①这里的“我们”同时也将读者的身份涵括在内。当然，相较而言，身为写作者的刘醒龙把握此中机理要更进一步，他坦言“一旦新的写作开始了，从前的一切经验便即刻成了乌烟化去，只有那些空阔无边的想象在发挥着作用”②。我们在尝试理解刘醒龙所强调的“新的写作”时，理当注意到文学书写之“新”有“常新”的意味。解字之要同样见于他的自白：“文学是少年时代自己手里拿着的那根老甘蔗，越接近根部越甜，咀嚼起来也觉得越坚硬。”于是可知刘醒龙执着三十余年流返于大别山、沉潜于现实民生的深层动机。反复书写③的冲动，根源于穷竟现实的历史使命，这是刘醒龙作为书写者的自觉；而对于读者而言，去咀嚼刘醒龙笔下反复却常新的内容，梳理其背后经验与想象的更新，这亦是我们难得的、照镜自省的机会。

　　在某种意义上，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18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便是这样一部让人直觉“确有预期，又实有意外”的作品。此中的“似曾相识”，在于作者仍在着力“续写”着文学作品谱系中传统的“父亲”形象。“我们的父亲”，在刘醒龙的不断组织、展发之下，实际上是有迹可循的：最早的《村支书》于《青年文学》1992年第2期发表，小说人物方知书其舍命投河、挽救水闸危机的英雄运命，所承载的正是作者对于父亲切身经历的现实思考：“那时父亲在乡下当区长，有天半夜他全身透湿跑回来，也不说原因，几天后才知道父亲蹲点的村子下暴雨，小水库泄洪的闸门坏了，父亲便潜到水底将闸门打开……生活在这时告诉我，英雄的无奈才是父亲这一代人现在真实的处境。”④而后，同样的英雄故事复又以更为写实的面貌进入了《致雪弗莱》(刊发于《人民文学》2000年第2期)的文本当中。在这一次的“遭遇”里，“下水开闸”的英雄事迹已退为一件鲜有人知的往事。当刘醒龙选择借由老十哥这个“父亲”角色的口述来回望整段历史的时候，他所要达成的，便已不同于《村支书》时期对时世艰难的分享与质询，我们切实感受得到《致雪弗莱》有关现实和解、精神回归问题的关注与探索。当然，老十哥所代表的“老干部”“老黄冈人”这一代的人与事，其在刘醒龙的书写下最终将得到怎样的安放，问题的答案还需我们进入《黄冈秘卷》来发见。

　　《黄冈秘卷》的创作完成于2017年，它在事实上又构成了对十余年前的中篇《致雪弗莱》的扩写(后者稍做改动后进入新的文本当中自成章节)。留意刘醒龙针对“下水开闸”事迹的这第三次取用，我们可以说其依旧在为老十哥人物形象的典型化而服务，但实有不同的是，这段往事“浮出水面”的方式已不再是经由老十哥来完成自我追忆，而是先一步地被定格在了当地《组织史》的段落之中：“下水开闸”的英雄岁月仅仅是用老十哥干部履历中“擅游泳”这三个字加以概括的⑤。(“擅游泳”的典故最终又交由老十哥的大儿子、充任着小说叙述者的“我”来为读者揭晓⑥。)此中的“更进一步”，我们势必要注意到，就在于伴随着历史语境、创作视野的持续向前，从前那个隐藏在文本背后、充任旁观者、回望者终至于书写者的“我”，已经一步步地走进了《黄冈秘卷》的文本，而与同时代渐行渐远的“我们的父亲”构成显在的对位。“父亲的我们”，在某种层面上，诸如“我”这样的后辈正开始逐渐换下“老十哥”们而步步走上时代的“当事人”位置，开始为他们分担起处理历史、应对现实的困扰、信念还有责任。意识到这样一种潜在的书写位置上的变化，当我们进一步看向刘醒龙《黄冈秘卷》文本的具体组织方式时，我们似乎就能更为贴实地去领会其背后的机理以及取向。事实上这又是一个剥茧抽丝般的过程，刘醒龙的书写是这样与生命的经验、与血脉的想象连续贯通建立起同一性关系，这或许是他最为与众不同之处，文字的生命质地或许从这里让人感受到沉甸甸的重量。

