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子丰

　　1984年开始作家生涯的刘醒龙以高产闻名，评论者想要穷尽他的全部作品是很大的挑战。但只要通读几部，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刘醒龙的小说主题形形色色，但大部分是关于男人(通常是中年男人)和他的父亲的，最动人的情节和醇厚的文字也都是关于男人和他的父亲的。或许竟是因为这一特点过于一目了然，以此为主题分析刘醒龙创作的文章并不多。湖北大学程世洲写有《“父亲”形象的文化意味》历数刘醒龙笔下父亲形象，此外的相关文章大多集中讨论《黄冈秘卷》，这部书完完全全聚焦于这个话题，并且几乎是第一次让父亲一辈人的形象完全占据中心位置，追光灯都打在父祖身上，而儿子只是一个谦恭的影子。

　　当然，父亲和儿子的小说归根到底是“男人文学”，刘醒龙笔下的绝大部分女性角色都是捧哏、龙套或欲望的苍白化身，“一团软嫩的肉”而已，在性别意识方面确实有应该批判的地方，也完全值得另作一文专门探讨。而本文则要将刘醒龙小说中的父子关系作为一种有意味的个人特色重点讨论，这种关系在他作品中一以贯之，是理解其思想特点的肯綮。刘醒龙的小说虽然类型驳杂，例如较早的《分享艰难》《凤凰琴》经常被归入官场小说、改革小说，而几经变化如今《黄冈秘卷》又被归入寻根小说、乡村小说。正是父子间紧密而富有张力的关系将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创作穿起来、将一贯的问题意识凝结其中，也显示出他与其他官场小说、寻根小说相比的独特之处。

如父不如子：互为对照的父子形象

刘醒龙笔下的父子，父亲大多已过耳顺之年，而儿子则正值壮年(也有例外，例如《大树还小》中的叙事主人公大树还是少年)。“父亲”的含义也是宽泛的，例如新作《黄冈秘卷》中，“父亲”的位置上有祖父、父亲、父亲的战友王朤伯伯、叔叔老十八，甚至是风评不佳的老十一。作者自己在访谈中说：“我实验性使用了‘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父亲’这一新的人称。从词义上看，‘我们’既可以是特定的几个人，也可以是很多人。我自己的用意，也不止是简单写祖父和父亲，而是由他们漫延到上几代人可以统称的父辈。”①此外《村支书》中看着全村人长大的老支书，《凤凰琴》和《天行者》中在精神和物质上关怀年轻代课教师的余校长，《大树还小》中陪伴和安慰“我”的秦四爹，《蟠虺》中对后辈言传身教的学者曾本之，都扮演着一种结构上的父亲角色：进行引导，以身作则，并且展示权威。

　　大部分父亲，都是刚毅木讷的老汉，是《北国之春》中闲来愁沽酒、沉默又寡言的父亲，是《背影》式颓唐、别扭、对儿子越是关爱越显笨拙的父亲。没有一位父亲能言善辩——能言善辩者大多在刘醒龙的小说中地位不高，《分享艰难》和《痛失》中长袖善舞、五毒俱全的企业家洪塔山，《蟠虺》中嘴边抹蜜、蝇营狗苟的女婿郑雄，乃至《黄冈秘卷》中重“智”轻“志”的老十一……刘醒龙警惕地使言语之巧妙与真理的颠覆、事实的颠倒和权力的拨弄相关，而父亲们则惜字如金，以智慧或质朴抵制言语的欲望纷争。沉默寡言的父亲同样很少和儿子交流，父子在相互注目的隔膜和尴尬中走过整个文本，曾经高高在上，雕像般威严的父亲更是不可避免地在垂老之时在儿子面前矮下去，像《秋风醉了》中王副馆长修鞋的老父亲一样，如同废旧的零件被儿子嫌弃、被儿媳厌恶，往往到小说最后才展露“多年父子成兄弟”的迹象。

