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雪晴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刘醒龙凭借《黑蝴蝶 黑蝴蝶……》正式开启自己的文学道路，一年后，他开始创作其早期代表作——“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以1992年结集出版的《异香》中的标注为准，这个系列的写作时间正好与文坛轰轰烈烈的“寻根”运动相重合。再者，“大别山之谜”系列又的确充满了地方色彩和回归“自然之根”的意味，方法上也接近所谓的“自然主义”，很容易被直接视为“寻根”的组成部分。这种以理论追认具体作品的归类法虽不免对小说的解读造成某种局限，但“寻根”思潮仍为小说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虽然楚文化为刘醒龙的作品提供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其精神影响几乎贯穿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但“大别山之谜”系列与“寻根”思潮的真正契合之处可能更在于“寻”而不在于“根”。据说，“大别山之谜”本应写作“大别山之迷”，标题的“将错就错”把重点从原本的“迷恋”“迷惑”甚至是“迷思(myth)”引向了“设谜”和“解谜”，在“寻根”的意义上，则是把书写对象从“根”转移到了“寻”，并且在“寻”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立起了更动态的关系。

　　在1985年集中发表的“寻根”宣言中，绝大多数参与其中的作家学者都将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视为“根”的“所指”，虽然推崇的部分各有不同，但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都得到了肯定。然而，在真正的创作实践中，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却并非那么不容置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正是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在。“大别山之谜”系列中，刘醒龙并不热衷于对“楚文化”进行道德评价，比起“善恶有报”的“人间”逻辑，他似乎更倾向于探讨一种“非人间”的“无常”，以及难以理解、缠杂不清的人性渊薮。既然自始至终都是无法解读的“不老之谜”，“大别山”及其代表的“楚文化”自然也难以承担起在现代性历史逻辑中“回顾与展望”的民族之“根”的重任。“大别山之谜”系列的写作是一场“设谜”之旅，刘醒龙在此后不断的文学实践中寻找着那些混沌而沉重的问题的可能解答。近三十年之后，《蟠虺》这部“解谜”小说诞生了，它试图在一个世纪的开头回望上一个世纪即将进入尾声时出现的困惑与迷惘。

　　《蟠虺》和“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同样利用了“谜”——悬疑的书写模式：引人入彀的线索不断抛出，铺陈和留白拼凑出若隐若现的“真相”，梦境或幻觉中埋下破解现实谜团的伏笔，“巧合”与“超现实”在日常生活的框架之内营造出“非日常”的氛围，最后还能对种种细节进行整合，使之导向一个符合逻辑又具有某种超越性的结局。“谜”式元素本身在刘醒龙的创作中由来已久，“生活本来就是解释不清的，能解释清楚的就不是真正的生活；……我愿在使自己融合进绝对不应当被称为浪漫的‘东方神秘’的过程中深情地表现它”①，这是作家对自己文学生涯起点的回顾。因此，设计“谜团”的兴趣其实是弥漫于刘醒龙所有作品中的某种独特气质，而真正将《蟠虺》与“大别山之谜”系列直接联系起来的则是二者之间超越时空的对话关系，那些产生于1980年代的问题，那些在当时得不到解答或是为了避免模式化思考而被搁置的问题，此时具有了其他的可能。《蟠虺》的写作时间和主要的故事时间都是21世纪初，但1980年代末——这个在小说中不断萦回的时间标识，是一切故事的起点。不断被强化的时间意识背后隐藏着一种自觉的问题意识。《蟠虺》是一场延宕了三十年的“寻根”之旅，它在新时代接续起了作者曾经的希冀，“为重建楚文化的神话体系，而与各洞蛮夷一起竭尽绵薄之力”②。本文试图在“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和《蟠虺》的对比阅读中探究某些发轫于1980年代的思考在21世纪的新变化与新可能，以及个人写作与时代思潮之间充满张力的微妙关系。

