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亮

　　欧阳黔森的小说“好看”，《奢香夫人》更是如此，不同的是，看点有别。《奢香夫人》将历史事件、权力斗争、民族矛盾、部族纠纷、家国治理、情感纠葛等有机地熔为一炉，塑造了一个血肉饱满、元气淋漓、可感可亲的少数民族女性政治家形象。在欧阳黔森笔下，奢香夫人不仅兼备儒家标举的修、齐、治、平等典范性传统美德，更散发着为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带来充满仁爱与和平启示的人性之光。可以说欧阳黔森塑造的奢香夫人超越了大多数历史小说中同类人物的扁平类型化、拘泥历史的刻板化、热衷宫闱秘事的猎奇化、迎合低级趣味的权斗化，不但具有历史的厚重与传奇的浪漫，而且散发着理想的光辉，是具有创作示范意义的历史人物典型形象。

　　就技术层面而言，《奢香夫人》采用网状结构，延续了作者惯用的将人物放在关系中进行“结构性对照”的手法。叙事节奏较快也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欧阳黔森的小说节奏大都较快，但原因并不唯一，此前笔者曾在《对立与交融：欧阳黔森中短篇小说论》中指出其中短篇小说的叙事节奏快源于自信充盈，主要与作者的个性有关，而《奢香夫人》的快节奏关键系于两个因素——镜头感强与对话的大量使用。与早期小说不同的是，这部小说的镜头感非常强烈，并且镜头切换频繁，因而产生一种明显的戏剧性，冲突表现得十分激烈；与此相应地，小说大篇幅使用对话，大约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对话，因此叙述流畅并且节奏较快。能让对话直接推动情节、展开故事的能力是可贵的。一般而言，小说靠对话支撑比依赖叙述推进难度要高得多，不言而喻对话更难写，需要对人物心理、事件发展、场景态势有充分的把握，并且对语言技巧的要求也高一些。对话和叙述属于两种语体，因而需要不断转换并且准确表述。很多小说的毛病常常出现在对话上，为了避免麻烦，不少作家习惯使用叙述推进，文本往往显得滞重板结，容易带给读者沉闷僵硬的阅读感受。类似地，拙劣的导演经常使用旁白替代画面，这是才情的匮乏，更是技术的无能和思想的怠惰。对于欧阳黔森而言，小说的这种变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对电影电视有深入的涉足，他是资深编剧，制作了不少广受欢迎的影视作品。他不但对镜头语言运用娴熟，而且在编剧中有足够的使用对话推动故事的实践经验，这些都是他在小说创作中能够充分调动的有效资源。因此之故，《奢香夫人》与早期小说如《非爱时间》等在形式上有显著的差别。不断尝试和创新，是一个作家难能可贵的品格，对于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尤其重要，因为这是克服自我满足、走出舒适区、拓展艺术境界的不二法门。

　　此外，地域元素和偶然性的引入也为小说增色不少。欧阳黔森小说常常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增添了阅读的趣味。而在《奢香夫人》中，地域元素的融入不仅仅关乎趣味性，更有营造真实性的妙用。小说是虚构，但不是胡编乱造的代名词，其真实性(老生常谈所谓艺术之真而非事实之真)必须要有所保障，这是小说立足的基本前提。《奢香夫人》属历史小说，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下，作者加入了很多黔地地域元素，比如乌蒙山区的景色变换，地方常见植物和土产，适合山地作战的水西马，春天会变成红色的乌江，彝族的风习和俗语，等等，令小说更真实更生动，也更具可读性。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历史小说容易失据蹈空的缺点，还可以使它因这类细节的使用而深深扎根。同时，偶然性因素的大胆运用也取得了出彩的效果。通常来说，好作家会尽量避免使用偶然因素推动故事的发展，因为它们往往经不起推敲，容易给情节埋下颠覆性危险，只有能力不足才会制造巧合讲故事。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利用具备必然性的偶然性因素来引导故事，会收到非比寻常的效果。《奢香夫人》用雨季提前来延宕明军借道，缓解了水西的恐惧和焦虑，给了他们应对的时间；树蛇使朵妮受惊陷奢香于绝境，引来果瓦大总管，目睹这一场景令他明白了奢香对水西君长的真诚，从而消除误解。雨季提前是偶然，但黔地的雨季则是必然；蛇上树是小概率事件，树蛇则增强了其必然性，使得故事的真实性没有破绽。这两个必然的偶然是作者用心经营的波澜，虽然微小却意味深长，如同雨后的彩虹，给文本的天空着上绚丽的色彩，带给长途跋涉的读者以惊喜。