二

在保留《致雪弗莱》多线并行叙事结构的基础上，《黄冈秘卷》的“扩写”不仅只在于文本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其呈现出近乎是全然不同的新貌。这实际上是刘醒龙一贯秉承的小说观的践行结果，在他看来：“中短篇小说确实很依附于一个时代，如果它不和时代的某种东西引起一种共鸣，它很难兴旺下去。但长篇小说不一样，长篇小说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它可以不负载当下的任何环境而独立存在，可以依靠自身的完整性来充实自身。”⑦《黄冈秘卷》以黄冈这个小县城为坐标起点，将这里前后五代人的生命历程容纳进来，其时间跨越有近半部的近代中国历史，空间上又从刘家大塆、团风镇、黄州进而延伸至武汉，甚至去到更远的北京。面对这样一个时序驳杂、线索盘缠的“生命体”，我们势必要在当中找寻一个考察的入口，于是发现：小说从始至终在处理的，正是有关“再书写”的问题。

　　《黄冈秘卷》反复提及了三个文本，《革命史》《刘氏方志》以及那份闻名全国的教辅材料《黄冈密卷》，它们分别牵动起以“书写”为主题的三条叙事线索：老十哥对《组织史》书写的看重，老十八对重修《刘氏家志》的锲而不舍，以及“我”对于《黄冈密卷》幕后写手及其运行机制的层层探秘。置于故事叙述者“我”的内聚焦视角下，我们发现也正是几代黄冈人对于“再书写”的这份执拗，构成了推动整部《黄冈秘卷》步步展开并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这其中，又是以“我们的父亲”刘声志来充任小说文本空间里的人物“轴心”。刘声志因在同辈中排行老十常被人称一声“老十哥”，这个终其一生遍任了全县八个区区长，创造了组织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是从刘家大塆走出来的距离县长位置最近、最有可能创造家族纪录的男人，可以说是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主心骨。《黄冈秘卷》用在老十哥身上的笔墨是最多的，其传奇般的个人生命史最终应由何人书写，又当安放在何处，这也毋庸置疑地成为贯穿小说文本，串联大小线索的关键问题。

　　具体说来，“我们的父亲”老十哥终其一生都与《组织史》保持着纯净无瑕、坚不可摧的信约关系。这不仅体现在他常年将《组织史》放在床头柜，养成了遇事便翻读细看的习惯，不仅在于他计划将其“传与家里的几对少夫妻人手一本”，更是因为老十哥义无反顾地为组织奉献了一生，又从无怨言地认同着《组织史》那“寥寥几笔”对他事业乃至整个人生的概括。当然，老十哥与组织之间的书写关系也不全然是单向的，它随着老十哥进入“晚年”而开始发生松动：1996年的除夕之夜，当“从不在乎个人得失”的老十哥一反常态，开始在意起自己在《组织史》的记录不只有冷冰冰的人名、官职、年份数，还有籍贯，还有“擅游泳”三个字时，熟知老十哥脾性与心理的母亲提醒读者，父亲开始“有点心虚了”。“这是什么变化？或者说，这种变化包含何种意味？”⑧面对作者借由叙述者的“我”所提出的进一步追问，我们需要留意到，有一句藏在小说开篇、由老十八立下的判断可谓一语中的，能帮助起拨云见雾的作用：“你伯(老十哥)这辈子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⑨针对老十哥的“心虚”，老十八借这句话想要点明的，其关节就在于“离休”的事实，在于离休所意味着的个人之于组织不容逆转的剥落；而老十哥的“反常”也是因为，组织关系的剥离势必又会不断消磨老十哥其个人史归置于组织历史语境下的书写痕迹。《组织史》的书写效力变得大不如前，来自个人史的书写压力重又显现，这事实上也构成老十八及其看重的《刘氏方志》在后来能够“乘虚而入”的重要原因。