一、“内”“外”之别

1980年代中期，“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政治道路的主流以及社会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在这种追求现代化的空前热情中，中国自身的民族主体性也面临着潜在的危机。这种危机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西方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略带怀疑的推崇以及对中国文化本身包含着自尊自矜的怀疑，因此它指向了对民族主体性加以认同的需要。但这种主体性认同本身，却又隐约流露着他者指认的意味。中国历史自进入近代以来，这种他者性的认知视角就一直存在于文化的潜流中，参与中国民族主体性的建构。致力于重建民族主体性的“寻根”派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也同样难以回避他者的视角。这不仅仅在于他们试图以“西方很多学者……都极有兴趣于东方文化……在这些人注视着的长江、黄河两岸，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③这种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观点为本民族文化张本，更体现在他们面对本民族文化时若隐若现的他者态度，例如把“文化的根”视为启蒙主义所批判的对象，把乡村生活当作保存了城市过去的“博物馆”。在一般情况下，“寻根”派对传统文化(或“不规范的文化”)多采取审美化的处理方式，而这种处理方式本身便隐含着旁观者的立场。来自西方文化的他者式注视和来自现代“规范”文明的旁观式审视，以及民族心理本身的潜在矛盾，导致民族主体性的建构始终处于一种内部分裂的状态之中。

　　作为曾被指认为“寻根”文学组成部分的作品，“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在探索“大别山，这不老之谜”(《异香》，1988年)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了“中西”“内外”的问题，那些零星点缀于小说中的细节看似无关紧要，有时甚至游离于故事主体之外，但这也正是时代意识与个人创作实践之间既契合又游离的潜在紧张关系的真实呈现。“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集中创作时间最早(1984年)的一篇小说——《我的雪婆婆的黑森林》——直接把生长于大别山中的男孩与美国“阿波罗”号登月的历史事件联系了起来，男孩的父亲给孩子改名为“阿波罗”的行为竟建立起了中国与美国、日常生活与人类历史之间的隐秘桥梁。小说中还有更意味深长也更内化于作品的细节，这位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将月亮夺回来”的少年为自己设定的成人标志之一是像父亲一样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蓝吉列”剃须刀，那是“真正的美国货”，“一定要找一副把上刻着阿姆斯特朗或奥尔德林这两个名字的，只有他们才能配得上阿波罗”。被不断强调的品牌和产地给父子的代际关系、青少年对成人世界的期待、想象中的自我认同，以及懵懂发芽却又无声消弭的爱情组成的成长故事开辟了另一条叙事线索。这些看似与主线情节颇不协调的细节是小说对正在发生的宏大历史进程的悄然窥探。1980年代，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现代性想象已经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它曾经具有的社会凝聚力，新的现代化建设不得不以西方世界作为想象的蓝本，它既充当了民族主体性建构的参照，又埋下了自我认同的焦虑。小说中的阿波罗憧憬着能从越南缴获一把“蓝吉列”，“他们在美国佬那里缴来，我再从他们那里夺来。呱呱叫。够英雄”。少年对“战利品”的幻想似乎暗示着一条应对这种两难处境的可能思路。然而，在小说集的最后一部作品——补全之前小说中的留白、汇总所有叙事线索的中篇小说《异香》中，阿波罗的故事有了一个结局：他的“蓝吉列”终究还是在国内的商店里买到的，这个一心想着夺回月亮的孩子死于正面交火前的暗枪，而他想要赠予“蓝吉列”的那个姑娘也早已爱上了别人，直到他生命终结她都对这份没有说出口的爱意毫无知觉。这个与美国登月飞船同名的中国孩子怀揣着英雄的梦想死在成年之前，或许流露出了作家对某种主体性模糊的现代想象的质疑。