　　在这些技巧的协助下，奢香夫人形象的完成实际上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历史人物自我实现的动态过程，与欧洲的成长小说主角相类似，她是在与世界的交道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完满的。不同的是，对于奢香夫人而言，她有一个前设性原点，那就是人性至上的基本立场，因此这一形象的完成实际上可以看作这个原点在不同维度的展开——在与世界的周旋中，她坚持和平的理念；在与他人的相处中，她秉持仁爱为本；在对天道的体悟中，她选择顺德而行择善固执。和平、仁爱、至善由外而内、从经验到超验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链条，构成了这个成长过程的唯一枢纽，是奢香夫人形象的核心秘密所在，也是这一形象的当代意义所系。

和平至上

纵观奢香夫人短暂的一生，崇尚和平是她一以贯之的处世原则。爱好和平是其天性流露，在以丛林法则为潜规则的政治漩涡和权力纠葛中，这实在是稀有的。她执政的首要目标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为此她励精图治、忍辱负重、全力周旋，甚至不得已时被迫采取仅限于必要的武力捍卫和平与发展。

　　奢香自幼聪慧，好读书，很早就表现出对百姓安居乐业的重视。她是四川永宁彝族君长禄环的女儿，因为水西彝族君长霭翠对禄环的帮助而被许配给他，约定等她十六岁时完婚。十五岁时，她借去成都买书的机会，悄悄带着丫鬟直奔贵阳，她并不是去打听未婚夫的，而是想顺道看看水西地盘。“我看到水西人就行了，霭翠老爷确实勤勉，水西人可谓安居乐业。我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至于(霭翠)长得怎样，这是我能选择的吗?”她关注的是未婚夫的治理能力而不是外表，不难看出她是一个关心百姓疾苦的和平主义者，也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这在劝阻打冤家事件中表现得更为透彻。水西两个土司为了争水源经常打冤家，死伤是常事，霭翠坐视不管甚至有坐收渔利的心理，已经成为君长夫人的奢香劝他未果遂亲自出面干预。三爷莫里担心她劝不下来会使威望受损，“奢香动情地说：‘说实话，什么威望不威望的，我没放在心上，我只是担心百姓们，他们太苦了’”。(她的焦点不在个人的荣辱得失，而在百姓的安危，为此不惜冒着威望受损的危险试图制止械斗以免除百姓面临的苦——为了土司老爷的面子流血丧命，无法过一份安稳生活。这是奢香夫人早期的表现，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对和平的崇尚是因为看中百姓，为了他们能过安稳幸福的生活。这种倾向并不是出于奴役百姓和笼络人心的权谋，乃是其仁爱本性的自然流露。奢香本性透明纯真，善良质朴，并且不曾稍有更易。当她执政后，朝廷召她年幼的独子陇弟进京入学，众人皆担心陇弟被扣为人质，她则力排众议，并批评这些人在骨子里错误地把汉人当作彝人的敌人，“难道我们彝家的心胸就如此狭窄?我们就这么爱斗?不，我们彝家更渴望过安稳的生活”。因为崇尚和平，她有博大的胸怀和宽广的视野，因而仇恨可以被化解，误会能够被消除，安宁是可期的。在她的治理下，水西架桥修路，学习汉族经验大力发展生产，民富兵强引得百姓感恩、外人瞩目、朝廷称赞。水西大管家果瓦质疑汉人和彝人能够成为朋友，奢香夫人这样回应：“百鸟野物尚且能在一个林子里和睦相处，而我们人，为什么要互相敌视，互相仇杀呢?”果瓦是彝族的智者，相形之下，他的智慧只囿于部族，而未能超越民族和部落的界限；奢香夫人则推到了一切狭隘的藩篱，从更为本质的层面去理解和平的真谛——鸟兽尚且能做到和睦相处，人何以堪?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去破坏万物应该共同遵守的永恒法则，因为那是对人本性的违背。人作为万灵之长，更应该克制仇恨，和睦相处，顺应天道。所以，奢香夫人在处理部落内部、部落之间乃至部落与国家关系的时候，都秉持着和平至上的信念，消除了大大小小的恩怨，令水西人民富强安稳，大明西南和谐平静，朱元璋称其“胜过雄兵十万”。