　　刘醒龙还几乎无一例外地为父亲们安排了一些极度固执的怪癖甚至劣迹——很大部分与封建脑筋有关，例如《秋风醉了》中修鞋的父亲深为儿子只生了一女，自家“绝后”苦恼，甚至糊涂到要用偏方药哑亲孙女来获得二胎指标的地步；《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父亲石望山则因为忌讳“伤阳气”而不让儿子给卧病在床的儿媳倒马桶；《黄冈秘卷》里的父祖一定让儿子按照家乡的神秘习俗叫自己“伯”……并不奇怪，这些荒唐的执念都和父子关系、男性的身份与尊严有关，父亲们对男性尊严的道德化追求，使他们用维护道德般的热情和执拗维护自己的男性尊严，将其上升到“忠孝”的高度；也用同样的热情和执拗维护他们心中的社会准则，作者在这方面的着笔少而精彩，如速写般既点出了父亲身上精神的强光，也映照了周遭人事的色彩：见不得高级轿车从大桥上鱼贯而过，甚至到不愿上街地步的父亲背后是对新贵阶层贪污腐化忘了本，“有的人长着两条腿，有的人却非要变着法生出四条腿”②的憎恨；不论儿子做什么官都放不下钉鞋手艺，自己不主动收钱却因为钉坏皮鞋想要卖皮赔偿的父亲背后，是在看人下菜碟的官场之侧不论贵贱一碗水端平的自重重人③；每天天不亮起来扫院子，视自己的茶园如性命而甘心冒险采冬茶上北京的父亲背后，是农民朴实的勤俭持家、劳动致富思想和对党和国家的深情和信任④。读者很容易从中指认出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的被传统浸润的朴实农民父亲形象。自市场化、城市化加速以来，尤其是在大量描写下乡父老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引领下，这种具象化为罗中立油画《父亲》的，通过对照让堕落的现代汗颜的农村父亲形象，逐渐取代了“十七年文学”中充满革命意识和主体性，热情而狡黠的农村青年形象，成为大众文化和文学作品中农民想象的主流。在这个意义上，敦厚、正直、一根筋的父亲形象并不少见，但在刘醒龙笔下，这种通常被归属于乡村和传统的美德中还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保留着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痕迹。

　　试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段落。刘醒龙非常突出的中篇《大树还小》的情节简而言之是缩略版的《叔叔的故事》、批判立场的《绿化树》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重点写农村青年眼中一起劳动的城市知青的趾高气扬、自我为中心和始乱终弃。小说的精神主人公秦四爹是聪明能干的劳动模范，但因知青拆散并害死他的爱人而愤世嫉俗，以犬儒的姿态看待世事，躲在小破屋里和老牛相伴。但他会用“喜儿不像喜儿，杨白劳不像杨白劳”这套话语来精准地类比打工妹被迫卖身换钱的悲剧，而在小说最后，当他拉着小说叙事者少年大树的手，一起坐着既曾害死他的爱人，又包养了大树亲姐姐的前知青、现老板的轿车去城里看病的时候，说：“记着毛主席的那话，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⑤他用这段语录既像是在安慰自己，又像是在鼓励大树，更可以说是整个小说的画外音，引出一条“光明的尾巴”或者说希望的亮色：尽管前方黑洞洞，小树还是会长成大树，公道正义也或许会在未来兑现。陈晓明论及刘醒龙小说时说他有“本质上的浪漫”⑥，此处或可见一斑。而新作中带着作者父亲的影子的老十哥则是相反在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中包藏着对传统的亲近。老十哥坚定的道德感首先表现为排斥“封建文化”的党性，自称自己一辈子是组织的人，进了《组织史》就不能再进家谱《刘氏家志》，而老年之后党性和传统性则逐渐在他的人格中水乳交融，让他的固执中既有共产党员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又有黄冈人的顽强脾性，两者有机结合成一个丰满的形象。

　　这些老父亲的沉默寡言，部分是因为固执于心中珍重不愿妥协，部分要归因于他们已经退休在家，从社会事务中全面撤离，无法再发表紧跟时代的高论。但作者几乎永远安排这些隐居的老人在儿子遇到沟坎时成为救命稻草、场外强援，并在小说结构中主导高潮。他们不会因为问题的纷繁复杂和局势的瞬息万变而变更立场，而是以不变应万变，显示从容不迫的气度。相比之下，儿子们虽然身在官场文坛，见多识广“耳聪目明”，但却总因为重重后顾之忧陷入两难境地，捉襟见肘、左支右绌。小说描写了无数个场景，男人愁眉苦脸回到家里，将满腹郁闷发泄到妻子孩子身上，一副“外面怂，窝里横”的样子，而老父亲四两拨千斤，一番点化开导(如《挑担茶叶上北京》)，或者仅仅是以身作则，提供精神支持(如《大树还小》)，就让儿子茅塞顿开。