　　“大别山之谜”系列中正面涉及中西方文化比较——这几乎是1980年代思想文化界讨论的核心问题——的部分其实并不多，而对于“寻根”文学最关注的传统文化问题，刘醒龙的书写也逸出了当时的主流模式之外。无论是韩少功对鸡头寨的荒诞性想象(《爸爸爸》)，还是李杭育对葛川江上人工捕鱼传统的遗憾回望(《最后一个渔佬儿》)，或者是阿城混杂了“知青”记忆与“中华棋道”的朴素人生哲学(《棋王》)，在这些“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中，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传统文化”做出了或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然而，刘醒龙却并未对这个问题作出正面回应，对于他来说，“大别山”(或者具体到小说虚构的“西河”两岸世界)是一个“不老”的谜团，其魅力正在于无法破解，因此也不可能对其做出判断，只能以“迷”的态度来应对“谜”。而且，“大别山之谜”系列中虽然大量出现颇具地方色彩的传统文化，但它也许并非作家想要探讨的真正论题。这个系列的几乎每一篇小说中都出现了“外来者”与“本地人”，“老人”与“青年”等看似直接对立的人物形象，但刘醒龙对他们的塑造却并未流于简单化甚至是脸谱化——在大山里住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可能比年轻人更向往现代化的生活(《老寨》中宝七伯对电站的执着)，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也可能对自己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有更多的归属感(《返祖》中年轻的地质工作者对乡野的眷恋)，看似传统习俗守护者的老人和投机奸诈的年轻商人可能是利用“传统文化”外衣下的迷信以牟利的同谋(《地火》中的程九伯和陈卜祥)，对“古建筑遗址”的盲目保护也可能对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阻碍(《河西》中的“花桥”遗址)……与1980年代盛极一时的“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都不相同，刘醒龙的写作拒绝对截然两分的“传统”与“现代”进行价值判断，比起对“变”的展望和对“根”的挖掘，他更关注“寻”的过程，他所寻找的是一种真正适宜的生活方式。

　　到了21世纪，学术界对“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刘醒龙也在此时交出了一份与“大别山之谜”遥相呼应的“解谜报告”。《蟠虺》是一部以“国之重器”曾侯乙尊盘的真假之谜为中心展开的推理小说，这个关于“以假乱真”的故事为书中人物和书外读者设下了多重虚实相生、假中有真的迷局，穿透令人眼花缭乱的层层线索，“这场既以曾侯乙尊盘作为武器，又以曾侯乙尊盘作为目的的暗战”的真正谜底其实是“楚文化”。“楚文化”是一个与“寻根”思潮颇有渊源的命题。在为“寻根”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的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龙”和“凤”分别被视为西方和东方两大氏族集团的图腾，二者之间冲突不断，“这种斗争溶合大概是以西(炎黄集团)胜东(夷人集团)而告结束”④，这个“龙凤”概念后来在韩少功“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⑤的追问中衍生为黄河流域“龙的传人”和继承了“楚文化”的“鸟的传人”。对“规范文化”与“不规范文化”的区分在“寻根”宣言及其创作实践中大量存在，他们普遍认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⑥，而“西方现代文明的茁壮新芽”需要“嫁接在我们的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⑦。“规范文化”的失效与西方现代性的参照作用共同构成了“寻根”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基础。“楚文化”作为“非规范文化”的典范，曾被“寻根”派寄予厚望，但在刘醒龙这部跨越时空却又不断回溯1980年代的小说中，“楚文化”与“规范”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区别不再被强调，“楚地青铜重器只能与君子相伴”，而“君子”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再“规范”不过的核心概念。