　　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来梳理晚年的老十哥连同他的好同志王朤，两人针对县里组织工作所主导的一系列日愈“激进”的干预与对抗行动：诸如在夜里“拿起电话打给县里主官，将南门大桥在夜里作怪的情况告诉对方，请其务必高度重视”⑩，或在正月初三“当街拦住红旗牌轿车，当街出了县里主官的丑”只为揭露其贪污受贿的行径，再有后来针对“南门大桥”重修的问题与前后几任主官“博弈”到底……可以说，老十哥们对于组织事业“热情不减”“忧心依旧”，这背后既是受到对待组织事业终生不易的责任感的指引，同时也坦露出一种对于个人书写终将湮没于其中的“誓不从命”。这似乎是黄冈人骨子里特有的执拗，其在后辈们看来，就好像“自己围困自己”；但话虽如此，“我们又一如既往地心存怀念”，老十哥为组织书写身体力行的模样，“才是我们所熟悉的既坚强又有理想的父亲”。

　　如果说老十哥对于《组织史》的看重更多的显示为一种“困苦的执拗”，那么相较而言，为着续修《刘氏家志》而辗转数年、奔走各方的老十八刘声明，其面对“再书写”的重重困难，不但未有一丝动摇，反倒始终暗怀着一份执拗的信心。老十八计划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为《刘氏家志》跑二十一次”，既是为了劝说他的老十哥点头同意续修，也指望着能找到上辈人1933年续修的《刘氏家志》的下落。在“游说”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申明着续修家志的重要意义：“《刘氏家志》是刘家大塆全体刘姓男女的根本。”“谁家续修家志都是无量的功德。”“《刘氏家志》回头写好印出来，至少光耀一百二十里……”身为一介农民，老十八对于家史书写、血脉传承的这份执念，不仅仅代表着面对故乡土地的深切敬意，更显示为一种独到的生存智慧：“岳飞宁肯死在风波亭也要精忠报国，但岳飞从没有对母亲说过一个不字。《组织史》包含着远大理想，《刘氏家志》可以用来追根溯源。”这是老十八在第二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劝说老十哥时所郑重说来的一番话。老十八或者说作者刘醒龙借由此处想要点明的，老十哥面对个人书写恐将无处安放的困境，除却缠着组织事业誓不松手以外，一直还有着另外一条路径，那便是回到《组织史》中用“籍贯”二字来指向的故乡土地。老十八在老十哥生命中的每一次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在老十哥任第八区区长期间于暴风雨之夜解救其一家老小，抑或是红卫兵批斗会现场将老十哥抢回刘家大塆，包括如今为着续修家志的事而频繁登门，这些都象征着来自刘家大塆、来自故乡土地的无尽的召唤。而故乡的这份力量，历史印证着它总是在“最关键的一次留到最关键的事情上”得到显现，这也是老十八作为黄冈人那份执拗的信心所在。

　　《组织史》与《刘氏家志》这两个文本所使用的是全然不同的两套话语，它们一明一暗、里外交错着将老十哥的生命历史组织起来。然而，这样的双线并行在《黄冈秘卷》的文本空间下并不构成显在的对立，作者亦无意要追究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的父亲”如何处理历史书写的问题，关系到他们用以应对现实的方式，在小说文本空间下，实际更多地衍生成为如何组织当下生活的过程。而这样一种新的面向，又是借助在《致雪弗莱》基础上所新增的一条线索，透过“我”对于教辅材料《黄冈密卷》的探秘过程而实在地展露出来的。

三

《黄冈秘卷》的故事落足在20世纪90年代末，身为老十哥家长子的“我”，此时已经成长成为一名文学作家，并“理所当然”地充任起故事叙述者的角色。除却对于老十哥乃至黄冈祖辈的历史回望，经由“我”的内聚集视角而捕捉到的时代情感与生活细事反复地穿插进来，这既在叙述节奏上发挥着间隔、延宕等效果，从而保证《黄冈秘卷》呈现出来的如题所指的“秘卷”一般的意味，又使得小说故事落实至当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黄冈秘卷》不仅是“回故乡”之旅，同时更呈现出一份“在当下”的写真。这其中，又是以“我”对于教辅材料《黄冈密卷》的揭秘最为关键。“我”的此种关注，在故事的讲述下，基于的是这套教辅材料在当时当地所造就的空前影响力，始于少川女儿北童从北京方面传来的对“我”这个黄冈人的错怪，后来深入至于对此中书写与流通过程的揭露，包括背后发行单位的操作真相、考题设置的写手与素材来源、市场运作的投机腐败现象等等。如此，《黄冈密卷》成为一种现实性的标识，小说正是围绕它而切实地就中国时下教育问题展开了揭露与反思。除此以外，我们还需注意到，《黄冈密卷》作为“在当下”的文本形式之一种，同时也在发挥着自身书写的效力，并与《组织史》《刘氏家志》的双重话语达成了书写层面上的互动。也正是三个文本间所呈现出来的此种张力关系，使得《黄冈秘卷》“在当下”的写真又进一步有了纵深之感。