寻根与新历史小说之外：观照现实的寻父

显然，刘醒龙是在用不同的手法塑造父亲和儿子的形象。他对儿子采用的手法大体是写实的，工笔细描，所有幽微的斤斤计较、小肚鸡肠都清晰可见，虽然不足以崇敬，但足以真实可感，使读者能够带入。而他笔下的父亲则是写意的、理想主义的。没有细致刻画而只有浓墨重彩的几大笔，以浪漫的方式将父亲安置在道德高地上。这种崇父的意识在寻根以来的思想脉络中非常常见，其背后更广阔的脉络是对于追寻父亲所代表的传统的渴望。“五四”以来，社会意识一度被青春崇拜和审父、弑父意识所主导⑦。青年人对父亲的批判基于一种后人定然胜于前人的线性发展观，意味着与过往意识形态的断裂，意味着否定传统、改变现状，挑战既得利益的革命意识。这种审父、弑父意识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现代化追求中线性发展的成分减弱，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传统道路的成分加强⑧，在全盘西化、抛弃传统的呼声中，寻根的力量逐渐凸显，开始呼唤父亲、寻找父亲，在山乡田野的文化遗存中寻找，甚至如陈忠实所说，“寻根寻到犄角旮旯去了”⑨，逐渐成为全球重新发现乃至发明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热潮中的一部分。同时如前所述，刘醒龙笔下的父亲形象在传统文化之外还带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因素，父亲形象与社会主义理想的联合自然有后冷战时代时移势易的缘故，但其实在20世纪也早有渊源。虽然革命文学遵循着“五四”以来的弑父传统和革命精神，鼓励青年走出家庭、投身社会，但革命文学，尤其是50—70年代文学中，父亲的反叛者通常要经过启蒙者的指引，经过历练和洗礼才能成为成熟的革命者，这是将个人从家庭解放到社会的必经之途，《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先后被卢嘉川、江华指引；《红色娘子军》中琼花被洪常青启迪；《创业史》中梁生宝受益于导师杨书记……最明显的例子是寻根的先声——短篇小说《北方的河》，作者虽然摒弃了龌龊地抛弃他的生父，但他成年后感到“还是应该有一个父亲，而且你已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这就是他，黄河”⑩。他从黄河中感受到了民族血脉和气韵的哺育和护佑——总之，审父与弑父的过程其实也总伴随着新的精神导师、灵魂权威的确立。父亲的位置一直都在，只不过经历了一个从审父到换父，再到寻根文学的寻父、新历史小说和家族史热衷的确认父亲的过程，从出走的逆子到情感复杂的私生子，到迷路的孩子，再到自豪讲述“我爷爷我奶奶故事”的长子长孙的过程。

　　刘醒龙早年间的大别山系列可以说是正宗的寻根文学，他个人将创作分为大致三个阶段，第二、三阶段的创作从他的父子象征看，也和寻根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处。以《秋风醉了》中的王副馆长的父亲和《大树还小》中的秦四爹为突出代表，他写的父亲们时常站在乡村的视角批判城市的异化、铺张和腐败堕落。在对城里人喝酒吹牛找小姐的生活的厌恶中，既有社会理想碰撞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上的不满，也包含对“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本真的生活”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和韩少功嘲笑城里时髦的“的士、巴士、紧士、well、OK以及嗨”，和贾平凹抱怨“吃水是方便的，厨房水龙头只要一拧，水便要哗哗流出，但水是漂过了白粉，其中可能没了细菌，却也没了甘甜，只有以茶遮味。他不曾到隔壁家去串门，甚至不知那家人姓甚名谁……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注意谁”是类似的道理，都包含着明确的现代性反思和批判。但他又和大部分寻根作家不同，后者吸收知青文学资源，往往采取下乡知青视角，用青春无悔的激情岁月、乡村的淳朴无瑕来衬托城市的龌龊，多少有些浪漫主义想象的成分，而自己实际上仍站在城市自我审视的立场上，有几分欧洲知识分子审视殖民地，感到人类学家式“高贵的野蛮”和自己生活的精致枯燥的意味。刘醒龙反对这种东方主义的浪漫化，反对知青视角对话语的垄断，他真正站在乡土的视角，写他心里的全部。在这一点上，他更像是写“我爷爷我奶奶”的新历史小说。