　　刘醒龙在《蟠虺》里终于对文化问题作出了正面的回应，这个回应本身同时也构成了整个故事的关键生长点。楚学院研究青铜重器的学界泰斗曾本之提出曾侯乙尊盘是依靠“失蜡法”做成的学术主张，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围绕青铜器铸造法的学术界真理与权力的斗争，而最终真正的曾侯乙尊盘上的蛛丝马迹证明它其实是由中国传统而成熟的“范铸法”制作而成。这一学术争论实际上涉及一个文化自信问题，文化上的不自信直接导致了对真理的遮蔽，“中国人有时候就是犯愣，认为欧洲青铜时代有失蜡法，中国的青铜时代也应该有，否则，连古代的中国人都会低欧洲人一等”。1990年代，不同于西方世界甚嚣尘上的“文明冲突”理论，费孝通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受到启发，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建立“文化自觉”并推动各文明和谐共处的有效途径。进入21世纪，“文化中国”的建构问题一再受到关注，人们试图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合“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甘阳“通三统”)。刘醒龙的《蟠虺》充分激活了这种“文化自觉”意识，使之内化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在探究及最终确认作为“镇国之宝”的青铜重器的制作方法的过程中，有力地肯定了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并试图超越近代以来始终作为民族主体性建构重要参照的“西方”视角，建立起文化自信。《蟠虺》所认同的“传统文化”，并非1980年代中期合法性存疑、难以摆脱“他者”指认、与“现代”相龃龉的“博物馆”式文化，而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现实生长性的文化。

二、理想化的可能

“大别山之谜”系列以“非人间”的态度和思维书写了一个人间世界，发源于大别山深处的西河流淌在这十一个故事中，来来往往的本地人或外乡人穿梭于故事之间，营造出浓烈自然却又暧昧难辨的人间烟火气。这些小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内在联系，一篇小说中的留白与谜团可能会在另一篇小说中找到细节的补全或证实，以此拼凑出日常生活的真相。这部小说集中的作品以短篇居多，作家在短小的篇幅中成功塑造了众多性格分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又在不断“串场”的过程中建立起复杂的人际关系，并因此变得更加立体饱满。其中，出现次数最多、串联起最复杂关系的应该是一个英年早逝的单纯少年阿波罗。他在《我的雪婆婆的黑森林》里怀揣着建功立业的梦想与爱情的青涩萌芽出场，凭借来源于美国“阿波罗号”登月事件的姓名与人生理想，以及对黑森林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想象与精神归属感，在中西方文化之间建立起不可思议的联系。然而，这个看似充满着生命的力量与可能的孩子却在第三篇小说《人之魂》中战死沙场，这个消息成为阿波罗奶奶悲伤离世的导火索，也戏剧化地为他默默爱着的姑娘桂儿最终的疯癫埋下伏笔。在小说集的最后一篇也是唯一一篇中篇小说《异香》中，之前所有故事的线索汇集在了一起，阿波罗的成长过程也露出端倪，由此引出儿时玩伴大胖和父亲梅所长的人生际遇和最后的死亡。阿波罗战死的消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的精神状态，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他们踏上了死亡之旅，而巧合的是，他们死亡之旅的终点站着同一个凶手。这个“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本应为小说带来清新自然的气息，并成为“希望”的象征，但他却被死亡的阴冷所裹挟，“希望”也变成空中楼阁。而且，他并未轰轰烈烈地死于正面战场，而是冷枪的牺牲品，他的参军实际上也有他父亲“走后门”的因素。因此，阿波罗的死亡甚至在“精神升华”的层面都很难具有合法性。这个在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中本应最为单纯美好的角色，也被涂抹上了现实生活本身暧昧的阴影。

　　老人与青年是“寻根”小说中最为常见的“二元对立”形象，但在“大别山之谜”系列里，他们却难以被简单地归类，老人并不与“传统文化守护者”的角色直接相关，青年也未必都向往外面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以《老寨》为例，这个深藏在大别山主峰上与世隔绝的“天堂寨”看似完全符合1980年代“寻根”文学对“非规范文化”保留地的想象，然而，“全寨的人全是外来户，谁也不知道谁的根底，谁也不管谁的来由……谁来这儿的时间最长谁是头领”。因此，这里并没有所谓在自我封闭中保存下来的“传统”。以伐木驮树为生的年轻人贤可，被母亲生在进寨的山路上，自此一直生活在老寨中，他对外面的世界既没有认知也没有向往，安于现状地过日子。而贤可的未婚妻宝阳的父亲宝七伯——老寨的现任寨主，作为一个曾经的外来者，却执着地追求现代化的生活，为了老寨能够通电，甚至说服独生女儿嫁给能修好废弃电站的外来逃犯。这一老一少的性格和选择超出了模式化的“寻根”人物序列，而与他们的生活轨迹息息相关，充满了现实感。