　　具体说来，《黄冈密卷》取材了老十哥个人生命史中两段“鲜有人知”的往事，分别加上了“世上最贵的皮鞋”“无情的甘蔗”的标题，将其以“作文素材”的形式收录进来。尽管小说并未将这两篇材料的原文公布出来，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就无法直观地去捕捉《黄冈密卷》在“改写”过程中的侧重与转向，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与经由故事叙述者“我”而呈现出来的往事回望是根本不同的：后者更多还是依循“老十哥”们的态度在追忆他们的生命历史，而《黄冈密卷》则是将同样的历史段落单独选取出来，透过紫貂、慕容(非刘家大塆人)的重述转而面向全国各地的考生(“父亲的我们”的、又下一代)，这样一种“在当下”的“重写”，无疑就对老十哥奉为定论的《组织史》的书写话语带来了冲击，甚至起到一定的消解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老十八及其看重的《刘氏家志》试图唤回的是老十哥对于《组织史》中“籍贯”二字的正视，那么《黄冈密卷》文本的存在，则表示着除却《组织史》“那些干巴巴的文字之外”，另有诸如“擅游泳”的“世上最贵的皮鞋”“无情的甘蔗”这类“略带灵性的文字”也得到了书写与复现。这可以说是老十哥生命历史置于当下的“安放”形式之一种，而它的达成，背后依靠的便是“我”或可谓“父亲的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再书写”的那份执拗的自觉。

　　如此，当我们开始理解“我”对于揭秘《黄冈密卷》书写真相的执拗之所在时，与之相应的有一个实属作者有意为之的情节设定也当得到重视，那便是：风行全国的教辅材料《黄冈密卷》其背后的主导者并非他人，而正是与老十哥同时出生、姓名同音的兄弟刘声智。在《黄冈秘卷》的文本空间下，老十一“刘声智”同老十哥“刘声志”两个名字只一字之差，两个人却走向完全不同的局面。站在小说有关“再书写”的问题脉络下，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人如其名、笃信“个人才智”而非“组织精神”的老十一，其一方面是以老十哥对立面的存在而反复出没于故事情节矛盾的关节之处，无论是最初出卖老十哥却机缘巧合地促成了他与组织的相遇，抑或是如今围绕老十哥离休工资停发事件、南门大桥重修项目而对县里组织工作进行的干预，老十一的系列举动都在动摇着老十哥围绕组织书写的建构，从而使小说有关“再书写”的矛盾步步深化；另一方面，老十一又事实地促成了教辅材料《黄冈密卷》针对老十哥个人生命史的“再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老十一怀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乡土观念来响应老十八续修《刘氏家志》的使命，抑或是与作为刘家长子的“我”多次交涉以攻克来自老十哥“再书写”的压力，老十一的此种“推手”形象，都象征着在时代语境下那股持续向前、不容扭转的书写趋势，可以说，在他的身上同时也暗藏着作者刘醒龙组织整个文本的价值取向。如此，我们进而看向《黄冈秘卷》故事的末尾，于是发现：也正是在老十一错拿了老十哥藏在同一处的《刘氏家志》，并意识到家志封面上写有“我”的名字“刘珀惇”的时候，小说这场围绕于“再书写”的较量才终于明朗起来，步步走向一个团圆的终局。