　　崇尚和平是奢香夫人执政的起点，是令人敬佩的胸怀和见识，但也只是一个理念，要想真正实现并非易事。虽然人的本性趋善，行为却常赴恶，因此圣徒保罗的感慨穿越了遥远的时空仍然那么清晰响亮：“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这是一个棘手的课题，与人类厮磨既久纠缠不已，不仅体现在匹夫匹妇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切伟大的智者所必须面对的。基督教认为人本性是善的，可是最终选择了堕落；佛教认为人本性清净，却在一切因缘中染垢蒙尘；儒家大多倾向性善，仍然主张在不断自省中重返澄明。因此，面对本能性的向恶，包括和平在内的一切美善常在威胁中。奢香夫人要实现和平实在是道阻且长。她的主要办法大致可以归纳成三个：首先，她个人表现出博大的忍辱和宽恕精神；其次，她积极主动竭力协调，用真诚和策略争取和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她从思想意识层面消除隔阂和仇恨，让人们回到内心的和平，从而保障外在的和平。

　　破坏和平的力量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所以奢香夫人要面对的主要有三股势力：水西内部，乌撒部落，驻守贵阳的明军。水西内部以二爷格宗为代表，觊觎君位，贪图权力，多方挑衅陷害。奢香夫人为了信守她对丈夫的承诺，照顾好水西百姓，一再忍让。但她的真诚并未得到相应的回报，格宗甚至凶残到谋害她的儿子陇弟。众怒之下，格宗被要求处死。但奢香夫人依然选择了宽恕，将他贬为庶民，完全消除水西内部危害和平的源头。同时，她的真诚最终产生了效果，投靠乌撒部落的格宗在临死前幡然悔悟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乌撒部落与水西恩怨由来已久，诺哲想当西南彝族首领，为此穷兵黩武，而水西则大力发展生产，民富兵强，令他无计可施，只好经常越过边境袭击抢掠。诺哲令其养女阿离谋害陇弟不成，又命她毒杀奢香夫人。而阿离在奢香夫人将饮毒酒之际抢先喝下，临死前坦白：“我是诺哲派来谋害你的。可是我不忍心害死你，你太好了。”连仇敌都被感化，这样的人格罕有其匹。诺哲挑起战争，奢香夫人不得已迎战，智取指挥部，活捉了诺哲，但她还是选择饶恕，诺哲非常感动，“愿与水西永不相犯”。奢香夫人对和平的崇尚并没有耽于空想，更没有放弃原则，她真诚却不滥情，清醒并且务实。因此，面对诺哲无休止的卑劣行径，她说：“我一直想用一片真心去感化诺哲。我始终认为，我们彝人之间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化解冲突的。可现在看来，这是一厢情愿……这场战争不打是不行了。可是，我首先还要想个办法制止这场战争。”“也许，制止战争最好的办法还是战争。”既然和平是她的宗旨，那么维护和平的首要手段应该是和平，哪怕万不得已还要寻求最后一丝可能。当所有和平的手段都失败了，她被迫使用战争，不过仍是适可而止的智取——利用天气因素从后方奇袭诺哲指挥部，纵有小规模厮杀，远远胜过几十万人血流成河的悲剧。如果说水西内部的矛盾和彝族部落之间的冲突属于威胁和平的外部因素的话，对和平最大的威胁来自内心，来自思想认识，这比较明显地体现在汉族和彝族的对立上。以果瓦为首的人坚决反对汉族思想的渗透，仇视汉人的统治，而以马都督为首的人则对少数民族非常敌对，以蛮夷称之，恨不能剿灭而后快。奢香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不得不面对这些尖锐的矛头。对内，她忍让，耐心引导，相信时间带来的改变；对外，则一再忍辱，甚至被马都督鞭打裸背仍然制止要求出兵的彝族人，亲自赴京向朝廷陈明情况，消除误会，争取西南的和平稳定，保障百姓的安稳生活。这种深明大义之举赢得了上下的感动与拥戴，和平是人心所向，亦是时代所趋。她深知，要消除仇恨，必须消除错误的认知。因此特别重视读汉人的书，学习汉人的长处，在这种了解中消除隔阂。但是，她并不是马都督这种大汉族主义的另一种翻版，她十分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更强调借鉴和交流。她亲自礼聘私塾先生到水西办学，积极支持送陇弟入太学。她对陇弟的叮嘱更能说明问题：“汉家的书学好了，可以知晓大道理。彝家的书学好了，可以了解我们彝家的渊源”，“永远记住你是彝家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奢香夫人对于狭隘的民族本位是抵制的，她主张学习借鉴和交流了解；同时，她也对民族的文化保持敬畏，因为她深知民族文化是一个人的身份密码，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根本所在。和平不是为了消灭差异，而是求同存异，互相欣赏，彼此借鉴，因为和平是为了人的福祉，为了人的提升和发展。奢香夫人不仅有爱好和平的心，更是有勇有谋实实在在地促进和平，并且对和平的真谛有着深刻的理解。在现代社会，面对眼花缭乱的各种文化、频繁的中外交流，当代人常常陷入迷失。中国的多民族文化正在不断萎缩，有的正在消失，很多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已经濒临失传。在这样的具体处境中，奢香夫人的叮嘱和行动的当代价值不言而喻。“一个民族如果连字都不识，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如果永远故步自封，不学习先进的东西，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贫穷落后”。这类话语对当下的启示何等宝贵，使得奢香夫人形象穿越了厚厚的历史尘雾绽放着智慧之光。