　　“大别山之谜”中的善恶好坏往往缠杂不清，甚至在同一个人的身上也是如此，刘醒龙对此并未作出明确的判断，在情节安排上也有意避开了“善恶有报”的世俗原则，与他对“文化”的态度如出一辙。《灵》是一部与“寻根”思潮和“改革”文学都有某种内在联系的小说，故事围绕“护林”这一中心矛盾展开，但它的真正核心其实在于“父与子”。瑞良是一个用生命保护森林的固执老人，但他年轻时曾是一个伤害过森林中大量生命的猎手，并在酒后强暴了少年尼姑慧圆，致使她难产而死。瑞良的儿子柯乡长则在政策的号召下，为了乡民的尽快致富打上了木材的主意，良好的意图最终却流于急功近利的乱砍滥伐。善良的守护者有着罪恶的过去，一心求发展的改革干将也在利益面前失去了理智，这对站在对立面的父子最后有了一个同样的结局，他们都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善恶好坏的界限变得混沌。《河西》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设置，唯利是图、坚持收过桥费的年轻人钟华和召集群众重建曾经造福居民的“花桥”免费供大家使用的十三爷之间看似“善恶分明”，故事情节也似乎朝着“善恶有报”“皆大欢喜”的结局一路发展；然而讽刺的是，因丧失客源而负债逃走的钟华一把火烧掉了木制的“花桥”，人们又走上了那座钢筋混凝土桥梁，只是不再交过桥费了。就在此时，十三爷却死于小解时触电，这个死法令人错愕，近于卑琐，之前的一切区分在这个结局面前都被消解了。在那位串联了好几部小说的疯女桂儿的形象塑造上，甚至连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界限都模糊不清。她代表着一种奋不顾身的对爱情的追求，这是她寻求自由和自我解放的方式。她本是家庭的牺牲品，婚姻极端不幸，但她逃离束缚、与情人私奔的“启动资金”却是从阿波罗奶奶余温尚存的尸体旁偷来的阿波罗的烈士抚恤金。唯一有可能作为悲壮的“英雄”出现的，大概只有《两河口》里为护堤而死的长乐爷父子，但长乐爷也曾经做过逃兵，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儿子捏造了“老红军”身份以骗取抚恤金。

　　“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里几乎难以寻觅“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无论是单纯的少年、勇敢的少女、坚守原则的老人，还是致力改革的干部，都不是纯粹而完美的正面形象，他们都是复杂而立体的。刘醒龙为现实保留了所有的可能性，这固然可以从“零度写作”的尝试中找到理论依据，但或许还有另一种解释。作家在自己以文学探索现实的开始阶段，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为所有的人生选择都保留了空间。

　　当时间推移到21世纪，当刘醒龙的创作生涯持续了三十年之后，他终于不再回避“理想化”的可能，他也终于找到了自己所认同的理想化形象。在《蟠虺》中，“善”成为正面形象群体的共同底色，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物仅仅是某种理想观念的注脚，他们性格各异，都是从日常生活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来的。围绕着“国之重器”曾侯乙尊盘的真假之谜，刘醒龙大胆地把生死攸关的历史事件融进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日常，以“楚学院”为中心，辐射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人物形象，他们相互冲突也互为补充，充实着这场跨世纪的“解谜”之旅。小说实际上有一明一暗两位主人公，即青铜重器研究界的泰斗曾本之和1980年代末自杀身亡的天才学者郝嘉，他们二人互为表里的关系早在小说开头用以营造全文悬疑气氛的甲骨文信件中便露出端倪，对真理的追求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是他们的共同特征。郝嘉虽然在故事开始的几十年前便已经死去，但他的人格魅力和悲剧性的死亡不断在小说中萦回，像一面镜子照出遍及学界、政界的众多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说的最后，曾本之承认自己曾经的学术错误，彻底拒绝“院士”的诱惑，并冒着巨大的风险促成曾侯乙尊盘回归的时候，两位主人公真正在精神上实现了统一，郝嘉那“理想化”的“幽灵”重新“道成肉身”。