　　不过，刘醒龙的作品和新历史主义的区别更具有说明意义。虽然他的长篇作品《圣天门口》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也在改编此类小说的热潮中被改编为电视剧，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关注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他之关注传统，不是瞩目于传统本身的血脉延续和发扬光大，而是传统能否为现实难题提供答案或参考。很多学者会将刘醒龙与莫言、贾平凹，尤其是陈忠实进行比较，然而套用国学大家庞朴的话说，前三者的作品侧重的更多是“传统文化”，即“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它们有民族性，更有时代性，是民族的财富也是文化的遗产；而刘醒龙更关注的是“文化传统”，它浸润在现代生活中，“无所在而无所不在，在传统文化也在现实文化中”，是从传统中提炼出来的民族精神。文学作品关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往往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对民族文化怀有非功利性的目的，以其本身的存续为光荣，而后者则较为实用主义，希望用传统精神解决现实问题，所着眼的也往往是现实中最迫切的问题。如刘醒龙的小说，涵盖贪腐、裙带关系、城乡差距、干部不作为、教育经费短缺等各种当下社会问题，故而通常被归入改革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甚至官场小说。很多时候他呈现的问题意识与另一位以写社会问题见长的作家曹征路很相似：都紧贴着日常生活的泥泞污淖书写，用丰富的感情注入冷酷的笔端，每一段文字都直戳进土里而不是浮在空中；又都带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情色彩。但两者不同的是，曹征路是一剂苦涩的毒药，伤感的文字下是痛切肺腑的绝望，乃至于揭穿语言(《真相》)、撕碎理想(《那儿》)。而刘醒龙将光明的希望寄托在父亲的位置上，不是歌颂父亲本身，而是试图让父亲成为某种符号性的解答，某种让他背后的传统美德和理想主义成为现实问题的答案(用《黄冈秘卷》的语言说：心灵的传说)。刘醒龙曾明确表示过对一味对过去津津乐道而没有关照现实的历史小说的反对，在新作《黄冈秘卷》中我们应该能够进一步看到他的主张：对于老百姓来说，传统的价值不只在于其本身的华丽和悠久，而在于其中世代凝结的品格：志气与智慧，“可以鄙视一切庸俗的私利和卑劣的嫉恨……永远守护我心灵的笔端”，能够在艰难世事、诱惑纷扰中助人走出困境。

　　然而，这个思路并非没有问题。父亲既然已经从社会事务中退却，隐居在家，又如此沉默寡言、惜字如金，他更像是家庭中的一个影子，一尊子孙看到即生出敬畏之感的雕塑。除了只言片语和“无声的启迪”，他是否真的足以承担用传统介入现代，以理想引渡现实，用美德与智慧解决世俗困难的重担？在此，父亲的沉默就有了象征意味——传统仿佛不是自然地在代际间流动和延续，成为后代的一部分，而是成为后代召唤、求告、揣摩的对象。在召唤、求告、揣摩的过程中，子孙自己将对传统的想象抟制在父亲的形象中。如同父亲，他的存在沉重而虚空，作者对传统怀着深切的希望，但这种希望如何实现呢？更何况，不无讽刺的一点是，父亲被塑造为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一抹理想主义亮色，可是他们以其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为儿子们解决或化解的问题却时常并不关涉大义，又或者这大义尴尬地与人事升降和官场往来联系在一起。如引起很大争议的《分享艰难》中，舅舅之深明大义在于原谅了强奸犯，后者因为是村里的经济支柱和解决就业大户而只能任其逍遥法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父亲以宗族之亲和革命情谊忍痛从自己精心养护的茶树上采冬茶，最后不过是帮儿子的上司解决了讨巧送礼的指标……当然，只有以如此深厚的胸怀和长远的眼界才能解开困局，这侧面说明身为小人物的儿子，日常挣扎中每一步都如此不易，但以父亲的志与智碰撞官场中的苟且仍旧有几分杀鸡用牛刀的吊诡——父祖身上的传统被召唤出来，本是为了探求时代、社会的出路，可最后传统落为宽容和妥协的能力，儿孙也不得不满足于在现存框架中借助父亲的帮助暂时解一解燃眉之急。

志与智：传统和道德如何介入社会

如前所述，在刘醒龙的小说中，父亲——执拗而坚定的灵魂守护者，时常面临大材小用的境况。他是“半部春秋”，儿孙灵魂的依傍，但在庸俗而冷酷的现实事务面前仍旧表现得无能为力，更遑论指引儿孙开辟一片新天地。这种苍凉的困境背后是一个被广为讨论的问题：用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可以解决现代问题吗？

　　对肯定答案的期待曾经是早期传统文化热——从80年代中期的民间流行文化蔓延到90年代的整个思想界——的部分动力源。1978年之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原有的意识形态准则加快解体，社会迎来失范危机：官倒横行、犯罪飙升、有钱就是最大光荣。刘醒龙早期的几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如《村支书》《分享艰难》都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产生的。此时，越来越多的人寄希望于接续传统文化的血脉，以它对灵魂的熏陶、对社会风气的荡涤乃至于以乡贤等传统社会势力对公共管理的介入来造就更好的社会。