仁爱为本

奢香夫人对和平的本能性持守源于她的人道主义情怀，她对人性中的仁爱有充分的自觉和坚持，并且能够深深地影响身边的人回归人性的正道。雨果说：“善良是精神世界的太阳。”奢香夫人的仁爱之心便是这样的太阳，照亮了她的对手、部落、国家乃至时代，至今仍然散发着温暖的光辉，这是奢香夫人这一形象的当代意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奢香夫人的仁爱情怀，与她的本性纯良有关，也与其家庭的熏陶不无干系。她陪霭翠打猎，放走野鸡，霭翠不解，“奢香摇头道：‘它肯定有孩子。要是把它射死，它的孩子就没有妈妈了。’”霭翠说她心软，奢香却道：“万事万物都有它们自身的快乐和幸福，我们万万不能去破坏。”所谓“心软”不是教化和权谋，而是本性，而奢香夫人对于作为异类的野鸡的怜恤和同情恰恰是本能性的，这是一种消弭界限的共振和移情，是基于对生命本身无比珍视的敬畏和关怀，几近于释家所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对待异类尚且如此，对待同类自不必说了，他们的“快乐和幸福”更是奢香夫人所关注和守护的。关于家庭熏陶，小说没有直接提及，不过还是有明确的证据，她的哥哥四川永宁彝族禄照君长劝奢香夫人挽留果瓦大总管：“用你的心去感化他”，“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没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以心换心，将心比心，人同此心，这是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前提。有了这个前提，他们相信人心是可以沟通的，同时也坚持用最大的善意去换取别人的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肯定人，把人当人，共情地体恤他人的喜乐悲苦。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盛赞基督教及基督教文学的正是这种精神：“基督教思想的精义在于各人的神子资格，与神人的合一及人们的相互合一，如《福音书》上所说。因此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相互合一的感情。但基督教的所谓人们的合一，并非只是几个人的部分的独占的合一。乃是包括一切，没有例外。”人我一体，心意相通，因而爱人如己。这种主张看起来似乎比较理想化，然而其效果却也不可小觑。理想没什么不好的，只要是对的，都应该被高举，成为人们努力的方向。在小说中，巴根与奢香夫人主仆的故事可以为这份理想主义做个注脚。巴根是元梁王的养子，为了完成反明复元的家族愿望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奢香与丫鬟到贵阳买书偶然救了偷袭明军大营的巴根，从此结下善缘。奢香出嫁，元梁王派巴根抢新娘子嫁祸于明军，奢香被巴根放走。后来奢香任朵妮放走被水西抓获的奸细巴根，巴根又救了奢香夫人的儿子，最后为保护他而丧命。这个案例比较极端，更能说明奢香夫人的仁爱精神确非虚张。从“正统”的角度而言，巴根是元朝余孽，被剿灭的对象；从道德角度看，巴根为了反明复元近乎无恶不作；从情感的角度论，巴根辜负了奢香主仆的美意还与格宗联手助纣为虐反对奢香……无论从哪方面看，巴根都是与奢香夫人对立的人，甚至是敌人，但是她并没有将其当作敌人对待，而是一再宽恕他帮助他，因而感动了巴根，唤醒了他内心的善良。如果说巴根最初的回应只是知恩图报，后来救陇弟乃至献出生命则是他的仁爱之心的自觉行动。奢香夫人用仁爱点燃了巴根的善良，而他的善良则照亮了自己的人性和道路，人性的相通是最基本的前提。这是人道主义的效用，也是理想主义运作的基本模式。