四

《黄冈秘卷》为处理有关“再书写”的问题设置了以上三重文本的冲突与互动，归根到底，这背后所指示的是不同时代价值取向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此，充任作者分身的叙述者“我”曾做出进一步的评断：“一个时代价值观与价值判断如果一成不变地应用到另一个时代，是行不通的，也是格格不入的。在我看来，老十哥对《组织史》的看重，以及老十八对《刘氏家志》的锲而不舍，正是两种典型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二者之间不应当存在对与错、是与非，不同的只是其拥护的人群有所差异。”面对“我”的此番“代言”，我们如何得出作为时代“当事人”的“我”那表而未露、呼之欲出的价值观念，进而又如何把握这背后的作者刘醒龙写作《黄冈秘卷》想要达成的价值选择，“这是小历史对大历史的质询吗？这是现代向传统的撤退吗？这是集体对个人的让渡吗？这是都市文明对乡村伦理的妥协吗？”问题的答案还需我们深入小说的结局当中来发现。

　　小说故事的讲述来到1999年，伴随着县里南门大桥重修项目的正式启动，老十哥交付与组织书写的这一生可谓真正地落定终章。当七十四岁的老十哥终于决心要回归故乡土地时，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角色也都响应般地来到刘家大塆，他们共同参与同时也见证着围绕在老十哥身上这场“再书写”的较量步步走向一个团圆的结局。具体说来，小说借由海棠姑娘在五十年后的一句话宣告了《组织史》话语在老十哥当下生活中的退场：“我说老十哥……现在老了，还要缠着组织可不太好，就不要再给组织添麻烦了。”在这以后，老十哥面对老十八在关键时候第二十一次的呼唤，终能够诚实地交出来那本封藏的《刘氏家志》；既同意了家志续修工作的展开，老十哥又进一步地指名要由“我”来为续修的这本《刘氏家志》作序。如此，过去被《组织史》短短百余字所覆盖的老十哥的生命历史，终得以切实地在刘家大塆溯源归根，同时又经由“我”这样的后辈的见证而落足在了时代的当下。

　　而伴随着“我们的父亲”这场“再书写”的完成，“我”在为《刘氏家志》所作的序言中进一步指明了其中的意义所在，“《刘氏家志》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将一代代的生命血缘用文字记载下来，给我们和我们往下的久远的后来者，提供一条清晰的脉络，然后就有可能在心里模拟自己生命出现之前的可能的状态与意义。从这点上来说它是给心灵的一个处方，寻医问药还得靠每个人自己”。事实上，这也同时指示着“我”的背后作者刘醒龙写作《黄冈秘卷》的意图取向。从最初的《村支书》《致雪弗莱》来到《黄冈秘卷》，刘醒龙反复咀嚼“我们的父亲”一代的生命历史，是为了去发见沉潜在现实背后的机理脉络。具体在《黄冈秘卷》的写作中，这种意图显示为从书写者重新回到当事人位置的变化，指示着刘醒龙走向对于故乡土地的回归。最终，作为黄冈人的那份执拗、确切说是“贤良方正”的生存品质被找寻出来。它既存在于《组织史》《刘氏方志》乃至《黄冈密卷》的书写话语当中，也同时构成着刘家上下在面临各自“再书写”的困境时的一种天赐一般的默契。

　　在这个意义上，诚如刘醒龙所言，“写《黄冈秘卷》，重新认识和理解‘贤良方正’，几乎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决心走自己的路，却最终回到父亲面前，回到传统正途的经历相当”；而对于读者来说，走进刘醒龙在文学意义上的这场回归故乡之旅，去体会在“甘蔗根部”现实的甘甜，这确是我们难得的照镜自省的机会。

　　注释：

　　①刘醒龙:《小说的难度》，《时代文学(上半月)》2011年第7期。

　　②刘醒龙:《小说的难度》，《时代文学(上半月)》2011年第7期。

　　③但红光:《回归本源,重理根脉——刘醒龙写作的变与常》，《长江丛刊》 2019年第3期。“在刘醒龙的创作中，既有对前作的扩写、改写，也有同一情节的多次出现。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其 2009年‘茅奖’作品《天行者》是在其1992年中篇《凤凰琴》基础上的拓展……”

　　④刘醒龙:《仅有热爱是不够的》，《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

　　⑤刘醒龙：《黄冈秘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

　　⑥刘醒龙：《黄冈秘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21页。

　　⑦周新民、刘醒龙：《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

　　⑧刘醒龙：《黄冈秘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页。

　　⑨刘醒龙：《黄冈秘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⑩刘醒龙：《黄冈秘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