　　这种以传统文化升华社会的设想，显然比起小说中以父子两人之力作困兽斗有更多实现的机会，但在现实中，尽管传统文化已经成为热中之热，其于道德建设的功效却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未曾落地。其中的问题，一是道德本身能否成为复杂立体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乡村代课教师转正难、教育资源稀缺的困难，刘醒龙本人也承认是结构性的问题使然，而不是由于具体某位干部工作疏忽、不负责任。《凤凰琴》和《天行者》中，除了余校长等楷模性的人物，其他人也绝非恶人，只是都有自己的苦衷。而对于结构性的问题，刘醒龙却很少进行哪怕笼统的呈现，这或许与他小说的基层视野有关。在基层视野中，困难到底从哪儿产生，如何产生始终是模糊的，甚至如同从天而降。《天行者》中的代课教师正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十年动乱，百废待兴，国力绵薄，一时之计，只能无奈地优先考虑核心都市。”正是避重就轻的“无奈”，让问题与解决的逻辑变为牺牲和赞美的逻辑，给了余校长等人以道德情操“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正如张均所说，完成了“社会问题道德化”的转化过程。在此意义上，传统文化中至少道德这一部分，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用讴歌牺牲消解掉了问题。

　　第二个问题则是我们能否确保传统的道德属性？作者在小说中设置内心强大、立场坚定的父亲群像和一组内心纠结、畏首畏尾的儿子形象当然象征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一种看法，但父子之间的对照与其说是一种真实，不如说是一种从对现实的不满中生发出来的精神怀旧，将由父亲代表的过去理想化为一种时间上的“过去乌托邦”，在那里“父辈一代人”以更理想的姿态生活。但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时间设置中包含着红高粱式的“强健的祖先与孱弱的子孙”的判断，因此跨越代际的道德引渡更加困难。尤其在作者的现实主义书写中，对于改革的期望和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信心从来没有消失，这点从《凤凰琴》到《天行者》的文本发展脉络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如果将道德的正义性赋予逐渐消弭的传统，赋予已经从社会中退却的父辈，则改善社会生活、推动改革的力量也必然是他们，这与相信未来会更好的线性发展历史观构成了内在的张力。刘醒龙试图破解这一张力的方法，正如他通过《黄冈秘卷》的人物命名指出的，是“智”与“志”的结合，“没有智慧成就不了志气，没有志气的智慧，会沦落为蝇营狗苟的小聪明小狡猾”。在多数小说中，他让父辈代表“志”，代表社会生活中不变的因素，把持时代的道德水准，而让儿子代表“智”，代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机巧，在父辈的指引下用灵活的头脑寻找方法。将“志”与“智”分置两所，使感化世道人心和谋取现实福利的职能由父子两代人承担，或许可以避免曹征路的《那儿》中的工会主席小舅的堂吉诃德式悲剧：既未做到为民谋利，也未做到明哲保身。但这种分置中的妥协意味也显而易见，如同牟宗三在面对儒家精神与现代化矛盾的争议时提出的著名“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在现实事务面前，让步的永远是道德。

结语：文学的传统想象需要落地

如上，我们从刘醒龙的小说中父子关系的突出地位和常见模式出发，讨论了父亲形象在他的社会理想中的象征位置。他给予父亲乃至父辈形象以传统、坚韧、理想主义的内涵，并期望这种精神可以帮助精神孱弱的中年一代、社会的中流砥柱走出困境，走向发展。这种期望尽管有社会问题道德化的嫌疑，但仍旧非常可贵地从民生视角探讨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并且这种探讨不是基于“刮东风时写东风、西风来了写西风的应景”，而是基于作者对农村现实、基层现实的长期了解。这种意识非常重要，比起一味的怀念和赞叹，这种意识或许更能让传统落地、让它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有机部分而非华丽的装饰品，更能展开有价值的讨论。父亲形象的无力和妥协指出或许正映射着当今传统文化社会位置的不明晰、理论准备和实践的不足，但对社会更有生产力的想象、对传统更为辩证的讨论也将从这种站在土地上、站在现实中的视角内生发。

　　注释：

　　①刘醒龙、徐颖：《刘醒龙和〈黄冈秘卷〉:嘿乎嘿的秘密与解密》，《楚天都市报》2018年7月22日。

　　②刘醒龙：《黄冈秘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7页。

　　③刘醒龙：《刘醒龙自选集》，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273页。

　　④刘醒龙：《刘醒龙自选集》，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53页。

　　⑤刘醒龙：《刘醒龙自选集》，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3页。

　　⑥曹赟：《论刘醒龙小说的叙事艺术》，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⑦徐鹏：《变迁社会中的“青年崇拜”：近代中国一种社会风气的反思(1895—1925)》，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⑧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⑨陈忠实：《白鹿原上的文化守望》，《人民日报》2013年3月6日。

　　⑩张承志：《北方的河：张承志代表作》，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