　　巴根的案例表明仁爱的能量十分惊人，小说中类似的例子还有阿离、果瓦和马烨。阿离是乌撒彝族诺哲君长的养女，嫁给水西三爷莫里，诺哲为了当上西南彝族首领，密令阿离毒杀奢香。在奢香夫人即将喝下毒酒的瞬间，阿离抢过来毒酒饮下，说“我不忍心害死你，你太好了”。奢香夫人待阿离如同姊妹，关心她的心情，为她做媒，在她怀孕后嘘寒问暖，甚至阿离把陇弟弄丢了也没有被怪罪，这些都是阿离所谓“太好”的内容，是奢香夫人仁爱之心的具体体现。正是这近乎理想主义的仁爱感化了阿离，令她弃恶扬善，甚至不惜为“敌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人性的觉醒，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果瓦作为水西彝族的大管家，是公认的智者，然而他对汉人有着固执的仇视，对汉文化有深刻的偏见，因而对奢香学习汉文和汉人的先进之处非常抵制，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然而，奢香夫人并没有抛弃他，更没有用权力压制他，而是本着一贯的善良与忍耐做她认为对的事情，学习汉人的先进经验和文化，推动水西的发展与进步，改善民生，维护和平。当果瓦看到最终的成果时，不得不承认：“汉人里也有好人，彝人里也有坏人。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要有一颗仁爱的心，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赢得民心。夫人就是这样的人。”果瓦的偏见被奢香的仁爱所化解，从而对汉族、汉文化有一个透彻、公正、全面的认识，更对人性本身有了更深刻的体悟。马烨是明军驻贵阳的大都督，一心想着逼反水西彝族好“建功立业”，刁钻蛮横，处处为难，偷袭水西甚至公然羞辱奢香夫人，然而奢香夫人为了水西百姓的幸福和国家的安定，强忍着阻止了战争的爆发。朱元璋将马烨关进死牢后，奢香夫人还为马烨求情：“‘马烨虽然罪大恶极，但他若能知罪认罪，奢香愿为他求情，求皇上饶他一命。’朱元璋叹道：‘爱卿真是仁义之人，但马烨罪孽深重，如若不斩，朕将无颜以对天下。’”马烨所求乃个人荣辱、权力稳固，而不是人民安定，把人当作获取私利的工具甚至践踏的对象。表面看来忠心耿耿，实际上是反人性的。他和奢香对权力的认知完全属于两个极端：一个是为了权力而牺牲人，一个是为了人而善用或限制权力，孰高孰低不难判断。二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对人的态度，换句话说，是仁爱之心的醒觉与否。虽然马烨为大明王朝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不明何为人道，不知仁爱之可贵，对生命缺乏应有的敬畏，所以无论怎样“劳苦功高”也无异于一架杀人机器。奢香夫人所秉持的仁爱之心，却可以走得更远更开阔，从家族到部落再到国家到天下，因为仁爱不仅是人的美德，更是大道的精髓，是人与天道相亲和的秘谛。