　　曾本之和郝嘉分别是下一代肩负重任的学者郝文章的精神父亲和生身父亲，《蟠虺》这部小说因此具有了精神传承、生生不息的意味。这种父子相继的情节设置早在刘醒龙完成于1987年的小说《两河口》中就有所体现，一直向往着城市生活，为了抚恤金不惜伪造父亲身份的儿子世久被父亲长乐爷为护堤而死的壮举感动，自愿成为下一任护堤人，完成了父子之间的第二次生命交接。不同的是，《蟠虺》在情节设计和语言表达方面更加形而上，人物形象也更纯粹、更理想化。郝嘉、曾本之和郝文章之间的承继关系更具有精神的内在统一性，他们仅仅是由于性格和时代环境的不同，才表现出同一精神内核的不同方面。他们的父子相继与其说是感召与剧变，不如说是对灵魂归宿的不断接近，子一代的成长过程在于自我发现和自我回归。

　　另一重跨越时空的对比出现在“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任性少女”的形象塑造上。“大别山之谜”系列中的桂儿的第一个爱人大胖惨死，自己被迫嫁给凶手的痴呆儿子，她为了爱情和自由偷了阿波罗的烈士抚恤金与情人私奔，却一再被辜负和伤害，投水自杀未遂后陷入疯狂。她的人生际遇无疑令人同情悲叹，她的勇敢也足以成为“五四女儿”人物序列的遥远回响，但她的自我追寻过程却染上了“偷盗”和“欺骗”，所谓的“爱情”也成了她引火烧身的“原罪”。然而，《蟠虺》中的曾小安却拥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她虽然也与沽名钓誉之徒缔结了形式上的婚姻，但她对爱情的坚守和对爱人的信任最终得到了回报。21世纪的曾小安比三十年前的桂儿有了更多自我实现的空间和可能，也具备了更加强大坚韧的自我，她追求爱情，但爱情不再是她的全部人生希望所在。曾小安的人生轨迹不仅仅体现了作家对爱情与生命的关系的再思考，更展示了不同时代中的人如何面对相似的生存困境，如何在新的环境中为曾经的“无路可走”找到可能的出路。

　　可以看出，刘醒龙在写作《蟠虺》时充满了野心，这并非仅仅体现在他敢于触碰复杂深奥的青铜文化，甚至深入学术研究的层面，更在于他沉淀在日常生活和学术传承的互动之中的思考。它们跨越了时空的界限，与中国“新时期”乃至近代以来所提出的某些关键问题遥相呼应，也与他的早期作品形成了承继关系，从“大别山之谜”到《蟠虺》，刘醒龙文学创作的内在生长性得到了明证。在这个意义上，《蟠虺》所开启的是一段时过境迁的解谜之旅，它试图在“回顾与展望”中完成“文化中国”的精神形象建构。

　　注释：

　　①刘醒龙：《那叫天意的东西！》，《湖北文史》2015年第1期。

　　②刘醒龙：《那叫天意的东西！》，《湖北文史》2015年第1期。

　　③韩少功：《文化的“根”》，《作家》1985年第5期。

　　④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页。

　　⑤韩少功：《文化的“根”》，《作家》1985年第5期。

　　⑥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⑦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