　　仁爱，人性本来具足，然而仁爱之心的推行往往阻碍重重，因为人在大多数时候容易迷失本性、遮蔽智慧，常常陷入各种非人性的处境。好比果瓦所说，人心就像山间溪水，初则清澈宁静，沿途污浊不断汇入，水于是变得浑浊暴烈。权力便是这污浊之一，是众多因素中最容易令人迷失本性、跌入异化困境的东西。对此，小说有明确的揭示。格宗对权力的痴迷令人恐惧，到了亲情、爱情甚至尊严都可以抛弃的程度。因此莫里非常悲伤，“我们兄弟之间原来那么亲密，怎么为了这权力，变得如此生疏了?”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则是不被权力腐蚀的奢香夫人，还有他的哥哥禄照土司，告诫她用善良的心感化别人、克服困难，而不是用权力去解决问题。他们对权力的腐蚀有自觉的抵制，他们使用的武器是仁爱之心，因而偏见被消解，隔阂被扫除，敌人被感化。2003年，南非作家J.M.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授奖辞褒奖他“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Coetzee captures the divine spark in man)。库切使用的是笔，奢香夫人则是用仁爱之心，使得周围的人人性被点燃，生命被照亮。

天道是从

施行仁爱、高举和平相对比较容易被注意到，奢香夫人还有一种品质在小说中表现得比较隐蔽，如同乌蒙山的灵晕，似有似无，难以捕捉，却无所不在地氤氲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这种不易察觉然而十分宝贵的美德就是对天道的体悟和遵从。乍一看有点儿玄乎，事实上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是完整构成奢香夫人形象的至关重要的逻辑起点。为了黎民百姓安稳幸福而维护和平，这是外在的表现，仁爱之心是其内在的人性依据，而仁爱之所以是一种美德，被称为人性的轴心，根本在于它符合了天道——宇宙众生共同遵行的最高法则。对于这种法则，古往今来无数大哲都有论述。希伯来文明把它归结为“爱”，中国古人表述为“至善”。如果没有天道作为终极的依据，人的善良无论怎样博大终究是有限的，因为人是有限的，只有与那无限的天道接通，才能成为爱的管道，源源不断地给予，否则必然会枯竭。如果没有对天道的敬畏，没有与天道相通的活水涌流，对和平的崇尚也不会恒久。有了这种终极支撑，奢香夫人对于仁爱与和平的施行便成为一种本质性追求，是一种本能的自觉以及顺乎天道的使命，所以无论在何等境遇中，她都可以忍辱负重，克服痛苦与危险，超越患难与逼迫，坚定不移地将初心进行到底。

　　小说对于天道的指涉是通过众多人物对命运的反复咏叹进行的。命运实际上是天道在人身上的落定，二者是表和里的关系，对天道的体认往往是从对个体命运的反思开始的。什么是命运呢?不过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由个人支配，而是被终极的存在掌管着，那终极的存在就是天道。古希腊人对此兴趣十分浓厚，因而出现了命运悲剧这个艺术类型，对命运的无法更改充满着无奈甚至恐惧。中国文化更是直奔命运背后那个终极的法则，对天道有精彩的论述，说得最多的是它公正没有偏私，不为任何人稍有改变。无论在言说形式上多么迥异，对其本质的认知是一致的，那就是天道有自己的运行逻辑，不受外部的影响，它为万事赋予规则，没有人可以例外。《奢香夫人》开篇提到刘伯温想归隐，但由于他与朱元璋互相之间太了解，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只好等待，“时间和历史怎样选择，怎样书写结局，在他和朱元璋之间，是无法挣脱的”。写到奢香主仆与巴根的相遇时，叙述者这样评论“命运就是这样，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无论是怎样的形式或者机缘”。奢香对于自己嫁给霭翠这件事，认为“这就是命”。霭翠临终前将他对生命极限的认知表述为“命运无情，我要先走了”，诺哲认为陇弟丢了致使水西乱成一团，奢香摄政艰难，都“乃天意也”。也许有的理解有偏差，甚至相当主观，抑或只是一句口头禅，但是，那个激发他们产生这些思想和行为的源头是分明存在的，而且被他们感知到了。不仅如此，他们感知的方向都是正确的，那就是命运不可改变，受天道的支配，人不可妄为。体悟到命运与天道的存在及性质之后，人会分化为两个类型，一为悲观的宿命论者，一为达观的行动派。宿命论者看到的是不可改变的无可奈何，于是悲观消沉；行动派看到的是规则的恒定，于是循着天道作为。结果当然会有霄壤之别。巴根和奢香夫人便是这两种人物的典型代表。巴根感慨：“想我大元当年铁马金戈，横扫万里，气吞山河，如今，万里江山却坏在朱元璋这个和尚的手中，岂非天数?天数啊!”“反明复元是我的责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我的命。”他看到了有道取代无道的必然性，无论当初如何，而今已无法逆转了。虽然他看到了天道的不可更改，却不明白这一法则的真正内容，而这正是莫里所看到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不管汉蒙彝，都是天下之臣民，又何谈什么背叛?”巴根对命运的误会导致了他的个人悲剧，总是沉迷在对必将逝去或者已经失去的东西的凭吊中，一味向后看。他固执地把对天道的错误理解当作自己的使命，无可避免地走向天道的反面。天道不远人，他却抛弃了天道。

　　奢香夫人看到百姓对安定的向往，看到生命的宝贵，因此实行仁爱、追求和平，这是她对天道的体悟，她也因此甘心情愿地承受着遵循天道者必然遭遇的命运。奢香夫人对天道的正确体认，使得她超出了一己、一家、一族乃至一国的狭隘，直抵更为本质的层面，那就是对生命本身的看重。这个顶峰性的起点，给了她开阔的视野足以俯视一切权力和利益，让她不会迷失，因而她的追求更加坚定。对天道的仰望和遵循，超脱一切有限性立场的束缚，把生命放在关切的核心，这是处于纷繁复杂纠葛中的现代人值得借鉴的，这也是奢香夫人形象的当代意义之一，或许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当代世界标举多元，肯定自我，都是不错的，但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也是有目共睹的。究其根源，大概缺少了一种超越性视野。无论个人、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等都固守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把自己放在首位，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种狭隘的思维模式首先伤害了自己，因为它与更高的法则背道而驰，将自我局限在一个封闭的范围内。此外，狭隘的“多元”“自我”必然给别人带来伤害，因为这是一种防卫性、收敛型思维，将自己与他人对立，必然带来矛盾和冲突。当人们从这种褊狭的视角走出来，在天道的指引下爱人如己的时候，“爱人者人恒爱之”，仇恨和冲突自然会减少，即使还有，那也是可以沟通可以解决的，因为大家共同服从一个更高的法则，并且相信这种至善可以带来仁爱与和平，满足各方的正当诉求。奢香夫人这一形象生动地诠释了这种理想主义是可能的，她作为一个典型形象的典范性意义已经超越时空，获得了一种普遍性意义。

结 论

奢香夫人因着对人本身的关注、对生命的敬畏，自觉追求和平与仁爱、遵循天道的终极呼召，使得这部历史小说超越了简单的历史教训而跃升到哲学探索的深度。从这个角度反观小说里的人和事，别有一番新的景象：奢香对终极性智慧的追求和运用，不仅启发了那些人物，使他们如同璞玉被打磨而放射光芒，更照明了那个幽暗的时空，将历来囿于家国恩怨的政治与权力提升到历史正义、永恒价值层面，赋予它们终极性意义。对和平、仁爱、天道的自觉追求，以及启发人们对政治与权力进行价值反思，这就是奢香夫人形象的当代意义。不过，《奢香夫人》这部小说的价值却不限于此，至少对当下的文化创造作了不错的提示。有文化学者指出，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这是当前的文化隐忧之一：“打开我们的电视、报纸、书刊，很少有一个创意思维引起广泛关注，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老戏重拍。”表面上是以传统文化为掩饰的自我陶醉，本质上是一种懒惰心理，背后还透着不自信。很多历史小说难于幸免。问题并不出在取材古代，而是在于没有挖掘其中的新意，无法赋予现代的价值观，对当下的生活缺乏人本主义的关照，灌输的还是一种前现代的低级思想观念，毒害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作为一个写作者，不仅要抵制这种复古逆流，更应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解毒”，给那些迷糊或能力不足的写作者做一个示范——旧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装新酒，《奢香夫人》便是这样的范例。

　　注释：

　　①雷达：《叙事的机理》，《文艺报》2005年11月24日。

　　②姚亮：《论欧阳黔森小说的结构性对照——以〈非爱时间〉为例》，《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③欧阳黔森：《奢香夫人》，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本文《奢香夫人》引文均出于此版本，不再另注。

　　④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00页。

　　⑤小说月报社：《圣书与中国文学》，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4页。

　　⑥瑞典文学院：《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J.M.库切著，王永年、匡永梅译：《彼得堡的大师》，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⑦余秋雨：《何谓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